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陕西的纺织业

清代陕西的纺织品种类较为丰富，主要分为棉纺织、丝纺织、毛纺织与麻纺织四类。不同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水平不一，各地的产品种类、数量与质量也有较大差别。为详细探讨这一时期陕西纺织业的发展水平，笔者在论述时会以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为基础，分别对各区域的纺织行业发展状况做出较为细致的阐述与分析。

一 陕北地区的纺织业

清代陕北地区的纺织业主要包括棉纺织、毛纺织与丝纺织。陕北因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适宜饲养牲畜，皮毛原料供应充足，促进了毛纺织行业发展，毛织品质量高。而另一方面，陕北棉纺织业的发展在清初较为缓慢，此时仍有不少家庭采用手工织作棉布，效率不高，雍正后日渐进步，乾隆时期百姓逐渐改用织机织作。道光时，陕北各地百姓大收织作之利，棉纺织业的发展势头良好，棉布等产品行销省内。丝织业是陕北纺织业的重要补充，它增加了百姓的生计来源，在陕北部分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陕北地区的棉纺织业

明末时，陕北百姓并不擅长纺纱织布，他们一般从别处购买布帛产品，成本高昂。百姓因蔽体所需，又不得不购买昂贵的衣物，最终导致家庭入不敷出，日渐贫困。据顾炎武所言，明末延安府境内，“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贵，生计日蹙，国税日逋”[1]。

到了清康熙朝，鄜州（今陕西富县）妇女开始习得纺织技艺。据方志载：“今鄜妇女多纺织者，乃自兵燹后贫不能买衣，相效而为之，为布不能多，只以自蔽其体，不惟不能出鄜境，且不能出村落也。”[2]鄜州地区因战争所困，人们无法像往日般从外地购入棉衣，因而被迫学习纺织技艺。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村民掌握的棉布生产工艺并不成熟，织作的衣物仅可蔽体，生产能力十分有限。至乾隆朝，陕北各地的棉纺织技术有一定提高。如延长县妇女，“少蚕织，即纺纱”[3]，她们自幼便学习纺纱，表明纺纱织布的习惯在该地区已然形成，这是当地棉纺织业进步的表现。延安东南的宜川县，“亦晓织布，但未能比户娴习，大收织作之利”[4]。民众虽拥有织布能力，但技艺的熟练程度并不高。延安府洛川县是较为富饶的地区，当地产有棉布。至嘉庆朝，该县“布，昔年所出颇多，近日木棉价昂，纺织者渐少，卖布者多郃阳人”[5]。由此可见，洛川县已被关中商人占据了当地的布匹市场。在榆林府清涧县，该地纺织业原本较为落后，但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至道光时已是“近年地多种棉，置机杼，习纺绩，女红渐兴所望，比户娴习，大收织作之利”[6]。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清代陕北部分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已十分显著。陕北百姓从清初时从外地购入布匹，发展到乾隆时能自织棉布，再到道光朝的大收织作之利，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地方官府的鼓励与支持。

清代官方为促进民营纺织业的发展，积极推行各种鼓励政策。乾隆十三年（1748），为保证民间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棉纺织原料，时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要求各州县大力推广植棉：

木棉一项，民间尤所必须，向多贩自河南。现在韩城、郃阳一带出产木棉，甚获其利。此外，宜种木棉之地更多，亦须分别种植，或初种未能即为长茂，渐次熟习，必有成效。既成之后，士民衣食永有赖矣。如有倡率种桑、种棉、养蚕织绸、织茧者，地方官到处量予奖励，但不可差查滋扰。[7]

陈宏谋推行该政策，主要源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提倡植棉，可以增加官府与百姓的获利。百姓利用棉花织成棉布，然后运送至集市上售卖，以获取利润，官府亦可收取相应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推动棉纺织技术传播前，陕北百姓时常从外地购入布匹，使本地棉布市场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造成地方经济漏卮，故官府特别强调学习纺织技术以节靡费的活动。这一政策的实行无疑推动了陕西各地棉纺织业的进步，陕北地区的棉纺织业也于乾隆时得到较快发展。

棉布织成后，工匠需要将产品进行染色。清代陕北地区的染布业并不发达，仅有少部分地区生产植物染料。当地主要有蓼蓝、山蓝可染青，红花可染红。另有安定县产“蓖麻，可调印色”[8]，蓖麻是一种草本或草质灌木，可制成蓖麻油，这种油一般用作染色助剂，使棉布在上色后不易晕染。

（二）陕北地区的毛纺织业

毛纺织是陕北地区的传统纺织行业。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区，常年受半干旱季风气候影响，使当地适宜饲养牲畜，“天气高爽，盛夏不炎，无疹疡疠疫之患，土山浅垅，不勤稼穑，或卧或寝，各适其宜，则北山一地，固亦天然绝大牧场也”[9]。据《明史·食货志》载，明万历年间，“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有奇”[10]，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陕西毛织业的发达。陕北又是有名的牧羊区，故织造的毛织品种类应有很多。清代陕北牧民的牲畜饲养规模有显著扩张，各县百姓多以牧羊为业。如肤施县（今陕西延安），“民间除饲猪牧羊之外，别无营运”。安定县，“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定边县，“利于畜牧”[11]。如此广泛地饲养羊群，充分保障了皮毛原料供应，有利于毛纺织业的发展。

关于陕北的羊毛产量与织作的产品，乾隆《延长县志》中有载：“其羊于四月、九月刮剪绒毛二次，大者可四两，小亦得二两，聚则鬻之，时时或觅匠弹绒作帽杆毡，又合线织毯，为腰带、脚缠。”[12]织匠们利用畜毛可制成毡毯等产品，按照颜色、质量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种类：白色是棉毡，黑色是沙毡，羊绒可为绒毡。羊毛织成的各种生活用品，满足了陕北百姓日常所需。田培栋指出：“伴随畜牧业的发展而陕北的毛纺业、皮毛手工业也有兴起，本地人能制作各种皮服，如定边县能加工白羊羔、黑羊羔、羊裘、狐皮等。还能造毛毡、绒毡、牛皮绳等。又能纺羊毛线，织成口袋、驮包、毛褐等品。”[13]上述情况表明，毛纺织品已经成为清代陕北地区的大宗手工产品之一。

（三）陕北地区的丝织业

丝织业方面，明朝官府曾在陕北地区征收丝绢，后由于自然条件日渐恶劣，加之明清之际的战乱，使陕北的丝织业遭受严重破坏。直至清初，本地区丝织业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乾隆朝，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广下，陕北丝织业逐渐取得进步。这一时期，宜川县已有养蚕缫丝的记载：“宜川民渐知种桑果，兴蚕事，又时置机杼，习纺绩，衣食之资，视前稍赖焉。”[14]百姓增加了生计来源，减少了因农业减产造成衣食无着的隐患。

康乾时期，出生于关中地区的著名农学家杨屾，其一生致力于陕西丝织业的恢复与推广。他曾批驳西北不宜植桑养蚕的传言，并指出：“邠、岐俱属秦地，先世桑蚕，载在篇什可考，岂宜于古而不及今与？”[15]为获取支持，他栽培桑树开展实验，并购置蚕种、缫丝器具，历经多年努力，成功织造出丝绸。乾隆六年（1741），他上书陕西当局，要求推广蚕业，得到时任陕西巡抚陈宏谋的欣赏与重用。陈宏谋要求各地认真传授丝织技艺，各县也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丝织业。如宜川县，“屡经督抚宪刊示劝谕，邑令复钞录《蚕桑辑略》、《蚕政编》等书，分给各里，并传示丝车，俾各照造供用，近来渐知仿效”[16]。依笔者从清代陕西方志中所见，清初陕北的丝织业仍然较为落后，产地也并不广泛。然至乾隆朝，仅养蚕缫丝的地区就有延安之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之清涧以及葭州（今陕西佳县）等地，这与官府大力推广传播丝织技术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推广养蚕缫丝之法，杨屾在《豳风广义》的《养野蚕法》《纺野茧法》等篇章中详细论述了饲蚕植桑的方法。他在书中提出的养蚕步骤如下：首先，为了提高蚕的存活率，要保证养蚕的环境温度适宜。在立春日将蚕茧平铺，放入筐内，随后紧闭门窗，昼夜烧火，使室内保持温暖。四十日后，茧蛹羽化成蛾。而后自辰时始，让雌、雄蛾交配，申时摘掉雄蛾，用竹筐盖住雌蛾，等待产卵。三五日后，将竹筐悬挂于干净的室内。待桑树叶长到一寸有余，立即在室内烧火，升高室温，五六日后，卵便可孵化为幼蚕。

其次，在桑叶完全成长前，为妥善安置幼蚕，要放于筐中，并将筐放置在水渠中间，同时筐底用石块垫起，防止沾水伤蚕。在筐周围插上嫩叶，幼蚕出筐后会自觉爬于叶上，日夜食用，以满足营养所需。同时，养蚕人要等待树叶和后续幼虫的长成。初生的蚕虫十分虚弱，对气候、营养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幼虫若处于不适宜的生长环境下会很容易夭折，因此嫩叶要经常更换，保证幼蚕有新鲜饲料。农民还要手持弹弓、鸟枪轮流防守，保护幼蚕。当阴坡青㭎树上长出树叶时，方可转移至树上饲养。当然，也可以连带嫩叶置于树上。待树叶吃尽时，剪下树枝，再将幼蚕转移到有叶的树上放养，如此循环往复。

关于幼蚕的生长期，杨屾强调槲蚕是三眠三起，眠时不可移动，抵抗性强，可耐西北风寒，但怕绵绵细雨。春季的这批蚕蛹生长到夏至时节，蚕在树上结茧，摘下平铺、保温，数日即出蛾，继续交配生卵，第二批一如前法。白露后又结茧，可采收贮藏。此茧要到次年立春，蛾出后方可缲丝，第三批依旧如此。[17]

实际上，缫丝时须位于水气充沛之地，以陕北的自然环境而言养蚕并不容易。虽经官府大力倡导，陕北各县的养蚕规模呈现出扩大趋势，产量也有所提高，蚕丝质量却远不如江南等地。如延长县百姓虽习得植桑养蚕之法，但桑树“荣迟枯早，清明后始发叶，叶亦不长茂，芒种后民间采以饲蚕吐丝，劲而少润”“时有晋人购收之，本地间织为绢，白黄色颇细，然多做酒帘或以本色裁衫，男女俱着，若染制袍套，绝少”[18]。陕北蚕丝不润，产品加工也较为粗糙，长期来看，不利于外销。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资料，笔者无法得知清前期陕北各州县纺织品的织造、销售数额。但随着西北边疆逐步稳定，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陕北地区纺织行业的日渐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陕北部分地区有麻的种植。如米脂县，“苎麻，可有为绳索”[19]，延长县，“亦产麻……枝长可绩作绳索或成稀眼口袋布”[20]。工匠用麻可制成绳索、口袋、衣物等产品，由于麻的种植在陕北地区分布不广、使用范围有限，故麻织品的生产数量不多。

二 关中地区的纺织业

清代关中地区的纺织业主要有棉纺织、丝纺织、毛纺织与麻纺织，其中棉纺织业发展较快，表现为棉花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棉布产量也有明显提高。丝织业得益于官府的鼓励政策而有显著进步，织匠能够生产出秦缎、秦绸、秦绢等多种丝织品，一些丝绸也因质地优良，每年都可作为贡品上贡京师。毛纺织的加工制造也拥有一定规模。麻、葛等可用于织造，或作布，或编织，各县均有生产，分布较为广泛。

（一）关中地区的棉纺织业

清代关中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该地区气候环境优越，且地处冲积平原，沿渭河流域的地区土壤肥沃，十分适宜棉花的种植。据统计，清中叶关中43州县中有34个产棉，占比高达近80%。相较之下，陕南次之，有17个；陕北最少，仅有10县产棉。无论是从数量或地区分布来看，关中地区的棉布生产都占有较大优势。

雍正时期，关中已有百姓开办纺织作坊，作坊内的工匠依靠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如华州，“柳子镇王宿庄善织作大布”[21]。这里的大布是指宽幅的棉制土布，该布原料成本低廉，裁制成的衣物宽松透气，适宜百姓日常穿着。随着织布技艺日益成熟，关中所产布匹质量也有所提高，产品已可远销外省。至乾隆朝，三原县的织布业已闻名遐迩，“城内东渠岸有水帕巷，乃昔日织纴之所，今乡间有之”“北乡屯王、线马二村，皆业线，发甘肃通省，亦发山西，其利颇厚，故二村人率俯仰有资，邻近村应亦多为之”[22]。

官府鼓励民间广植木棉，是清代关中棉纺织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乾隆十年（1745），陈宏谋颁布《历巡乡村兴除适宜檄》云：“木棉一项，其利甚广。陕省宜种木棉之地更多，亦须分别种植。或初种未能即为长茂，渐次熟习，必有成效，既成之后，士民衣食永有赖矣。”[23]此后，关中地区的棉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地区受棉织的影响，社会风俗也为之转变。例如蓝田县百姓在长期纺纱织布的习惯下逐渐形成了“婚娅中以不能自织为耻”[24]的风气，新婚妇女要懂得如何织作，不然不被尊重，这绝非个例。对于贫苦家庭来说，若不自织，则需从集市上购买布匹，这势必会成为沉重的家庭负担。如清人卢坤记有：长武县，“民间所用之布，皆系商人购买而来，价值昂贵，八口之家，每岁买布，即须数十千文，故户鲜素封，室多贫窭。”[25]倘若家庭学会自织，不但能够节省购买布匹的开支，还会带来较为丰厚的利润。据道光《大荔县志》载：

贫家妇女，贷棉二斤纺之，可得线三十两，织之可成布三丈余。以所成之布易棉四斤，除归还所贷之二斤外，是赢棉二斤矣。以此二斤纺之织之，又易棉四斤，此四斤纺之织之。又易棉八斤……棉布相易，生生不已。谓之翻纺，故四五口之家，可终岁不买布而着衣不尽。[26]

妇女织造棉布，满足了自家使用，亦可拿到市场上出售，以增加家庭收入。大多数家庭为减轻经济负担，都会尝试自织，即使质量不佳，若能蔽体也可接受。如乾隆时期，耀州百姓“近又能种木棉，事纺织。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27]。耀州百姓从事棉布织造，虽产量不高，然为减少家庭开支，却也坚持自织，可见这已成为关中棉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关中织布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产品主要销往甘肃、陕北等地。

织匠在织成棉布后，会将棉布送至染坊染色。染匠们主要利用植物染料染色。如渭南县，“大蓝作色、红花作色、槐子作色”[28]，醴泉（今陕西礼泉县）、陇州也产红花。三原县，“红花，西安府境内皆有，……近皆贩自豫蜀”[29]，可见三原地区的染布行业已拥有一定规模。这些染料在关中各地多有出产，染匠在给棉布染色后，增加了产品的美观，便于售卖。

（二）关中地区的丝织业

清代关中地区的丝织业承自明代而又有所发展。据顺治《邠州志·帛属》所载：明代邠州地区，“蚕丝间有事者，绵亦少种。计其自供，十不逮二三。贸易于市者，皆贩自他处。价值低昂，贫者苦之”[30]。可见这一时期邠州等地的丝织行业发展规模较小，从事丝织的工匠并不多。而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修《直隶邠州志》中已不见此种表述，这可能是邠州地区丝织业较明代有所发展的反映。

清代陕西方志中对关中各地的丝织业发展情况记载颇多。如康熙时，朝邑县、蒲城县产“丝”，咸宁县产“缣”，另有“丝、布，近日女勤织纺逐处有之”[31]。乾隆时，大荔县可生产“绢”[32]，华阴县植桑数，占当地榆柳数“十之二三”[33]，颇具规模。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产“绢、丝”，蒲城县产“绫”，同州府产有“绵绸”。从上述可知，自康熙至乾隆朝，关中丝织业的发展较为显著。

关中丝织业的进步亦同官府的鼓励政策密不可分。由于陈宏谋、杨屾等人的推行，养蚕缫丝业在凤翔、郿县等地蓬勃兴起。据陈宏谋统计，乾隆十一年（1746），郿县蚕茧“可得八九十万（斤），统计可织绸一千余丈”。至乾隆十六年（1751），陈宏谋云：

近年以来，省城设立蚕局，买桑养蚕，买茧缫丝。凤翔等处，亦多设局养蚕，诱民兴利，民间效法，渐知养蚕，各处出丝不少。省城织局，招集南方机匠，织成秦缎、秦斗绸、秦线绸、秦绫、秦缣、秦纱，年年供进贡之用。近已通行远近，本地民人学习，皆能织各色绸缎。[34]

由此可知，乾隆时期关中绸缎精美无比，已可做上供之用。同时，为弥补技巧上的不足，官府另从南方招募丝匠来陕传授丝织技艺，本地织匠观摩学习后，提高了仿制缎匹的质量。

（三）关中地区的毛织业

毛织品是清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手工产品之一。从关中生产毛织品的有利条件上看，首先，关中牧羊业较为发达。康熙《陇州志·物产》中即有“羊”一项[35]，关中牧民饲养一种被称为“同羊”的品种。该羊肉质、毛质俱佳，是陕西的优秀羊种，它广泛饲养于大荔、朝邑、华州、渭南等地。《豳风广义》中记有这种羊“甚大，供馔又胜诸羊”[36]。发达的养羊业为关中毛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原料。其次，水质较好、交通便捷。由于关中毗邻洛河，河流水质好，适宜加工毛皮，加之该地区是联系西北、西南的重要孔道，因此也成为货品西运的集散地，是重要的毛皮加工场所。

这一时期，关中百姓家中织造毡毯已十分普遍。康熙《陇州志》、《凤翔县志》，雍正《扶风县志》、《郿县志》等皆记载本地货类有“毡”[37]一项。至乾隆朝，《凤翔府志》记录了府内8县货属中均有“毡”[38]的生产。汧阳县有“羊绒、毡、皮革、羔羊皮”[39]，郃阳县的“毡”[40]也比较出名。除上述地区外，关中各县也几乎都有织造毛毡的记录。

（四）关中地区的麻、葛织造业

麻布、葛布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纺织品种类。麻布是以亚麻、苎麻、黄麻、剑麻、蕉麻等各种麻类植物纤维制成的一种布料。利用麻制成的衣物具有透气清爽、柔软舒适、耐洗、耐晒、耐腐蚀的特点，适宜夏季穿着。葛布也适宜裁制夏季衣物。二者的原料种植区域迥异，葛主要分布于山区，麻多栽种于平原地带。

清代关中的麻、葛种植区域较广。据方志记载：华州，“麻、椵皮作缰羁鞋履”[41]。麟游县，“葛可为布”[42]。渭南县，“麻作绳”[43]。华阴县，“大麻，麻其缕可为布，俗止作孝服孝冠用；葛，可为绤（粗葛布）”[44]。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桑、麻、布帛以为衣”[45]。扶风、咸阳、汧阳（今陕西千阳县）、郿县（今陕西眉县）、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产麻，兴平产葛。足见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麻、葛纺织业规模不小。

三 陕南地区的纺织业

清代陕南地区的纺织业主要包括棉纺织、丝纺织、麻纺织与葛纺织。陕南的棉纺织业发展较早，康熙时已有记载，乾隆以后规模日益扩大。丝织业在陕南地区得到大力推广，一些丝绸品种颇有名气。麻、葛织布业也拥有一定规模，在商州地区，葛布加工比较有名，且技术水平较高。

（一）陕南地区的棉纺织业

清代陕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棉花种植规模逐步扩大，带动了棉纺织业的进步。康熙时期，汉中、兴安两府已有植棉。康熙之后，流入陕南的移民增多，增加了植棉的劳动力，扩大了棉花种植区域。受自然条件限制，陕南的棉花栽种大多位于河谷平原与向阳低坡。如镇安县“木棉，宜于向阳之地”[46]，山中因地形原因不宜栽种棉花，而位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等县的产棉量相对较多。

不过，木棉种植业的兴盛并非代表棉布织造业也实现了同步发展。汉中知府严如熤曾记录了汉中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情况：“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时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无如只将棉花卖钱，间有一二间纺线向市贸易，并不纺织成布。”[47]由此可知，汉中百姓多销售棉花等原料，而非织成布匹出售，表明嘉庆初汉中百姓尚未熟练掌握棉布纺织技艺。

随后，严如熤为促进陕南的棉布织造与加工，特地从江南地区引进先进的棉纺织工具与技术，“现在弹经、纺车、纱马、捖床、机床需用什物，均由南方带来。本地匠人亦能照式造作。……如有需用弹经、纺车、纱马、捖床等式，着乡地向府署请领”[48]。在官府的大力倡导下，原来一些不产棉花或产棉甚少，花布主要靠外地接济的州县，在植棉与纺织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49]道光时，宁陕厅（今陕西宁陕县）百姓“纺棉绩麻，人人能之”[50]，棉布织造已十分普遍，充分表明了严如熤推广植棉织布的决策是成功的。

在棉布的染色加工上，陕南地区产有多种植物染料。如西乡县，“小蓝，滤汁为靛可以染青；花，色鲜红染采甚佳”[51]，这里的“花”应当是关中与陕北地区都有种植的红花，该染料经过蒸煮加工，可将棉布染红，是陕南地区常见的植物染料。城固、洋县植有姜黄，可染黄色。紫草和茜草也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可染紫色。

清代陕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在嘉庆之前并未出现大规模发展的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棉花的种植面积有限、棉布的纺织技术落后等。不过，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陕南每年都要从湖北各县收购大量的棉布，“从湖北的汉阳府、黄州府、德安府、安陆府运入大批的土布。又要从汉口运进一定数量的机织布，供本地区人民穿衣”[52]。长期依靠外地输入的布匹来满足本地消费市场，冲击了当地棉布加工业的发展，这也是陕南布匹织造长期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陕南地区的丝织业

清代陕南地区的丝织业较为发达，这一成果与官府积极鼓励养蚕植桑的政策密不可分。清代陕南官员大力推行植桑养蚕的措施，促进了民间缫丝业的发展。康熙三十二年（1693），汉中知府滕天绶教民桑蚕，他亲撰《劝民栽桑示并歌》，劝勉百姓种桑植果、广辟财源，并以栽桑之数定民户奖赏等次与官吏政绩之优劣。洋县县令邹溶严格遵照政令，使“二年之间，共劝栽桑一万二千二百余株。嗣后犹岁岁督劝不已，年年增益。今汉南九署，蚕桑大举，独洋县最盛而民富，皆邹溶首倡之力也……今汉中一岁所出之丝，其利不下数十万金，岂非哲人开导之力乎”[53]。康熙中，山东人刘棨任宁羌知州。他考察州内多槲叶，宜养山蚕，然却无人饲养，遂返回家乡雇人来此传授技艺，“织成茧绸，甚为匀细，到处流行，名曰刘公绸”[54]。可以说，陕南地区的丝织业在康熙时已有显著发展。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官府的重视程度较高，其次是百姓积极配合。由此，陕南丝织业较陕北与关中地区发展更早、速度更快，可谓占尽先机。

乾隆时期，陕南的丝织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乾隆九年（1744），陈宏谋始任陕西巡抚，继续推行桑蚕养殖的政策。为加快养蚕缫丝技术的传播，他“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55]。各地官员也纷纷响应政策，发展本地植桑业。至乾隆十一年（1746），“通省增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56]。宁羌州的丝织业，曾因刘棨调离有一段时间的衰落，然受益于官府持续的倡导与资助工本，不久，“宁羌则悉取槲叶，放养山蚕，织成茧绸”[57]，以致“所得茧绸，比前较多”[58]，丝织品生产规模较过去更大。发展至道光年间，宁羌丝绸“贩行川广，获利己属不赀”[59]，成品畅销省外。

嘉庆十三年（1808），汉阴厅抚民通判钱鹤年鼓励山民养蚕。他从湖州引进蚕种，在汉阴全面推广养蚕之法，教民“取丝、织绸、作绵、做线”，尤以厅属南、北二乡成效显著。北乡有一妇女，乃“北乡周代朝之母马氏，饲蚕、抽茧、织缣、织素，颇得湖州之法”。钱鹤年遂以马氏为例，鼓励乡民养蚕。久之，汉阴厅百姓“饲蚕取丝，岁入甚厚”“自此民竞树桑，地无旷土矣”[60]，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不难看出，地方官员积极倡导百姓植桑养蚕，该行为极大地发展了陕南丝织业。

从陕南各府的丝织业发展情况来看，陕南数府中以汉中府的丝织业发展较快。康熙时，洋县已有“水丝、火丝、缣”[61]等产品。雍正时，汉中物产记有缣类等丝织品。嘉庆时，固县之绢、洋县之丝以及宁羌的缣绸颇负盛名[62]，这些产品也都有对外出售。

兴安府的丝织业发展水平较汉中次之，但也颇具特点。平利、汉阴两县发展蚕桑饲养业较早。至乾隆朝，平利已然形成了“妇女近时渐习蚕桑、纺织之事，民间婚娶多以布匹为礼”[63]的社会风气。乾隆三十六年（1765），汉阴知县郝敬修教民养蚕、取丝织绸。彼时汉阴乡民“竞养山蚕，收茧织绸，衣被甚广，颇兴蚕桑之利”[64]。至嘉庆朝，兴安知府叶世倬于洋县、城固、宁羌、平利、汉阴等地劝民养蚕，希冀进一步扩大丝织业的发展规模。紫阳县的桑蚕业发展较晚，光绪后方才发迹。

商州地区的丝织业发展不如汉中与兴安两地。商州地处陕西东南，位置偏僻，山区众多，据方志载：“（商州）地处山陬，风高气寒，不甚宜蚕。”[65]因山中有槲、橡、青㭎等树，可养山蚕，故曾有镇安妇女学习桑蚕之事，她们尝试柞丝成茧后纺成丝，以备作衣线用。除镇安县外，它处未见丝织业的相关记载，且镇安丝绸仅供本地，不贩售外乡，由此可见商州丝织业并不发达。

（三）陕南地区的麻、葛织造业

清代陕南地区的麻、葛原料分布广泛，各府皆有种植，主要用于织布、编绳、制鞋，这一点与关中地区相似。据方志所载，陕南生产麻、葛的地区主要有：汉中府西乡县产葛麻，可织“葛布，出法宝制极精致”[66]。宁羌州所产“布，有平机布、高机布、葛布（麻布）数种”[67]。兴安府白河县产“葛、苧麻”[68]，商州镇安县有“黄麻，皮可作绳……葛，取其藤以代绳用”[69]。山阳县，“衣服布帛为主，虽素封之家，不过冬一裘夏一葛，其余则麻鞋布巾”[70]。陕南南郑县所产葛布，尤享盛名。《续修汉南郡志·物产门》中也曾列有“葛布”一项，可见清代陕南的葛布业是较为兴盛的。

商州的葛布加工很有名，乾隆《直隶商州志》中记有商地的葛布生产工艺：

葛作布法：夏秋间，俟梗条长足未枯之时，采取置水中浸透捞出，先以石滚碾之，如打场者然，再入水浸洗，去青黑浮皮，然后以木槌轻轻敲击，间以蹂躏，屡敲屡揉，以极熟如丝为度。仍置长流活水河中，漂洗极净，晾干，先细细分之，去其杂乱、成结、无用者后，绩之如线，再上纺车摇成，可以织矣，其织葛机杼亦如织棉布者无异，宽窄粗细由人。但有经纬俱葛者，亦有以麻为经以葛为纬者，有本色生葛者，亦有染色煮熟者，要皆用纯葛，而本色者为佳，以上治法，不过指其大略，其微细不能备哉，闻商之民，亦有用葛煮治打绳结鞋以代麻者，即此类而推之，可知织布之法矣。[71]

由上述可见，商州百姓利用葛、麻制成布匹的技艺已相当成熟。工匠在织造葛布时，要挑选合适的日期前去采葛，采集时需仔细辨别葛的质量，以纯色无染的葛品为佳。从土壤中采集的葛需浸水清洗，捞出后用滚石碾压，然后以木槌击打，收拾干净后晾干，整理顺丝即可上机织造。若要染色，则需投入锅中煮沸。织布时可全用葛，亦可以麻为经线、葛为纬线交叉制成，工匠制造的成品种类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