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汉都城长安西郊有上林苑，置上林尉。汉文帝至上林苑，“问上林尉《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1] 这位难堪的官员固然失职，但也说明苑中禽兽数量之多。汉武帝时上林苑周围扩展至200多里，苑中养着来自域外的狮子、孔雀、大象、骆驼、汗血马和成群的珍禽异兽，种植着来自域外的奇花异草瓜果树木。苑中离宫别馆数十处，其中建章宫有奇华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宝”充塞其中。[2] 其他宫殿里都有来自域外的奇珍异宝，种植着异域的植物。“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3] 汉代迎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个高潮，然而汉代究竟传入中国的域外产品有哪些？这些域外产品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些域外物产跟汉代社会有什么关系？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的著作进行探讨，本书的写作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
“汉朝”与“外来”是本书常常使用的概念，所谓“外来文明”之“外”，即所谓“域外”，本书大体上立足今日之中国版图而言，但又考虑到汉代的历史状况。中国的疆域范围在历史上是动态变化的，汉代之疆域固然不同于今日之中国，西汉和东汉统治的疆域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讨论汉代外来文明时，有时需要从汉代人的观念思考问题和说明问题。当时活跃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地属汉朝边境内外的诸族群，往往被汉朝人视为异族和外族，称之为“胡”，汉朝通过贡纳、交易和俘掠所得其地其人之物，在中原地区人之观念中亦属外来物品。余英时曾对汉代周边的胡族进行“内外之分”，他们被汉人区分为“内蛮夷”和“外蛮夷”。[4] 无论内外，他们的文化都被汉人视为异质文化。因此本书中论及外来文明，既包括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对于中国人来说皆属外国、外族的文明，也包括属于汉代边疆族群的文化成果。
回顾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历程，可以知道汉代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外交通和交流在规模和成就上是空前的。在全部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上，这一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以后的两汉时期都堪称一个高潮，而且是第一次高潮，不仅在当时成果丰硕，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交往从此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文化交流一经产生，就像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江河，其本身潜在的动因推动这种交流必然发展下去，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汉武帝在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从他开始，不仅两汉历朝统治者，而且中国历代历朝统治者都大力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交往活动。历史研究喜欢追根溯源，这被人称为历史学家的“源头崇拜”。因为只有了解源头，才对一条江河的流向、流程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是古今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然而这项研究并不令人满意。首先，虽然出现过不少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这些著作都不能不谈到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但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一部专门研究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专著，汉代中外文化交流有不少问题并没有认真探讨。其次，学者们更多关注张骞出使西域这一活动的意义，而实际上推动汉代中外交流的开展有很多种因素，张骞出使西域只是其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汉武帝平南越对于海上丝路创辟的意义，征服卫氏朝鲜和汉四郡建立对中国与东北亚、东亚各国各民族的交往的影响，反击匈奴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通西南夷等，都在中外交通与交流史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再次，在汉代的中外交流中，中国获得了哪些域外文明成果，学术界一直没有系统地总结和明确地认识。至今不少论著还把汉代许多外来的器物产品归于张骞名下，似乎外来的东西都是张骞两次出使带回的。把不是汉代传入的东西说成汉代传入的，把汉代传入的东西又误以为后世传入的，这样的失误不仅出现在一般性的著作中，甚至出现在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不仅外国学者存在失误，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往往也模棱两可。简单地说，汉代中国获得哪些外来文明，至今没有一张清单，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或某一方面有着非常精深的研究，但从全局上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课题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汉代文化交流的成就。另外，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大力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第一位皇帝，因此历来成为议论的中心人物，对其开拓西域的动机和功过有很多不同的议论和评价。这种不同认识甚至在汉武帝在世和去世不久就已经产生，此后历代统治者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对于历代统治阶级所开展的对外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价值和作用，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褒贬不一。这些议论和评价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以及开展外交活动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也是需要认真探讨和重新评价的问题。还有，有关丝绸之路考古成果不断为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新资料。这些新资料和新成果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得到译介，其中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认识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关于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必然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行。本书作者希望在早期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此做了如下努力。
首先，全面检阅两汉时期的历史文献，捕捉和搜集汉代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信息和资料，系统地考证并探讨汉代域外文明的传入及其影响，力图提供一份完整而可靠的汉代外来文明清单。本课题研究主要立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汉代外来文明的内容，揭示其来源、传播途径及其在汉代社会的影响。从传世文献看，中国历史文献是最基本的史料。中国历史文献的系统性和可靠性是公认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都难以比肩。不仅中国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也要借助中国文献来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史、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史，在文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这对研究汉代外来文明尤其重要。研究中泰关系史的泰国华裔学者黎道纲先生说，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中国古籍记载是经得起推敲的，不能轻易否定。”[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星烺先生编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辑录传世的有关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史料，包括中国的和域外的内容，可谓皇皇巨著，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好的史料合集，沾溉学林，厥功甚伟。周一良先生说：“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6] 但张先生大作之外，有关中西交通史料仍有遗珍；限于张先生的那个时代，张先生不少论断还值得再推敲。事过这么多年，新的资料发现和研究成果问世，不断地纠正和补充了张先生的研究。
其次，尽可能地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补正过去研究的不足，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和被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有关汉代文化交流的如简帛文书、石刻类史料、画像石、画像砖、胡人俑、玻璃器、汉墓壁画等，皆可与汉代文献记载相印证，大大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对汉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认识。国内外丝绸之路考古活动的丰硕成果应接不暇，不断改写、充实和刷新中外文化交流的篇章和内容，也令许多先前的学术成果相形见绌而日渐落伍和过时。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特别适用于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一领域。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偏重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对于域外历史的记载并不完整。古代中外交流活动的遗存大量见于考古材料，自从中国考古学兴起，中国境内的大量考古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素材，许多不见于记载的外来物品公之于世，昭示着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当一件件域外珍品从一处文化遗址或古代墓葬中露面时，它们令多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欣喜若狂啊，因为即便一块小小的石头、一枚小小的钱币便让学者们透过历史风烟，窥探到丰富的历史信息，似乎回归千百年、上万年甚至几万年前，仿佛看到古时候不同地区的人们风尘仆仆进行交往的身姿和从事交换交流的面影。本课题研究充分利用了考古发现的新资料，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和追踪考古学界的活动和成果，细心搜集了与汉代外来文明相关的考古资料，并努力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互相发明，揭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
再次，运用跨学科视野和全球史观，深入探讨汉代外来文明的文化意义。本书的内容涉及汉代外来文明的方方面面，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成果，举凡外来的动物、植物、器物、医药、香料、珠宝、毛皮、纺织品、佛教以及艺术、文学中的外来因子等，皆在论列范围。研究这些问题，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理学、传播学、医药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图像学、文学、艺术等多领域的知识。笔者为了完成这项研究，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力求对其产地、属性、传播、影响、作用、价值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和说明。力求超越单纯的考据，通过汉代外来文明的探讨透视汉代社会，从而说明外来文明在汉代社会中化合生新的作用，说明外来文明怎样改变了汉代社会生活面貌，推动了汉代文明的跃升。全球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一种历史观，又称为整体史观，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全球史观要求历史工作者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世界历史，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曾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状态。随着交通发展和人类交往的迈进，进而产生亚非欧三大洲地区性局部交流。中国的汉代是这种地区性局部交流的突飞猛进时期，丝绸之路的开拓为这一地区性局部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种突飞猛进，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文明得以互相传播、渗透和互动。全球史观把对象置于建立了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汉代中国文明的输出和外来文明的输入是这种渗透的结果，它给旧大陆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又进一步刺激人们交流的欲望和热情，从而形成一种内驱力，推动这种交流、互渗和互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进，把世界上不同地区置于“普遍联系”之中。文化交流一旦产生，便形成一股不可阻遏的力量奔腾澎湃，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其前进。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汉代确是亚非欧三大洲地区性局部交流的关键时期，这种交流为全球一体化开辟了道路。张骞出使西域被全球史观学者视为“开启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认知的新时代”。[7] 从那时起中国的丝绸不断输出，换来了域外各种器物产品的源源不断地输入。不要小看那些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它是世界普遍联系的媒介，作为异质文明的传入，给输入地区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同时异域民族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思想也随之而来，给他们以刺激、启发和借鉴，让他们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推动自身文明的进步。这就是文明的互动，文明的互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因此，我们在探讨汉代外来文明中每一事物的起源、传播和输入时，都努力探讨其在汉代社会土壤上产生的影响和化合作用，观察其推动汉代社会进步中的效能。
最后，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注意了解、吸纳前人过去的和新的成果，以充实自己的论述。在这个领域里中国曾有过非常优秀的学者，其中不乏大师级的学者，在目前的学术界也有不少硕果累累的学者，他们的成果沾溉学林，阅读他们的著作，就是在与最优秀的学者对话，在学术态度和理论方法上都令我受益匪浅。海外汉学成果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汗颜地想到两位美国东方学家，一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他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享誉学界；二是薛爱华（Edward H.Schafe, 1913—1911），其《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举世瞩目。中国古代外来文明本应由中国学者首先耕耘，而且实际上中国人应该更有优势，却让这两位美国人捷足先登。西方学者自明代中叶传教士入华便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介绍，19世纪后半期及其以后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家、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大量涌入中国，他们中很早就有人关注古代中国与域外的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他们的学术成果值得重视。西方学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理念、方法和眼光往往有其独到之处，他们深厚的学术素养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条件，这些往往令中国学者钦佩不已，有时又望尘莫及。即如劳费尔和薛爱华，他们都精通多种语言，比较语言学的优势令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如虎添翼，解决了中外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许多困难的问题，为后来者提供了继续迈进的阶梯。近邻日本学界在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学者，也有不少精通各种语言的大学者，成果丰硕。中国学者极少有这样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家和学者，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走向学术前沿的步伐。现当代国内外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他们的成果有的被翻译介绍过来，大量地则存在于各种外文资料中，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和译介的。本课题研究中尽最大可能地搜集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但由于笔者见闻有限，这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不足，需要今后继续努力。当然，我们也看到海外学者的局限与不足，中国史书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令那些汉学家钦佩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也令他们中的不少人望洋兴叹。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由于史料掌握不足而造成的某些失误，时时有心生遗憾之感。
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是世界性课题，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学者。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能“包打天下”或“独占鳌头”，它需要的是协助攻关，共同进步。好像攻占一个山头，每一支军队可以有自己的路线和方式，在研究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中，每个学者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忽略西方学者的成果，随着近代西学东渐，文化交流还产生了汉学西传的另一方向，西方各国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我们可以列入长长的名单，其中便有以研究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见长的专家学者。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先生说：“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贯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手中”。朱先生认识到中国文献的重要价值，同时看到中国学者的不足。他说，在北方诸族的研究领域里，“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分。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8] 应该说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故步自封；也不应该妄自菲薄，盲目崇拜。朱先生曾经身历两种学术文化环境，是通过切身体验和认真比较后作出的判断，极有见地。我们不必去追求一定要超越西方学者，而应该思考如何发挥中国学术之长，在应该由中国学者作出判断的课题中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以达到短长互补，这就是中外学者对话的必要。
[1]《汉书》卷50《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307页。
[2]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3《建章宫》，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174页。
[4]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4页。
[5][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弁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页。
[6]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8][美]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