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金史》成书的几个问题
王玉
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独为最善”[1]。清代学者施国祁在其“竭二十余年之力，刊伪补脱”的《金史详校》序中说：“金源一代，年纪不及契丹，與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伪谬。”比较《宋史》《辽史》《元史》的弊病，给《金史》以极高评价。
蒙元自入主中原后，对先进的汉文化的吸收表现了一种豁然大度的姿态，很有点兼容并包的味道。但同修的三史，为什么距离这样大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为：“金一代典制修明，图籍亦备。又有元好问、刘祁诸人，私相缀辑。故是书有所依据，较《辽史》为详赅。承修者明于史裁，体例亦为严整。”既分析了《金史》独善的原因，也指出了撰修的资料来源。议论是中肯可取的。
《金史》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几贯元朝始终。是书既非完于一代，也非成于一手，必然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本文拟做一些探讨，以求正于学术界。
一 《金史》与王鹗《金史》稿
考《金史》的成书，大致分三个阶段，中经84年。
第一阶段，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张柔献上下汴京所得之金实录并秘府图书。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请“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2]。并很快拟出纲目，开始撰修。
第二阶段，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又命史臣通修宋、辽、金史。
第三阶段，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任都总裁，确定宋、辽、金各自为正统，各系其年号，才廓清了修三史中久议不决的正统之争。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先成；十一月，《金史》继成；次年十月，《宋史》亦成，未几，即镂版行世。
今本《金史》，就纲目体例、成书之速看，以王鹗《金史》稿为底本是无疑的。
王鹗（1190—1273年），字百一，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状元，官至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天兴三年（1234年）“蔡陷，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3]。十年之中，得阅张柔所获之金实录并秘府图书。1244年，应元世祖召仕元，“以老儒故，上甚敬重，每见以状元呼之”[4]。元修《金史》，不仅是他上章诏请，而且编修均由他选择、推荐，如郝经、李昶、李治、雷膺、王恽、王磐、胡袛遹等人皆是。从经历上看，王鹗早年仕金，历末世动乱，于金一代典制、政事、人物多耳闻目见。又有机会参阅金实录，所组编修班底，多金源旧臣遗民。从视野的开阔，资料的丰富，人才的协同上讲，是很具备修史条件的。但现存史籍未见其书表上朝廷的记载，大约是修三史中的正统之争，使三史体例无法确定而终未有定本的缘故。金毓黻先生总结初修《金史》时说：“金史之修、创于王鹗。考其初稿，即据实录。”是很精辟的见解。
王鹗《金史》稿，今佚不见，只在元人王恽的《玉堂嘉话》中保存了简目。王恽，字仲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曾两入翰林，并兼国史院编修，“两院故事，凡草创经营署置略，皆与知”[5]。是时，王鹗兼领两院。《玉堂嘉话》卷一说，王鹗曾“亲笔作史”，而且“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卷八记载，中统二年，王鹗将拟好的《金史》大纲“书示仲谋”，亦即说，王恽见到了王鹗《金史》的目录。计有帝纪九、志书七、列传若干。[6]这个纲目，明于史裁，严守历代正史体例，依此成书的《金史》，大约是一部详备成型的史书。值得注意的是王鹗参见实录，并未拘于实录。旧实录三品以上方得入传，王鹗《金史》大纲，以“人物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7]。举凡忠义、隐逸、儒行、文艺、列女、方技等，均入列传。这不仅承袭了《史记》以来纪传体的优良传统，而且与今本《金史》是相符的。
王鹗修《金史》所依据的材料，赵瓯北曾亦考证说：“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易籍手也。”[8]显然，《金史》独善与“《金史》旧底，固已确核”的关系是很大的。
王鹗首创《金史》，不能不提到张柔其人。《元史·张柔传》载：“壬辰，从睿宗伐金……金主败走睢阳。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又“汝南既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缚十人以待，一人貌独异。柔问之，状元王鹗也。解其缚，宾礼之”。张柔，即史称张万户。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张柔还是一个颇有眼光、确有见地的人物。一是下汴京，“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使之免遭兵燹，后献诸朝，保存了修《金史》的珍贵资料。二是对王鹗“解其缚，宾礼之”，刀下救出了这个人才。应该说，于《金史》成书，还是有功劳的。
二 《金史》取资《壬辰杂编》《归潜志》的范围和时间
撰修《金史》取资元好问《壬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的问题，见于《金史》元、刘本传。这里，主要是考察取资二书的范围及二书被引入《金史》的时间。
《元好问传》载：“金亡不仕……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德行，采摭所闻，有所及，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刘从益传》载：“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丧乱，作《归潜志》以记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金史》撰修既然承认于元、刘著述“多采用焉”“多本其所著”，当为可信，但采摭材料的范围呢？
刘祁《归潜志》一书，十四卷，成书于金亡后第二年的1235年。刘祁自序云：“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独念昔所与交游者，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元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子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以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其著述动机、书名缘由及取材内容，交代得再明白不过了。所以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京叔以布衣遨游士大夫间，文章惊暴，一时为遗山诸公所推挹。筑堂曰‘归潜’，因以命其书，所记皆金源逸事。后之修史者足征焉。”清人鲍博庭将《归潜志》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并为之作跋说，刘祁“遭乱北归，追述平昔交游谈论与夫兴亡治乱之迹著为一书，因其堂命目曰《归潜志》。与同时元好问《壬辰杂编》竝（同并）行于世，金末文献之征，于是乎在”。大致都是依据刘祁自序而发的议论，明确了《归潜志》“载金末文献有足征”的价值。从《归潜志》一书的内容上看，“第一卷至第七卷悉为诸贤立传，第八卷略记逸事，九卷至十三卷悉载当时得失”[9]。第十四卷为诗文应答。基本是一份金末历史的回忆录，史料的价值是相当高的。《金史》采摭《归潜志》，当然也只是金末事实了。
《归潜志》一书，今仍行世可见，采摭范围似争议不大。问题大的还是元遗山的《壬辰杂编》。
《壬辰杂编》初无名，元遗山于金亡后筑野史亭，“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书未就而卒”[10]。大概是后人编纂整理而命名的。其书在明中叶即已亡佚。但是这部著述并非他的本意。据好问《与枢判白兄书》，他自乙巳（1245年）先“往河南举先夫人旅殡，……复以葬事往东平，连三年不宁居坐”[11]。即使是在这战乱奔波之中，好问仍“往来四方，采摭遗逸”[12]。以“国之史作，己所当任”自诩。[13]他很有信心地向枢判白华陈述自己的计划：“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夫，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14]很清楚，好问的初衷是亲去顺天府，得阅张柔处金实录，依据实录，加以自己采摭的材料，并拟补充实录阙的卫绍王、金哀宗两朝史事，即书中所谓“大安及正大事”,“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修成一部首尾齐全的金史。这即本传中“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之史作，己所当任”的内容所在。所以，“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15]，但不知什么原因，“为乐夔所阻而止”[16]。好问终未见到金实录，他的宏伟计划夭折了。不得已才“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说好问于金亡后，“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可见他的资料主要来自采摭，而“杂录近事”者，即金亡前后史实。《壬辰杂编》的“壬辰”，为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是年，哀宗弃汴出逃，意味着金的灭亡，后虽维持了两年，不过是苟延残喘。以“壬辰”命书，可推知其书亦专记金亡前后事。谓之“杂编”，是因元好问“书未就而卒”，由他人缀辑的一本资料汇编。所以钱大昕考证《金史》成书取资元好问、刘祁著述时说：“贞祐南迁以后事迹，多取元刘两家。章宗以前，则实录俱在，非出二人之笔。”[17]赵翼则更具体指出：“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元刘二书。”宣宗南迁汴京，时在贞祐二年（1214年），上距完颜阿骨打建国（1115年），已经百年，下距蒙元灭金（1234年），只二十年。从时间断限上看，《壬辰杂编》《归潜志》二书的可采摭范围，当在金末丧乱易代的二十年左右。正如《金史》所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焉。”[18]不考察这个范围，而如顾炎武断言的“《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19]，就未免失于恰当，过分夸大了。
那么，《壬辰杂编》《归潜志》是何时被引入《金史》的呢？
中统二年（1261年），王鹗修《金史》，元好问殁去仅三年，刘祁殁去十一年。时金地未定，南宋尚存，兵火屡起，国家征伐为先。元、刘等人的私家著述得以行世流布，似不大可能。这从王恽的《乌台笔补》中可以窥见一二。《乌台笔补》录《论收访野史状》，已是至元年间（1271—1294年）事。其状云：自中统二年立国史院，曾令学士安藏收访野史传闻，但“数年以来，所得无几”，不得不再事征集。[20]另据王鹗《遗山集》后引，东平严忠杰在元裕之死后，曾“即其家购求遗稿”，购求的是不是《壬辰杂编》呢？不是。严忠杰“指金鸣匠、刻梓以寿其传”，明确是指当即刻版行世的《遗山集》，王鹗之“属余为引”的后引，就印在集后。如果当时已搜求到《壬辰杂编》的遗稿，王鹗、王恽等人于此不会秘而不宣的。王鹗与元好问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余与子（指元好问）同庚甲，又同在史馆者三历春秋，义深契厚。”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遗山《寄中书耶律公书》推荐人才，其中就有王鹗、刘祁诸人。至于王恽，曾游学遗山门下，以师事之。既然王鹗、王恽于《壬辰杂编》事一字不载，足证元好问遗稿中的《壬辰杂编》当时并未达于国史院。七八十年后的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年），欧阳玄奉诏修三史，一曰于翰林故府攟（同聃）金人遗书，得元裕之手写《壬辰杂编》一帙。[21]想必是王鹗后的修史者搜求整理的。至于刘祁《归潜志》，后于王鹗几五十年的至大年间（1308—1311年）才由孙和伯梓行之，仅有传本。王士祯所谓“元开史局，搜罗掌故，京叔、裕之二书，皆上史馆、攟（同聃）摭为多焉”[22]。“皆上史馆”的确切时间，虽无法判定，但据以上材料推断，还是迟于王鹗修史，并非中统二年一开史局，就搜罗到的。故王鹗修《金史》也就无缘见到《壬辰杂编》《归潜志》。随着元一统局面的出现，王鹗后的修史者，才有可能参见众多的野史传闻。《金史》，修撰既非成于一手，也非完于一代，《壬辰杂编》《归潜志》的搜罗与参考，必是在《金史》颇具规模时了。
应该指出，材料多未必能修出好史。如元代同修的《宋史》，凭借的材料不能说不富，但编修失于选择，反由于资料多而缺乏鉴别，卷帙繁而不善剪裁，铸成《宋史》芜杂烦冗的缺点，即为一例。一些史家，探究《金史》独善的原因，囿于元好问、刘祁的名噪一代，颇多附会夸大，而忽略《金史》撰修“最得史法”的惨淡经营，是不公允的。
搞清这两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贬低元好问、刘祁二人对《金史》成书的贡献。金末丧乱易代的二十年左右，正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金源上层矛盾互相交织，日趋激化，社会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而典制混乱、史籍散佚，由章宗以后，卫绍王、宣宗、哀宗三帝，仅存宣宗实录，即可见一斑。元、刘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23]。元、刘二人于记录中古史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保存故国文献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正像王士祯所说：“金自崔立之乱，中原板荡，文献散失、赖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记述之功，何以至是欤？”[24]
三 《金史》列传所本《中州集》小传考略
纂修《金史》曾参考《中州集》事，见上文所引《元好问传》。
元好问编纂的金诗总集《中州集》，所收金一代诗人二百余家，诗词二千余首。遗山自序云：“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其编纂动机如《墓铭》所述，好问欲见实录被阻，“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多少寄托着对故国的怀念。成书当在《壬辰杂编》之前。“百余卷”为十余卷之误。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是书“大旨以诗存史，故姓名之下，各列小传，往往旁及其佚事，多足以资考证”，是很恰切的评价。今取《中州集》与《金史》对照，传记同人者计有虞仲文、宇文虚中、刘豫、张中孚、赵元、孙铎、路铎、肖贡、张行简、贾益谦、胥鼎、陈规、许古、杨云翼、赵秉文、冯壁、李献甫、雷渊、王宾、冯延登、吴激、蔡松年、蔡珪、马定国、任询、赵可、王兢、郑子聃、党怀英、李汾、赵沨、周昂、王庭筠、刘昂、李经、刘从益、吕中孚、张建、李纯甫、宋九嘉、庞铸、李献能、王若虚、王元节、元德明、麻九畴、郝天挺、薛继先、王予可等五十人。即便如《简明目录》和《金史》本传所说“各列小传”“以诗存史”“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其量不过是《金史》列传的十四分之一。[25]然而，略加考察，可对照互见的五十篇传记，情况又很不一致。
第一类十余篇，《金史》记载较《中州集》详尽完备，差异悬殊，史实丰富充实得多。文字相去甚远的如：
《金史》 张汝霖传 约1500字 《中州集》 同传约120字
《金史》 路铎传 约1500字 《中州集》 同传约80字
《金史》 刘豫传 约1300字 《中州集》 同传约80字
《金史》 张行简传 约1900字 《中州集》 同传约220字
《金史》 陈规传 约4400字 《中州集》 同传约70字
《金史》 许古传 约3660字 《中州集》 同传约120字
余如贾益谦传、赵秉文传、蔡松年传、冯壁传、王庭筠传、王宾传等，《中州集》的疏漏简略比比皆是，故《金史》不得不舍弃而另采他著。这十余篇传记，显然非本于《中州集》。《中州集》小传于这十几篇传记，大概只起个征信作用。
第二类二十余篇，事迹大致相同，但文字的增益、史实的详尽，《金史》列传较《中州集》小传的记载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史》详《集》略。看来这部分列传，或者录用小传部分材料改写而成，或者以小传为基础，参见他著，补充了不少小传所不载的材料，加以扩展而成。如《郑子聃传》,《金史》补入“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一段，多少透露了海陵王实录曾以郑子聃修撰的事实。《中州集》党怀英小传有“入为史馆编修”一事，但仅此一句，究竟参与编修何书是无从得知的。《金史·党怀英传》则详补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辽时民间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事，悉送上官。”“奉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任后，章宗诏陈大任继成《辽史》。”这样，就把金修《辽史》的经过及《辽史》陈大任本的线索概略地记载了下来。应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完善。哀宗南逃，崔立以汴降元，金源遗臣围绕为崔立起功德碑的一场冲突，为金亡前后的一件大事。时元好问在汴，又参与其事，按理是清楚的。但在《中州集》王若虚小传中只记了“崔立之变，群小献谄，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从之（王若虚）。从之外若逊辞，而实欲死守，时议称焉”。元好问的态度是明朗的，但语之不详。参见《金史》，才知小传的简略，并非疏漏，而是作者难言苦衷的有意隐讳。《金史·王若虚传》于此事则直书详补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资料源于刘祁《归潜志》则无疑义。
第三类十余篇，《金史》照录、摘抄或略加增益于《中州集》小传。如马定国传、赵可传、任询传、刘从益传、元德明传、赵沨传、周昂传等。只举《刘从益传》对照。《金史·刘从益传》几全录《中州集》小传，小传叙其政绩，有一段重要材料：刘从益做叶县令时，“修学讲议，耸善抑恶，有良吏风。叶，剧邑也，兵兴以来、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故在也。云卿（刘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民赖之，流亡归者二千余家”。《金史》同传略去几字照录，并改“流亡归者二千余家”为“四千余家”大约是经过审订的。又在所附刘祁略传中，寥寥数笔，添上《金史》采《归潜志》事，无疑提高了《金史》的史料价值，体现了《金史》取材的严谨和博洽。
上述三类的取材方法，很能体现《金史》列传广泛涉及政事、详叙生平事迹的史学眼光，体现了它整齐体例的文字功夫。列传采摭材料及行文的繁简都有一定的标准，不合体例者不取而采他著；合体例而言之不详者，增加必要的史料；合体例而内容详备者，照录、摘抄或略加增益。总之，抄撮必要的材料，略去浮词，剪去枝蔓，统一体例，都经过了一定的改造制作。作为诗集的《中州集》，其小传的倾向，与《金史》体例，必有差异。故小传称誉的诗词章句，为《金史》所不取，是很好理解的。
《金史》列传取材《中州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金史》文艺传人物多采用《中州集》人物评传。《金史》文艺传载人物三十人，《中州集》中可参见二十五人，不仅多采其生平事迹，且多录元好问的评论。这也可以看出《金史》取材的精审和眼光。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变革的杰出代表，“蔚为一代宗工”。以他来评传金代文学人物，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如《金史》评赵秉文，其“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主。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遒劲”。评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号吴蔡体”等等，均本于《中州集》。从而也就肯定了元好问在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过去，有人曾评议《金史》罕言神怪。[26]从整体看不失为有进步意义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在《金史》采摭《中州集》中，亦有体现，但又不很彻底。《金史·党怀英传》多录《中州集》文字，但不取小传的符瑞之说，删去“公之在孕也，太夫人梦道士吴筠来托宿”及“大安三年九月，年七十八终于家。是夕，有大星殒于所居之堂，众惊视之，而公已逝矣”。吴筠托宿而生，大星殒坠而逝，很有些传奇色彩，确属荒诞，《金史》不取是对的。但《中州集》刘昂小传中，“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掾考满，授平凉路转运副使，人谓卿相可望致矣。术士有言云，昂官止五品者。昂自望者甚厚，不信也”。后“竟如术者之言”。《金史·刘昂传》于此照录不误。《金史·李献能传》亦多取《中州集》文字，但在传末添了“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一段，显系传闻，附会迷信。由此可见，即使是罕言神怪的《金史》，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枷锁。
至于《金史》《中州集》传记中时间、史实上的出入，限于篇幅不举。
以上，当然不是对元好问史学贡献的全面评价，但对《金史》所本《中州集》小传的初步考略，或许于元好问在《金史》成书影响的客观评价上，有一定益处。
《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元史·王鹗传》。
[3]《元史·王鹗传》。
[4]《秋涧集》卷82《中堂事记》。
[5]《秋涧集》卷93《玉堂嘉话》序。
[6]详见《秋涧集》卷100。
[7]详见《秋涧集》卷100。
[8]《廿二史劄（同札）记》卷27。
[9]宋定国：《归潜志·后记》。
[10]郝经：《遗山先生墓铭》。
[11]《遗山文集》卷39。
[12]《遗山先生墓铭》。
[13]《金史·元好问传》。
[14]《遗山文集》卷39。
[15]《遗山先生墓铭》。
[16]《金史·元好问传》。
[17]《日知录集释》卷26。
[18]《金史·完颜奴申传》。
[19]《日知录》卷26。
[20]《秋涧集》卷84。
[21]见欧阳玄《圭斋集》。
[22]《归潜志》序。
[23]《廿二史札记》卷27。
[24]《归潜志》序。
[25]《金史》列传共载人物七百余人。
[26]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毛汶《金史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