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几十年来，出土简帛古书越来越多，颇有应接不暇之势。笔者曾指出此中有两大热点：一个是古文字研究；一个是学术思想史研究。所不同的是，前者需要大量的积累，追求颠扑不破，且有传承渊源，难以轻易进入其中；后者却似乎可以轻易进入，可备一说便能立足，也不乏今是而昨非，故结果可以说瑕瑜互见。比如马王堆帛书《五行》和后来的郭店简《五行》，关于其作者貌似容易达成一定共识。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关于《五行》经、传的作者，就笔者所见便有35种意见。这些意见中也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为什么不少人认为传是孟子作的。似乎在那个时间段中，承接子思的，非孟子不能做。这种想法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荀子批判过思、孟五行，似乎可谓言之有故。但让人的怀疑是，孟子多数时候都只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他对圣的看法和仁义礼智圣五行并不相同。按照余嘉锡等学者的意见，孟子明显属于自成一家之言者，他虽然和子思相唱和，但是并不是全盘接受子思之言的。也许有人会说孟子有可能在还未出师时写下了《五行》的传，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得到多少证据支撑。而且同样按照余嘉锡等的意见，这时候的孟子既然未能出师，那么其成绩仍然只能算作子思学派的。

与之类似的，关于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各有大量不同的意见存在。儒家之称已经不能囊括，因而进入了儒家八派等细分之中。而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反思。笔者对此也有一些疑虑，首先清理了一下六家、九流十家和百家的来源、关系，继而据之提出要用百家之说来讨论出土文献的学派问题。有一些出土文献，可能不属于目前所知的任何一个学派，我们要有所阙疑。比如像《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这样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篇章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子游之言见于《性自命出》而不见于《性情论》，说明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还能不断发展，并未定型，一些章节之间也未必存在有机联系，可能是不同章节的集合，像《礼记》中一些通论性的作品一样。它最后虽可能曾被收入某部子书，或者说按照推想当如此，但其来源却未必一定属于这个学派。还有像《恒先》这样的一些作品，其作者现代人并不知晓，然而其在当时或许有名气。因此，现存所有关于古代的记载，特别是先秦时期的贤哲，即便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可能也远远不及当时的实际，有着大量的缺漏。既然如此，将一些作品归入这样那样的学派著作，势必行不通。这是笔者后来所谓“古书佚失观”这个很简单说法的来源。

由于出土古书的公布，有一些诸子的年岁有了新的线索，如慎子等。因此有一段时间，笔者专门看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庄子和孟子的年代问题，钱穆正文中讲两人年岁差距不大，但是后来的生卒年表中，两人却差了一代；还有钱穆所定一些诸子的年岁基数，或三十或四十，并无定规。因此笔者发现钱穆所推的古人生卒年岁，特别是生年，或五或十，多不可靠。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考查“游仕年”之说，可惜他没有贯彻始终。现在看来，游仕年反倒是可靠的、值得重视的。古书与诸子年代紧密相关，从疑古时期开始至今，不少问题仍有待讨论。其中以《墨子》“十论”和《尚书》以及《庄子》等的讨论，较有国际性。笔者考察后发现用“思想系统”和“思想线索”方法，以及根据词汇分析学派、年代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考辨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主体部分”“主题思想”而不是个别文字，笔者尝试以“族本”说来讨论《金縢》以及《墨子》“十论”中的一些问题。以上所论，学派、人物、文本，皆和古书年代相关。

在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年代讨论中，分析“同文”确定因袭关系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关注到同文同源的问题，因此笔者有文讨论同文关系，着重提出同源说。不过此一视角在面对《老子》等文献时，仍然有所不足，因此笔者专门论述了“族本”说。

在同文中，诸子“言公”，一些同文其实很难分辨早晚先后。但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公言”背后其实尚有“私义”，同样的或相近的言辞之下，关注的重点并不相同。比如“六位”，诸子皆言，但其发展到“三纲”，却不是儒家的本意，甚至其主导思想也和儒家无关。同样如此的还有“天人合一”这个被用滥了的话，其实诸子讲类似之言的时候，其所合之“一”，也大相径庭。

用历时性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其实卑之无甚高论。笔者最初是在研究《老子》的“道”时发现，哲学界多想用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来说明道的含义，最平常的道路和道说之义不在此列，而某些引海德格尔来论道的人，尚没发现海德格尔有关道的论述，恰恰是以“道路”来立说。事后用历时性方法来考察孟子、商韩、荀子的人性论，发现可以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意见，或者解决某些矛盾。之后关于《老子》的《道》《德》两篇，也发现其中存在历时性差别，《德》篇晚出。

“二重证据法”是一个被很多研究古代文献、古史者看重的方法，但是笔者在研究之后发现，很多人对“二重证据法”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是以“二重证明法”代替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主要是针对上古史中的人物而言的研究方法，讲究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共时性等规则，某些所谓“二重证据法”失效的例证，实在是搞错了对象。

上古史的研究，自清末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其中的研究方法而言，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研究法常常分立，层累与三集团说，都是某一种角度的结论，应该把从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分析古史传说中纷纭复杂的问题。当然这个看似简单的视角，并非前贤没有注意到，只是处理对待的结果尚不能令人满意。笔者的研究，立足于古来的文献，基本以西周以来的材料为准，因而分析西周以来的古史系统，有四个阶段的变化。炎帝、黄帝等的传说或许开始就存在于某一地域、集团，但是其被政治承认为人文共祖，形成古史系统，则要晚至东周。

在竹简编联方面，简背划痕越来越重要。不过对于没有划痕或者划痕目前不明晰者，押韵不失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据之，《恒先》等的编联，或许可以增加一些说服力。

附录是关于“族本”说的一个补充。小文《清华简〈耆夜〉续探》用到了“族本”说。但是柯马丁教授后来的文章中似有曲解小文之嫌，而且他提出的不存在文本源头的“发现”，笔者的“族本”说已经提到了。关于“族本”说的文章，笔者曾和柯马丁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会议上两人同组发言时宣读。柯马丁教授关于《耆夜》的文章却存在误解和所谓的“发现”，故专门说明。原曾以读者来信方式投稿柯马丁教授发文刊物，不过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与柯教授略有相关的讯息中，所闻所见中外学人、学生百态，不禁令人感叹。

以上所列文章，皆关乎一些观念和方法，有反思也有探索。计有提倡用百家考查学派，用诸子游仕年考查诸子，考辨古书形成的对象是“主体部分”“主题思想”，以及同文同源说、族本说、言公与私义说、历时性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的规则、押韵法等，文中还有“古书佚失观”这类小观念。有一些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专门加大了论述，以此凸显其重要性，加以提倡，比如考察诸子游仕年、同文同源说等。新观念往往并不会得到认同，像此中个别文章就被刊物的审稿意见拒绝了，因为和他们的通见不符。不过想想现代学术的“通见”之建立，也就只是一百年左右的事情，则跳出此苑囿，略尽一己绵薄之力，以聚同仁，共同重新构建一些东西，也未必不可能。管见所及非常有限，但只要有更多的同道来探索新观念和新方法，则必能使古典文献研究取得巨大的进步。近些年有学者对出土文献能否改写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持怀疑态度，主要是因为使用旧有的观念和方法带不来新的东西，如把出土文献按照《汉书·艺文志》分类后，顶多是补充了一些内容，在思想史上多了一点可以说说的东西，哪里有什么能全盘革新性的文本呢？其实，只有从观念和方法上改变旧有的固定观念及其相应的方法，才能重写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

有朋友曾经对笔者说百家说虽好，但是怎么给学生授课呢？这个问题很现实，六家或九流十家的分门别类，很清楚明白，即使不承认六家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不能免俗。学界还有一种哲学史、思想史编撰法，是考查范畴。笔者以为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老子、孔子、墨子是目前资料中在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许子产也是，但是资料太少；托名管仲的《管子》中也有很多有思想性的东西，但是还难以断代），我们可以先以三人为中心，串联一些重要的弟子、后学，然后以范畴为中心。当然，人物、范畴都需要重新考查、论述，因为后来的诸子百家很多都在讲公言，其成名成家的私义需要细细辨析。以上仅管见所及，希望有学者能提出更多的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