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风俗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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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元代饮食简史

第一章 元代的食品原料生产

第一节 粮食

一 粮食结构的基本情况

元代的粮食品种有稻、麦、粟、黍、豆等。

中国的粮食生产,较早就形成了北麦南稻的局面。元代的情况仍是如此。北方农业区以种大、小麦为主,但在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水稻生产亦有一定规模。江、淮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但自唐、宋以来,大、小麦的种植也逐渐普遍。特别是北宋灭亡,中原居民大批南下,他们习惯于面食,进一步推动了江南的大、小麦种植。粟在北方相当普遍。黍主要产于北方。豆则南、北均有。大体来说,北方农业区的居民以麦类加工而成的面食为主,南方则以稻米加工品为主。粟、黍、豆类在粮食结构中占次要地位。

元代北方农业生产粗放,粮食产量有限,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居民百万,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难以满足需要。为此,元朝政府每年通过海道从江南调运大批粮食至大都,供居民食用,最多时达300多万石。江南粮食是大都居民食粮的主要来源,“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北运的江南粮食都是稻米,因此,大都虽然位于北方,但大都居民却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边疆地区各族依地理环境不同,分别种植麦、稻、粟、黍、豆等。

二 稻米

元代著名学者王祯说:“稻之名不一,随人所呼,不必缕数。稻有粳、秫之别,粳性疏而可炊饭,秫性黏而可酿酒。”[2]稻米可以分为两大类,不黏供平时食用的是粳米,有黏性可以酿酒的是秫米(糯米)。粳在有些文献中写作秔,又有籼,也是不带黏性的,早稻为籼,晚稻为粳。也就是说,粳既可以是不带黏性的稻米的通称,也是晚稻米的专称。有些地方还有“大稻秔,小稻籼”之说[3]。由江南北运到大都的粮食,有“糙粳”“白粳”“香糯”之分,“糙粳”应该就是籼米[4]。在大都出售时则有白粳米、白米、糙米之分,价格各不相同,差别很大。糙米显然就是籼米,白米应是粳米中质量较次者[5]。粳米(秔米)和籼米都有不同的品种。镇江路(今江苏镇江)“大稻之种十有六”,“小稻之种六”,“糯之种亦有九”。“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然兹土之所宜者,大率不过此数种也。”[6]

同是稻米,质量相差很大。粳米胜于籼米,而粳米中最好的是香粳米,“一种有小香稻者,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饭之香美,凡祭祀延宾,以为上馔,盖贵其罕也”[7]。元朝宫廷中备“有数种(香粳米、匾子米、雪里白、香子米),香味尤胜诸粳米”[8]。这种香粳米是某些地区专门生产上供的,江浙行省婺州路(路治今浙江金华)每年指定上贡香粳米33石[9]。据当时人记述:“金华有嘉种,玉灿含芳香。土人昔启端,每岁赋其乡。颇闻播种初,行者避畎疆。敛收毕充纳,老稚不敢尝。……园好中式度,缄封谨缣囊。……及兹幸充数,扬帆上天仓。”[10]这种高品质的香粳,完全为宫廷享用,种植它们的百姓是不敢尝的。

元代稻的种植以江南为最盛,北方中原地区如大都、山西南部、兴元(今陕西兴元)和河南部分地区,稻的生产亦有一定规模。江南居民以稻米为主食,中原部分地区居民的食物构成中,稻米亦占一定比重。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种植水稻相当普遍。追随忽必烈出征云南的刘秉忠写道:“鳞层竹屋倚岩阿,是岁秋成粳稻多。”“远近树分山障列,纵横水入稻畦流。”[11]说明云南水稻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入元以后,政府在当地大力提倡农业,进一步促进了水稻的发展。云南西北的丽江路(主要居民为磨些人,即今纳西族)出产粳、糯[12]。较为先进的大理、善阐等路(今大理、昆明),主要居民为白人(即今白族),“白夷有田,皆种稻”[13]。金齿(今傣族)居地“土宜稻”[14]。可见元代云南平原地区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

三 麦

麦分小麦、大麦、荞麦、青稞麦数种(图1-1)。

图1-1 《饮膳正要》卷二“春宜食麦”插图

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这里所说的北方,指淮河以北广大农业区。黄河中下游(包括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关中平原、河西走廊,都是小、大麦产地。漠北草原、东北辽阳行省以及天山南北,也有部分地区种植二麦。在淮河以南,很多地区都是稻、麦并重。不少土地稻、麦轮作,旱地种麦甚多。麦在粮食中所占比重,可以镇江路为例,每年征收的夏税中,有大麦8600余石,小麦12000余石,秋粮则有各类米(粳、籼、糯)140000余石[15]。又如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税粮,稻米318000余石,大、小麦3500余石[16]。由这两项统计,既可看出麦在南方农作物中仅次于稻的重要地位,又说明麦的产量与稻米相差甚远。南方多数地区大概如此。西南的四川、云南,麦的种植也相当普遍。

大、小麦亦有不同品种。镇江“大麦之种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种,然又早熟;曰黄秆,后熟。小麦之种有三:曰赤谷,曰白壳,曰宣州。”[17]大麦比小麦早熟,故诗人有“小麦青青大麦黄”之句[18]

大、小麦之外,又有荞麦。荞麦生长期短,适宜间作或套作,“种之则易为工力,收之则不妨农时,晚熟故也”。“北方山后诸郡多种。”“山后”指今山西、河北两省邻接草原地区。“中土、南方农家亦种。”[19]镇江在大、小麦之外,“又有荞麦,秋花冬实,亦堪作面”[20]。可作为南方部分地区出产荞麦的例子。

元代农学著作《农桑辑要》中说:“青稞麦,与大麦同时熟,面堪作及饼饦,甚美。”[21]另一部农学著作《农书》中说:“世又有所谓青稞麦,不过名与大、小麦颇异耳。”[22]两者所说的青稞麦,原是中原的一种农作物,与今天藏族食用的青稞麦显然不同。元代官方文献记载说,西番(指藏族居住地区)僧人携带“青麦、盐货等物”[23]。“青麦”则无疑是现在藏族食用的青稞麦。

四 粟、黍、穄、粱

(一)粟

粟在古代被视为“五谷之长,中原土地平旷,惟宜种粟”[24]。在北方,夏季收麦,秋季则收粟,大多数地区都同时种植麦、粟。黄河中下游地区、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辽阳行省的南部,都有粟的种植。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大、小麦占首位,其次便是粟。元代陕西民屯48所,种地5000余顷。至正二年(1342)实收粮7万余石,其中大、小麦49000余石,粟17000余石[25]。可知粟在北方农作物中的重要地位。元朝政府在北方农村征收税粮,以粟为准,“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二石,驱丁(奴隶)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26]。政府将农村居民每50户编为一社,社立义仓,各家按人口数每口留粟一斗,作为备荒之用[27]。赋税、义仓均以粟为准,固然有受传统影响的一面,但粟的产量较多也是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实行。

两淮地区,种粟相当普遍。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将两淮荒田募民耕种,“岁得粟数十万斛”[28]。江南的旱地、山地,种粟甚多。云南的不少地方亦有粟出产[29]。但四川南部、湖南则很少种粟。蒙古军向川南进攻时,有人建议“舟米数千石”随军而行,理由是“此去多稻,而求粟无有”,带着粟米可供病者食用[30]。元军南下,至元“十三年,诏以湖南戍军多疾,恐坐不习食稻,俾公(王均,时为襄阳总管府判官)舟粟若干万斛如湖南”[31]。蒙古军(元军)来自北方,习惯以粟为食,不喜欢吃稻米,所以军中要准备粟米,供病者食用,有利于健康的恢复。由此既可知当时四川南部及湖南不(或很少)出产粟米,又可见南、北饮食习惯之差异。

(二)黍

黍主要产于江、淮以北,“北地远处,惟黍可生,所谓当暑而种,当暑而收”[32](图1-2)。大都地区出产黍,有“糯黍,即黄黍,米宜酝酒。小黍,宜食。秫黍,粒大而谷壳厚”[33]。漠南草原的察罕脑儿(白海,在坝上,今属河北张北)“苦寒,入夏始种粟、黍”[34]。辽阳行省的大宁路(路治今内蒙古宁城境内)土产“黍”[35]。南方亦有一些地方产黍。如浙东的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36]、浙西的嘉兴路(路治今浙江嘉兴)[37]等。云南的姚安路(路治今云南姚安)也产黍。一般来说,南方产黍主要在山区。

图1-2 《饮膳正要》卷二中“冬宜食黍”图

(三)穄

穄,又作稷,“其苗、茎、穗、叶,与黍难别……种治之法,与黍俱同”[38]。黍、穄是同种谷物,只是穄的米质黏性弱,不如黍强。“其米疏爽,可炊煮作饭。时诸谷未熟,可以接饥,其色鲜黄,其味香美。然所种特少,为农家之稀馔也。”[39]穄又称糜子。陕西北部出产糜子[40]。宁夏亦集乃路(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也有糜子[41]。在南方,江西临江路(路治今江西清江县西南临江)“宜黍、稷、粳稻”[42]。浙、闽交界的山区多畬田,“火种饶黍、稷”[43]。但总的来说,穄的种植是有限的。

(四)粱

粱,“有赤粱,有白粱。……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炊之,香美胜于粟米”[44]。粱是粟的特别好的品种。大都路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设有龙庆栽种提举司,“秩从五品,管领缙山岁输粱米,……以奉上供”。“缙山”就是龙庆的原名[45]。可见当地专门生产粱米,供宫廷之需。兰州(今甘肃兰州)亦产粱米[46]。此外还有薥黍,“春月种,宜用下地。……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其梢可作洗帚,秸秆可以织箔、夹篱、供炊,无可弃者”[47]。薥黍就是高粱。粱和薥黍的种植都是有限的。

五 豆类、芝麻

(一)豆类

豆类也是粮食作物。主要分大豆、小豆、豌豆三类。元代的农学著作说,大豆分白、黑、黄三种,“其大豆之黑者,食而充饥,可备凶年,丰年可供牛马料食。黄豆可作豆腐,可作酱料。白豆,粥饭皆可拌食。三豆色异而用别,皆济世之谷也”。“小豆有菉豆、赤豆、白豆、豇豆、豆,皆小豆类也。”“豆”一般认为是黑小豆。豌豆在“百谷之中,实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此豆五谷中最宜耐陈,不问凶丰,皆可食用,实济饥之宝也”[48]。以上是元代农学著作中有关豆类的记述。元代大都的方志记载,“豆之品”有“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赤豆、红小豆、豌豆、板豆、羊眼豆、十八豆”[49]。镇江方志记载,“豆亦有大、小之分。大豆其色有青、黄、黑、紫、褐之异,其名有雁来青、雁来枯、痴黄、半夏黄之别。小豆亦有赤、绿、白、黑四种。又有江豆、豌豆、佛指豆、十六粒豆、蚕豆(隔岁种之,蚕熟时可采),黑白豆(蔓生篱落间,采其荚蒸食甚美,白者可入药)”[50]。总之,豆的品种众多,都可供食用,既可代饭,也可作菜蔬。

豆的种植,遍布南北各地。黄河中下游、关中地区、长江流域、淮河两岸以及沿海地区,到处都有豆的踪迹。辽阳行省大宁路亦种豆[51],但其他边远地区似不多见。江南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兴)等路每年征收的税粮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豆(黄豆),可见豆的种植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52]

元代记载中常见一种回回豆,据记载,它“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53]。宫廷饮食中使用最多的豆便是回回豆。“回回地面”指伊斯兰世界。明代著名学者李时珍说,回回豆就是前代的回鹘豆,“即豌豆”[54]。实际上它应是鹰嘴豆。

(二)芝麻

芝麻(胡麻)是油料作物,亦可食用,“取其油,可以煎烹,可以燃点,其麻又可以为饭”[55](图1-3)。芝麻的种植,在南北相当普遍。特别是新垦荒田时,当年“漫种黍、稷或脂麻、绿豆,耙劳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56]。辽阳行省大宁路兴中州产芝麻[57]。陕西延安路宜君县(今陕西宜君)产胡麻[58]。在南方,“麻有二种,曰胡麻,曰白麻,胡麻可饭,白麻可压油,土人亦以之荐茶。”[59]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产芝麻[60]。广州亦产芝麻[61]

图1-3 《饮膳正要》卷二中的“秋宜食麻”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