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副食
一 副食结构的基本情况
一般来说，副食可以分为肉食、乳品、菜蔬和果品四大类。肉食的内容丰富，又可分为：（1）家畜肉，有羊肉、豕肉、牛肉、马肉等；（2）家禽肉，有鸡、鹅、鸭等；（3）野生动物肉，有鹿、獐、山鸡、兔、天鹅、塔剌不花（土拨鼠）等；（4）水产品，有各种鱼类和贝壳类食品。
元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副食结构也有差异。从事农业为主的民族，如汉族，副食以菜蔬为主，加以肉类、果品；而以畜牧为主的民族，如蒙古族，则以肉食和乳制品为主，很少甚至不吃蔬菜和果品。而在各个民族内部，贫、富有别，副食结构又有很大的不同。以汉族为例，富人副食以肉类为主，而穷人则只能以菜蔬度日，有的甚至连蔬菜也吃不起。以京师大都来说，一面是“玉食罗膻荤”，“富馔有臭肉”[62]；另一面是“经纪生活匠人等”，“菜则生葱、韭、蒜、酱、干盐之属”[63]，形成鲜明对比。
副食加工需要各种调味品和油脂，本节中亦将对此加以叙述。
二 家畜肉
（一）羊肉
元代食用的家畜肉，以羊肉最为重要。在元代以前，北方农业区的肉食便以羊肉为主，北宋宫廷“止用羊肉”[64]。到了元代，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迁入北方农业区，蒙古人和色目人多数都习惯于吃羊肉，因而羊肉在肉食结构中更为重要（图1-4）。元朝皇帝的“御膳”，每日“例用五羊”，末代皇帝顺帝“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即每日用羊四只，被认为是贤明之举[65]。记录宫廷饮食的著作《饮膳正要》，内有“聚珍异馔”一门，其中有70余种以羊肉作主料或辅料，为总数的十分之八左右。另载“食疗”方61种，内有12种与羊肉有关[66]。朝廷举行大宴会，主要供应羊肉。南宋灭亡后，太皇太后和小皇帝一行来到大都，“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千斤”[67]。高丽贵族一行来到大都，日支供应标准，米、面、柴、钞之外，另有羊肉五斤[68]。驿站来往的官员，正使供应标准是每日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69]。国学开学，“以羊若干，酒若干樽，烹宰以燕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典籍等官”[70]。可见官方供应的肉食是羊肉。大都民间，亦普遍食用羊肉。富家子弟早上起来“先吃些醒酒汤，或是些点心，然后打饼熬羊肉，或白煮着羊腰节胸子”。举行宴会首先要买“二十只好肥羊，休买母的，都要羯的”，然后才是其他肉类的食品。送生日礼物是“到羊市里”“买一个羊腔子”。平时则用煮熟的“干羊脚子”“就酒”[71]。“羊腔子”是宰杀后去头和内脏的羊身子，“干羊”应是羊宰杀后风干而成。大都的情况在北方有代表性。江淮以南，羊肉在肉食结构中亦占重要的地位，但似不如北方那样突出。
图1-4 《饮膳正要》中的“禽兽变异”插图
（二）猪肉
猪肉在食用家畜肉中亦占重要地位。元代中期，王结为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总管，向百姓发布《善俗要义》，其四是“育牝牸”，即羊牛；其五是“畜鸡豕”，他说：“鸡豕蕃息，上可以供老者之养，下可以滋生理之事也。”[72]可见养猪食肉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猪肉在南方的肉食结构中更为重要。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等城市都有专门以屠宰出售猪肉为业的屠户[73]。有的人食“惟豕肉”[74]。至元十九年（1282）四月二十三日，“中书参知政事阿里奏：‘江南省、台、按察司、宣慰司、路、府官署，但凡遣使就给铺马札子，又使臣不食豕肉、鱼、雁、鹅、鸭等，必须羊肉。江南羊价每日计钞七八十贯，实害站赤’。奉旨：‘可即移文省谕，毋令出给，铺马札子使臣到馆，有豕肉即与之，无则与饭，其地必多鱼，亦可与之，无则亦不必与。至如羊肉、鹅、鸭、飞禽等，不得与之。此二事速令截日罢去。’”[75]可知江南羊肉供应较少，比不上猪肉，而羊肉价格显然亦较高。
（三）牛肉、马肉
牛肉、马肉也是比较常见的用于膳食的家畜肉，比羊肉、猪肉都要贵重一些，常用于宴会。“内外官员士庶之家，凡是婚姻庆贺一切宴会，往往宰杀马牛食用。”[76]
三 有关屠宰家畜的法令
元朝政府曾对食用家畜肉颁布过不少法令。至元九年（1272）世祖下令：“大都为头汉儿城子里”，不许杀羊羔，违者重罚。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有旨：“休杀羊羔儿吃者。杀来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更要了他的羊羔儿者。”至元三十年又有旨：“今后母羊休杀者。”[77]忽必烈一再下令禁止屠杀羊羔和母羊，主要出于繁殖羊只的考虑，但也说明为了供应市场屠宰的羊只数量很大，才会引起统治者的关心；忽必烈时代还有一道奇特的禁令。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下旨：“成吉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这回回人每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么道，便都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百姓每来底上头。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78]木速鲁蛮回回指伊斯兰教徒，术忽回回指犹太教徒，他们的习惯是只吃同一宗教信徒屠宰的牲畜；而且屠宰用断喉法，即所谓“抹杀羊”，而蒙古人则习惯剖腹杀之。“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是引用回回人的言语。忽必烈认为，回回人是蒙古的臣民，“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下令“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而且不许他们“抹杀羊”。据波斯史家记载，当时对违反禁令仍然“抹杀羊”的回回，“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女、房屋和财产给予告密者”。一时告密之风大盛，众回回人心惶惶，“事情到了大部分木速蛮（即木速鲁蛮）离开汉地的地步”，以致影响税收，海外珍贵货物也运不进来。不久以后，忽必烈被迫取消了禁止“抹杀羊”的命令[79]。
牛是耕田运载的重要工具，马是运输、作战的重要工具。元朝政府对屠宰牛、马严加控制。中统二年（1261）是忽必烈称帝的第二年，他下令说：“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只有因病倒毙及不堪使用的马、牛，在申报所在官司后方许开剥[80]。这一禁令在元代曾反复重申。民间亦有类似的舆论：“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祀先圣及有故（谓天子圣节之宴）则不食。……若买善杀者则违国典……违国典非臣也。”[81]但是私下偷宰之事不断发生。散曲作家姚守中有一篇作品名为《牛诉冤》，写道：“感谢中书部，符行移诸处。所在官司，禁治严明，遍下乡都，里正行，社长行，叮咛省谕，宰耕牛的捕获申路。”然而，屠户仍私下宰杀，“应捕人在旁边觑，张弹压先抬了膊项，李弓兵强要了胸脯”，剩下的部分才予发售[82]。可见禁屠牛、马的命令并没有真正执行。当然，禁令的一再颁布，至少使牛、马难以公开宰杀和发售，因此，牛肉、马肉在食用家畜肉中的比例相对来说是不大的。
元朝政府对于家畜的屠宰还有时间上的限制。早在蒙哥汗七年（1257），便下令：“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这四个日头，不拣是谁但是有性命的，背地里偷杀的人每，不断按答奚那什么。”[83]意思是说，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私自宰杀动物的，都要判罪，按答奚是蒙语alda—qu的音译，意为断没家产人口[84]。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政府规定，“正月、五月里各禁断十个日头宰杀来”，而且在第二年继续实行[85]。三十年（1293）九月，忽必烈下旨：“五月初一日至月终，除上都不禁外，大都并各路禁断宰杀。”[86]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九日，“纳牙失里班的答八哈奏：‘西天田地里在先传流将来的道理说呵，三月初八日佛降生的日头，当月十五日佛入涅槃的日头，这日头真个显验，旦的剌纳儿经文里有，西天田地里这日头里不教宰杀做好事有来。三月初三日皇帝圣节有。一就自三月初一日为始至十五日，大都为头各城子里禁断宰杀半月，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也休教买者。不拣几时做常用断屠呵，皇帝洪福根底的重大福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是大好事勾当有。这里都省里行与各行省各城子里文书者，每年三月里常川禁断宰杀半月者，断屠的日头其间，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么道，圣旨了也。”[87]违反禁屠令的处罚，则与蒙哥汗时代有较大的变化，改为“决二十七下”[88]。
可见元代禁屠的时间有多种。蒙哥汗规定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应即后来的“每月四斋日”[89]，在元代是一直实行的。这大概是受佛教影响做好事。至元十七年规定的正月、五月“各禁断十个日头”，原因不明，后来是否继续，是不清楚的。至大四年规定三月初一至十五禁屠，是为仁宗祈祷，在仁宗死后应即停止。其他皇帝有无类似规定不清楚。
四 家禽肉和野生动物肉
（一）家禽肉
元代饲养供食用的家禽，主要有鸡、鸭、鹅等。至元八年（1271）元朝设立司农司，专门管理农桑水利。同年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即“立社条画”），规定：“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类……以助衣食。”[90]王结的《善俗要义》中要百姓“畜鸡豕”，“养鱼鸭”[91]。鸡、鸭、鹅一类家禽，都是农家的副业，既可食用，亦可出售增加收入，所以政府加以提倡。王祯说，一家“若养二十余鸡，得雏与卵，足供食用，又可博换诸物，养生之道，亦其一也。”“鹅、鸭之利，又倍于鸡，居家养生之道不可阙也。”[92]
鸡、鹅、鸭一类家禽，南北均有畜养，但各地出产有所不同。镇江“鸡有大、小数种”。镇江所属金坛县“子鹅肥美，特异他处，初生无百日即可食”。鸭则“土人罕蓄之”[93]。而昌国州有鸡、鸭而无鹅[94]。较大城市的市场上都有家禽出售，如大都有鹅鸭市[95]，显然便是专门销售鹅鸭的市场。
（二）野生动物肉
野生动物肉在元代的肉食结构中亦占有相当的比例。野生动物包括野兽和野禽，一般都通过狩猎而获得。当时狩猎所得供食用的野兽，有熊、鹿、狐、兔、野猪、黄羊、土拨鼠等，野禽有天鹅、野鸡等。
蒙古人喜欢狩猎，狩猎所得的野生禽兽，是他们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草原田野上大规模追捕野兽，当时称为“打围”。凡是放鹰追捕野兽、野禽，则称为“飞放”。元朝历代皇帝都热衷于“打围”“飞放”，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避暑，都要举行“打围”。每次“打围”捕获的动物，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如元成宗时有一次捕获“青兕黄羊以万筹”[96]。每年春天皇帝都要到大都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州南）“飞放”。柳林当时多湖泊沼泽，“天鹅来千万为群”，皇帝指挥有关人员加以包围，放海东青（鹰的一种），捕捉天鹅，“乃大张宴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97]。入居农业区的蒙古贵族、士兵，仍然经常从事“打围”“飞放”活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被划为“禁地”“围场”，如“中都（今北京，后改大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内”，都是“禁地”，只许皇帝属下的“打捕人户”“打捕”，其他“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98]。成宗大德元年（1297）进一步扩大，“自大都八百里以里……打捕兔儿的人每有罪过者”[99]。山东的“禁地”面积很大，包括“益都府、济南府、般阳路、宁海州、泰安州、东平府等七个城子有，这七处野物禁有，田地相邻直至蛮子田地哏宽有”[100]。“蛮子田地”指原来南宋控制的淮河以南地区，意思是说“禁地”宽广，一直到“蛮子田地”边上。“蛮子田地”内有无“禁地”不很清楚，但是蒙古贵族、官员、士兵在“蛮子田地里飞放打围底多有”，对百姓骚扰很大[101]。
猎取野生动物是蒙古贵族、官员的一项特权，一般百姓在“禁地”打猎被抓获就要没收马匹、弓箭，甚至判刑。但在灾荒的年头，元朝政府有时便开放“禁地”，允许百姓“打捕野物”，作为救济的一种措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八月，“中书省奏：‘咸平府那里每这几年田禾不曾收来，百姓每生受的其间，野物的不教禁约，教养百姓每喉嗉急呵，怎生？’么道，那里的宣慰司官人每说将来有。俺商量得，依他每言语不教禁约呵，怎生？商量来。么道，奏呵。”忽必烈同意，“教采打食者”。同年武平路因“今年田禾不收，百姓饥饿有”。元朝政府规定：滦河以西“打围的禁断者”，“河东里教百姓每采捕野物”。至元三十年，元朝政府将山东“禁地”作了调整，将多余出来的地面“与穷暴忍饥的百姓每养喉嗉急”，等等[102]。“喉嗉”指肚子，“养喉嗉急”即吃饱肚子之意。
总的来说，元代北方农业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除了政府圈定的“禁地”外，还有不少荒地、山林孳生各种禽、兽，一般百姓可以捕猎，以收获之物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江、淮以南，人口密度较高，但山林、田野中亦有不少野生动物出没，常被捕获作席上的菜肴。元末溧阳（今江苏溧阳）人孔齐说，他的父亲平时只吃豕肉和河鱼，“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麃、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鸡之雄者、鹌鹑、斑鸠之类，余不多食”。他的母亲“喜啖山獐及鲫鱼、斑鸠、烧豕肋骨”[103]。溧阳是比较富庶之地，人们食用的“野味”品种亦相当可观。由此可以想见，野生动物在农业居民的肉食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记录可以食用的野兽有黄羊、野马、象、野驼、熊、麋、鹿、野驴、獐、野豕、獭、虎、豹、麅、麂、麝、狐、犀牛、狼、兔、土拨鼠、獾、野狸、黄鼠、猴；野禽有大金头鹅（也可失剌浑）、小金头鹅（出鲁哥浑）、不能鸣鹅（剌儿乞剌）、花鹅（阿剌浑），以上统称为天鹅；雁、雌
、水札、野鸡、山鸡、野鸭、鸳鸯、鸂鶒、鹁鸽、鸠、鸨、寒鸦、鹌鹑、雀[104]。土拨鼠是草原特有的动物，“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泽中，北人掘取以食，虽肥煮则无油，汤无味，多食难克化，微动气”[105]。铁木真在发迹以前便曾“打捕土拨鼠、野鼠吃着过活了”[106]。13世纪中期前往蒙古的教士鲁不鲁乞说，蒙古人不吃“长着长尾巴的老鼠”，“他们吃睡鼠和各种长着短尾巴的老鼠。那里也有很多土拨鼠（他们称之为索古尔Sogur），在冬季，这些土拨鼠二十个或三十个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洞里，冬眠达六个月之久；他们大量地捕捉这种土拨鼠”[107]。元代太庙祭祀用牲中有“塔剌不花”，下注“其状如獾”[108]，即土拨鼠。这是蒙古人特有的一种食用野生动物。黄羊“朔方山野中广有之，毛黄红色，疏而长，小耳，两角亦尖小，成数群常百数。上位驾回，围猎以奉上膳。其肉味精美，人多不敢食”[109]。“其种类数等，成群至于千数，白黄羊生于野草内，黑尾黄羊生于沙漠中。”[110]黄羊也是元朝太庙祭祀用牲之一。天鹅主要分布在大都东南的柳林。“天鹅，又名驾鹅，大者三五十斤，小者廿余斤，俗称金冠玉体干皂靴是也。每岁大兴县管南柳林飞放之所，彼中县官每岁差役乡民，广于湖中多种芡菰，以诱之来游食。其湖面甚宽，所种延蔓，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飞放海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宴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111]《饮膳正要》记载的其他野兽、野禽，大多既活动于草原，也可以在农业地区田野山林沼泽中发现[112]。当时的大都地区就有多种野兽、野禽，可以捕食，例如，麝，“又名香子……大小不等，今西山在处咸有之，肉味脆美”。“山鸡，辽东人养，方才十日即赶令入山，但候九、十月间即自山捕而归，一一扭死，带毛鸡入京中货之。其色黑，味与家鸡同。”据此，则山鸡介乎家禽与野禽之间。“角鸡，味清洁而美，其毛尖而有纹，堪画。”[113]另据《饮膳正要》记载，角鸡是山鸡的一种，“味尤胜诸鸡肉”[114]。在农业地区，常见的食用野生动物有兔、鹿、獐、狸、雁、山鸡、鹌鹑等。
南宋灭亡后，小皇帝北上，元朝宫廷中设宴招待，菜肴中有“驼峰”“天鸡（天鹅）”“胡羊肉（黄羊肉）”“蒸麋”“烧麂”“烧熊肉”“鹌鹑”“野雉鸡”[115]。平日的宫廷饮食中，野味也占很大比重，以后将会说到。
五 鱼类和其他水产品
（一）鱼类
鱼类可以分为淡水鱼、海洋鱼两大类。沿海居民捕捞的海鱼，主要有石首鱼（黄鱼）、鳓鱼、比目鱼、鲻鱼、鲳鱼、海鳗、
鱼（河鲀）、鲨鱼、鲥鱼、带鱼等。内陆江河湖泊中出产的淡水鱼有鲤鱼、鲫鱼、鲟鱼、鲂鱼、鲢鱼、鳙鱼、鲭鱼、鳊鱼、鲩鱼、鳅鱼等。浙东沿海一带，“至四月、五月，海郡民发巨艘入洋山竞取石首鱼”[116]。可知当时已掌握鱼汛的规律，进行海洋捕捞，而在海洋渔捞中，石首鱼占有重要的比例。其次是鳓鱼、带鱼、海鳗、鲻鱼等。鲥鱼、鱼（河鲀）生活于海洋、河流之间，味道鲜美，是比较名贵的食品。鲥鱼“三月出扬子江中，鳞烂白如银，味极肥美，然多骨而速腐。”河鲀“出扬子江中，初春时甚贵……烹炮失所辄能害人，岁有被害而死者，然人嗜之不已”。当时对河鲀的习性以及烹调去毒的方法，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淡水鱼中以鲤鱼、鲫鱼、鲢鱼、鳙鱼、鲭鱼比较普遍。在诸种淡水鱼中，鲟鱼“出扬子江中，大者长丈余，鼻端有脆骨四分身之一，两颊有肉”，是比较名贵的品种。[117]似应指现在所说的中华鲟。民间“凿池养鱼”相当普遍，人工养殖的鱼类主要有鲢鱼、鲤鱼、鳙鱼（花鲢）、鲭鱼等。“辽阳东北海河中”出产有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阿八儿忽鱼“大者有一二丈长”，乞里麻鱼“大者有五六尺”，都应是鲟鱼一类[118]。“辽阳东北海河”应指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有的阿八儿忽鱼重达千斤[119]。有的记载中所说“大则以三车载之”“以祀太庙”的“哈八鱼”，显然就是阿八儿忽鱼[120]。据记载，阿八儿忽鱼“肥美人”“脂黄，肉粗，无鳞骨，止有脆骨”，乞里麻鱼“肥美人，脂黄，肉稍粗”[121]（图1-5）。
图1-5 元代壁画中的卖鱼、宴饮场面
（二）其他水产品
海洋和江河湖泊中还出产蟹、虾和各种软体类水产，蚬、蚌、蛏、蛤、螺、牡蛎、江珧、鱿鱼、乌贼、海参、淡菜、海蛇等，也都是人们捕捞食用之物。有些沿海地区的居民还利用海滩进行养殖。庆元（今浙江宁波）地区，“海人众取（江珧）苗种于海涂”，“采（蚶）苗种之海涂，谓之蚶田”[122]。元末移居庆元地区的孔齐说：“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123]养殖江珧、蚶，是为了自己食用或出售。
水产品一般保鲜期很短，渔民除自己食用外，就在产地或附近村镇、城市中行销。时人有诗：“螺湖石层江水平，大船小船满东津，举罾出鱼辄数十，落日光射金鳞鳞。枫桥烟起新酒熟，共穿小鱼饮西邻。大鱼虽肥且勿食，明朝卖与城中人。”[124]便是描写渔民卖鱼的生活。大都有鱼市[125]，集庆（今江苏南京）亦有鱼市[126]，长兴（今浙江长兴）有锦鳞行，也是经营水产品的行业[127]。说明大、中城市中都有专门的水产品市场和店铺。水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盐腌或曝晒后运往远处出售，这在后面将会说到。
六 蔬菜
（一）人工蔬菜
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的民族来说，无论富贵贫贱，饮食中都离不开菜蔬。“夫养生必以谷食，配谷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贫富不可阙者。”元代蔬菜品种很多，《饮膳正要》登载的有46种[128]；《农书》所载“蓏属”共13种，“蔬属”共19种，两属的大多数都是蔬菜[129]。《饮食须知》记载有70余种[130]。元代的地方志，如《析津志》《（至顺）镇江志》《（至正）四明续志》《（至元）嘉禾志》《（大德）南海志》等，都有关于当地蔬菜品种的记载。总起来说，元代蔬菜品种应在70种以上。南北通行、比较常见的约20种，有菘（白菜）、萝卜、茄子、瓠、冬瓜、黄瓜、芥、菠薐（菠菜）、莴苣、苋菜、芋、韭、姜、葱、蒜、薤、葵、菌子（蘑菇）、芹等，其中尤以菘（白菜）、萝卜、茄子、冬瓜、黄瓜、瓠、芋、莴苣、葱、蒜、韭、姜、薤等最为普遍。
菘（白菜）是南北普遍食用的一种蔬菜。诗人咏大都居民冬季生活时写道：“霜菘雪韭冰芦菔。”[131]草原的上都，江南的镇江、湖州和濒海的广州，都有菘的种植[132]。
茄子有不同的品种，紫茄“在在有之”，青茄、白茄等“中土颇多，南方罕得”。“茄视他菜为最耐久，供膳之余，糟腌豉腊，无不宜者。”因而种植很广[133]。
菠薐就是菠菜，是“四时可用之菜”[134]。唐代由尼婆罗（尼泊尔）传入中国以后，遍布南北。
萝卜“可广种，成功速而为利倍”。元代“在在有之”，“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腌藏腊豉，以助时馔，凶年亦可济饥”[135]。诗人咏萝卜说：“熟登甘似芋，生荐脆如梨。老病消凝滞，奇功真品题。故园长尺许，青叶更堪齑。”[136]
冬瓜“今在处园圃皆莳之”，“此瓜耐久，经霜乃熟，又可藏之弥年不坏，今人亦用为蜜煎，其犀用于茶果，则兼蔬果之用矣”[137]。
黄瓜“生熟皆可食，烹饪随宜，实夏秋之嘉蔬也”。
瓠“有甘、苦二种，甘者供食，苦惟充器耳。……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嘉蔬，烹饪无不宜者”[138]。镇江的瓠“有圆、长二种，而北土所产皆圆，味甘。……又一种名瓢，又名葫芦，不可食”[139]。瓢（葫芦）就是味苦的瓠。
芋也是“在在有之”，“宜蒸食，亦中为羹腥”，“以之度凶年，济饥馑，助谷食之不及”[140]。
韭“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互相邀请，以为嘉味。剪而复生，久而不乏，故谓之‘长生’。实蔬菜中易而多利，食而温补，贵贱之家，不可阙也”。“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141]。明初，刘崧由江南来到北方，写下《北平十二咏》（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其中之一咏韭黄：“都人卖韭黄，腊月破春光。土室方根暖，冰盘嫩叶香。十金酬好价，一筋惬初尝。何以江南种，青春雪里长。”[142]正是上述“北方甚珍之”的具体说明。
胡荽也叫芫荽，就是现在的香菜，“子、叶皆可用，生熟皆可食，甚有益于世也”[143]。
姜“辛而不荤，去邪辟膻，蔬茹中之拂士也，日用不可阙”[144]。
多数菜蔬“惟宜采鲜食之，经日则不美，惟蒜久而味不变，可以资生，可以致远”。“旅途尤为有功，炎风瘴雨之所不能加，食
腊毒之所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辟瘴气；北方食饼肉，不可无此。”蒜薹亦“可为蔬”[145]。可知当时人已经认识到了蒜有消毒防病的功效。
“葱之为物，中通外直，本茂而叶香，虽八珍之奇，五味之异，非此莫能达其美。”[146]葱有大株型和小株型之分。据元代镇江地方志记载，当地“葱有数种，有实而秧种者，谓之青葱；无实而分种者，谓之科葱。抽茎高二尺余，歧生而作花者，谓之楼子葱”[147]。楼子葱属于大株型，青葱、科葱属于小株型。大株型就是今天北方的大葱[148]。
和姜、葱、蒜相近的有薤，也有辛辣的气味，就是蕌子，“本出鲁山平泽，今处处有之”。“医者目之为菜之珍。”[149]
蒿苣有“数种，有苦苣，有白苣，有紫苣，皆可食。……其茎嫩，如指大，高可逾尺，去皮蔬食，又可糟藏，谓之莴笋，生食又谓之生菜，四时不可阙者”[150]。
菌子也是南北兼有的食物。“中原呼菌为‘蘑菇’，又为‘莪’。又一种谓之‘天花’。……虽南北异名，而其用则一。”[151]有的文献则将菌子、蘑菇（菰）、天花分为三种[152]，菌子有野生，亦可利用枯朽的树木人工种植，获利甚博。“今深山穷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茁此品，以遗其利也。”[153]云南出产的鸡
，也是菌子一类，以味美闻名，在元代亦已见于记载[154]。
葵菜在中国古代是“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元代“南北皆有之”[155]，但其重要性显然已远不如前代。到明代，李时珍修《本草纲目》，葵已不在“菜部”而在“草部”。李时珍说：“古者葵为五菜之主，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156]可见，葵的这种变化，发生在元、明之际。
还有一些蔬菜，主要产于南方或北方。如蔓菁，又名芜菁，叶、根均可食用。“蔬茹之中，惟蔓菁与罗卜可广种，成功速而为利倍。然蔓菁北方多获其利，而南方罕有之。”[157]蒲笋，“味甘无毒，补中益气，活血脉”[158]。大都等处都有出产。“蒲，叶长，春月其芽可食，俗谓之蒲笋。”[159]元代有的诗篇提到蒲笋，视为美味。南方特有的菜蔬，有竹笋、茭白等。
（二）野菜
以上所说各种菜蔬，大多是人工栽植的，但蒲笋、竹笋、茭白则一般是野生的。元代食用的菜蔬，以人工栽培为主，但野菜也占相当的比例。元代地方志记载大都物产，其中有野菜四十余种，如壮菜（升麻）、蕨菜、山蔓菁、马齿苋等，“京南、北、东、西山俱有之，土地所宜，在端午前俱可食，午节后伤生”[160]。高丽朝的汉语教科书中记载，大都居民叫孩子“拔野菜去，拔将小蒜、田菁、荠菜、芒荇，都拔将来，把芢荇来煮吃”。“着那丫头菜市里买将些山菜来，买些拳头菜、贯众菜、摇头菜、苍术菜来，我们大家尝新。”[161]“山菜”也是野菜。可见大都居民对野菜是很感兴趣的。镇江地方志“蔬”门亦载几种野菜。荠“乃野生”；蕨“生山石间，芽如握拳，色紫，叶稍舒则不可食”；苋“有家苋，有野苋……又名马齿苋，亦野生，近人多采之以充蔬茹”[162]。元末饮食著作《饮食须知》中也记录了荠菜、马齿苋等野菜数种，其中有现在流行的香椿苗、莼菜。总之，野菜在元代是颇为流行的，富人以此调换口味，穷人则采摘野菜食用以减轻负担。
（三）胡萝卜和回回葱
元代还有两种蔬菜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一种是胡萝卜。明代李时珍说，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163]。但是南宋江浙的地方志中已提及此物，说明李时珍的说法不太确切[164]。胡萝卜来自海外是没有问题的，最初传入可能是宋代，到了元代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而广泛传播开来。镇江地方志记载：“又有一种名胡萝卜，叶细如蒿，根长而小，微有荤气，故名。”[165]宫廷饮食著作亦载此物，称：“味甘平，无毒，主下气，调利肠胃。”[166]从此胡萝卜成为我国菜蔬中一个重要品种。另一种是回回葱。此物元代才开始见于我国记载，顾名思义应自“回回”（伊斯兰世界）传来。“其形如扁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大都附近的“荨麻林最多”[167]。从上述记载和《饮膳正要》所载图像[168]看来，回回葱大概就是现在的洋葱。荨麻林在今天河北万全境内，离大都不远，是来自中亚的回回工匠集中居住之地。回回葱显然是回回工匠喜爱的食品，很可能便由他们带来，传播到各处。
（四）蔬菜的种植与流通
一般人家都在房前屋后自行栽种蔬菜，供家庭食用。元代中期文学家马祖常长期在大都做官，他在家中亦“治方一畛地，横纵为小畦者二十一塍……杂芦菔、蔓菁、葱、薤诸种，布分其间”。“菜熟芼羹，以侑廪米之馈馏。”[169]高丽汉语教科书记大都居民有菜园，“买些菜子儿，后园里种时好。……种什么菜来？萝卜、蔓青、莴苣、葵菜、白菜、赤根菜、园荽、蓼子、葱、蒜、薤、荆芥、薄荷、茼蒿、水萝卜、胡萝卜、芋头、紫苏都种来”[170]。可见大都人家种菜之普遍。许有孚诗《蔬圃》[171]，黄玠诗《时雨既洽，园蔬并茂》[172]，提到的蔬菜有诸葛菜（蔓菁）、萝卜、芋、葵、菘、韭、黄瓜、瓠等。二人一在河南，一在江浙，说明自行种菜之风到处盛行。也有一些农民，种菜为了出售。据农学家王祯说：“家有其种（指蒜），多者收一二顷，以供岁计。”[173]“凡近城郭园圃之家，种（韭）三十余畦，一月可割两次，所易之物，足供家费。积而计之，一岁可割十次。”[174]说明已有以出售为目的的菜农。大都有菜市三处，供应市民的需要[175]。其他城市中亦应有类似的市场。
七 果类
元代水果种类繁多。王祯《农书》“果属”门载有23种，其实该书“蓏属”所载“莲藕”“西瓜”“甜瓜”“芡”（鸡头）、“芰”（菱）通常也都归入果类[176]。《饮膳正要》“果品”所载共39种[177]。《饮食须知》“果类”所载共53种[178]。元代各种方志中亦有果类的记载。《析津志》“果之品”有12种[179]。至元《嘉禾志》“果之品”有23种[180]。大德《南海志》“果”门所载最多，有65种[181]。大德《昌国州志》“果实”门载21种[182]。至顺《镇江志》“果”门载28种[183]。至正《四明续志》“果实”门载17种[184]。
综合各书记载，元代南北普遍出产的果类有梨、桃、李、梅、杏、枣、栗、柿、葡萄、西瓜、石榴、枇杷、木瓜、甜瓜、桑葚等。由于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的关系，不少水果只能在江、淮以南和北方部分地区生长。如橘，“南方之珍果”，“生南山川谷，及江浙荆襄皆有之”。橙，“唐、邓间多有之，江南尤甚，北地亦无此种”。唐、邓在今天河南的南部。荔枝，“北方无此种”，主要生长在岭南、福建和四川。龙眼，“木性畏寒，北方亦无此种”，“福州、兴化、泉州有之，比荔枝特罕”。橄榄，“生岭南及闽、广州郡，性畏寒，江浙难种”[185]。杨梅主要产于江浙，“越（指绍兴）之杨梅著名天下，而奉化所产，不减于越”[186]。产于南方的还有无花果、宜母（柠檬）等。
不少水果已成为地区特产。见于记载的有北方的“御黄李”[187]，江南建宁的均亭李，北方的“肉杏”（“金刚拳”）[188]，温州、台州的柑橘，福建、广东的龙眼、荔枝，以及上面提到的杨梅，都是有名的果品。宣城（今安徽宣城）木瓜，闻名天下，“宣城人种莳最谨，始实则簇纸花薄其上，夜露日曝，渐而变红，花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贡，故有‘天下宣城花木瓜’之称。”[189]但其结实似有周期性，“宣城产木瓜最佳，其父老相传，唐末不生实，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绍兴后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国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于今无木瓜，合药甚难得”[190]。“甲午年”是至正十四年（1354）。大都的栗，“小而味最甘”，而且种植很广，成为大都果品的一个特色[191]。在边疆地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最有名。
出产果类最多的是岭南广东、广西地区，因为这一带气候炎热，既有温带的水果，又有热带的各种果品。大德《南海志》所载65种“果”中，有很多是其他地区没有或罕见的，如波罗蜜、蕉子（应即香蕉）、宜母子（黎檬子，即柠檬）、人面子、橄榄等。宜母子是制造饮料舍里别的重要原料，后面将会说到。蕉子“味香而甜，佳者出增城，有青芽蕉、黄芽蕉，青芽虽甚熟且腐，而色不变，最为香美”。人面子“核如人面，去核沃糖，可寄远，其仁香味，过于榄仁”。元朝政府编纂的《大元一统志》，在记载两广物产时提到，蕉子“番禺、南海、东莞、清远并有，美香而甘”[192]。人面子，“春华，夏实，秋熟，皮味甘酸，食有核如胡桃，两边似人面”。此外还有椰子，“如瓜，其壳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内有浆一斤，清如水，甜如蜜，饮之愈渴。堪为酒器，皮堪缚船。土人多种。今广西诸郡皆有之，惟州（指郁林州）为最”[193]。其实椰子盛产海南，但元代海南文献缺乏，因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元代文献中提到一些外来的果品。一种是八担仁，“味甘，无毒……其果出回回田地”[194]。“八担”实际上是波斯语的音译，原意为杏。此果唐代已传入中国，有记载说：“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状如桃子而偏，故谓之偏桃。其肉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195]“婆淡”即“八担”的异译。这种果品在元代大概仍由“回回田地”输入中国[196]。元代的“回回田地”泛指西亚、非洲信奉伊斯兰教民族居地，包括今天的伊朗、阿拉伯国家在内。还有一种必思答，“味甘，无毒，调中益气，其果出回回田地”[197]。
[1]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2] 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谷》。
[4]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5]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镇江路秋租有粳米、白粳米、籼米之分，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秋租》。
[6]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谷》。
[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
[8] 忽思慧：《米谷品》，《饮膳正要》卷三。
[9] 万历《金华府志》卷七《贡赋》。
[10] 吴师道：《送人贡粳米入京》，《吴礼部集》卷二。
[11] 刘秉忠：《峡西》《鹤州南川》，《藏春诗集》卷一。
[12] 《元一统志》卷七《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赵万里校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60页。
[13] 陶宗仪：《称地为双》，《辍耕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文集》卷八一。
[15]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16] 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
[17]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8] 释善住：《自阳山归舟中作》，《元诗选初集·谷响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荞麦》。
[20]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21] 缪启愉：《播种》，《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卷二，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
[22]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大小麦》。
[23]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条，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2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粟》。
[25] 李好文：《设立屯田》，《长安志图》卷下。
[26]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
[27]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农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 《元史》卷一六六《罗璧传》。
[29] 《元一统志》卷七《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30] 姚燧：《汪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六。
[31] 姚燧：《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32]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黍》。
[33] 《析津志辑佚·物产》。
[34]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35]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36]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五谷》。
[37] 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
[38]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39]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40] 《长安志图》卷下《设立屯田》。
[41] 李逸友：《黑水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42] 梁寅：《明农轩记》，《石门集》卷一，清乾隆刊本。
[43] 贡师泰：《过仙霞岭》，《玩斋集》卷一，清乾隆南湖书塾刻本。
[4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45]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二》。
[46] 《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47]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薥黍》。
[48]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
[49] 《析津志辑佚·物产》。
[50]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51]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52] 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至元《嘉禾志》卷六《赋税》。
[53]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54] 《本草纲目》卷二四《谷部·豌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55]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
[56] 《农书·农桑要诀之二·垦耕篇》。
[57]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58] 《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59]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60]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61]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见《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
[62] 胡助：《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一。
[63] 《析津志辑佚·风俗》。
[6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
[65] 杨瑀：《山居新语》，《武林往哲遗著》本。
[66]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卷二《食疗诸病》。
[67]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首》，见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68]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69]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70] 《析津志辑佚·风俗》。
[71] 《朴通事谚解》，第6、121页；《老乞大谚解》，第224页。《朴通事》和《老乞大》是高丽王朝时代后期的汉语教科书，其中有大量反映元朝社会生活的资料。两书均有《奎章阁丛书》本。
[72] 《文忠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73] 孔齐：《屠刽报应》《金陵二屠》，《至正直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4] 孔齐：《不食糟辣》，《至正直记》卷三。
[75]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76] 《元典章新集·刑部·头匹》，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77]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
[7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
[79]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6—347页。
[80]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
[81] 孔齐：《议肉味》，《至正直记》卷三。
[82] 姚守中：《牛诉冤》，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9—321页。
[83] 《元典章》卷五七《工部十七·禁刑》。
[84] 方龄贵：《〈通制条格〉释词五例》，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2页。
[85]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屠禁》。
[86]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87]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屠禁》。
[8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89]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90]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农桑》。
[91] 王结：《善俗要义》，《文忠集》卷六。
[92] 《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五·畜养篇》。
[9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94] 大德《昌国州志》卷四《叙物产》。
[95]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96] 王恽：《董侯承旨扈从北回……书六绝》，《秋涧文集》卷三二。
[97] 《析津志辑佚·物产》。
[98] 《通制条格》卷二八《围猎》。
[99] 《元典章》卷三八《工部十七·违例》。
[100] 《通制条格》卷二八《围猎》。
[101] 《元典章》卷三八《工部十七·飞放》。
[102]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围猎》。
[103] 孔齐：《不食糟辣》《喜啖山獐》，《至正直记》卷三。
[104]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禽品》。
[105]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106] 《蒙古秘史》卷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7]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按这里所记土拨鼠的蒙古名称为“索古尔”，似有误。
[108]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109]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0]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111]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2] 记载中一个例外是有犀牛，疑非中国出产。
[113]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4] 《饮膳正要》卷三《禽品》。
[115] 《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116] 至正《四明续志》卷六《土产》。
[117]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鱼》。
[118] 《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119] 《元史》卷一六九《刘哈剌八都鲁传》。
[120] 《析津志辑佚·物产》。
[121] 《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122]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水族》。
[123] 《至正直记》卷四《海滨蚶田》。
[124] 刘诜：《庐陵十景·小洲暮渔》，《桂隐诗集》卷二。
[125] 《析津志辑佚·城市街市》。
[126] 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
[127] 《吴兴金石记》卷一三《重修东岳行宫记》碑阴。
[128] 见《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29]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四、五。
[130] 《饮食须知》卷三《菜类》。其中有些是野菜，有些则是海菜（如鹿角菜、石花菜、海苔等），后者实际上不能算蔬菜。
[131]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圭斋文集》卷四。
[132] 许有壬：《上京十咏·白菜》，《至正集》卷一三；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133]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35]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6] 许有壬：《上京十咏·芦菔》，《至正集》卷一三。
[13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8]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9]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40]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41]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42] 刘崧：《北平十二咏》，《槎翁诗集》卷四。
[143]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4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45]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蔬属》。
[146]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蔬属》。
[147] 至顺《镇江志》卷四《物产》。
[148] 《农书》关于葱的介绍有不准确的地方，参看《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第130页。
[149]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0]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
[151]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2]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53]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4] 《饮食须知》卷三《菜类》。
[155]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6] 《本草纲目》卷一六《草部》。按，至顺《镇江志》、大德《南海志》、《饮食须知》均将葵列于菜类。
[15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
[158]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59] 弘治《保定府志》卷七《食货三·土产》，这是明代的记载，元代亦应相同。
[160] 《析津志辑佚·物产》。
[161] 《朴通事谚解》卷中，第205—206页。
[162]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63] 《本草纲目》卷二六《菜部·胡萝卜》。
[164] 绍定《澉水志·物产门·菜》。
[165]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66]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67] 《析津志辑佚·物产》。
[168]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69] 马祖常：《小圃记》，《石田先生文集》卷八，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0] 《朴通事谚解》卷中，第204—205页。
[171] 许有孚：《蔬圃》，《元诗选》初集丙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2] 黄玠：《时雨既洽，园蔬并茂》，《弁山小隐吟录》卷一。
[173]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7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
[175]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176]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六、七、八。
[177] 《饮膳正要》卷三。
[178] 《饮食须知》卷四。
[179] 《析津志辑佚·物产》。
[180] 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
[181]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182] 大德《昌国州志》卷四《叙物产》。
[18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84]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185]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七、八。
[186]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187]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按，《析津志》数处提到“御黄子”，用作太庙祭品。应即“御黄李”。见《析津志辑佚》，第219、225页。又，《朴通事》记各种果品，有“玉黄子”，应即“御黄子（李）”。见《朴通事谚解》卷上，第12页。
[188]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梅杏》。按，《朴通事》载：“如今却早有卖的拳杏么？”疑即指“金刚拳杏”。见《朴通事谚解》卷上，第15页。
[189] 《农书·百谷谱集之八·果属·木瓜》。按，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载：“木瓜，实小而酢，人家园馆中或种之，比宣城则为劣矣。”
[190] 孔齐：《宣城木瓜》，《至正直记》卷三。
[191] 《析津志辑佚·物产》。
[192] 《元一统志》卷九《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193]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等处行中书省》。
[194] 《饮膳正要》卷三《果品》。
[195] 《本草纲目》卷一八《木篇》，“四部丛刊”本。
[196] 大德《南海志》所载《舶货》中有“巴淡子”，疑即八担仁，见此书卷七。
[197] 《饮膳正要》卷三《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