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文学学科意识的萌芽
第一节 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与乾嘉时期的文学创作
考据学虽说是清代代表性的学术，但理学一直占据官方哲学的地位，清代学术思想正是在两者的此消彼长中前行。考据学与理学同属儒学，表面上看，两者之间的争论只是儒学内部的学术之争；实际上，两者争论引发的问题却不局限于两者孰优孰劣，而是儒学正统地位之争。乾嘉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它的兴起影响的不仅仅是儒学之义理，天文、历算、舆地、文字训诂、文学等传统学科门类都被波及。我们将之视为一场学术革命并不为过。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范式”是科学研究的理念或模式。库恩认为科学研究是“范式”转变的过程，新旧“范式”的转变是“革命”的，而非循序渐进的。“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1] 库恩认为，当旧的科学研究的“范式”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就成为必然；如果新范式被确立起来，而且被该学科的共同体所接受，那么这个学科就正式被确立起来。“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这些改变，连同几乎总是伴随这些改变而产生的争论一起，都是科学革命的决定性特征。”[2] 科学共同体共通的认知理念和价值观念是“范式”形成的基础。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不仅仅来自科学研究，也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新的“范式”形成后，对整个科学研究起到新的规范作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是对西方科学研究历程的一次理论探索，这一理论虽然颇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它对我们深入把握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是有借鉴意义的。乾嘉考据学与理学针锋相对，是理学的反动，也是儒学的一次革命。经惠栋、戴震、汪中等人的倡导，考据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规范，这一新的“范式”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形成、巩固，提出了新的理念和价值观，这无形之中又增强了学科的意识。
考据学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理学，辨析性理、设坛论道在乾嘉都失去了市场，经史考证成为时代主导性的学术。既然考据学如此之兴盛，那么考据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它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还是学术研究的门类？在这个问题上，乾嘉学人在态度上出现了微妙的转变，他们由方法进而推为学术门类，认为由考据学建立起来的义理之学才是儒学的正宗，考据兼具考证和义理之义。焦循后来在总结乾嘉前期的学术时说道：“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3] 较早用“考据”一词来概括当时学术的是袁枚，袁枚是当时诗坛领袖，他反复辩驳考据与诗文的关系，他对当时学术门径的命名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考据”这一称谓也逐渐被固定下来。从根本上说，考据学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汉学家有意学术门类化的结果，而袁枚的命名不过是陈述这一现象罢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袁枚以考据学称谓时代主流学术的时候，学坛领袖式的人物如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人并没有站出来提出异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与袁枚频频交往甚至相互探讨经史考证。袁枚将考据与著述视为冰火不相融的两种学科门类，他贬低考据提高著述，认为诗文优于考据。表面上看，袁枚的言论对考据不利，但如果深入分析其言论，我们不难发现，袁枚所谓的著述其实是诗文而已。
重经轻文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对汉学家而言，袁枚关于考据与著述的抑扬无关痛痒，不值一辩；袁枚将考据视为一学科门类，反倒是提高了考据学的地位，正中了他们的下怀。在汉学家看来，汉学与宋学之争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方法这么简单。如果将两者视为儒学中互相补充的学术门径，那么汉宋之争就没有必要了。汉学与宋学之争是儒学学术正统之争，其中，汉学家强调尊经复古，他们提倡由文字训诂以通经，维护原始儒学的纯正性，反对异端因素的杂入。汉学与宋学之争具有学科构建的意义，考据学学术规范的构建不仅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而且为学科的发展做了铺垫。考据学与诗文异趣，考据学的学科意识、学科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学科意识的强化，文学创作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文学学科的独立意识。
经学在中国具有独尊的地位。文学的话语系统源于经学，文学对经学具有严重的依附性。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动必然会引起文学话语方式的变化。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主流的学术，包括诗文在内的各类文体的写作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高峰，作家、作品的总量也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考据学不偏重于义理的追求，其治学质朴，与文学本风马牛不相及，而在乾嘉时期，两者的关系却非同寻常。汉学家有意收编诗文，而偏好诗文的文人却不认可这种收编。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得诗文独立的意识得到了强化。库恩认为，当范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艺术受“范式”的影响较科学要复杂得多。“因为一个艺术传统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传统变成不正确或谬误，艺术远比科学易于容许好几个互不相容的传统或流派同时存在。根据同样的理由，当传统已经改变，有关的争论通常在科学中远较艺术中更快得到解决。”[4] 汉学家对文学的收编其实是传统经学独尊的观念使然，而文学创作的兴盛使得文人对挑战这一观念有了底气。乾嘉考据与文学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
一 朴学的兴起与学科意识的萌芽
经史的考证一直伴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考证只是作为一种治学方法依附于经史。孔子说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希冀通过文献考证恢复礼，由礼以实现仁教。秦火之后，收集、整理、恢复典籍原貌成为时代的迫切问题，刘向父子、郑玄、张衡等人做了不少经史考证的工作。即使是在魏晋、宋明等空谈玄理的时代，经史考据仍然不绝如缕。清初，易代的阵痛促使学人对空谈性理产生了厌恶，讲求实学成为时代的主潮。实学的思潮要求人们尊德性，讲“行己有耻”，同时，也对空疏不学的学风进行了批判，推崇道问学的求实学风。在实学思潮之下，经史考证的学风在清初已肇启端倪，至清代中叶的乾嘉，经史考证蔚然成风，考据从治学方法变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考据学也由此成为清代的代表性学术。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需要社会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可，同时还需要有这一领域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学术成果和相当数量的研究学者。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经历了一个由冷趋热的过程。章学诚在回忆自身经历时说道：“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若力农之逢年矣。而风气所开，进取之士，耻言举业；熊、刘变调，亦讽《说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熔金篆石，风气所趋，何所不至哉！”[6] 在乾隆初年，惠栋、戴震、江永等朴学大师身处乡野，考据学的影响局限于民间，理学仍然是官方的主导学术。这一时期，乾隆自己称：“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7] 乾隆称赞理学名臣方苞：“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8] 乾隆十九年，戴震避难至京师，钱大昕、纪昀、朱筠、王鸣盛、王昶等人纷纷为他的学问所折服，并与之订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乾隆十九年后，京城的考据之风才开始趋热。四库馆开馆，汉学家的大本营才形成了规模。洪亮吉说道：“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10] 四库馆开馆，天下士子以考据为尚，考据学成为显学。章学诚在《周书昌别传》中说道：“二君者（邵晋涵、周永年）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11] 四库馆开馆使得考据学由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并取代理学成为学术的正宗。清初，顾炎武就对理学有所不满，认为理学误入了歧途。“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12] 顾炎武认为只有回归到经学的语境，才能把握到真正的儒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以经学正宗地位自居，借助于四库馆的官方地位和大批学界领袖的声望，考据学的学科属性得到了不断的强化。考据学与理学同属儒学，两者同室操戈，其各自的属性如何，两者有何区别，这引起了学人们的反思。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对儒学的流变进行了归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13] 纪昀将儒学学术史的发展归结为汉学与宋学的演变，这是符合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站在汉学的立场，纪昀的这一划分有崇汉抑宋的味道。考据学需要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学力，同时还需要广博的学识。与侧重于辩论心性的理学相比，考据学的学识性、学术性更强。在戴震、钱大昕、纪昀等人的不断强调下，考据学建立起了学术的规范。纪昀敢于崇汉抑宋，这与当时汉学“无征不信”的学术规范，以及“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以子史证经等治学方法已建立起来有关。章太炎在谈及乾嘉考据学时说道：“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14] 章氏所说的六者正是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在与理学的比照中，考据学的学科属性趋于明朗，学科的“范式”也建立起来了，“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它的地位才行”。[15] 新“范式”的形成使得学科的自律性得到增强。
考据学学科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的认可紧密相关，乾嘉学人领袖大多身居要职，如毕沅、纪昀、阮元等均为朝廷重臣。在他们的推动下，汉学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汉学由此压倒了宋学。余廷灿在《朱侍读筠传》中记载朱筠：“旋奉命视学安徽。君言：‘吾于是役，将使是邦人士为注疏之学，而无不穷经；为《说文》之学而无不识字。’甫下车，即拜奠婺源故士江永之木主，崇祀乡贤以劝学。江永者，故安徽朴学能究穷十三经注疏而有得于已者也。又刻旧本许氏《说文解字》，标楬四端，曰部分，曰字体，曰音声，曰训诂。为学六书之学者大启沟浍。又言，稽古莫如金石，文字可证经史之讹……其后又视学福建，提挈经义六书，一如安徽。”[16] 朱筠广刻《说文解字》以训导士子，在典试安徽、山东、福建等省时，他还以考据的功力来考察应试士子的学问，并根据经史考证的优劣取士。姚鼐记载有：“乾隆五十一年，大兴朱石君侍郎典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士达于江氏（江永）说者，乃褒录焉。”[17] 在京师，他的邸府成为文人们的常聚之所。江藩记载：“先生（朱筠）提唱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乱草不除，杂花满径，聚书数万卷，碑版文字千卷，终年吟啸其中。足不诣权贵，惟与好友及门弟子考古讲学，醒酒尽醉而已。”[18] 除了朱筠，当时的学界领袖如纪昀、钱大昕、毕沅等人也纷纷以得考据人才为荣。钱大昕在《赠邵冶南序》中说道：“始予典试浙江，得余姚邵子与桐，知其经学湛深，能以古文为时文。今春天下贡士集礼部，主司思拔汲古不为俗学者，以救墨卷浮滥剿袭之失，而与桐褒然为举首。榜出，海内有识者咸曰：‘数十科来，无此才矣’。”[19]学界领袖有意识地网罗人才与四库馆的开馆，为考据学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学术风气由此一变。通过学人领袖的倡导，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得到了宣传和巩固。
乾嘉考据学是有激于宋学而发，可以说是对宋学的反动。乾嘉主流学者在从事经史考证的同时，对宋儒的批评也是不遗余力，对宋儒、宋学的批评其实是为考据学的合法性寻找依据。余英时说道：
当时北京提倡考据运动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是朱筠和纪昀（1724—1805）。朱笥河在经学上反对宋儒的“蹈虚”和“杂以释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来了。纪晓岚则比朱笥河更为激烈，他可以说是乾、嘉时代反程、朱的第一员猛将。晓岚是四库全书馆的首席总纂官。通过这一组织，他广泛而深入地把反宋思潮推向整个学术界。后来全书纂成，《总目提要》二百卷的编刻和颁行曾由晓岚一手修改，所以其中充满了反宋的观点。诚如余嘉锡所指出的，晓岚“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晓岚排程、朱，在《提要》中是用明枪，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则专施暗箭。《笔记》中许多讥笑骂“讲学家”的故事都是他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东原入都之次年（1755）即馆晓岚家，其《考工记图》也是晓岚为他刻行的，而东原晚年入四库馆，晓岚亦与有力焉。故东原与晓岚交谊似较其他人更为密切。如果说东原对程、朱态度的转变与晓岚的影响有关，当非过甚之词。[20]
程朱理学虽然仍然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学术界，理学的真理性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加之乾隆对程朱理学诸多论调感到不满，这就加剧了理学的衰落，批评程朱理学成为一时风尚。凌廷堪记载汪中：“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21] 理学地位的衰落引起了理学拥护者的不满，姚鼐愤怒地指出，“近世所重只考证、词章之事，无有精求义理者，言尚远之，而况行乎？吾在此劝诸生看朱子，或问《语类》，而坊间书贾至无此书”。[22] 连朱子的书都少有人读了，理学的状况也可想而知。乾嘉考据学对理学的批评并不止于学术规范，理学的价值观念也是考据学批评的对象。汉学的兴起与理学的衰落，引发了整个学术生态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之中，构建学术规范是具有首重的意义。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如戴震、纪昀、钱大昕、段玉裁等人不断强调考据学治学方法的重要性。治学方法的强调使得考据成为一个突出的学术问题。治学不由考据出发便不是真学问，考据学的意义被无限放大，受此影响，学术治学的方法、规范也得到了构建。考据学学术规范的构建是学术文化生态的再构，是新的学术“范式”的构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当时整个文化生态。新“范式”的建立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影响文学，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全面、细致的考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 乾嘉时期各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及文学理论的总结、集成
清人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一代之文学”，但清人在文学创作的数量上却超过以往任何一代。清代作家、作品的数量我们难以确切地统计，在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清人作家就有近2万人，别集4万多种，而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除了诗文，清代的通俗文学在数量上也是远轶前代的。清代的通俗文学不仅数量大，而且成就高，《红楼梦》《儒林外史》《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可与前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媲美。乾嘉两朝是清代文学创作最为兴盛的时期。在柯愈春的统计中，乾嘉诗文家有5500多人，诗文集6000多种，乾嘉两朝的文学创作总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集成时期，这种集成性在乾嘉两朝尤为明显。
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物质经济条件也较清初和晚清要优越。乾隆二十二年科举考试增加了诗歌一目，这些因素对促进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我们且不妨看看清代一官员的记录。“余以雍正乙卯登贤书，乾隆丙辰成进士。其时春秋试俱专用制艺校士，故余习举子业日丹黄盈案，率皆贴括家法程固，无暇旁及于诗。迨授任小铨，又鞅掌于簿书，期会间更不敢妄谈清雅，有旷厥官。以是诗之为道余实未尝梦窥一斑，何庸饰语以欺人哉。独是廿余年来，历官吏部、御史台及比部，所遇之同曹巨卿硕彦极一时之盛，珠玉謦咳，以荒陋如余厕身其间，亦渐为刘安鸡犬，不自觉其顿忘尘埃也。长安退食，取家渔洋司冦《带经堂》诸集讽诵，不忍释手，花朝月夕，焚香煮茶。偶一效颦，仅取自适而已，初不萌就正有道想。乃一二朋侪有微知余之为诗者，苦欲索观，谬蒙借誉，遂自兹不获蔵拙而覆瓿纸费矣。”[23] 此官员为王显绪，他的诗歌写作乃是出于环境影响，从这一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乾嘉文人诗歌写作之兴盛。如果仔细考察乾嘉时期的文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官员、学人还是普通文人，写诗其实已经成为文人的常态，像王显绪那样以诗歌附庸风雅也是时代常见的现象。
清初和晚清社会动荡，作为时代呼声的诗文大多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而在承平的乾嘉时期，娱乐性、交际性的作品更多，各种诗会不断。李斗记载扬州的诗文雅集：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殽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令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24]
在乾嘉，这样的诗会在江南和京城非常频繁，不少诗会规模还不小。乾隆二十二年，扬州盐运使卢见曾修褉虹桥，完工后举办诗会。“丁丑修禊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云……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25] 几千人的诗会，其规模可想而知。诗文雅集培养了大批的诗人，对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起了促进作用。乾嘉时期的诗文作者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诗文创作的大众化是乾嘉诗坛的一大特色。姚鼐在袁枚的墓志铭中评价袁枚的诗“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26]。袁枚的诗，流传广大，“市井负贩”皆有知之者。除了普通的士子和下层民众，宗潢一派也是文人辈出，诗作频频。乾隆一人的诗作就有近5万首，这与《全唐诗》相垺。麟魁说道：“洎乎灵台偃伯，文教覃旉，贤才蔚兴，而宗潢人文尤迈往古。自红兰贝子首倡风雅，问亭将军、紫幢居士、晓亭侍郞、月山上公后先继起，提唱宗风，代有闻人。”[27] 在时代文风的感染下，宗潢诗人继起，这也不足为奇。除了宗潢，连一向以作战闻名的满人也风雅大起。袁枚说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福建将军魁叙斋伦，以指画墨菊，题云：‘淡中滋味意偏长，每爱秋英引巨觞。兴到指头涂抹际，墨香还道是花香。’”[28] 可见，乾嘉的诗歌创作活跃于各个阶层，乾嘉社会可以是说一个诗的国度。
乾嘉诗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文学史的重视，这与强调健实内容的文学史观有关。如果仔细考察乾嘉时期诗人的创作，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诗作大多具有纪游的特征。薜起凤评价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的诗：“第按其所编，始弱冠，终花甲，四十年之行藏交际，具在于斯，可当康成《年表》读矣。”[29] 这样的现象在乾嘉时期很普遍，应该说是时代使然。
承平时期的通俗文学也较其他时期更为发达，小说、戏曲的创作在乾嘉也达到了高峰。焦循在《花部农潭》中记载：“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染及乡隅。”[30]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戏曲表演都已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乾嘉时期的小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小说不仅作者数量众多，而且群众基础广泛。钱大昕惊呼：“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31] 小说的读者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其影响也可想而知了。此外，沉寂数百年的骈文在乾嘉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袁枚、汪中、吴锡麒、洪亮吉、刘星炜、孔广森、邵齐焘、曾燠、孙星衍等骈文名家，这些作家也是清代代表性的骈文作家。这一时期的骈文题材更加广泛，表现手法更加丰富。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也崛起于乾嘉时期，桐城派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乾嘉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都进入了创作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少见的兴盛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文学创作的兴盛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中，三大诗学流派产生在乾嘉时期。乾嘉时期的文学理论虽然在价值取向上有很大的差异，但都具有总结、集成、推进的特点，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结穴。沈德潜的格调说是传统儒家诗论的总结。格调说既注重诗歌的教化功用，又注重诗歌的审美特性，以唐为宗，不废宋调，有宏大的文化气象。中国传统诗学大致可分为“言志”和“缘情”两派。如果说沈德潜的格调说是“言志”诗论的总结，那么袁枚的性灵派可以说是“缘情”诗论的总结和发展。袁枚的性灵派推崇人的自然情感，论诗重情、重真、重才性。同时，性灵派也非常注重诗歌的审美性，我们可以从袁枚的《续诗品》看出这一点。郭绍虞评价袁枚的诗学：“公安、竟陵之诗论，犹易为人所诟病，而随园之诗论，虽建筑在性灵上面，却是千门万户，无所不备。假使仅就诗论而言，随园的主张却是无可非难的。”[32] 此一性灵非彼之性灵，袁枚的性灵说以情为主导，兼顾诗学的各个方面，是“缘情”诗论的总结和推进。翁方纲的肌理说宗宋调，重学问，是传统学问诗论的总结。翁方纲虽然在创作上有严重的学问化倾向，但他的诗论却也是相当圆通。他将“神韵”“格调”整合在肌理之中，诗论也相当宏阔。姚鼐的古文理论既重理学之道，又重古文的审美性，突破了传统的载道论。姚鼐之后的桐城后学更是主张骈散合一，古文理论不断走向成熟。乾嘉文学创作的繁荣及理论的总结、集成、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学科意识的产生，这一时期某些文学观念已具有近代的性质。
三 乾嘉时期文学、义理与考据学的紧张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兼通经史和诗文。学术研究新“范式”的确立不仅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共同体，而且产生了新的学术理念。考据学的学科化使得士子们面临着从学门径的选择。章学诚在谈及自身经历时说道：“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
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33]年轻的章学诚自视甚高，好高论而不务专精，戴震“不曾识字”一说让他感到震惊、惭惕、寒心，自以为已得四书经义，其实乃是“未尝开卷”。章学诚的心理落差是很大的。长期以来以心性之辨见长的宋学遭到了质疑，学术“范式”的转变使得文人们在职志上必须做出选择。
对宋学批评较早的是惠栋，惠栋的社会交往不大，地位也不高，在江南影响并不是很大。他说道：“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34] 真正让考据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戴震。钱大昕在戴震的传记中记录戴震入京后的情况：“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5] 乾隆十九年，戴震避仇入京，时人将其视为“狂生”。而这一年考取进士的纪昀、王昶、朱筠、王鸣盛、钱大昕等所谓“馆阁通人”都折服于戴震。戴震声名传开，京师学风也为之变化。
如果仔细考究乾嘉时期重要的学人，我们不难发现，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王昶等人早年都是诗文的爱好者。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吴中七子”的诗歌盛传一时，甚至传至海外。戴震批判时人“尚未识字”之说在学人中产生了影响。他们抛弃了空辩义理的治学方法，将精力转入了训诂考证一途，考据学由此呈现出专门化的发展趋势。赵怀玉在《春融堂集序》中说道：“今海内操觚之士，其趋不出二端：曰训古之学，曰词章之学。通训故者，以词章为空疏而不屑为；工词章者又以训故为饾饤而不愿为。胶执己见，隐然若树敌焉。夫董生、扬子奥于文，于经未尝不深；匡鼎、刘向邃于经，于文未尝不茂。彼好为异同，交相訾议，必其中有所歉浅之乎？窥古人而意犹未尽融也。若去二者之弊，又克兼二者之长，则世颇难其人，而人且宜以为法。”[36] 可见当时考据与辞章已判然两路，诗文一派与考据一派的分途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两者的“隐然若树敌”给文人的职志选择造成了困难。作为强势话语，考据学对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清禆类钞》记载有：“汪容甫为诸生时，肄业扬州安定书院。山长沈编修祖志好为诗，往往诧示座客。一日宴会，酒酣，出诗示客，客誉之不绝口。次至容甫，容甫掷不观，大言曰：‘公为人师，不以经世之学诏后进，而徒沾沾言诗。诗即工，何益于生民？况不必工耶？’沈夙负时名，闻言，愠曰：‘仆虽不贤，犹若师也。师可狎乎？’容甫复摘《三百篇》疑义叩之，沈面赤，不能答。容甫抚掌曰：‘诗人固如是乎？’拂衣大笑出。一座惊怍，不知所为。”[37] 主流学人在诗文与考据上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典籍繁富的历史语境下，考据必须专精才可能有所成就，“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38]，文人们或事经史考据或事诗文，他们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诗文相比，考据属于经学范畴，重经轻文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学人领袖的推动下，不少文士纷纷转向考据。洪亮吉早年沉迷于诗歌，入幕朱筠后，“始从事诸经正义及《说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寝”[39]。袁枚早年赞叹孙星衍为诗坛“奇才”，而孙星衍不愿以诗鸣，转入了考据一途。他在自述中说道：“余少与里中士洪稚存、黄仲则、杨西河、赵亿生为诗歌，弱冠时持谒袁简斋太史，颇蒙赏叹，已而潜心经史，涉猎百家。”[40] 邓廷桢在序程晋芳的文集时说道：“夫自词章、考据分为二家，别产分门，固其识歧之，抑亦其才之有所不逮耳。而近时注疏学行又争与宋儒树旗鼓，徒使沾沾帖括之士望洋自阻，似此而欲闯古人之藩篱，难矣。”[41] 从学界领袖到普通士子，普遍面临着考据与诗文之间的选择。考据学以学术正统的地位自居，汉学家不仅排击理学，而且对文学也表现出鄙视之意，这引起了袁枚、姚鼐等人的不满。辨析考据与诗文之关系，抵制考据学对诗文的不良影响，这成了他们不得不作出的回应。
（一）袁枚与考据学的论难
乾嘉考据学以经学典籍为研究对象，考据学者以经学家的身份自居，他们对诗文大多持轻视的态度。考据学者对诗文的轻视引起了部分诗人的不满，作为乾嘉诗坛的领袖，袁枚对考据的批驳最坚决，考据与文学的争论最早也是在袁枚和惠栋之间展开的。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去世，袁枚与惠栋之间的争论应该是早于乾隆二十三年。从袁枚留下的两封书信上看，惠栋是积极劝诫袁枚从事考据的，他认为袁枚从事诗文是“舍本而逐末”。袁枚早年颇有经史根底，曾被推荐参加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考试。但他不长于考据，退隐后一直期盼以诗文名世。惠栋对诗文的轻视让他感到不满，惠栋的劝诫让他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考据学有了驳击的机会。袁枚认为考据学以琐屑为功，其狡黠之处在于挟经自高。“震其名而张之，如托足权门者，以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躏轹他人之门户。此近日穷经者之病，蒙窃耻之。”[42] 惠栋恳恳以劝，袁枚却不领情，倒是反唇相讥。惠栋的文集没有收录写给袁枚的信，可能与袁枚的激越态度有关。袁枚对惠栋排击宋儒感到不满，认为宋儒有问题，以考据为主要鹄的之汉学也有问题。他对考据的琐屑颇为不满，认为考据只是罗列材料，并无实际意义。“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经者？要在明其大义，而不以琐屑为功。即如说《关雎》，鄙意以为主孔子哀乐之旨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后妃作，宫人作，毕公作，刺康王所作。说‘明堂’，鄙意以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即清庙，即灵台，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阳而玉叶。问其由来，谁是秉《关雎》之笔而执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说经，大率类此。最甚者，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徐遵明误康成八寸策为八十宗，曲说不已。一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寻鬼神搏虚而已。仆方怪天生此迂缪之才，后先噂
，扰扰何休，敢再拾其沈而以吾附益之乎？”[43]袁枚认为儒经明了其大义即可，不必深究名物象数之是非。而在回复惠栋的第二封信里，袁枚借助王充、刘勰、柳冕的话批评考据为儒学之末。从袁枚与惠栋的书信上看，袁枚对考据学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而这也是乾嘉后学猛烈批判袁枚的原因之一。袁枚与惠栋的交锋应该说是考据学进入高峰前的一次争论。随着考据学的深入发展和袁枚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袁枚与汉学家的争论更趋深入。
袁枚交游甚广，乐于奖掖后进。乾隆三十年后，性灵派取代沈德潜的格调诗派，成为乾嘉诗坛的主流。“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44]当时不少士子为考据所吸引，纷纷弃诗文从事考据，袁枚对士子中的这种倾向感到不满。他在《再答黄生》中说道：“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为己之诗文，业已是矣；词章之学不过尔尔，无可用力，故舍而之他。不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无易事，只怕粗心人’。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瘢结。子之诗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偶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瓻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45] 黄生其实就是黄仲则，黄仲则自小就有诗歌的天赋，为袁枚所推重，袁枚对黄仲则弃诗文的心理分析可谓一语中的。与黄仲则交好的洪亮吉、孙星衍等人由诗文转入考据，黄仲则不免为之心动，“震于博雅之名”和重经轻文是其转变的重要原因。袁枚以黄仲则才性不宜考据及诗文未尽工为由，劝黄仲则做好、做精诗文。应该说，袁枚的劝阻是有道理的。
虽然袁枚对青年学子恳切相劝，但不少人并不认可。袁枚与孙星衍的争辩将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并传遍了艺林。袁枚最初写给孙星衍论辩考据与诗文的信现在不见存于袁枚的文集中，但我们可以从孙星衍的两封回信看出袁枚的主要观点。孙星衍首先驳斥了袁枚的道器之说。袁枚认为诗文是著述，先有著述后有考据，所以考据为优。“天下先有著作，而后有书，有书而后有考据。著述始于三代六经，考据始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优劣矣。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46] 袁枚重诗文轻考据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孙星衍针对他的论调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孙星衍首先反驳了袁枚对“道”和“器”的错误认识，认为袁枚所论的形而上之道并不是典籍中的“道”，形而下之“器”也不是典籍中的“器”。袁枚认为先有著述后有考据，古人重著述不重考据，孙星衍以史实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古今论著作之才，阁下必称老、庄、班、马，然老则述黄帝之言，庄则多解老之说，班书取之史迁，迁书取之《古文尚书》、《楚汉春秋》、《世本》、石氏《星经》、颛顼夏殷周鲁历，是四子不欲自命为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职》，《吕览》之存后稷、伊尹书，董仲舒之存神农求雨书，贾谊之存青史氏记，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记》。而《月令》一篇，吕不韦、淮南王、小戴争传之；《哀公问》一篇，荀卿、大戴争传之；《文王官人》一篇，《周书》、大戴争传之。他如《礼论》、《乐书》、《劝学》、《保傅》诸篇，互见于诸子，不以为复出。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据，奈何阁下欲分而二之？”[47] 著述其实也源于考据，孙星衍用大量的例子证明了两者的关系。这确实是回击袁枚的有力证据。孙星衍对袁枚的批驳有理有据，学界大为称快。焦循在给孙星衍的信中说道：“循读新刻大作《问字堂集》，精言卓识，茅塞顿开。尤善者，《复袁太史》一书，力锄谬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反复久之，拜服拜服。”[48] 章学诚对袁枚素有偏见，看到此文后更是拍手称快。袁枚去世后，世人多认为袁枚不长考据，但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此说又未必尽然。袁枚的《随园随笔》是一部考据文集，二十八卷，内容涵盖了经、史、金石、历代官制、科第、术数等方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他自己也说道：“然入山三十年，无一日去书不观，性又健忘，不得不随时摘录。或识大于经史，或识小于稗官，或贪述导闻，或微抒己见。疑信并传，回冗不计。岁月既久，卷页遂多，皆有资于博览，付之焚如，未免可惜。”[49] 袁枚与钱大昕、姚鼐等有不少讨论经史考证的书信，钱、姚二人对袁枚的考据也颇为许可。可见，袁枚虽不长于考据，但并非对考据没有体会。归田后的袁枚也不免做些考证，在排击宋儒上，他甚至比多数汉学家走得更远。他对考据的批评源于考据学对诗文造成的压力，而非考据学自身的缺陷。袁枚对考据学的批评洋溢着对诗文的赞叹，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当时的对峙之势。
（二）桐城派与汉学家的论难
袁枚对考据的批评虽然用词严厉，但真实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桐城古文一派恪守程朱理学，他们与汉学势如水火、难以相容，争论相当激烈。章太炎在考察乾嘉学术时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
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50]
惠栋兼长考据与诗文，继承苏湖地方遗风，能够“该洽百氏”，文人“相与依违之”，汉学与宋学的矛盾并没有出现。考据学兴起之后，信守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与汉学家矛盾日深，冲突在所难免。桐城派古文恪守程朱理学，考据学一派深恶理学的凿空，两者在价值观念上是截然对立的。桐城派重古文义法、文章体式，而考据学者大多尚质朴的文风，轻视文法。“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考据学者对桐城古文汲汲于文感到不满。双方在道与文上都是处于对峙的状态，这一对峙甚至波及了人际关系。
方苞是雍乾的理学大臣，他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自勉。方苞于乾隆十四年去世，当时考据学在京师并没有成为主流，迨考据学成为主流，汉学家在文道上屡屡发难于方苞。方苞主程朱理学，对背离理学的学派都持否定态度，他对清初的考据学就有不满之意。他在《再与刘拙修书》中说道：“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夫学废之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之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学，所以深摈异端者，非贵其说之同也。学不明，则性命之理不顺。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而行身皆有法度，遭变抵节，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晋以后，工文章垂声于世者众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获之庸谨者，少遇变故，背君父而弃名节，若唾溺然。由是观之，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51] 方苞不仅打击黄宗羲，而且直接否定汉学，这就难怪乾嘉汉学家对他大加鞭挞。
方苞以理学和古文自命，他的古文在雍乾时期被视为“一代正宗”。乾嘉汉学家有激于方苞的言论，认为他经术本不深。汉学家只是将他视为“文士”，并屡屡数难他的古文。钱大昕在《与友人书》中对方苞进行了严厉批评。“前晤吾兄，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予常日课诵经史，于近时作者之文，无暇涉猎。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橅，视世俗冗蔓猱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惜乎其未喻古文之义法尔。……以此论文，其与孙鑛、林云铭、金人瑞之徒何异！……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若霖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者矣。”[52] 方苞的人物传记波澜起伏，有法有则，这确实是受了传奇、小说的影响。钱大昕的分析也很有见地。钱大昕以“史笔”的角度对方苞的古文进行批评，在文史界限不是很清晰的时代，这样的批评有其合理性，而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样的批评就有其历史局限性了。钱大昕对方苞古文的繁简、义法不以为然，他心目中的古文是质朴的“史笔”。何为“史笔”？梁启超关于史学家“书法”的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钱大昕的古文观。“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器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邪正，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摭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53] 史学家的“书法”注重褒贬百代，重叙事的微言大义，讲究质朴的文法，反对过度藻饰，也反对用小说、传奇的手法进行叙事。章学诚对当时古文一派偏重于文法的做法也感到不满。“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54] 章学诚认为，古文的关键是要有健实的内容，仅仅在文法、风格上求胜，已失去为文的本义。
钱大昕甚至由文法出发，进而否定了方苞的学问。他在《跋方望溪文》中说道：“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志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55] 钱大昕的言下之意是，没有经史考证的基础，古文便无从谈起，这显然有些偏激。
章学诚也是从学识的角度对方苞进行批评。“盖论文贵乎天机自呈，不欲人事为穿凿耳。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于文，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然则私心胜气，求胜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于文辞，且所得于文辞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56] 这篇文章写于嘉庆元年。章学诚对钱大昕的人品和学问都非常推崇，他的这一见解与钱大昕是一致的，这是否是受到钱大昕的影响，这值得我们考究。
方苞于乾隆十四年去世，乾嘉汉学家对他的鞭挞是他身后的事了。当时身处汉学阵营中的姚鼐与方苞一样也是理学的信徒，他对汉学家排斥宋儒感到不满，却又无能为力。姚鼐早年曾想拜戴震为师，遭到了戴震的拒绝。在四库馆任职期间，姚鼐受到汉学家的排挤，最后离开京师。身处四库馆，姚鼐接触的都是一流的汉学家，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让他感到愤怒。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道：“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主，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犹有汉学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决去之者，故复为极论之。”[57] 戴震、纪昀等学者深于经学，他们对汉学、宋学的得失有深入的研究，姚鼐的学识难与这些学者匹敌，在四库馆“力小而孤”也是必然。钱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他曾与戴震发生争执。“时竹君推戴东原经术，而萚石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可否得失处，萚石颧发赤，聚讼纷拏。及罢酒出门，断断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58] 钱载是乾嘉著名的诗人，他与姚鼐的信念、处境有相似之处，两人的遭遇说明了当时汉学与宋学的严重对峙。翁方纲是钱、姚二人的好友。他在《送姚姬川郎中归桐城序》中说道：“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川自此将日闻甘言，不复闻药言，更将渐习之久。而其于人也，亦自不发药言矣，此势所必至者也。夫所谓药者，必有其方，如方纲者，待药于君者也，安能为君作药言乎？吾友有钱子者，其人仁义人也，其于学行文章，深得人意中所欲言，愿姬川之闻其药言也。君之门有孔生者，其人英异人也，其于学行文章，乐受人之言，愿姬川之发其药言也。”[59] 姚鼐在四库馆的熟人基本上都是汉学家，这是其“取友”之难。而姚鼐与汉学家的论辩都是处于下风，他的门生孔广森最后还是加入了汉学阵营，这是姚鼐的“二难”。翁方纲恪守程朱理学，他对考据有深入的认识，在考据学上也是成绩斐然。翁方纲虽然对戴震排击宋儒感到不满，但对于钱载与戴震的争辩，他还是站在戴震一边。“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60] 理学一派信念坚定，而汉学一派也因深厚的学识而自负，两者势如水火。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情形下，理学一派很难与汉学抗衡，他们滑入诗文也是必然。
四 古文审美特性的体认
考据学的兴起使得人们对汉学、宋学的治学门径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在辨析之中，学科的特点、规范得到了体认，考据学、理学、辞章，三者的分类已逐渐被学坛接受，这就打破了过去经史文不分的格局。杭世骏认为古文与考据、理学不同，古文自有其特性，这一特性就是“虚实”。他在《文选课虚序》中说道：“文章之用，虚实二者而已。饾饤典故，襞积旧闻，犹袭公家之言。虚则一心所独运也，屈宋暴兴，马扬代嬗，相如作《凡将》篇，子云撰《苍颉训纂》，谐声会意，细入毫发，故能巧构形似之言，深探窈冥之域，沉博绝丽，横绝百代。六朝而后惟杜子美能抉其精。逮至场屋以律赋程材，颓波莫挽，而斯道亡矣。”[61] 杭世骏并不否认经学的主导地位，但他认为，辞章与理学、考据不一样，辞章虚实相生，虚之中自有其审美性。杭世骏反对将辞章与道混为一谈。“文以明道，以贯道，而实以载道，匪明何以贯？匪贯何以载？说虽殊，其为深探元本则一也。或者嗤为小技，薄为余事，是直析文与道而二之，岂知文哉，又岂为知道哉？”[62] 他在序袁枚的文集时说道：“文莫古于经，而经之注疏家非古文也，不闻郑笺、孔疏与崔、蔡并称。文莫古于史，而史之考据家非古文也，不闻如淳、师古与韩、柳并称。其他藻语、俚语、理障语皆非古文，则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详。鹿门八家之说袭真西山《读书记》中语，虽非定论，要为不失文章正宗。后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扫群弊而空之，记叙用敛笔，论辨用纵笔，叙事或敛或纵，相题为之，而大概超超空行，总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载而下，当有定论。”[63] 杭世骏区别了古文与经史，“经之注疏家非古文”，“史之考据家非古文”，古文也与“其他藻语、俚语、理障语”有别，他赞叹袁枚的古文“或敛或纵，相题为之”，不拘于经史而能别出心裁。杭世骏不从经学、史学的角度来看待古文，他将古文与考据区别开来，将古文视为具有审美意蕴的学科门类，这一观点比理学家要通达得多。阮元认为：“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假特明其不选之故。”[64] 阮元认为文与经史无涉，名为文就必须讲求辞采，“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凌廷堪、汪中等汉学家在文章的观点上与阮元很相近，都注意将文与经史区别开来。义理、考据、辞章这一学术畛域的划分被重新提及，这与汉学家的学术活动、学术总结是分不开的。
宋明以来，古文一直以载道自命，古文自身的审美性被忽视了。清代理学已停滞不前，但古文创作的风气却日趋兴盛，秦瀛说道：“本朝称古文辞者必曰桐城，自方侍郞望溪先生以来，刘学博海峰其尤也。今则为姚吏部姬传，而吏部之门则有胡征士烙君。望溪工古文而不工于诗，学博与吏部皆兼能之，而烙君亦但治古文。”[65] 方苞以理学自命，而秦瀛却从古文一脉来审视方苞，并构建了乾嘉古文的统绪。理学停滞不前，传道的古文成为理学的重要表征。其实，秦瀛的古文谱系是清晰的。他在《吴鲁也文集序》中说道：“有明三百年，治古文之学者称归熙甫先生。熙甫学庐陵者也，庐陵又学史迁者也。清庙之瑟，一唱三叹，熙甫有焉。当时若晋江之王遵岩，武进之唐荆川，犹或逊之。若夫曼衍洸洋以为奇，稗贩剽窃以为富，僻涩幽险以为奥，枯槁寂寞以为洁，尚考据者广摭金石，尊注疏者博征传注，虽所诣之深浅不同，要皆非古人之所以为文者也。”[66] 秦瀛以归有光为古文之正宗，其着眼点正是文而非经或考据，并将不具审美性的文排除在古文范畴之外。秦瀛也是一名理学的信奉者，他与乾嘉学人均有交往，他对古文的辨析突破了传统载道的古文观念，这与时代学术的影响是有关系的。程晋芳是四库馆臣，却坚守理学的价值观念，他对古文的态度与秦瀛有相似之处。他说道：“夫古文镕液经史，探事理之极以立言，非徒数典使气以夸人，俾人望而却走也。读古文者如良医切脉，三部之间尤贵沉按，昌黎之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者，沉脉盛也……余故论有明古文沿八家正脉耐人寻讽者，终莫如震川，而桐城方望溪犹讥其有序而无物。望溪自许其文为北宋以来第一，而余第取以配食震川，盖震川情文兼美，间失之平。望溪熟于周人之书，特风骨太露耳。衡而量之，分适均焉。既有以敌震川则本朝之文亦不弱于前明矣。”[67] 论古文讲情文兼美，注重其内蕴，这与我们今天的散文相去无几。程晋芳与姚鼐交好，他们对古文审美性的认识对推动古文的发展有帮助作用。
乾嘉不少汉学家将学识视为古文的基础，认为无学识即无古文。袁枚与考据纠缠最深，他对汉学家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弊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再误于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为长。然以混古文，则大下可。”[68] 不少理学家无视古文的审美性，以道律文，将古文视为纯粹的载道工具，袁枚首先批评理学对古文的错误引导。乾嘉考据学取代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古文又被附庸于考据学之下，袁枚对此也提出了批评。袁枚认为古文是一种严格的文体，它与考据、理学并无关系。“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传文者少，传散行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体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后，逐至希微而寥寂焉。”[69] 袁枚将古文视为具有审美性的文体，这种审美性与理学、考据无涉，他反对理学、考据、俗语进入古文，认为这种做法会破坏古文的雅洁、纯美。袁枚认为，对于古文的美的追求，圣人也在所难免。“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章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70] 在经与文的关系上，袁枚彻底撇清了两者的关系，将古文视为独立一物，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古文，这样的古文观在当时很难得。
姚鼐是乾嘉古文的旗手，他论文虽然不排斥载道，但这只是借口而已，辞章才是他醉心之处。他告诫学文者，“鼐又闻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则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愿先生凡辞之近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71] 姚鼐常以阴阳刚柔论古文之风格。“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72] 论文至于风格，至矣，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姚鼐构建文派的旨趣。
在经、史、文三者的关系上，章学诚更具深见。他从文史义例的角度嗅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认为文并不等同于史，文学自有其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构建文学史的设想。“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73] 文学由细流汇为江海，作家、作品日趋繁富，总集、选本纷纷迭出，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文苑传、艺文志、文章志等史学撰述“但著官阶贯系”，只是历史的账本，文学的审美性并没有得到体现，章学诚认为意有未尽。他由此感慨：“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74] 与账本式记录的史撰相比，总集更专注于诗文的审美性。总集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描述文学的演进，具有文学史表述的意义，章学诚将它们视为“春华”，而正史则为“秋实”，两者相辅相成。章学诚从史撰的角度看待文学的总集、选本，认为文学总集、选本具有自身的历史，与历史的发展同步，是正史撰写不可忽视的史料。“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75] 在章学诚的眼中，文学与时代紧密关联，“文征”的编纂其实也正是区域文学史的描述。章学诚认为“文征”的编纂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76] 在谈及编纂体例时，章学诚特别是强调昭明《文选》的典范性。章学诚从正史编纂和文学审美两个角度来审视“文征”，视野相当开阔。将文学总集单列成书，这是文学独立意识的表现；将文学总集放在历史中进行考察，这就使得文学史成为可能。章学诚这一设想与当代文学史的构建有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