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跨文化空间诗学
围绕“现代主义”这个观念，我们重构了两套批评话语——西方现代主义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几乎绝大部分批评家都先入为主地寻求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尤其是英法现代主义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试图不证自明地论断中国现代主义与欧美现代主义的单向影响关系——一种放大了的后殖民批评意义上的文化模仿（cultural mimicry）；试图将中国现代主义囚禁在历史的、纯文艺审美的甚至是纯文学先锋或颓废主义的狭隘范围内。但是我们发现，这两套批评话语之间的差异仍然大于相似——无论是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主体立场、历史意识、文化语境还是历史叙事。
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论述中归纳总结了西方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六类话语修辞和中国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四个基本问题。重复地讲，这六类话语修辞是实践理性与审美理性二元补救修辞、人文理念表征修辞、辩证超越修辞、文化过渡期修辞、历史总体性修辞和中心/边缘修辞。这六类修辞分别征兆了不同的思想模式和价值取向，如启蒙现代性哲学话语、根源于启蒙现代性的人文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所有这些思想模式都偏重于线型时间认知模式和辩证理性批判。换言之，它们都体现出德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讲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思辨模式，都昭示了启蒙现代性承诺的现代性工程。现代性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现代化过程。现代主义以辩证的方式，从审美和人文角度干预现代性。而这种干预和介入的合法性既是以与启蒙现代性相吻合，又与后启蒙现代性相反相成的艺术、文学、人文、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审美和批判实践来确证的。因此现代主义充满了辩证的力量、总体性、审美的判断力和批判的穿透力。对现代主义的认知含混归咎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的分裂。这样现代主义被肢解分割成人文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等等。
中国现代主义相关的四个基本问题不是针对中国现代主义批评话语而言，至少不是针对既有的现代主义批评话语而言。因为这些问题根本上涉及的是一种全新的批评阐释框架中中国现代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重构和研究。这种全新的批评阐释框架需要我们与西方的启蒙理性历史范式、欧洲中心论左右的西方现代主义中心论、中国20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五四”范式及其变体（“前五四”模式、“后五四”模式或“反五四”模式）保持足够的审视、商榷甚至批评距离。在这一点上帕特丽夏·劳伦斯堪称我们的表率，尽管在方法论上，在有关中英现代主义的论述和论断上，在与中国现代主义的情感认同甚至想象上，她还显得粗糙，有时过于武断或带着偏见，总不免给人局外人和审视者的印象。
法国当代批评家、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对生命有这样的感悟：“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参与到滚滚向前的洪流中去感受，这种感受必须首先表现为时间，其次才表现为空间。”[41]现代主义，无论是所谓的英国现代主义还是中国现代主义都是滚滚向前的洪流，是相互激荡的洋流。作为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重点，中英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与认同就表现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文化生命和历史生命的相互激荡。要精准地阐释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需要我们重新认知现代主义——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知现代主义，从话语的横切面上来梳理现代主义的脉络和根茎，从精神化的思想熔炉中提炼火种，从现代主义时代的文化体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分辨出那一代人共同绘制的现代主义革命蓝图。接下来我们围绕现代主义再认知这一目标，探讨再认知的跨文化空间诗学基础。
现代主义再认知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在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人类学等领域发生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意味着空间思维模式尤其是异位空间思维模式代替了线型的时间认知模式；意味着对空间尤其是历史和理性主体压制的空间的重新审视。空间开始纷纷出现在各学科的知识话语地平线上，开始将启蒙现代性的历史进步叙事转变为全球跨文化的多元、异位共存空间。这些关于空间的诗学建构中，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literary field）理论和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接触空间（contact zone）论构成了一对理论修正关系——不仅是民族-国家与族裔散居之间的修正，而且是空间与历史之间的修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空间思考又与当代人类学的空间诗学和政治学、福柯的现代知识空间诗学形成进一步的对照修补关系。
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和《文学场生产》这两部著作中建构了一个以法国现代主义为主旋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空间、史诗叙事为情节设置（emplotment）的文学现代性起源神话。法国19世纪中叶开始勃兴的现代主义文艺革命（也是文化象征革命）是法国文学现代性诞生的生命冲力。在现代主义革命精神的照耀下，法兰西的文学场中孕育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规范，即艺术的、文学的、艺术家的、作家的、知识分子的乃至整个文学场的自律原则。这时文学现代性正式降临社会空间。启蒙现代性热烈拥抱的理性、自由和平等变成了文学现代性为之呐喊的艺术和艺术家的自由、独立、纯洁和神圣。文学场的自律与艺术和艺术家的独立和自由共同推动了一场继启蒙现代性、政治现代性、科技现代性之后的文化象征革命。
现代主义的进程其实也是文化象征革命的历程，同样是现代艺术家、作家日趋成熟并独立登上文化甚至政治舞台的历程，更是现代文学场不断成长并走向高度自律化的过程。高度自律的文学场既受社会空间中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又反过来建构新的文学、文化乃至政治秩序。文学场的生成结构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他律前提下的自律；文学场的自律又使其自身获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独立空间及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支配原则。同时文学场高度的自律使文学家、艺术家不仅实现了独立和自由，而且反过来影响社会权力空间，消解甚至颠覆政治和权力对艺术的压制，将文学话语置换成政治话语，将政治话语改造成文学话语，实现现代艺术家和作家向政治预言家和公共空间干预者的角色转换。
布迪厄揭示了高度自律的文学场内在的生成结构：支配文学类型等级化的差异化原则；支配文学场的差异化原则；文学场与政治场之间的独立和干预。
文学类型等级化依赖两个差异化原则——同辈同行的评价标准与商业成功率。按照文学场内主导的欣赏品味标准，稳居金字塔顶的是诗歌。诗歌是纯的艺术，不沾染丝毫的市场经济铜臭。尽管读者群很小，却令许多作家趋之若鹜。与诗歌对立的是戏剧，它受到消费大众的青睐和吹捧，立竿见影地产生轰动效应，能短期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居于中间的是小说。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小说艺术大师奠定了小说的崇高地位。同时小说又渗透了畅销程度、期刊连载等商业因素。以商业利益为标准，位居顶层的是戏剧，它以相对少的文化投资短期内换取巨额利润。无利可图的诗歌掉到了底层。仍然处于中间的是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小说。在日益自律的文学场中，这两类等级评价标准并行不悖。不同类型的文艺产品的价格、观众和读者群的品味和数量、生产周期的长短这些指数维持着文学类型的等级差异。
文学场的两个差异化原则是：小规模的文学生产与追求商业利益的大规模生产的对立；小规模生产领域内新锐先锋派作家与圣化的先锋派作家的对立。大规模生产具有经济资本强势，但文化资本、象征价值和自律程度弱。小规模生产的经济资本弱，但文化资本、象征价值和自律化程度强。先锋艺术家群体内部圣化与反圣化、前辈与后辈、权威与新锐的冲突最终结果是后来者居上。圣化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它是在小规模的、以艺术为目的、以小型出版社为中介、以积累文化资本为手段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的、以商业利润为目的、以大出版社为中介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竞争中实现的。圣化不单指艺术家和作家在文学场中的圣化。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圣化同步，文学作品、艺术品、批评家、出版商、经纪人甚至文学评奖机构的圣化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圣化运动，由此形成整个文化生产过程中循环的圣化过程。
高度自律的文学场中文化英雄最终成功占领政治场。从政治和经济对文学的他律和压制到社会空间中不断高度自律化的文学场的生成，文学现代性既见证了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分离和对立，也目睹了波西米亚艺术家群落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波德莱尔、福楼拜等先锋艺术家引领的文化革命英雄时代的来临。文学场的自律，作家和艺术家的独立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超然距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精神，共同缔结了文学现代性的信条——自律、独立、自由和美。对社会权力场的干预，其象征人物是19世纪末的左拉。左拉探索艺术表现的新路，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又是独领风骚的小说巨子。所有这些都为他向政治舞台的进军铺平了道路，都无损于他以艺术家身份来介入政治事业的独立、尊严和合法性。左拉象征了另一种文化形象的诞生——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
首先，文化象征革命完成了对文学场的改造，实现了艺术的自律和艺术家的独立。随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使命，即艺术家社会公共角色的第二次转换以及对政治空间的颠覆。但是艺术家或作家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且不可能征服整个政治空间，他们夺取的是政治空间中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其次，为艺术而艺术的永恒求美理想衍生了为真理和正义而辩护的战斗精神。这样以独立和自由的名义，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质疑政治权力。至此文化象征革命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从文学的他律到文学的自律，再到文学的反他律。
从巴黎的拉丁区到法国文学场，从文学场到政治场，从落魄的波西米亚人到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乃至左拉，从贫穷的艺术家到文化革命英雄再到反政治暴力的知识分子。文学现代性的进程既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过程，也是现代主义文化史——一种以艺术法则和精神为缘起的文化史——的进程。文学场中伫立着两个崇高又无畏的文化象征形象——表现美的艺术形象和言说真理和正义的思想形象。
与布迪厄描摹的自律法则支配的现代主义文学空间——资产阶级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和消费构成的完整的生产流通空间——不同，爱德华·萨义德揭示了另外一种更广阔的、跨文化的地理空间形态。或者说萨义德提供了另一种认知空间的模式。这种新的空间认知模式与当代人类学和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不仅有着可参比的同构类推特征，而且是修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之借鉴。
领悟萨义德的对空间的文化地理认知，需要我们联系空间和另外三个概念 [地方（place）、环境（locale）和领土（territory）]。地方指与其他地方比邻、特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某个地理空间。环境强调的是人与地理空间结成的栖居关系以及这种栖居关系对人的心理、性格、情感和生理等的建构性影响，这是典型的人文地理空间。领土则强调的是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意义上结成的共同体占据的、与其他领土间边界明确、封闭的地缘政治空间及主权。与这四个概念对应的是四类空间认知模式，即自然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地缘政治空间。
自然地理空间分割主要按照地质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形成的分类标准对空间进行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文化地理空间的分割偏重特定标准划分的人群按文化规范进行文化活动，其社会文化组织活动与地形、气候、生态等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内在的决定关系。人文地理空间的分割强调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谱系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和谐的亲密交往，也可能是疏离的异化关系。无疑后三类空间认知模式都隐含了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差异和排他原则，即：不同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空间上的邻近性和竞争性导致的差异关系。
萨义德的《东方学》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人对东方对感觉却很不一样。对他们而言东方更可能非比寻常地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关联。与美国人不同，法国人和英国人——一定程度上德国人、俄罗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东方学的漫长传统，一种基于东方在欧洲的西方体验中的独特地位来与东方打交道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比邻，而且是欧洲最大、最富饶、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和语言的资源，是其文化竞争对象，是其最深远、最重复持久的他者意象。[42]首先，东方与西方是邻近关系，同时又是领土征服、文化竞争和差异想象关系，更是知识话语关系。其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又进一步可按民族和国家实体在自然地理空间中的分布进行划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仅仅是这一段引文就印证了四类空间模式基本上都包含在萨义德的空间地理思维中。但是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萨义德将东方学知识话语和东方学历史嵌入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地理空间形态之中。这反过来使他提出的空间地理模式除了囊括文化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地缘政治空间之外，还衍生出知识地理空间。其二是萨义德破除了文化、人文、政治和知识乃至历史与地理空间的同质的依附关系，探讨的是作为他者的东方地理空间与欧洲自我的文化、人文、政治、知识和历史的关系。因此这两者之间是异质关系，东方学正是建立在文化、人文、政治、知识、历史五个层面上对异域地理空间及其相应的五个层面的征服——异质关系前提下的同质化、文化再现以及跨文化认同。认识到萨义德空间地理思考的上述内涵也就自然澄清了他与西方批评理论中的空间转向的本质区别，也触及他隐而不显的空间地理理论模式。
作为异质空间地理中的文化、人、政治、知识和历史以文化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空间为领地，形成自身的边际及与他者之间复杂、动态的关系。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讲的“重叠的领土，交缠的历史” （overlapping territories, intertwined histories）就是对此现象的描摹。异质空间地理现象滋生的四种文化政治形式包括连接、僭越、共谋和抵制。这四种文化政治形式以纵聚合或横组合的方式更细微地言说帝国主义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动态的也是现实的关系。在纵聚合轴上，欧洲文化衍生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同心力。无论是文化连接、与帝国权力的共谋还是对文学文本中隐匿的态度和参照结构的想象和感知，都是这一欧洲中心力场的磁场效应。在横组合轴上，欧洲文化再现东方，由此形成欧洲主体与东方客体之间的单方面再现（当然也是误再现）及征服压制。与此逆反而成的是东方的主体性以及对西方的文化抵抗。帝国反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文化抵制（cultural resistance）、通向中心之旅（the voyage in）、本土发声（indigenous enunciation）等本质上都是文化抵抗政治的表征。
这就是萨义德空间地理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理论模式按照异质的二元对立模式来阐释全球语境中文学的再现机制及其与其他文化形式、与现代帝国主义政治、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独立和解放之间的关系。
与萨义德的地理空间理论模式呼应的是当代人类学研究对跨文化接触空间的理论描述。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和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詹姆斯·克利福德提炼出后殖民混合时空模式。他在《铭写》[43]1989年第5期上发表的《旅行与理论随笔》从旅行概念入手探讨后殖民混合时空模式。旅行概念有效地描述了后殖民全球语境中不同栖居和迁徙方式、认同及变化轨迹。旅行是一种自我的空间界定方式、一种探险与规训并存的形式。纯粹的探险是在陌生的空间中发现未知事物。旅游是大众公共艺术最代表性的形式，是一种僵化刻板的空间迁徙形式。旅行则介于这两极之间，既有探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面，又有旅游的愉悦。旅行过程是对空间地形的勘测认识。同时旅行的线路又是历史上不同思想个体之间的连接线。因此，旅行融合了空间与时间。在后殖民语境中，后殖民混合空间“不是一种流放的状况，也不是批评 ‘距离’，而是一个中间场所，一种由截然不同、与历史纠缠不休的后殖民空间构成的混合状态”[44]。与非线性、往返交错的后殖民混合时空模式（chronotope）[45]对立的是单一同质的西方时空模式和北美时空模式。从美国东部到西海岸，从北大西洋到太平洋，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历史上的盎格鲁移民与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甚至本土美国人的切肤感受，被完全置换成怪诞的空间感受产生的错位感。“这种凝视东方的模式，尤其是独特的北美模式……同时在 ‘后面’和 ‘前面’、过去和未来、附近（博斯普鲁斯岛）和遥远之地（太平洋彼岸）。”[46]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中海，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北大西洋，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太平洋，西方的中心一再延异置换，东方与西方的界线一再被重新分割界定，最终蜕变成没有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难以界定、过去与未来彼此错位的异托邦。西方不是西方；东方不是东方。
克利福德的后殖民时空模式颠覆了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他在1992年发表的《旅行文化》进一步关注后殖民旅行空间中的两类场所——“村社”和“旅馆”。首先，20世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的阿戈诺特人》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模式——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研究者同时是探险者，深入本土社会，学习本土语言，体验本土生活。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研究方法以村社为核心，强调文化空间中村社的中心地位。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村社仅仅是与实验室、旅馆、城市社区等相同的众多场所之一。其次，传统人类学的本土调查对象（native informant）既是被研究对象又是研究的参与者。本土调查对象直接参与了本土文化的书写和言说。因此，本土文化不是由人类学家独撰的文化文本，而是由本土调查对象言说、研究者书写，甚至本土调查对象直接书写的协作研究实践。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商榷、转换过程中，本土调查对象不仅是文化积极的书写者，也是全球移民迁徙浪潮中的文化旅行者。传统人类学的本土化策略掩盖了本土/民族/全球不同空间之间的连接纽带和互动过程，否定了本土与全球之间的文化辩证关系。在本土与全球的空间和历史遭遇中，产生的是一种时空转换带来的混合、全球体验。克利福德将这种文化关系称为旅行关系，将以旅行关系为基础重构的文化称为旅行文化。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接触域的艺术》[47]一文和《帝国的注视》一书中提出跨文化接触域模式。接触域泛指不同文化遭遇、冲突、相互纠缠不休的社会空间，涉及殖民、奴隶制或后殖民、后奴隶制时期极端不平衡对称的权力关系。“……我使用 ‘接触域’术语来特指殖民遭遇空间，一个地理和历史分割开来的不同民族遭遇相逢、交往互动的空间，常常涉及强制、极端不平等和难分难解的冲突等因素。”[48]其典型症候是接触域书写和读写。其反思对象是维系我们知识和理论体系、认同框架、以语言乌托邦为基础的共同体模式和同一伦理。接触域隐含的并非传统的实证式文化文本解读。书写和读写范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文本。接触域论关注的文化文本是殖民和后殖民历史语境中表征殖民权力话语和反话语、在语言层面建构接触域社会空间的文化文本。因此，普拉特的接触域理论言说的是他者伦理。
普拉特接触域研究的典型个案是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秘鲁本土人菲利普·瓜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书写的手稿的主要内容及传播和接受史。手稿混合使用南美印第安人盖丘亚语和西班牙语，长达两千多页。[49]第一部中作者挪用殖民者的语言和书写类型，滑稽模仿殖民再现风格和主题，因此语言、书写、再现形成的文化互动。第二部直接批判殖民政体、殖民者对权力的滥用和政治暴力，探讨政治公义这个西方政治现代性主题。
手稿的传播和接受受制于殖民主义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这一复杂过程。手稿完成后数个世纪来都被世人遗忘。1908年一位名叫理查德·皮尔茨曼的秘鲁学者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档案馆重新发现手稿，直到70年代学界才从后殖民多元视角发现其不同寻常的文化价值。
手稿表征了两个显著的跨文化接触域现象——自动民族志书写（auto-ethnographic writing）和跨文化转换（trans-culturation）。自动民族志书写与殖民再现对抗，重写本土民族文化和历史。本土书写主体有选择地挪用、复制、改写殖民话语，因此在生产和接受两极都渗透了欧洲和本土两套文化符码系统，同时面向宗主国和本土文化主体，是以选择和再创造为典型特征的跨文化转化过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自动民族志书写建构的是与宗主国和殖民地主流文化符码系统异质的、立足接触域的边缘群体意识。作为跨文化接触域现象，跨文化转换和自动民族志书写在书写层面上表征本土文化主体的想象以及殖民话语和反话语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
接触域空间中文化想象的生成机制及其特征是什么？这是另一位当代人类学家阿君·阿帕杜莱在《任性的现代性》（1996年）这部现代性批判力作中集中思考的问题。他通过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理论进行当代人类学和媒体研究改造，提出全球化状况下的后民族空间理论。[50]他认为，全球化秩序，需要我们重新定义想象这个概念。“想象”（imagination）概念同时包容了“形象”（image）、“想象的”（imagined）和“镜像”（imaginary）三个关联概念。作为社会实践行为，想象充斥着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将全球分割成断裂与流动矛盾并存的民族-国家、多国共同体、族裔散居共同体、次民族乃至本土共同体等多重想象世界。
电子技术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的传播和实践模式，也改变了人的文化认同模式。电影、电视、计算机、电话、互联网取代了小说和报纸，以更迅捷的速度、更直观的形式、更大的覆盖面渗透日常生活场景，在全球公共空间中传播、复制、编码文化事件。虚拟与真实，仿真与现实，实践与话语，事件与信息，真实与阐释之间界限模糊的全球文化场。与全球文化流动播散对应，技术移民、难民、劳工、政治避难、留学、旅行等跨民族-国家边界的族群离散迁徙成了新的全球移民现象。电子媒介与移民成了后民族想象的物质基础，使后民族想象呈现出典型的混杂特征，即异质与同质、本土与全球、传统与后现代混杂并存。本土主体、族裔散居主体与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本土文化形象遭遇相逢。公共空间从民族-国家转向全球空间，从民族转向跨民族，从纵聚合意义上的亲缘本土转向横组合意义上的流动本土，从现实境遇转向虚拟仿真。
人类学的空间模式呈现给我们两种书写知识——西方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与本土自动民族志书写——的跨文化流动网络空间，以及这种流动空间中想象的状态和特征。从印刷资本主义发展到电子媒介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后民族的、流动的想象共同体。
因此对知识话语的空间认知本身构成了空间认知的自我反思特征，也更形象、诗性地呈现了知识和知识主体与空间的亲密亲在关系，更使知识的抽象、杂乱、流动的世界获得了空间中有序的居所并裸露出纤毫毕露的地质构造和地质运动。这样一个诗性的、地质的、将时间扭变成空间、将混乱组合成秩序的知识全息空间景观渗透了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的异托邦空间思考。
福柯最先在讲稿《论他者空间》[51]中探讨了中世纪以来的三大空间模式。中世纪的空间是不同地点按等级结成的集合。17世纪以伽利略为转折点，无限空间中位置的运动和延续取而代之。当代语境中地点取代了空间的延续模式。由各种复杂、分散、独立的地点构成异托邦空间。其主要环节就是受邻近关系支配、与各个地点连接，又与各个地点分离的异托邦。空间上的各个地点彼此分离。空间内的兴奋点、中转站、码头是永远流动、永远位于空间内又不断消解空间的稳固性。
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他采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发掘知识的空间地质叠层——底层板块结构、板块结构的内部构造以及各板块结构间的关联。但它们各有侧重。前者描绘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以语法研究、财富分析、自然史为表征的知识板块结构（他称为“知识型”）。后者以自然史、政治经济和临床医学为例证，转向深层剖析知识板块内在的构造——知识的结构形态、知识的表层发声功能及深层规则。
他先后用“知识型”和“档案”这一对概念来指称知识的垂直空间构造底层。如果在方法论层面比较甄别福柯在这一阶段使用的考古学方法与后期弘扬的谱系分析法，我们发现“档案”这一概念是对“知识型”概念的补充和修正。知识型关注西方知识秩序遵循的再现规则（词/知识媒介与物/知识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知识认知和生产的转型过程中，词与物的分离过程中，人在知识秩序中的沉寂、显现和消失。
“档案”以知识话语（在差异基础上从知识对象、主体发声、概念、策略等层面得到界定的知识形态）为显性征兆而不是前提。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有两段话耐人寻味：“档案界定了一个独特的层面：随着如此多样的事件、如此纷繁的事物被处理或掌控，出现一个引起多样陈述的实践层面。”[52]“无法完整地描绘档案，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它以碎片、区域、层或其他更完整、更明显的形态显现踪迹……”[53]前一段话将“档案”界定为促成话语事件和事物的实践行为。后一段话将“档案”分为显性和隐性状态。隐性档案与集体无意识相似，隐匿，无法分辨，无法完整地描绘其全貌。显性档案类似于个体无意识和意识，以话语、陈述为征兆，似千姿百态、跌宕起伏的地形地貌，呈现为散乱不拘的碎片、连绵不断的众多区域、交错重叠的多维层面。将这两种关于档案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发现福柯的档案论将话语视为整个知识秩序内发生的事件、存在的事实。档案本质上是支撑知识秩序的地幔和地核，其上是知识的地质运动及不断变化的山川、湖泊、高原和平地。这是他倡导的考古学式研究的方法论精髓。
与知识考古学论对应，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知识谱系空间论。目的是发掘、激活被现代理性、科学知识压制封杀的底层/本土知识。他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讲到，知识谱系学偏重“完整系列的知识，即那些被打入另册的非概念性知识、未得到充分阐述的知识——浅层知识、劣等知识、不符合博学或科学规范的知识”[54]。谱系学论有益于揭示知识秩序中对理性和科学趋之若鹜的表层知识体系对其他知识的暴力压制，还有颠覆霸权知识体系的途径。
上述空间理论分别从不同层面揭开了文学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知识现代性的空间轮廓。布迪厄立足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阐述了文学现代性的自律、他律和反他律原则。萨义德分解开西方宗主国中心与殖民地边缘时空交错、纵横组合的复杂连理和文化地理经纬。纵组合轴上的文化连接地理与横聚合轴上的文化压制与对抗地理构成了一个同心力、向心力、离心力、去中心力相互作用的磁场空间。而人类学对后殖民混合时空、跨文化接触域、文化书写实践和想象的空间观照揭示了跨文化现象复杂的书写、对抗、对话、转化乃至想象过程。对跨文化现象的持续关注既回应了后殖民批评，又将当代人类学的方法论变革不断刷新。福柯的异托邦空间思考既是他一个时期内探究的理论命题——一个借空间人文地质形构视角（不同于萨义德的空间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视角）来展开的命题，又是一个表现出方法论变革的空间曲形——从分割、分层、板块状的地质形构转变成动态的亲缘谱系连接。
其实这些空间认知模式的背后都隐藏人类学这个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具有突出学科亲缘关系的学科的影子。布迪厄、萨义德乃至转向谱系学的福柯都自觉地援用或呼应了人类学的思辨方式。因为这样，但并不完全局限于此，上述空间认知模式都体现出同构类推的特征——非线型的、各种力量复杂交织的、同质与异质并存、自律与他律纠缠、边界不断移动的空间特征。
后殖民、人类学和后结构空间理论在跨文化和知识话语两个层面能有效地补充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我们深入研究跨文化的中英现代主义文学场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新视角。
结合我们在第一章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内在模式的梳理，再反观皮埃尔·布迪厄的法国现代文学场建构，我们发现林林总总的西方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建构了现代主义的起源神话。西方审美现代性和西方民族-国家空间共同体成了现代主义的历史和空间起源。以一种巧妙的换喻方式，欧美文化空间及其变体或同心辐射空间（如保罗·吉尔罗伊批判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代替了法国、英国或美国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空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探索的审美现代性规范和形式乃至都市文化想象确立了现代主义的文学类型和边界。
诚然，现代主义的起源神话不是纯理论的创造物。它既根源于西方现代精神或思想的历史（即：为西方现代性进行精神的、文化的、思想的自我阐释、自我表述、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又根源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更根源于资本主义文化物质基础，尤其是出版社、报纸、杂志最后是现代大学这样的文化体制。
我们说现代性的网络在中国和英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跨文化的文学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际的、个体的、体制的、情感的、文艺的、思想的、文化的、地理的、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跨文化场。对这个跨文化场的透视无疑将颠覆那些关于文学类型、文学边界、审美规范的定见。甚至我们将填补空白，如现代主义研究中始终没有被触及或深入批判的现代主义诗学。我们将重构精神的轨迹和宿命，如英国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的变异或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肌理和风骨。我们将思考现代主义知识群落的迁徙和聚散及其文化价值底蕴。当然我们也将解开历史与空间之间的纠结，而不是用历史的线型叙事排挤空间的弥漫枝叶或用空间的复杂多维来否定历史，进而思考现代主义的空间形态与历史形态以及两者之间的纠结产生的新的现代主义地图和路线。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归于现代主义诗学革命的谱系和精神烛照。这种现代大学体制之中滥觞的、然后奔涌开来的、与文学艺术革命同样的甚至更独特的文化象征革命，特别意义深刻地出现在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场中。无论是英国的实用批评还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诗学都是这场文化象征革命的两只强有力的推手。而这两只巨手推动的这场跨越文化、地理和民族边界的革命不仅征兆了现代世界文学批评地图上出现的摹仿诗学革命，而且蕴含着恒久的审美力量和不灭的道德光芒。
这样一个文学场产生的磁场效应吸纳了两个知识群体——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现代主义知识群体；一个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中诞生的中国现代主义知识群体。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现代主义知识群体与中国承受英国现代主义精神洗礼的知识群体之间对话和认同。半个世纪里，以空间旅行和文化转化为基础，两个群体的对话和认同伴随着英国现代主义的演变及中国现代主义的发生和成长。它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文化地图上有独特话语特征的文化事件，将现代主义推向世界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涅槃和再生之路，表征了文化现代性历程中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同步、双向发生。
本书聚焦的跨文化的文学场中英国现代主义知识群体以G.L．迪金森、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I.A．瑞恰慈、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朱利安·贝尔、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W.H．奥登、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彼得·昆内尔（Peter Quennell）、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等为代表。他们先后到中国旅行考察，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语言文化。他们用哲学思考、文化批判、虚构叙事、旅行札记、诗歌等不同类型的书写再现中国，如迪金森的《印象：东西旅行札记》、罗素的《中国问题》、瑞恰慈的《孟子论心》、阿克顿的《牡丹与马》、伊修伍德和奥登的《战地行》。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和认同折射出他们的审美人文主义、语文人文主义和批判人文主义思想关怀。迪金森和阿克顿信仰审美人文主义，认同中国古典文化并将之乌托邦化。瑞恰慈和燕卜荪践行“新批评”表征的语文人文主义，将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纳入新批评的话语场，将中国现代主义主体置于新批评的影响之下。罗素、伊修伍德和奥登以批判人文主义的犀利眼光审视艰难前行、不屈抗争的现代中国，批判欧洲现代文明的癫狂堕落。
徐志摩、叶公超、钱锺书、萧乾、叶君健等青年诗人和学者与迪金森、罗素、瑞恰慈、燕卜荪、阿克顿、奥登等建立起跨文化的文学和思想纽带，形成对应的中国现代主义知识群体。徐志摩将英国现代主义的诗艺和诗神引入中国现代主义，培育了“新月派”的灵魂。受英国现代主义诗学启迪，徐志摩、叶公超、钱锺书逐步奠定了以新批评为范式基础的中国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方法。他们将世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诗艺、诗学与诗哲，批评与创作，知识教化与文化担当，世界关怀与民族自由，学术研究与现实批判，国学精粹与西学卓见有机结合。为中国文化现代性拓荒引路的文化自觉意识使他们成了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的摆渡人，这奠定了中国的英国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内在关系。
两个知识群体的对话与认同是现代主义精神驱动的跨文化事件。它验证了西方当代后殖民、后现代、现代性理论的不足，证明我们不能用任何现成的理论公式来思考中国文化现代性。它涉及中英现代主义文化主体的跨文化心理体验和想象，产生了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哲学、旅行札记等不同类型的文化书写，征兆了现代主义与文学批评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同步、双向发生的中英现代主义知识群体之对话与认同为英国现代主义注入了鲜活的中国文化精神，持续推动了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为中国成长中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文化现代性工程这一复合复杂命题，建构了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双重视域。
通过逐层探索中英现代主义文学场内在的群体构成、书写再现、诗学建构、批评理论和意识形态，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和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研究进行新的方法论探索和实践。依据中英现代主义同步、双向发生论，指出英国现代主义吸纳的中国文化思想补充、完善了英国现代主义，中国的英国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有机部分，这有益于批判西方后殖民理论，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和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提供理论阐释。
[1]Richards Diaries, Oct.25, 1931.
[2]Richards Diaries, Sept.8, 1932/Nov.16, 1932.
[3]Lionel Trilling, Matthew Arnold（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4）, p.161.
[4]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ed.and trans.Jonathan Mayne（London: Phaidon Press, 1995）, p.13.
[5]Friedrich 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Unzeitgemsse Betrachtung II in Karl Schlechte, ed., Werke 1（C.Hanser: Munich, 1954）, p.215.
[6]Ezra Pound,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 -1941, ed.D.D.Paige（London: Faber & Faber, 1951）, p.248.
[7]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87）, p.88.
[8]Bernard Smith, Modernism's History: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Art and Ideas（New Haven:Yale UP, 1998）, p.21.
[9]参见：J.A.Wallace,“Laura Ri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Decanonization,”American Literature， 1992, 64（1）: pp.111-126。
[10]诺曼·坎托总结的这些现代主义范式特征包括：反历史主义；关注微观世界和个体；艺术或文本自我指涉、自成一体；倾向于脱节、分裂和混乱；标榜文化精英意识；大胆、公开描写和宣扬女权、同性恋、双性恋；视艺术而非道德为人生旨趣；交织着救赎的精神和幻灭的死亡冲动。详见：Norman Cantor, Twentieth Century Culture, Modernism to Deconstruction（London: Peter Lang, 1988）, p.35。
[11]对黑人现代主义的经典研究包括：Houston A.Baker,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icago: Chicago UP, 1987）; C.L.R.James, The Black Jacobins（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London: Verso, 1993）;Elleke Boehmer, Empire, the National, and the Postcolonial, 1890 -1920: Resistance in Interaction （Oxford: Oxford UP, 2002）; Charles W.Pollard, New World Modernisms: T.S.Eliot, Derek Walcott, and Kamau Brathwaite（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4）; Simon Gikandi, Writing in Limbo: Modernism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Ithaca: Cornell UP, 1992）。
[12]Peter Childs, Modernism（London: Routledge, 2000）, p.14.
[13]Tim Armstrong, Modernism: A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 Polity, 2005）, p.27.
[14][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15][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6][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7]可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对“政治无意识”和“历史视域”的论述。
[18][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9][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20][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21][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22][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3]帕特丽夏·劳伦斯之后西方学者的中国现代主义研究成果还包括：Charles A.Laughlin, Contested Modern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Palgave MacMillan, 2005）; Amie Elizabeth Parry, Interventions into Modernist Cultures: Poetry from Beyond the Empty Screen（Durham: Duke UP, 2007）; Andrew F.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Boston: Harvard UP, 2011）。
[24]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5]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73）, p.xi.
[26]西利尔·白之教授为著名汉学家，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汉学，1954年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60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任教，后任新成立的中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传统小说与戏曲，代表作包括《古今小说考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短篇小说选》（编译）、《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主编）、《中国文学类型研究》（著作）等。
[27]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2页。
[28]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7页。
[29]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9.
[30]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51.
[31]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55, 73-95.
[32]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176.
[33]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268.
[34]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p.271.
[35]叶威廉的代表著作包括《中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1974年）、《比较诗学》（1983年）。
[36]Zhaoming Qian,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 （Durham: Duke UP, 1995）, p.2.
[37]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38]这一点上史书美却进行了更大胆的论述，且将之裁定为京派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
[39]可参考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米歇尔·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两著中的历史理论。
[40]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1][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2]Edward Said, 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1.
[43]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44]James Clifford, “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Inscriptions, 1989（Vol.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p.9.
[45]巴赫金最早在《对话想象》一书中使用该术语分析小说叙事。克利福德文中指隐藏在纷繁复杂的旅行理论之下的深度叙事。
[46]James Clifford, “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Inscriptions, 1989（Vol.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p.10.
[47]Mary Louise Pratt,“Arts of the Contact Zone,”Ways of Reading, David Bartholomae and Anthony Petroksky eds.（New York: Bedford/St.Martin's, 1999）.
[48]Mary Louis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Routledge, 1992）, p.6.
[49]手稿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以安第斯人和安第斯象征空间为中心的新世界的新图景；（二）重写基督教历史，将安第斯人的历史解释成前承诺亚、后启哥伦布，与欧洲基督教并行的历史演进过程；（三）印加帝国和前印加时代安第斯社会百态；（四）西班牙殖民征服的野蛮、贪婪和暴力本质。
[5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构资本主义现代性以降的民族性或民族主义的谱系。他将印刷资本主义（而不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勘定为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原动力，将马丁·路德点燃的新教精神与拉丁语之外的方言书籍出版征兆的印刷资本主义之联合视为培育民族想象的温床，将资本主义、印刷术与各种方言的结合视为印刷语言、民族意识与民族-国家相互融合并推陈出新的先决条件。现代小说和报纸是两种主要的文化想象形式。而文化想象的四个特征是：个体之间非直接、非邻近、非感官的认同；平行的认同关系；共同感知的同质、空洞的时间；同质、空洞的文化形象。
[51]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16.1（1986: Spring）: 22-27.
[52]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130.
[53]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130.
[54]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7）, 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