序
在《战国王年问题研究》付梓之际，熊贤品博士嘱我为序。
《战国王年问题研究》是熊贤品的博士学位论文。熊贤品2011年在河南大学李玉洁、涂白奎教授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业之后，又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罗运环教授门下攻读了博士学位。2015年8月，他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和我建立了博士后合作关系。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不但撰写了《巴灭国再探》等五六篇学术论文、从事着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清华简《系年》与战国王年问题研究”、写出“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部分章节，而且还修改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王年问题研究》，并被入选第五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行。我真为他取得的这些成绩高兴。
战国王年问题是一项很有难度、很有意思的研究。从事战国王年研究，它涉及当时的称元法、历法、君主名号、国君是即位当年改元还是次年改元、君主在位纪年以外的纪年以及天文史料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把这些融会贯通而做出研究上的推进，是异常艰辛而繁杂的。在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陈梦家《六国纪年》、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序章》和《中国古代纪年研究》，以及吉本道雅《〈史记〉战国纪年考》等。然而早在清代，据《竹书纪年》研究战国年代，对《史记·六国表》进行订误，研究《战国策》的年代序列等，即已盛行；到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发现后，学术界关于战国年代的探讨有很多成果问世；再到近年，随着清华简《系年》等材料的公布，关于战国年代问题又涌现出许多论文。真可谓成果丰富且庞杂分散，但目前并没有系统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的专门论述，很不方便学者们的利用和进一步研究。正因为如此，熊贤品《战国王年问题研究》总的意旨是：“试图总结近30年来学界在战国年代方面的成果，方便学界的相关探讨；并试着在前辈学者已有的基础上，结合新出材料，对这些已经较为公认的看法进行再检验，看看这些认识是否成立，并确认一些前辈学者较为合理的观点，避免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以不误为有误的现象。同时结合新出资料，也做出自己的思考，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战国王年问题研究》对于研究战国史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部著作。
学问的推进每每与新资料的发现密不可分。如前所述，清华简《系年》自公布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这部《战国王年问题研究》，即是结合《系年》来探讨战国史的一部新作。
纵观20世纪的简帛学研究，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简帛材料中典籍与文书两大类之别，意识到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认识就是：简帛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据之以考史，更要对出土简帛材料自身，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其形态、编联、缀合等加以关注和研究。如果说20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重在强调将出土的文字材料与传世古籍相对应，关注出土材料中的有文字部分，从而更多的是赋予“考史”之含义。现在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对出土简帛材料等的运用，除了将之与传世文献对比而考史之外，也应当对出土文献本身的特点充分加以关注，运用相关的各种方法进行研究，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成果，如出土的甲骨、简帛的形态学研究等，实际上也体现了“二重证据法”在当下的新发展。
但用出土材料来考史，仍然是简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此前已有学者就楚简中的齐国、楚国史料等，撰写了专门据之以研究东周齐、楚等国别史的著作；清华简《系年》的内容极其丰富，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如其所记载的两周之际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又如关于战国初年三晋诸国的记载，使得“三晋为侯”的历史进一步明确。而熊贤品则意识到清华简《系年》提供了重新探讨战国年代问题的契机，本书稿即反映了他在此方面的一些思考。首先，书中指出，有关战国初期的史料较为稀少，而近来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则有一些战国初期年代的相关资料，可以和传世文献，及记载战国晚期历史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等，构成一个初步衔接的战国早、中、晚的史料序列，由此可以在已有的基础上，就战国年代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其次，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在书中整理了近几十年来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一一列表，便于参考；又结合清华简《系年》，对其记载的楚、宋、晋、赵等国的年代进行了新的讨论；同时，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秦灭卫国之年、《诅楚文》的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相关的研究都表现出一定新意，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周王朝及秦、魏、越、齐、中山、燕等诸国年代的探讨上，也充分收集相关材料，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作者又将经校订后的《史记·六国年表》“史事—王年”对照表，附于书末，既是全书的总结，也便于研究和资料的检索、利用。综观全书，熊贤品博士初步建立了一个战国王年的框架；但也有一些可补充之处，如战国时期的曾国王年问题，又如战国时期国君是即位当年改元还是次年改元的问题，书中没有予以讨论，这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2001年，杨宽先生历经半世纪编纂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一书出版，是战国年代及战国史研究上承前启后的一座丰碑。本书稿则是新世纪以来，继杨宽先生的著作之后，又一部探讨战国年代问题的专著。我们应当看到，战国年代及战国史的研究还涉及很多重要内容，希望熊贤品能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关注和探讨，从而推动战国史的相关研究。
王震中
2016年9月8日写于北京密云栗林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