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留学日本与借鉴外国乐歌曲调

19世纪中后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逐渐被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摧毁，先后和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大量割地赔款和开放东南沿海通商口岸，不仅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内地大量倾销商品，控制海关关税，垄断商品价格，疯狂剥削底层劳动人民，在客观上严重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面对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王韬等洋务派人士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主张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向欧美、日本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试图走实业救国道路，全面开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进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他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

在洋务派维新变革的过程中，邻国日本的迅速崛起越发引起他们高度关注。19世纪中叶，日本依然处于封建幕府统治之下，也曾经和英、美、俄等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许多底层民众积极参加“倒幕”运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此时，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藩和长州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开始组织发动倒幕运动。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逐渐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主动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使日本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强国。不久，日本政府提出“脱亚入欧”的基本构想，先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时，日本当局奉行“保全清国”的对华政策，而实际意图并不是想让大清帝国免受侵略，而是要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企图在中国获取更大实际利益。“我帝国所能执之方针，为保护我既得权利。欲贯彻此方针，应先防止瓜分清国之危机，确保其和平，促其进步，谋其资产实力之发达。我帝国即与列国对立，亦不可不维持东洋之均势。”[2]1899年，伊藤博文说：“因此，无论由道义上说，还是从利害上论，只要我国能力所及，就不能不给予彼等以十分之助力。我相信，此举不仅为保全我国利益之所以，而且由远东大势来说，尤属必要。”[3]其中，日本“保全清国”政策的基本举措便是促其变法自强，重点在于教育方面：“海外教育，不惟对韩人必要，同时对支那人亦属必要。盖由我国输入文明的学问，对彼等而言，不仅简便，而且其成功亦速。由我言之，则以东洋先进之我国对此土地广博、人口众多之所而导入文明的学问，自能得助势之利。此等事情，自属增进双方幸福之所在，亦属我国在道义上之义务。”[4]因此，尽管日本支持清政府发展教育事业怀有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可谓另有企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在客观上给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变革带来良好机遇。

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逐渐摆脱了封建闭塞的落后局面，迅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成为清政府和亚洲各国学习借鉴的基本对象。此后，原来中日关系的整体态势被严重打破，最终导致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而不是相反。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晚清很多有志之士挽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选择。“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5]“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奉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6]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考证，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等13名学生到东洋留学，之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6年清国留日学生人数为8000名左右。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经对当时留日风潮进行形象描述：“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舱，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7]上述留学生群体主要分布在日本宏文学院、振武学校、成城学校、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东亚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们所学专业相当广泛，如理科、工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等等。其中，法政、师范科最为热门，这也是清政府制定留学奖励政策的直接结果。以师范科为例，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要求：“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员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8]当时，清政府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堂，鼓励进行新式教育。但是，面对迅猛增长的不同类型新式学堂，学校的师资队伍显得相当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日常教学工作需要。此时，速成师范教育培养了许多学科的优秀教师，在短期内有效解决新式学堂的燃眉之急，其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声势浩大的留日风潮中，1901年，清国留日女学生的身影在东京等地也相继出现，她们最初是跟从父兄或夫婿一起东渡日本留学的。当时，胡彬夏、钱丰保、曹汝锦、陆彦安等第一批女留学生在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校就读，后来，此校为中国女留学生特设速成师范及工艺科，开设日语、教育、心理、体操、唱歌等课程，为后来中国新型女子教育迅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1898年，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说：“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9]此时，虽然日本朝野对清国留学生态度相当复杂，但是大部分有识之士依然支持接纳清国学生来日留学事宜。“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之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驻欧美专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困窘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之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10]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际遇中，清政府开始派遣大量留学生远赴东洋，学习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宝贵经验。经过不同时期的留日体验，一大批具有现代思想观念和政治远见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

在这股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出洋运动中，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华振、冯梁、辛汉、李剑虹、夏颂莱、叶伯和、华航琛、叶中泠、陈世宜、高寿田、冯亚雄、路黎元、蒋维乔等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代表性人物，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先后在东京音乐学校、东洋音乐学校、东京音乐院等深造学习，不仅广泛借鉴铃木米次郎、小山作之助、奥好义、奥山朝恭、纳所次郎、山田源一郎等日本作曲家的音乐曲调，还大胆采用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西洋曲调，试图对中国传统音进行全面革新。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主要分为公费和私费两种形式，大致比例是3：7，而音乐专业留学生大部分属于私费。1903年，“匪石”（陈世宜）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6期上发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历陈中国传统音乐“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不能利用器械之力也”“由于无学理也”等诸多问题，因此，要想全面改造中国传统音乐的显著弊病，建设新型音乐文化，“当博采东西乐经，以为中乐革新之先导”“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一设立音乐学校；二以音乐为普遍教育之科目；三立公众音乐会；其四则家庭音乐教育是也”。[11]实际上，1872年，明治政府正式颁布日本近代教育学制和其他课程法令，规定小学分为上等小学和下等小学，每种各4学年，中学分为上等中学和下等中学，每种各3学年。之后，日本文部省相继颁发《小学教则》和《中学教则》，对中小学课程科目进行详细规定，其中，小学设置“唱歌”，中学设置“奏乐”课程。自此之后，“唱歌”随即成为日本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很长时间之内，由于缺乏音乐教师和专业教材，“唱歌”课程后面经常辅以“暂缺”“可暂缺”“可根据当地情况暂缺”等附加注释。可以看出，本阶段唱歌课程在日常音乐教育活动中并没有得到落实。

1879年10月，日本文部省设置音乐调研所，冠名为“音乐取调挂”，任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伊泽修二为实际负责人，他提出发展日本音乐教育的三项原则，即折中东洋和西洋音乐创作新曲，培养将来能够振兴国乐的人才，全面考察各地学校实施音乐教育的情况，可谓取得显著成绩。1887年，该机构改称东京音乐学校，初建时期分为预科和本科，本科又分为师范部和专修部。1900年，该校学科进行大幅度调整，分预科、本科、研究科、选科以及师范科甲乙两种。其中，本科分为声乐部、器乐部和乐歌部。当时，音乐调研所陆续编辑出版许多唱歌集，较具代表性的是《幼儿园唱歌集》（1887年）、《明治唱歌》6编（1888—1892年）、《中等唱歌集》（1889年）、《小学唱歌》6编（1892—1893年）。比如，《小学唱歌》在序文中提出“德、智、体是教育目的之要素，而小学最重要的是把‘德性的涵养’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如此，《小学唱歌》在音乐方面呈现下列显著特征：“第一、乐曲按照逐步由浅入深的顺序有系统地排列。第二、西洋乐曲占有较高的比例。第三、在西洋乐曲中大调式占绝大多数。第四、从初编的单音乐曲到第三编的三部合唱，每一编的乐曲的难度都在逐步增加。第五、唱歌集中含有相当数量不适合儿童音域特点的歌曲。”[12]在歌词方面，《小学唱歌》中的许多歌曲都是在现有歌曲旋律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大部分歌词本身都是“文言”和“雅语”。1881年，日本文部省在《小学校教则大纲》中对唱歌教育的基本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在初等科教授简单的歌曲，使用音高为五音以内的单音唱歌。中等以及高等科则应该逐步由六音以上的单音歌曲过渡到复音和三部合唱歌曲。大凡教授唱歌，可以开阔儿童的胸腔，促进其健康，并陶冶其情感，涵养美德。”[13]1891年，明治政府颁布《小学校教则大纲》第10条规定：“通过唱歌，练习耳音和发声器官，学会唱简单的歌曲，培养感知音乐的美、涵养德性。”“初级小学的课程中增加唱歌课，不使用乐谱，教授简单的单旋律歌曲。”“高级小学除前项外，逐渐使用乐谱，继续教授单旋律的歌曲。”“歌词及曲调，尽量择用本国的古今名作，以高雅的情趣使儿童心情快活纯美。”[14]可以看出，日本近代音乐教育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基本上走在东亚国家前列。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东洋音乐学校、女子音乐学校、东京音乐院以及女子音乐体操学校等私立学校。此时，清国留学生群体在东洋学习期间，广泛借鉴外国（包括日本和欧美国家）音乐曲调，并且积极尝试音乐实践活动，可谓取得丰硕成果。1896年，梁启超在《论幼学》中介绍西方国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良好做法，并特别强调音乐教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其为道也，先认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末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15]“自希腊开文明之幕，以音乐列教育之科，复经诸大家之发明，踵步后尘，遍及欧美。扶桑岛国，吸星宿之流而扬其波，音乐专科，永定学制。三尺童子，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牖忠爱之义。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以吾国国力之弱，民气之痿，转捩之键，全恃小学陶镕鼓导，音乐一科，有不能刻缓之理。”[16]当时，许多留日学生和清国考察东洋的政府官员详细记述日本新式学校开设音乐课程的真实情景。1900年，沈翊清在《游日日记》中记载：“十月十一日，游音乐学校，教室凡四十余间。余入一室。见男学生坐左，女学生坐右，各十余人。一教师以琴声指示之，学生因其琴声所指而歌之，歌中有声无词，各生各持一册，但有记号，并无文字，已知其所教为音谱也。学生皆年二十左右，但见开口撮口，一律无差而已。”[17]上述游记客观反映日本近代音乐教育改革取得突出成绩，对清国留学生（政府官吏）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惊。下面，笔者以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三位学堂乐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例，具体阐释“日本体验”在何种意义上有效推动中国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

沈心工被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拓荒者之一。1902年4月，他远赴东洋留学，与鲁迅同期进入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其间，沈心工四处奔走呼吁，广泛发动中国留日学生成立“音乐讲习会”，邀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铃木米次郎教授音乐课程，这是国人举办近代音乐讲习会的首创之举，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提供有利条件。“我在日本约有十个月，可以说一事无成。不过后来做歌出书的一件事，是在日本种的根。那时留学生会馆里请铃木米次郎教唱歌，我也去学唱，略微知道了一点乐歌的门径，就做起歌来。”[18]1903年2月，沈心工回到上海，执教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大胆试验，勇于探索，开创性地在学校设置“唱歌”课程。1904年始，沈心工相继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1—3集、《重编学校唱歌集》1—6集、《民国唱歌集》1—4集，合计收录（部分创作）180余首学堂乐歌。其中，沈心工在《重编学校唱歌集》“编辑大意”中说：“余观社会现状，家庭少隙地，城市无公园，彼天真活泼之儿童，若无正当之游乐地，自然发生种种败德伤身之事矣。欲求补救之方，唱歌其一也。”[19]1905年，沈心工翻译日本石原重雄著《小学唱歌教授法》，在译者按中说：“泰西古代，教育中绝者垂二千年，至十五六世纪时，而萌芽重见，迄今乃日形其盛，超绝前古，究其发达之由，则以教授法日益完备故。何者，教育者，仅示其目的，而教授法者，则达此目的之方法也。方法益多，目的遂无一不可达。”[20]1911年，沈心工在主持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附属小学堂教务工作之时，亲自制定本校课程设置基本章程，并对“唱歌”门类进行明确要求：“其要义在活泼心思，助其发育，为涵养德行之具，并于以上所教各科有直接之关系，如修身、历史、地理均可举其一事，编成诗歌，令其习诵，则所讲之书，尤易感悟，不复觉记忆之艰苦。”[21]比如，沈心工创作的《体操》（后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是我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最早的学堂乐歌。

《体操》 沈心工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22]

据钱仁康在《学堂乐歌考源》一书中考证，《体操》的歌调并非沈心工首创，而是借用日本著名作曲家铃木米次郎的《手指游戏》曲调修改而成，后收入沈心工《学校唱歌》第一集。“沈心工在第一次创作学堂乐歌时，就不是原封不动地选用一个现成的曲调填词，而是根据歌词的内容和形式，对原曲作了创造性的发展。”[23]可以看出，乐歌《体操》分三段，每段8小节，属于军国民教育之歌，歌词形象生动，富有儿童情趣，通俗易懂，善用白话语体和单音节词，音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带有强烈的思想鼓动性，实属“言文一致”的佳作，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唱。黄今吾曾经评价说：“沈先生的歌词都浅而不俗，但意义深长，耐人寻味。字句与音乐的配合，每甚相称。如铁匠，月下蛙声，小兵队，时计等曲，词与音乐那样吻合是极显著的。”[24]1906年，李叔同曾经在《音乐小杂志》的《昨非小录》一文中生动描述《体操》的流行盛况：“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除此之外，沈心工的许多学堂乐歌均是借助日本和欧美音乐曲调填词，较具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如表1-1所示：

表1-1 沈心工代表性乐歌的曲调来源一览表

黄炎培在《重编学校唱歌集》序言中说：“吾国十余年前，学校课唱歌者尚少。沈君心工雅意提倡，自制歌词任教授，一时从而和之如响，斯应论蓝筚开山之功，沈君足于其间占一席焉。顾余雅不敏，以是功沈君以谓。沈君之所以足为我教育界良导师者，不惟以其得风气先，尤以其所制小学用歌词，大注意儿童心理，其所取材与其文字程度，能通俗而不俚，其味隽而言浅。虽至今日作者如林，绝不因此减其价值，且与岁月同增进焉。”[25]比如，《耕牛》是沈心工依据日本著名雅乐家东议季熙作曲的幼儿歌曲《风车》填写的歌词：“一只种田牛，在田横头，架起牛扁担，拖起犁耙走。咭呷咭呷，翻转泥头，脚边新雨滑，背上风飕飕。”[26]本乐歌带有鲜明的歌谣化特征，可谓言浅味隽，适宜孩童群体歌唱，在当时各种新式蒙养学堂中流传甚广。实际上，沈心工善于观察儿童的生活和动作，把握和传达儿童的生活情趣和心理特点，体验他们的感情和爱好，并且使用儿童的语言进行表现，因此，他的乐歌歌词平易谐和，简洁生动，形象鲜明，深受儿童群体普遍欢迎。

《燕燕》是依据日本学校歌曲《日本三景》填词而成的，最早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学校唱歌》二集，歌名《燕》，后来在收入《心工唱歌集》之时，歌名随之改为《燕燕》。当时，沈心工在日本留学期间，巧遇东京音乐学校编著《中学唱歌》，其中就包含《日本三景》，歌词主要描写日本三处胜景：陆前国松岛、安艺国严岛、丹后国天桥，基本调式属于日本“去四七大调式”，相当于我国传统音乐的五声宫调，后来《运动》《戒纸烟》《燕子穿帘》《快快醒》等学堂乐歌都是仿照《燕燕》的音乐曲调和句式创作出来的。《燕燕》的歌词如下：

《燕燕》 沈心工

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

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27]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兼习音乐，与曾孝谷共同创办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同年，他编辑出版《国学唱歌集》，被当时中小学校选为唱歌课教材，分别收录《哀祖国》《化身》《爱》《男儿》《婚姻祝辞》等21首乐歌。1906年2月，李叔同创办我国近代第一份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本杂志计划为每年双刊，主要开设图画、插画、社说、乐史、乐典、乐歌、杂纂、词府等栏目，相继刊载《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三首乐歌，其全部采用五线谱，在当时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显得独树一帜。李叔同说：“初学歌唱者，以琴和之。殆发音既准，则琴可用可不用也。唱歌发音宜平，忌倾斜。吾国近出唱歌集，皆不注强弱缓急等记号。而教员复因陋就简，信口开河，致使原曲所有之精神趣味皆失。风琴踏板与增声器，皆与强弱有关系，最宜注意。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和宜。”[28]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乐史”栏目中发表《乐圣比独芬传》（比独芬即贝多芬）一文，是我国最早向人们介绍贝多芬的重要译述。1911年，李叔同学成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主要担任图画、音乐课教员，曾经培养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等专业艺术人才。李叔同一生合计创作70多首学堂乐歌，现已经得到考证借用外国曲调的乐歌如表1-2所示：

表1-2 李叔同代表性乐歌的曲调来源一览表

李叔同在书法、绘画、诗歌、戏剧、音乐、金石等诸多领域造诣颇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少有的天才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底，所创作的歌词隽永，意境深邃富有韵味，词曲结合贴切，相得益彰，受到许多音乐爱好者高度推崇。比如，《春游》是我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合唱歌曲，最早刊载于1913年5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编著《白阳》诞生号，后收入丰子恺的《中文名歌五十曲》，1957年再收入《李叔同歌曲集》。《春游》的歌词如下：

《春游》 李叔同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29]

可以看出，李叔同使用淳朴自然的音乐配合清丽淡雅的歌词，乐歌旋律、和声与曲体都非常工整，曲调优美，语象清丽典雅，切合词境，成为我国近代新型音乐合唱歌曲的典范之作。再如，李叔同的《我的国》《祖国歌》《哀祖国》《大中华》等都富有爱国主义风格，感情真挚，气势如虹，酣畅淋漓。其中，《我的国》《大中华》歌词如下：

《我的国》 李叔同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30]

《大中华》 李叔同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仁凤翔九畿！猗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万岁！万万岁！万万岁！[31]

1901年，曾志忞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1902年参加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1903年开始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曾经发表《乐理大意》《音乐教育论》《和声略意》等音乐研究论文。曾志忞在《乐理大意·序》中说：“远自欧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视音乐。而其于小学校唱歌一科，更与国语并重。盖其间经教育家、理论家，研究殆百余年，而有今日之大光明也。吾国音乐发达之早，甲于地球，且盛于三代，为六艺之一，自古言教育者无不重之。汉以来，雅乐沦亡，俗乐淫陋。降至近世，几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呜呼！乐之为物，可兴感，可怡悦，学校中不可少之科目也。”[32]同年，曾志忞夫人曹汝锦也赴日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1904年，曾志忞改“音乐讲习会”为“亚雅音乐会”，设声乐和军乐两科。当时，日本出版的《音乐之友》以《亚雅音乐会》为题刊载，“清国留学生无论男女都与我国学生同样，对音乐具有浓厚的兴趣。同学中热心音乐的男女三十六人于神田骏河台支那馆集会，创设亚雅音乐会，聘请讲师铃木米次郎每周火、木、土三日午后七时开始练习，第一次音乐会曲目为：合唱《黄帝》、洋琴（Piano）合奏《禽曲》、风琴（Organ）独奏《欧罗巴舞曲》、英语唱歌《空中音乐》、洋琴合奏《寿长夜宴》、独唱《传信鸽》等，乐曲风格多有变化，以合唱《亚东帝国》作结”。之后，他翻译出版日本作曲家铃木米次郎的《新编音乐理论》，即更名为《乐典教科书》，这是我国近代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典教科书。曾志忞在序言中说：“入一外国小学校，歌声朗朗，琴声洋洋，其有动于衷也。于是归作一歌，购一琴，于其学堂中则更添一科，曰唱歌。其歌之能唱与否，琴之能弹与否，吾不敢知。至若无力者，则喟然叹曰：吾中国素有乐也，而今沦亡不再矣！其热心音乐也有如此。”[33]同年，曾志忞编写出版《教育唱歌集》，在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唱歌集》主要收录《春朝》《蜂蝶》《黄菊》《蚂蚁》《勤》《实业》《手戏》《四季》《小麻雀》《新年》《年假》《杨花》《纸鹞》《战》等20余首乐歌。曾志忞在日本留学时间长达六年，于1907年归国，正式结束东洋留学生活。其中，《年假》《纸鹞》的歌词如下：

《年假》 曾志忞

岁月去如流，又是残冬风雪候。去年今日仍如旧，自问进步否。愿明年开学相期，不落他人后。日月不可留，莫把青年等闲负。

同志最难求，同学经年相契厚，今朝劳燕暂分投，临岐不要愁。愿明年开学相期，齐到无先后。日月不可留，莫把青年等闲负。[34]

《纸鹞》 曾志忞

青云直上路迢迢，吾在云端何逍遥。世界繁华都在目，春风但愿不停飘。来也轻轻去也轻，全凭一线系深深，莫教微雨当头下，纸做衣裳竹做身。[35]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曾君顷编一书，书名《教育唱歌集》。凡为幼稚园用者八章，寻常小学用者七章，高等小学用者六章，中学用者五章，皆按以谱，而于教授方法，复恳切说明。凡教师细读一过，自能按谱以授。从此小学唱歌一科，可以无缺矣。吾见刻本，不禁为之狂喜。”[36]与此同时，曾志忞在上海创办第一支由国人组成西洋管弦乐队，成为我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重要先驱者。后来，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一文中对中国音乐教育进行展望：“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吾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然欲达目的，则今日之下手，宜慎宜坚也。歌之意想，歌之体裁，歌之材料，吾不如人，然犹可以自尊，以吾旧学犹在也。曲之旋法，曲之进行，曲之调和，吾不如人，然我决不能自夸，以吾雅音不再也。有识者于是以洋曲填国歌，明知背离不合，然过渡时代，不得已借材以用之。”[37]可以看出，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曾志忞崇实笃行，主张提倡音乐教育改革来改变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以期使中国新型音乐在未来大放异彩。

曾志忞在《教育唱歌集》序言中说：“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语，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今吾国之所谓学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仅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于此加意，庶乎近之。”[38]正是在这种音乐创作理念指导下，曾志忞的许多乐歌歌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平易浅白，简洁流畅，善于描绘儿童日常生活，极富歌谣化特征，深受广大青少年群体喜爱。比如，《小麻雀》属于上述学堂乐歌的典型之作，歌词如下：

《小麻雀》 曾志忞

树阴里锵锵锵锵，一群小麻雀。新生雏翼惹人爱，飞去又飞来。看看看，再看看，毛羽尚未满。兄弟姐妹最亲爱，同胞同种类。

瓦楞里，嘤嘤嘤嘤，一群小麻雀。落花蝴蝶东风轻，好过此青春。衔根柴，做个窠，不怕风雨吹。不受寒暑逼身来，长乐永平安。[39]

除此之外，李叔同、沈心工、权国桓、华振、冯梁等留日学生群体根据基督教赞美诗的歌调进行填词作曲，也属于借鉴外国曲调创作学堂乐歌的重要单元。早在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狄考文、谢卫楼、李承恩、李佳白、李提摩太、林乐知、马礼逊、赵传家、陆丹林等人，在中国各地创办教会学校，教唱赞美诗，宣传基督教义，曾经影响深远。“倘若有人说，中国既然有中国的乐法，何必用西国的法子呢？可以说，中国乐法固然是有的，只是不及西国的全，也不及西国的精。而且中国所行的腔调，大概都属玩戏一类，若用他唱圣诗敬拜神，是不合适的。这不是说，中国的乐法，定然附就不上，只是直到如今，中国还没出这样有才的教友，能将中国乐法变通，使得大众可以用中国的腔调，唱圣诗敬拜神。”[40]后来，李叔同《无衣》《爱》《化身》《男儿》《人与自然》，沈心工《春游》《客来》《青蛙》《卖布》《新年》，权国桓《长城》，华振《从军》，等等乐歌，都是依据基督教赞美诗曲调重新填词而成。比如，沈心工《青蛙》最早见于1912年10月出版《重编学校唱歌》三集，原曲是迈纳作曲、诺尔斯·肖填词的《收成归天家》。《青蛙》的歌词如下：

《青蛙》 沈心工

青蛙变化甚奇，初生淡水河里。小小黑点如棋，背后拖一尾。未几四足生齐，尾与体自分离。换了一套新衣，青青真美丽。谷谷谷谷谷，宜水又宜陆。头顶瞪开双目，闪闪光四烛。舌根连下颚，取食可伸缩。害虫好充口腹，大功保五谷。[41]

再如，权国垣《长城》原载黄子绳、汪翔、苏钟正、权国垣的《教育唱歌集》下编，由湖北学务处印行，后来《军国民教育唱歌初集》和《中小学唱歌教科书》都曾收录此歌。《长城》采用基督教赞美诗《齐来崇拜歌》的曲调填词而成，歌调从弱到强，气势雄浑，感情真挚，作者借助“长城”来抒发中华儿女保家卫国、再造辉煌的豪情壮志，意在祛除悲观主义情绪，重新唤起全体同胞的民族自豪感，为振兴中华而奋勇前进，歌词如下：

《长城》 权国垣

放眼朝北望，烟云一片接苍茫。长长长，稚堞累累横贯衡岳中央。壮哉秦始皇，功业之大谁与京？东起辽东西嘉峪，大张北陆屏障。獯鬻旧族骄且狂，竟征诛，易揖让。

放眼朝北望，烟云一片接苍茫。长长长，稚堞累累横贯衡岳中央。壮哉秦始皇，史册千载发幽光。于今民气更强，志昂昂万夫莫当。拱卫我神州坦荡，能更比长城长。[42]

总而言之，广大留日学生在东洋学习期间，满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大胆借鉴日本和欧美国家的新型音乐曲调，积极引进西方乐理和简谱、五线谱，将风琴、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传入中国，主动学习国外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回国之后，他们在各种新式学堂积极倡导音乐改革，勇于推行新型音乐教育试验，注重培育音乐学科专门人才。实际上，学堂乐歌运动的基本目标在于“为中国造一新音乐”，最终实现新型音乐的大众化。当时，中国传统音乐的既定现状决定了必须要向外国寻求宝贵资源，“今吾国所刻不带缓者，幼稚园（闻北京、上海、湖北均有是举）及小学唱歌也。既不能缓，又不能速，是非假用欧洲通用乐谱，而和以本国歌词权以应用，势不能也（歌词故不可不用本国文字，然曲谱当以五线谱为完备）”。[4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日本体验”刺激着中国学堂乐歌运动发生，成为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改革的有效契机，可谓具有特殊社会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