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本书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科下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邹逸麟先生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人类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商业、交通、文化、旅游、社会生活等，这些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空间分布、变迁及其规律，就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6]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外化为疆域、政区、军事、人口、民族、经济、城市、交通、文化等。他在强调人类活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时说，人类是引起各类地理要素分布及其变迁的主要载体，人类是有思想意识的动物，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中产生出不同的观念、信仰、习俗、行为方式，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地域差异。[7]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代云南行政区划研究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演变而来，沿革地理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疆域盈缩、政区沿革。谭其骧主编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8]，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也是历史政区地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著作。它广泛吸收了20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地理学、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测绘地图学的成果，对历代疆域、政区进行了精细化定点定位，直观地表现了中国历代王朝疆域、政区的变迁。该书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级以上政区名称，绘出了界线，还收集了县级以下部分重要地名。其中，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承担地域范围为今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主体为云南省的编撰任务，尤中、朱惠荣两位先生也参加了此项工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问世做出了贡献。方国瑜为上述工程所撰的文稿，改写、增补后汇集而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两大册，既细致复原各个历史时期云南疆域、政区面貌，考释山川、水道、政区地名，又开辟了西南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研究了西南民族地理分布、土司区、农业、人口、移民、汛塘，是一部集大成、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全书字数近百万，是方先生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在西南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之功”[9]，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是20世纪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

近年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三方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通过建立连续的时间序列，描述行政区划、地名和其他基础地理要素的动态变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功开发，标志着历史政区研究成果提升到数字化、信息化的水平。云南大学陆韧教授、周琼教授、马琦副教授等一批学者参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承担历史时期云南政区、地名考释工作。

周振鹤先生廓清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学术用语，提出了行政区划“五要素”，解析政区的通名与专名，政治地理、行政地理与政区地理的含义差别。[10]并研究了政治地理视角下政区变迁的基本特点、历史上的特殊行政区划、影响行政区划变迁的因素，对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周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建构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将研究划分成全球、国家、地方三种尺度，分别界定了各尺度的具体研究对象。[11]他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形成的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一是九州制，其所代表的分块式结构逐渐演进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互对立的态势。二是五服制，其衍生的圈层结构形象地反映中国边疆与内地的政治地理格局，展示出核心区与边缘区二者之间的空间关系。[12]周先生组织编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划重点图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3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学术著作，其中，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王卫东合著《清代卷》广泛利用历史文献，对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过程和各级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进行详尽的考述，书中对云南省政区辟有专章。

政区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历史时期中国政区建制并非整齐划一，全国同步，在边疆地区就曾因人因地设置过许多特殊政区。陆韧教授《清代直隶厅解构》一文解析清代政区特殊形态——直隶厅。论文从民族构成的变化、直隶厅演进和直隶厅的管理职能等方面切入，认为直隶厅的创制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土地、人口变化的有力因应，有利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实现对辖区内各民族人口进行行政管理，并指出其过渡性质，演进目标是政区全国一体化。[13]凌永忠博士专题研究民国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回溯了清末云南沿边环弧型地带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政区设置的薄弱地带和空白区。沿边地区山高谷深，瘴疠肆虐，自然环境恶劣，成为阻碍清政府派设流官掌土治民的生态屏障，加之民族多样性、风俗差异，致使沿边地区土司林立，县级政区设置稀疏，国家行政管理能力薄弱的态势。论文讨论了清末弹压委员辖区和对汛督办辖区的设置和演变。[14]陈元惠博士研究了晚清以来云南特殊行政机构河口、麻栗坡对汛督办，分析对汛督办设立的原因、经过、职责和历史作用。[15]

回溯传统地理志著作，清代官修地理总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反映嘉庆二十五年（1820）云南行政区划体系和地理面貌。民国年间修纂《清史稿·地理志》云南篇大致反映宣统三年（1911）云南政区设置状况。省志方面，嘉庆朝以来，清朝云南地方政府先后主持修纂、刊刻了3部通志，分别是：道光《云南通志》（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诚纂）、光绪《云南通志》（岑毓英修，陈灿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王文韶、魏光焘修，唐炯等纂）,3部志书都辟有“地理”和“建置”专篇，分设舆图、疆域、山川、沿革等类目，反映该时期行政区划面貌。民国年间云南官方主持修纂了以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为时间断限的《新纂云南通志》，开篇编绘了《清代分府及直隶厅州图》，编制了《历代建置沿革表》。

（二）边疆学构建与清代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中国学术界提出建立边疆学学科，既有学术演进内在脉络，又存在社会现实需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的“边疆学说”（又称“特纳假说”），在东西方学术界享有广泛影响。[16]在特纳看来，美国发展史实质上是向西部移民以及开发西部的历史，西进运动是奠定美国边疆的过程，同时也是推进美国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所以他把边疆看成是一排流动的波浪，象征“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而不是后人眼里的固定不变的地理界线。[17]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考察美国“西进运动”，解析区域关系中的美国西部，探讨美国西部开发的原因以及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将上述问题纳入边疆史研究视野。[18]

近年来，国内研究边疆史地问题的学者提出建立边疆学的构想，并实质性推进了一系列有关学科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以及丛书出版、学术刊物专栏辟设、学科点建设、人才培养的工作。马大正、李国强、方铁等先生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功能意义进行了思考、热烈讨论和阐发。马大正提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包括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其中基础研究领域需要开展的课题研究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和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文化等专题。[19]专家、学者们对边疆学规划的诸多课题有很好研究，构建中国边疆学能够将上述研究整合到一个学科体系之下。

马大正先生纵论边疆概念至少具有地理、历史、政治三重内涵，其含义还能衍生扩大到军事、经济、文化等层面，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在形态层面是国家统治中心区到邻国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空间上由治理区向不治区过渡的中间地带。古代中国边疆政策的核心是统治者在指导思想支配下制定、实施边疆治理政策，对边疆进行行政管辖，综合采用各种手段，守住边界线，管好边疆土地不丢失。清代统治者对边疆的治理在思想、理念、政策上对前朝有所继承，也有重要调整、创新、发展和完善，从“中（内地）外（边疆）一体”的认识出发，以积极主动态度治理边疆各个民族，发挥他们对中央王朝的“屏藩”“拱卫”作用，治理原则上坚持做到“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二者紧密结合。[20]陆韧教授认为边疆首先要从地理概念上去分析、理解，它是中国与邻国相接的特殊地理区域，其对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观及其实践的思考和解析值得重视。[21]百年来边疆和边政学学术史梳理方面，李绍明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历程；[22]李勇军讨论民国时期边政概念的演进以及多学科整合下边政学的诞生；[23]汪洪亮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主要将边疆视作地理概念，20世纪40年代抗战形势下转变为从文化范畴看待边疆，避免边疆民族问题政治化。[24]

学术界关于西南边疆治理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央王朝视角，方铁、方慧、李世愉、邹建达先生关注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治策演变，对历史上西南边疆经营、开发及其成效等领域，做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25]在照顾区域差异上，历代王朝在治理边疆上体现出类型多样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封建王朝治边方略形成重北轻南的倾向与传统，通过对重北轻南倾向表现及原因的分析，指出该传统方略对中国古代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策略产生深远影响，进而作用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进程。[26]

清代边疆开发和通论性著作涉及西南边疆治理，反映在边疆政策研究[27]、传统治边思想、边疆民族管理机构、边疆形势演变研究[28]和边疆开发问题[29]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孙宏年关注1911年前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形势变化，促使当时的国人提出仿殖民体制以及同化治边两大理念。[30]

综观上述研究时段集中于清前中期，对清代后期治理云南的历史缺乏专题研究，未见到专门著作。

云南近代史学界对清代后期云南治理问题也有涉及，谢本书先生主编《云南近代史》，是运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即外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本土封建主义相互勾结起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相反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在华“走狗”的过程，作为云南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据此提出和解析咸同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云南抗战与“一二·一”运动三次革命高潮。该书对云南封疆大吏处理民族关系、边疆危机有较为细致的探讨，是采用阶级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视角。2011年出版的《云南通史》第五卷《近代前期，1840—1919》，仍大体沿用了《云南近代史》的叙事框架，大幅增补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将“救亡”与“振兴”作为近代云南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和两大任务，对治理云南问题的探讨即以此为背景展开。

（三）清代督抚制度与云南封疆大吏研究

对清代督抚的研究横跨政治制度史、人物史、地区开发史、军事史、外交史、边疆史等诸多领域。除历年来整理出版过数量众多、部头庞大的督抚文集、清宫中档、朱批奏折等文献资料外，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海内外对清代督抚制度形成、演进问题做出过专门研究并推出成果的最早一批学人有赵希鼎[31]、傅宗懋[32]、朱沛莲[33]等。后继者徐春峰、李霞研究清代前期督抚制度，[34]王跃生归纳督抚体制特征。[35]刘伟、林乾、王雪华探讨晚清时期督抚职权膨胀及其对政治体制、政治运作的影响，[36]谢霞飞、关晓红讨论包括督抚体制在内的清末官制改革问题，[37]杜家骥、王雪华、刘凤云分别关注督抚之职掌、甄选以及选用地方官等问题。[38]区域督抚制度研究方面，邹建达关注云贵总督的建置演变，[39]龚小峰研究两江总督体制。[40]

清代督抚人物史研究方面，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论著不胜枚举。按地域分，崔运武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专题研究，[41]贾小叶关注晚清中东部督抚，[42]皮明庥研究湖广总督张之洞，[43]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的成名作研究两广总督叶名琛。[44]陈宏谋、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袁世凯等著名封疆大吏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45]相关论著一直不断涌现，恕不能一一列出。

清代督抚与地方社会研究方面，刘正伟探讨督抚与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关系，[46]陈德鹏分析淮系督抚启动河南近代化，[47]关晓红讨论清末两广总督陶模在地方举办新政，[48]还有多位学者研究督抚大员对清末宪政、地方官制改革、地方司法体制转型等重大制度改革、转型所起作用。[49]喻大华研究过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东督抚。[50]

不难发现，清代督抚研究一直是清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迭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不断出新，甚至在同一问题上观点争鸣，见仁见智，然而毋庸讳言，也存在制度史研究与督抚人物研究割裂的现象，见制度不见人，或者就人论人，都难以深入；督抚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碎片化”倾向，就区域而言畸轻畸重，直隶、两江、湖广、两广、山东、陕甘地区督抚研究较多，云贵、四川等地区关注不足；就督抚个案而言冷热不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军政活动时间长、事迹突出、资料丰富的督抚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些满蒙旗籍督抚或声明不显或任职期短的督抚则迄今无人问津；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督抚比较研究缺乏。

清代云南封疆大吏即督抚的研究，诚如邹建达教授所总结的多是以个体展开，[51]集中于某些时段尤其是清前期的几位督抚，以点带面的特征十分突出，不易梳理出总体特征，看出变化过程，也不够深入。李友仁先生出版了概略介绍清代云南督抚生平的资料书。[52]总体来看，既有成果集中在清前期吴三桂[53]、鄂尔泰[54]、张允随[55]、王继文[56]、蔡毓荣[57]、高其倬[58],以及清后期林则徐、岑毓英[59]等人身上，近年来学术界对阮元、张凯嵩、唐炯、谭钧培、林绍年、锡良等人治滇问题偶有涉猎，不过成果仍属稀少，[60]有关林则徐、张凯嵩、唐炯、谭钧培、林绍年、锡良治滇研究综述见正文相关章节，此处不赘述。

（四）西南边疆近代化研究

陆韧教授撰文研究今滇南红河地区近代化的启动历程及其区域社会变迁，主要利用20世纪初年贺宗章在滇南任职期间所获得的实地经历和著名地理学家丁文江对上述区域所做的地理考察资料。[61]潘先林教授从民族史视角解析中国近代化的时空差异，基于对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变迁的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在沿海、中部和内地三种近代化类型之外，率先提出了第四种近代化范式即“边疆民族型”近代化，其内涵为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响应近代化潮流，致力于向工业化、民主化方向努力及近代化过程中发生观念转换、习俗变迁和文化进步等现象。[62]

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创造“世界体系理论”，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受到启发，把沃氏理论移植到近代中国，将中国解构为中心—中间地带—周边空间结构体系。认为19世纪末期之前云南属于周边，随着开埠通商、设海关、建领馆，发展道路交通和对外贸易，建立近代工业，配备近代通信工具，省内统一市场由此奠定，地域认同感形成。石岛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化过程使云南变成历史性地域，云南实现从周边到中间地带转化的跨越。[63]

（五）其他相关研究

本书涉及历史文化地理内容。美籍华裔段义孚先生被尊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西方地理学界享有盛誉。段本来学的是地貌，后来鉴于地理学界“见地不见人”的研究取向，转向关注被长期忽视的人的问题。他的研究另辟蹊径，以人为核心，对人的主观性情与客观地理环境之间的丰富而微妙关系进行极具智慧的阐释，称为“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他为地理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代表作品有《恋地情结：关于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经验视野下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逃避主义》（Escapism）等。张伟然对历史上的感觉文化区做过专门研究，为之构建了一套学术术语体系，他认为人们对于地域的感知是一种心理活动，往往反映政治认同。感觉文化区建立在区域内、外的人们对于该文化区域的一种共同体认基础上，它与自然地理上的山川形便一样，都对行政区划的分合变迁产生重要影响。[64]

气候、资源、环境是清代云南历史变迁的地理基础，也是历史地理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成果有杨煜达研究清代云南气候及气候灾害，[65]杨伟兵研究清代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问题，[66]周琼从生态环境史和文化史视角解析清代云南瘴气。[67]马琦从国家资源角度研究清政府对滇铜开发与控制，在国家需求的政策导向下，从稳定内地和开发边疆的目的出发，制定了“开边禁内”的矿业开发战略，形成了相应的边疆矿业分布格局，并讨论了国家资源管控模式下对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68]

绿营兵制是清代实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秦树才教授专题研究清代云南绿营兵制，认为清朝在云南部署的绿营兵兵额居全国各直省前列，是清代中前期云南主要军事力量。云南绿营兵或存城驻守，或分驻汛塘，汛塘制度成为绿营兵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绿营兵各协、营驻防区域内划分汛地，汛区内各交通要道和山险冲要之地设塘驻兵把守，通过绿营兵驻防和分防两种形式，实现对云南城镇和乡村、腹里和边疆、平坝和山区有效管控，从而使清朝对云南的统治较之前朝全面、深入，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作者还讨论了伴随绿营兵和汛塘制度而产生的清代云南移民问题、山区和边地开发问题，强调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南边疆民族结构，形成了“远乡汉夷杂处，近郊夷少汉多，城居则皆汉人”的边疆地区民族分布新格局。[69]田玉洪、刘建春讨论了光绪初年云南“易勇为兵”现象，岑毓英将云南勇营进行整编，企图纳入绿营兵体制进行训练和管理，恢复经制。可是，多数地方督抚抵制“易勇为兵”的军制改革方向，重建后的云南绿营兵频繁裁改和调整，也难复旧观。“易勇为兵”方案实际上以流产告终。[70]

道光朝以来，云南受鸦片烟毒之害甚深甚广，是国家治理难题，影响到云南农业生产、财政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朱端强教授通过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悉心钩稽，否定学界关于鸦片流入云南在“明末清初说”,认为明代后期云南已能生产毒品鸦片，并进一步梳理出鸦片烟毒是从阿拉伯到印度，再由印度经缅甸北部流入云南西部永昌府（今保山市），再蔓延全省，明清印度、缅甸至云南之间存在一条陆上“烟毒之路”[71]。宋光焘爬梳早期云南鸦片种植重要史料，提出云南鸦片是从广西、越南传入，云南省内种植从边区向靠内地区扩散，道光年间全省已普遍栽种。[72]秦和平著书研究晚清云南鸦片种植、运销、地方吸食和禁烟历史，估计光绪初年云南鸦片年产量为3.5万担，之后经历了先降后增，至光绪末期的1906年达7.8万担，按亩产50两鸦片折算出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在70万—240万亩。[73]台湾学者林满红通过通商口岸鸦片进口量衰减来讨论国产鸦片替代进口鸦片的过程，复原其空间演进过程是自北而南，自西而东逐渐完成。滇川黔产区是清末最大的国产鸦片产区，年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鸦片烟田占全省耕地面积17.83%。滇南临安府、滇西蒙化厅、滇东曲靖府所产鸦片品质最佳，云南府晋宁州、罗次县、昆阳州、大理府也是主要的鸦片产地。作者详细讨论了云南鸦片的三条主要外销路线，分别是长江水道、通往陕甘青康藏高原和通往越南、缅甸的陆路，其中湖南、湖北是云南鸦片出口的“门户”[74]。美国学者贝洛关于19世纪早期云贵川三省的鸦片产销与清政府禁烟的研究，认为云南是清朝统治体系的薄弱地带，民族—地理的多样性使云南沿边土司区成为中国本土鸦片集中产区，清政府无法在边疆地区设置正式政区实现行政一体化管理，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保甲体制发挥不了作用，以滇川两省为中心的大规模跨省鸦片运销网络形成，鸦片厘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填补财政亏空的主要来源，鸦片和鸦片经济构成了土著民族、商人、地方政府、“瘾君子”共同依赖和利益盘根错节的“畸形产物”[75]。

林文勋教授提出历史上云南长期与东南亚、南亚同属于贝币体系，贝币沿着东南亚、南亚通往云南腹地的交通路线大量输入，以货币、商品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力量促使跨国区域市场的整合，颠覆了近代以前云南空间上处于一个封闭系统的传统观念。[76]张轲风解析作为方位大区的“西南”其观念、区划实践及其建构过程。[77]马强研究唐宋时期囊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部地理认识。[78]董枫从自然地理认知、经济地理认知、文化地理认知三个层面重新审视浙江泰顺县官方与民间地理认知存在的异同，探讨官方与民间在各自地理认知支配下选择的社会控制方式，揭示出清朝官方对于县级政区地理认知十分有限，并从地方精英角色作用的视角审视清代地方社会的社会控制模式。[79]

总体上看，处在变革时期的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波澜起伏，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封疆大吏群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留下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也甚多，而学术界对之研究不充分，不深入，不少时段是空白，不少封疆大吏至今无人涉足研究，这与该时期历史大开大合的特征及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现实意义都极不相称。该研究的阙失，导致了一系列学术“困惑”，至少我们无法对云南近代转型的启动，给出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是一块亟待补上的研究“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