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前对“文学现代研究”方面考察的欠缺

围绕现代的“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的“现代”这个主题或内容的考察、研究、论述及阐发，近年来学界并不少见。这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或两大方式的关注与审理：一种是在对整个现代中国或现代西方的文学研究及有关美学思考进行资料汇总整理的基础上，作出宏观的、综述性的，其中包括普及性质或讲义性质的整体把握；另一种是以特定的某方面、某话题或某个案（学者、文本、学派）为对象，针对现代中国或现代西方文学研究及相关美学思考的有关现代学术思想特征及转型问题，作专题的深入探究和论析。这些不同的检视及其著述，多年来纷繁呈现，总体地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而这五个特点其实也正凸显了学界在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这个领域的审理上所存在的五个欠缺。

一是研究视域范围上，这些研究及论述多是将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剥离开来，对现代中国或现代西方孤立地展开，甚少基于自觉的跨文化视域而不偏不滞地站在超越现代中西文化之上的总体性视点处，将同属现代时期的中西双方文学研究置于对等的位置而作深层异同性的平行比较，更甚少在做这种系统的平行研究的同时，对文学研究现代转型及其特征建构的这段历史作跨文化的融通，并给予总体性的阐发或总结性的理解。虽然也有不少跨中西的比较研究，但它们或者是将中西作传统范围的比较，如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 （王宇根、宋伟杰译）、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或者是拿传统中国来与传统直至现代的西方比较，如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比较的文学阐释学》、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毛峰《神秘主义诗学》、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概念》，而很少有专门对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比较的；尽管也有基于跨文化视界而对现代中西作同时研究的，却普遍都是对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现象，即对中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美学思想之间在现代的跨文化交流现象或内在对话关系的规律性清理，主要属于影响研究，且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现代中国一方，即着眼于对西学的现代选择、引入、接受与转化利用这个方面，而没有取得超越中西文化之上的那个总体性现代视点。这方面的代表有：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史论》（1999年）、陈厚诚和王宁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2000年）、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2000年）、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2002年）、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1999年）、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2002年）、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2005年）、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年）、周发祥等编《中外文学交流史》（1999年）、王攸欣《选择·接受·疏导：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1999年）、陈学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诗学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朴正元博士学位论文《相遇他者：批评家眼中的西方文化思潮》、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西方文学理论之传入现代中国》、玛利安·高利克（Marian Galik）《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以及刘进才、周远斌、代迅、吴学先、牛宏宝、贺昌、刘燕、罗惠缙、吴晓东、胡有清、魏红珊等关于“纯诗理论的引入及其变异”“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中国的西方文论接受”“西方文论在中国”“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美学影响”“象征诗学理论的汉语语境”“艾略特与中国现代诗学”“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纯艺术文论与其西方渊源”“后殖民批评与五四话语转型”等问题的专文探讨。即使有诸如王杰《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1996年）、李咏吟《诗学解释学》（2003年）、莫其逊博士学位论文《现代美学引论》、胡经之《文艺美学》、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年）等著述那样，已超越影响研究而好似站在了跨中西文化之上的总体性现代视点之中，但却并非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历史本相的总体性历史审视，而更多的是基于对现代西学的深入理解及消化而对现代“某某学”的系统的理论建设，属现代文艺学范围。仅仅只有曹万生《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2004年）、单世联《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1998年）、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2004年）、黄晖博士学位论文《现代诗学中的审美主义：中国与西方》，以及徐岱、赖干坚、周小仪、杨春时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及美学之“现代化转型”、文学研究“从形式回到历史”或“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的专文探讨，才少有地表现出对现代中西双方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之历史本相的对等性平行比较或总体透视，在比较及其总体透视当中对现代中西双方文学研究及美学方面都历史性地共同存在的有关现象、观念、问题、特征或规律作出整体性的把握与审理。

二是研究内容范围上，这些研究及论述无论是针对现代中国还是现代西方，都多是限于对文学研究中某一学科形态、某一专业门类或研究中的某一脉某一域某一派的解读，而缺乏对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整个学科体系或学术整体的整合性、融通性、总体性的系统而有机的审理。需要解释的是，这种囿限之为囿限之处，其根本并非在于学界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考察领域往往都是有限定性的，即并非在于往往都只选择某类、某支、某派、某种文学研究作为探析内容，而更根本在于对其所选定的考察领域的论述方面表现出狭窄性，简单地说，根本之处不在于“领域”选取之限，而在于“论域”展开之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如前文已表明的：文学研究各学科形态或专业领域之间本是“互相包容”的，因此在对其整体审视中完全可以模糊、淡化其内部各专业形态之间的门户之别，不必对其内部各专业形态一一俱述，而只需选取某领域某形态作为切入点，便可管以窥豹，特别是当被选取的领域或形态是现代中国或西方文学研究格局的重心或中心（包括现代西方的体系性、流派纷呈的“文学理论（诗学）批评”构建，现代中国的非体系性的新文学批评实践、文学概论普及以及同样非体系性的泛“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类研治）时就更能产生一以总万的效果。那么，论者这里所谓的作为学界在研究内容上的囿限之根本的“论域展开之限”，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说即是：缺乏“文学研究”学科或学术体系整体观及总体性视界，在对所选时段的特定考察领域、专业或形态的论述中，没有足够地参照同一时期文学研究其他领域、专业或形态的研究情况，没有把对其他领域、专业或形态研治的考析，以及把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或学术整体的总体性把握，有机地一并纳入或融通到其具体的论述理路中。

例如，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佛克玛与易布思《20世纪文学理论》、让·贝西埃与伊·库什纳等编《诗学史》（史忠义译）、杰弗逊等《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李广成译）、罗里·赖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论》、马克·昂热诺等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述》（史忠义、田庆生译）、柯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乔纳森·卡勤《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马克·弗罗芒-默里斯《海德格尔诗学》（冯尚译）、王鲁湘等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国内及海外华人学界伍蠡甫、胡经之、张首映、王岳川、马新国、朱立元、周宪、张法、刘小枫、王一川、余虹、盛宁、章国锋、杨乃乔、金惠敏、潘知常、张隆溪、张旭东等对西方20世纪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或其有关经典著述及个案的论述研析，以及陈本益等《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刘庆璋《欧美文学理论史》（1995年）、刘万勇《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化渊源研究》（2000年）、毛峰《神秘主义诗学》、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概念》、王晓路《视野·意识·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2003年）、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2003年）、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寇鹏程《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牛宏宝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还有殷国明、王钟陵、赖大仁、邵建、王达敏、吴予敏、曾繁仁、肖鹰、姚文放、周宁、刘月新、孙辉等的专文探讨，都主要是聚焦于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诗学）形态及相关美学问题方面。而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 （怀宇译），则主要是聚焦于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形态方面。上述前后两类研究不仅在论述上都甚少旁及同时期西方的文学史研治状况，而且前类研究因局限于对学院派理论的考察，基本上未将同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纳入其中，后类研究尽管涉及有关学院派理论、诗学方面的内容，但理论运思的视域逼仄，所谈过于粗疏而不系统，有隔靴搔痒之感。仅仅只有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杨岂深、杨自伍译）第四—八卷、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以及国内的徐岱《批评美学：艺术诠释的逻辑范式》（2003年）、李珺平《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演进》、班澜和王晓秦编著《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1987年）、陶东风《文学史哲学》（1994年）、刘燕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等少有著述，对现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批评”“理论”与“史论史识”方面内容的检视兼备，其中陶东风《文学史哲学》避免了对所涉及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一般化解读，而专章评述这些流派的文学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把对“理论”与“史论史识”的研究整合了起来。

再如针对现代中国方面，王永生、许道明、温儒敏、刘锋杰、黄曼君、周海波、柯庆明、卜召林、潘颂德、黄键、杨春时、玛利安·高利克（Marian Galik）等各自的系统论著，张利群《多维文化视阈中的批评转型》（2002年）及《批评重构：现代批评学引论》（1999年）、孙辉博士学位论文《批评的文化之路：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研究》，宋剑华、刘进才、赵凌河、孙文宪、高五、邵滢、王桂妹、赖大仁、张光芒、罗岗、张利群、晏红、张瑞德、赖力行、景国劲、许霆、孙玉石、陈旭光等各自的有关专文论述，以及199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等等，是专门对新文学批评史及其具体样态、理论内涵的整理和探讨。而诸如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2000年）、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年）、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年）、赵敏俐和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7年）、董乃斌等《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周兴陆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述略》、徐雁平《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适为中心的考论》、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有关“清后期文学研究”的内容、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1995年）等专著，以及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要写》[4]和董乃斌、郭英德、冯保善、赵敏俐、吕微等的专题文章，还有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研讨会，则是对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类研究的再研究。上述前后两类的研究都是各治一域，仿佛互不搭调，并且都甚少融汇有系统而专门的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有不少把“理论”建设、新文学“批评”、古典“史论史识”等不同门类研究，同时放在一起所展开的论析，其中：如杜书瀛和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1年）、陈传才编《文艺学百年》（1999年）、林兴宅《大探索：文艺哲学的现代转型》（2000年）、庄锡华《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2000年）、徐舒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1999年）、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001年）、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2000年）、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年）、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2003年）、郜元宝《鲁迅六讲》、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2000年）有关篇章、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2002年）有关部分、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有关部分、仲立新博士学位论文《晚清与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与五四文学理论》、李凤亮博士后报告《批评理论与话语实践：文化视野中的批评个案研究札记》、钟名诚《20世纪“另类”批评话语：朱光潜研究新视阈》（2004年）、向天渊《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2002年）、莫海斌博士学位论文《1900至1920年代：汉语诗学及批评中的形式理论问题》、晏红博士学位论文《认同与悖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等专著，以及一些旨在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与西学的内在关联进行跨文化清理及透视比较的专书或专文，钱中文、王一川、童庆炳、何锡章、吴兴明、郭昭第等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及其现代性诸问题的专文回眸与思考，还有近年来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重大课题研究、2000年暨南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等，是对现代中国“理论”建设与新文学“批评”实践两类文学研究论述的同时审理。又如，黄念然《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1997年）、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陈子谦《论钱锺书》、阳文风博士学位论文《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赵敏俐编著《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罗宗强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卷》等专著，以及钱中文、王元骧、罗宗强、曹顺庆、陈伯海、王学谦、龚举善、张清民等有关古典文论研究的回顾反思或古典文论传统之现代转换问题的文章，是对现代中国“理论”建设与古典“史识史论”两类文学研究论述的同时考察。再如，张燕瑾和吕薇芬主编的10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陈平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涉及文学研究的有关卷册等，则同时关涉现代中国新文学“批评”实践与古典“史论史识”两类文学研究论述。而另如王瑶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996年）、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 （2002年）、何冠骥《借镜与类比：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1989年）、杨义和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2002年）、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2004年）、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夏晓虹和王风编《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王铁仙和王文英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2002年）、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200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以及李又安、叶嘉莹、涂经诒、佛雏等对王国维诗学或文学批评的专门研究等专著，杨义、关爱和、郭延礼、马睿、刘士林、张政文等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探析文章，以及1999年于广东举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等，则相较于前三类考察在论域上又有所扩大，即同时探讨了现代中国“理论”建设、新文学“批评”实践、古典“史论史识”三方面的文学研究论述。

然而，细察便不难发觉，无论是针对现代西方还是针对现代中国，在上述列举的那些能同时论析到不同文学研究门类的各种研讨及著述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做到对“理论”建构、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古典“史论史识”三方面相互间的深入性整合或真正的交融汇通，从而仍然显得视域受到囿限，论域展开狭窄。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研讨以及著述之所以把不同领域、专业、形态或门类的文学研究放在一起同时进行审理或论析，其动机或目的并非基于自觉的“文学研究”学科或学术体系整体观而对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或学术整体实行自为的门类会通，并作出总体、系统而深入的自觉考析与专门审理，而是出于种种自然自在而表面的、不得已的或另有图谋的考虑——这其中，或者是由于被考析与审理的对象，如古代文论史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现代中西内在关联的清理透视，艾略特、梁启超、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周作人、钱锺书以及现代中国许多大学者的文学论述，本身就涉足或关联到文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专业或门类而难以圈定归类；或者是由于考析或审理者觉得应当分而论析、一一俱述文学研究在现代时期所涉足的不同领域或门类，才能整编和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研究现代面貌，即完成诸如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命名的大型学术工程建设；或者是这番历史考析或审理根本的是考虑到围绕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内涵、形态的现代建构、现代发展与当代继承及重构问题，有开展必要的文学资源、历史脉络清理与知识方法论爬梳的需要，而这又包括两类：一类是注重爬梳清理“理论”的现代内涵、形态本身，同与其相互纠缠或包容的同时期“批评”实践、文学“史论史识”之间的知识资源性或知识方法论关系（如韦勒克关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论述；国内学界关于现代汉语诗学及其话语实践的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或文艺学的现代形态、发展历史及其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另一类是注重爬梳清理“理论”的现代或当代建设问题，与对“理论”类知识之古典传统的历史发掘、历史批判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历史性理路关系或资源关系（如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历史审理）。

三是研究时段范围上，这些研究及论述多是简单地以世纪更迭为分期标准，基于19世纪只是一个近代或近现代过渡时期、前现代时期，而20世纪才是真正意义、完全意义的现代及其后现代时期的这样一种“二分论”共识，把对现代时期文学研究的考察范围主要局限在20世纪，或把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考察与对19世纪文学研究的考察分割开来。尽管也有不少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考察涉及了19世纪末叶文学研究状况方面，然而其中普遍都只把19世纪末叶当作漫长20世纪的前夜、序幕或背景，即当作整个20世纪主题的一个附属部分而作连带性的论述，这种研治及审视理路显然仍旧没有能将19世纪末叶直至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叶深入地纵贯、融通为一个完全的现代整体，难免简单地以年代、世纪演进为界分单位、坐标或依据，将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新进及构建这个话题做割裂性的处理，从而影响到对文学研究的“现代”问题的可能更合理、更深入的审视。

当然，20世纪初至今，国内及海外华人学界在对本土研究及论述方面，也有不少是掐头去尾，专将中国19世纪中、下叶（即晚清）至20世纪初（即民初10—20年间）贯通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即所谓的“近代”（转型时代），并结合或伴随对这个时期大量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汇编，而专门对这个“近代”（转型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作出探析与审视，这其中的代表主要有：胡适、陈子展、鲁迅、阿英、钱基博、吴文祺、汪辟疆、郑振铎等在对近代或晚清文学的研究中对所涉及的不少文学研究问题的论述，舒芜、黄霖、王运熙与顾易生、黄保真、叶易、刘增杰、卢善庆、聂振斌各自关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史”“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的系统编著，郭延礼、袁进、关爱和、佛雏、李又安、叶嘉莹、涂经诒、戚真赫、杨晓明等有关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问题或王国维、梁启超等文学研究个案的专书或专文[5]，以及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2002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2000年）“上篇”和“中篇”、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2004年）、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下编）（2000年）、夏晓虹和王风所编《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2001年）、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1996年）、陈永标《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 （1993年）、赵利民《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研究》（1999年）、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有关内容、邢昌建《世纪之交：中国美学转型》、李尚佑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学的近代转折》、易容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审美意识嬗变史论》、仲立新博士学位论文《晚清与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与五四“文学理论”》，等等。然而总体检视国内学界上述专门论述“近代”这个转型时代中国文学研究（文论）及相关美学问题的研究及著述，尽管皆努力彰显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的独特而多彩的面貌，却凸显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它们普遍在专门对世纪之交转型时代文学研究作再研究方面仅仅具备一定的、较为粗浅的学科自觉意识，因此普遍不是太宏观（如对有关历史演变大势的认述），就是太微观（如对具体文学研究个案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借用马睿的话说，即从“‘五四’时代直至今日，近代一直是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与之不相称的是，关于近代文学经验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对于文论的专门研究，数量少、研究对象分布不平衡、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指导、学科建设薄弱。即使在近年来出现‘晚清热’以后，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6]。二是它们的历史分期观及分期方法，即对“近代”这个转型期的时间界定主要不是来自对“文学”和“文学研究”这一专门思想及其知识学术活动自身历史演进大势的内在洞察，而是或者太普遍地过于以社会史、政治史、革命史分期为依据，把上限定于1840年（即鸦片战争）、下限断于1911年（即辛亥革命）或1919年（即“五四”运动），如王德威把对中国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问题的考察锁定在19世纪中叶后的晚清60年（即1849—1911年）[7]，马睿在其专著中也把中国近代（近现代）“大致确定为1840—1919年”[8]；或者简单化地迁就、袭用对一般学术专史之历史转进的辨析，将上限再往上推至1820年、1821年（即常州派今文经学开始对清代学术转型发生影响），如刘再华在其专著中将近代（近现代）文学“特指1821—1919年的中国文学”[9]。这样的时间界定虽然已是将晚清、民初乃至“五四”贯通为一个近代（近现代）整体，但总体上却把上限推得太远、把下界断得太短，即把近代的主体部分放在晚清及清末（1911年前），民初却只初步延伸到1919年，而不是整个“五四”时期。论者认为，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近现代转型史考察方面不太合理，倒是那种少有的将上限缩至19世纪70年代乃至90年代左右，下限延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界定，如胡适、陈子展、陈平原、李欧梵、陈建华等有关近代文学思想及实践和有关学术活动的研究专述，更合于文学研究的近现代转型实际。

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文学研究的专门审理，除了上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外，近年来还有一些海外汉学的研究，但正如马睿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海外汉学对“近代部分的研究仍然比较寂寞……专门的文论研究更显薄弱”。与国内学界注重区分“近代”与“现代”不同，“他们对中国近代部分的普遍处理方法是，要么归入晚清之尾声，要么归入现代的开端……这固然有助于打通近代文化经验与其前因后果的关系，但缺点在于对近代中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认识不足。例如 Kirk A.Denton 的 Modern Chinese Lieerary Thon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一书……”[10]

四是研究方式（模式）上，这些研究及论述多是以文学现代研究活动所历经的具体的、仿佛泾渭分明的历史演变之时间进程为基本的考察视角、维度与线索，以实在、现象层面的自在性历史对象——包括具体的文学研究学派或流派（涉及有关机构、阵地、队伍等）、重要的文学研究者个体、主要或关键的文学研究著述或观点等——为基本单位、切入点与探讨中心，而较少通过对客观历史之自然脉络或自在架构的消化会通而超越出来，以突出考察或审视者自身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即较少以问题为经、为中心，立足并牢牢围绕文学研究现代转型、新变及建构中的某些内在逻辑问题、知识学理问题、思想文化问题等深层问题来展开考察及审视，并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自觉地贯通考究过程始终。研究方式上的这种局面，使得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再研究，往往碍于历史架构的束缚而难以有更宽广、更深阔的审理与挖掘。

当然，也有一些立足于比较独特而专门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研究及论述，其中：有的是突出了对文学研究某（些）门类在现代时期的一般转型及特质问题的自觉，例如：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门类方面的“现代化”或“现代学术建立”问题（王瑶、陈平原、何冠骥、郭英德、赵敏俐有关著述）、与“文化政治”的纠缠问题（陈国球有关著述）、“权力”问题（戴燕有关著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的“断裂与延续”问题（代迅有关著述）、文论思想与经学资源的关系问题（刘再华有关著述）、“总体特征”问题（杨义、张瑞德、宋剑华、刘进才、赖大仁、董学文有关著述）、“研究视野”问题（张光芒、袁进、伍世昭、赵利民、罗岗有关著述）、“研究方法论”问题（赵敏俐有关著述）、“批评形态”问题（赖力行、景国劲有关著述）、文化视野中的批评理论及实践问题（张利群、李凤亮、孙辉有关著述）、与西学的跨文化交流及对话问题（殷国明、陈学祖、罗钢、董洪川、朴正元、王攸欣、周远斌、吴学先、牛宏宝、贺昌有关著述）等的自觉；对现代西方文学研究门类方面的“意义生成”问题（王一川有关著述）、“反形而上学”问题（金惠敏有关著述）、“批评美学”问题（徐岱有关著述）、“总体格局及特征”问题（邵建、王达敏、吴予敏、申丹有关著述）、“存在论”转向及特征问题（余虹、曾繁仁、肖鹰有关著述）、“艺术与归家”问题（余虹有关著述）、意义消解中的批评策略问题（李建盛有关著述）、“审美幻象”问题（王杰有关著述）、在当前国际范围研究中凸显的系列争鸣性问题（马克·昂热诺等有关著述）等的自觉；以及对现代中西双方诗学中的“审美主义”问题（黄晖有关著述）等的自觉。有的则进一步突出了对中国或西方某（些）门类文学研究及相关美学在现代时期的独特“范式”这一问题的自觉（如周宁、彭立勋、王晓路、寇鹏程、张政文、杜书瀛、张清民、刘进才、董乃斌、韩书堂、张荣翼、董学文等有关范式或模式话题的论述）。也有的是突出了对文学研究某（些）门类及相关美学在现代时期的丰富的“话语”言说问题及相关的语言论意识问题的自觉，如对现代西方文学研究门类及美学方面的各种术语或关键词问题（如 M.H.Abrams、J.A.Cuddon、Frank Lentricchia等、福勒、乐黛云等、林骧华、邱明正和朱立元、赵一凡等主编的辞典或术语总汇）、诗学的“原型（原创）话语”问题（厄尔·迈纳有关著述）、“话语符号学”问题（高概有关著述）、“语言乌托邦”问题（王一川有关著述）、“文学阐释学”问题（张隆溪有关著述）、“语言论”追求问题（杨乃乔、余虹、周宪、成立、赵炎秋、张瑞德、王汶成、李世涛、刘方喜、汪正龙、陈本益等有关著述）、“话语转换（转向）”问题（牛宏宝、刘月新、孙辉有关著述）等的自觉；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门类方面的“知识话语嬗变”问题（马睿有关著述）、“汉语诗学话语”问题（向天渊、莫海斌有关著述）、“现代文论话语生成”问题（晏红有关著述）、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问题（季广茂有关著述）、“失语”及“话语转换”问题（曹顺庆、王志耕、沈立岩、孙时彬、王宁等有关著述）、“汉语形象”问题（王一川有关著述）、“话语形态”问题（赵凌河有关著述）、“话语建构”问题（郭昭第有关著述）、“语言意识”及其与“文章体式”的关系问题（孙文宪、高玉、邵滢、王桂妹、夏晓虹与王风有关著述）等的自觉。还有的是突出了对现代中国或西方文学研究及相关美学某（些）门类中“现代性”问题的自觉（如余虹、王一川、盛宁、章国锋、杨晓明、吴予敏、邢建昌与姜文振、刘克峰、杨春时、仲立新、王杰、张辉、单世联、童庆炳、何锡章、吴兴明、吕微、骆慧敏、刘小枫、钱中文、曲春景、陈太胜、王纪人、胡继华等有关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话题的论述，以及2000年在海南举办的“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更有的是突出了对现代某（些）门类文学研究及其相关文学思想与实践中的“现代性”和“话语”言说两大问题的同时自觉，换言之即对其中现代性话语理论或现代性话语实践的重要部分或方面的自觉（如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有关篇章、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评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和《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郜元宝《鲁迅六讲》、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等）。

然而，总的来看，无论是立足于一般化的转型及其中的特质问题、深层的“范式”问题、“话语”及语言问题，还是立足于“现代性”问题，甚至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问题，上述提及的种种研讨与考究，由于受到各自审理视域及考察内容的范围之限，其“问题意识”普遍只是分离地锁定在中国一方或是西方一方，并且只是专门针对文学现代研究中的某（些）门类，因此无论是对问题的具体设定还是对问题的具体探讨开展，普遍都比较缺乏对整个的文学现代研究系统（即无论中西、不管何类文学研究）本身的整体涵盖力与总体穿透力，这使现代中西文学研究中的诸多方面、诸多关节、诸多理路与意旨不能被这些具体的问题所整合或融通，并在这些问题的具体开展及处理中得到有力的考析与审视。其次，这些具备“问题意识”的种种研讨与论述，还普遍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对具体问题的设立思路普遍比较简单、粗略、笼统而不细致，也就是说对已设具体问题所涵括的下属种种内在要素、内在环节的考虑不周，从而“问题意识”普遍只是浮于面上而不够扎实细密；相应地，便是其具体的论析过程普遍没能更严实、更一贯、更深入地围绕问题来展开，而是仍然比较强地受到自然、实在的客观历史图景的规导，换言之即对那些具体却又模糊的问题的具体性逻辑探讨与内在开展，往往仍依附于一种“历史为纲”的学术思路，以客观的历史沿革及其中实在的历史现象为中心来架构与引导论述理路——这就是“以历史为经，以问题为纬”的理路。这些都表明，学界在突出“问题”这个中心，深化和细化“问题化”思路，以实现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深度考察方面，还显得比较欠缺。

五是研究角度（指向）上，这些研究及论述多是对现代某（些）门类文学研究中各派、各家、各著述所主张或持有的，有关文学问题的理论思潮、知识范畴、思想观点、分析评述及其形成的相关社会历史语境的解读与论析，即多是立足于文学思想观念读解的角度，对文学现代研究的知识成果形式，换言之即对文学研究活动中“所说”问题，也就是“说（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系统审理，而很少专门而系统地触及这些文学研究活动深在的知识构型、理论资源、话语基质、研究据点、方法论框架、学术知识谱系等知识学问题，并很少进一步发掘这些知识学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原理、思想大义与文化内涵，以及所承担的价值思索与意义诉求等。简单说就是，它们很少专门立足于（知识）学术史及（文化）思想史角度，对文学现代研究的知识的运思及生产过程（原理、方式等）及知识的思想发微问题，即对文学研究活动中“能说”问题，也就是“怎么说”及“何以说”问题做出系统的考究与深度的阐发。

当然，国内学界也有一些从学术史修撰、考察角度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及相关美学活动所做出的或宏观全局、或微观个案式的审理，代表如王瑶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996年）、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2年）、杜书瀛和钱竞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1年）、陈传才编《文艺学百年》、汝信与王德胜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2000年）、黄念然《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黄曼君编《中国百年文艺理论批评史》、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2002年）、杨义和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2000年）、庄锡华《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陈学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诗学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陈本益等《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李珺平《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演进》、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7年）、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 （1997年）、董乃斌等《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周兴陆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述略》、何冠骥《借镜与类比：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1989年）、黄修正《中国新文学编纂史》（1995年）、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2004年）、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徐雁平《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适为中心的考论》、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1993年）、张燕瑾和吕薇芬所编10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程正民和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2005年）、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2005年）、王铁仙和王文英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以及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相关篇章、《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相关篇章、陈平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对“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编纂，还有聂振斌、王元骧、罗宗强、张政文、吕微、杜书瀛、董乃斌、郭延礼、刘士林、刘勇等有关专题文章。[11]同时，国外学界一些带有学术史考察性质的著述也被翻译引入进来，如让·贝西埃与伊·库什纳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下册、让-伊失·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宇译）、马克和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述》。然而，总体来看，它们跟前文提到的那些突出“问题意识”中心的研究一样，仍然普遍受到考察内容的范围囿限，仅仅触及了部分门类的文学现代研究。并且它们对文学现代研究的学术史处理普遍显得比较简单、粗浅和笼统，虽然不少研究及著述都冠以“学术”“学术史”“研究史”等名，但个中内容却并未完全牢实、独立而细致地贯彻学术史研治思路，而是仍过多偏重于对文学现代研究中涌现的理论思潮、思想观念、知识评述等知识成果形式方面的爬梳与解读；即便论及文学现代研究中的学术史问题，最多也只是对一些基本的、面上的学术史实的简单钩沉、清理及回顾，而对与文学现代研究的知识运思及生产过程有关的诸多更细致、深层、有待思考的知识学规律问题缺乏充足的考究，对文学现代研究的知识成果、知识过程中所蕴含或承担的思想文化史原理及思想文化大义问题也缺乏必要的或更多的考释与发微。

总括在研究视域、研究内容、研究时段、研究方式、研究角度等上述五个方面存在的不足，不难显示出学界在对“现代”的文学研究领域或文学研究的“现代”问题方面的探询及考论上，有着三种欠缺。一是欠缺视界的跨越性和融通性，在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问题所涵括的文学话题的整体性——包括中西整体性、文学学科整体性、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之间的历史整体性等——的把握及审视方面比较薄弱。二是对历史演进过程中临界点、关节点或关键时段的截取有失合理性，从而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问题所指涉的“现代”话题及相关“现代”史实的一些要害环节，即对现代的转型性、现代的重构性以及自转型开始直至重构初定这一时期（即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关键性问题的抓取凸显、专门叩问与系统挖掘不够。三是考论的基本问题思路未完全拓展、开掘开来，而是纠缠于实在的历史脉象、理论思潮、思想观念、知识成果的地方较多，从而在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问题所着力包含的“研究”话题的内在性，即“研究”的知识性、学术性所在方面，系统、透彻审理得不够，使得审视层面难以深入，即难以从对文学现代研究“所说”“说什么”层面的思想观念性质的研究，进到对文学现代研究“能说”“怎么说”“何以说”层面的学术史及其思想史性质的研究中去。这三种欠缺之间密切相关、彼此影响，合为一体，如果说第一、二种尚显示出当前在对文学现代研究领域的考察上所存在的基本性、基础性的不足，那么与此相关的第三种欠缺则呈现出当前对该领域的研究考察所存在的根本性、核心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