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本章以1991—2019年中国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样本，对国内中亚30年所取得的进展做了简要的评估。为了与现有评估成果相区别、明确中亚研究构成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并尽量使评估能摆脱研究者主观经验的影响，本章通过借鉴霍朋的“新区域研究”范式构建了一个新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由于这一评估框架考虑了区域研究所包含的主要元素，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可用来评估中亚研究成果的进展和缺失，也适用于对其他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估。通过运用这一评估框架对国内1991—2019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中亚相关问题已成为国内青年学子选题的重要对象。从纵向上看，目前国内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从2000年才通过2篇学位论文，增加到2018年的18篇论文。就论文的数量而言，国内中亚研究的进展是极为显著的。不过，当我们运用由四种区域研究成果类型组成的评估框架对190篇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考察时却发现，目前中亚研究的学位论文仍存在着几个方面的缺陷：基于客位视角的学位论文占到论文总数的90%以上，其中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关联学位论文又占到其中的绝大多数；而基于主位视角的学位论文，无论是区域内研究还是区域关联研究均屈指可数。考虑到区域研究的主要使命在于提供关于特定区域民众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情境性知识，然后再提供能适用于其他区域的普遍性知识，就此而言，国内的中亚研究仍有明显的短板。
为了使国内的中亚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和观察视角上取得突破，本章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改进的路径。其中，拓展中亚研究议题的研究范围、鼓励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主要与中亚研究的研究主题有关，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与中亚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则与中亚研究的观察视角密切联系。就中亚研究在研究主题上的表现而言，尽管数批研究者的艰辛努力使得中亚研究成果丰富，使中亚研究成为国内区域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亚研究者关注的议题仍存在明显偏颇，即过于重视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而较少深入研究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及各国之间的异同。这意味着在研究主题上，中亚研究者仍需作出诸多努力以促进研究议题的丰富。当然，更需要中亚研究者关注的，是如何促进观察视角的转化，即更多地采用主位视角而不是客位视角来研究中亚问题。这也是当前国内中亚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为了使中亚研究能较好地履行其首要使命，即提供关于中亚地区及其民众认识自身或世界的语境化知识，这要求教育界或学术界迫切需要调整和改善人才培养模式，从后备人才的培养入手改变这一局面，注意使青年人才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科学的方法论意识、高超的外语水平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还可以利用中亚国家与中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提供的契机，设法推进与中亚研究之间的合作研究。须知，一个区域研究的繁荣，不能仅仅表现在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及具体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更要紧的是用以描述特定区域及其民众生活世界的原创性知识能否得到极大的丰富和不断地涌现。根据这一标准，国内的中亚研究仍任重道远。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讨论两种有助于促进中亚研究学理化水平的途径：比较区域研究与中层概念创新，尝试为促进中亚研究与主流学科知识的融合作些许贡献。
[1] 可参见程多闻《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互鉴与融合》，《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2期；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程多闻：《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与再定位》，《国际论坛》2019年第2期；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等。
[2] 尽管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世界观居于统治地位以来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和西方所具有的权力与知识霸权，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前的知识谱系中，对普遍性知识的推崇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3] Vincent Houben，“New Area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id-Range Concepts”，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p.196-200.
[4] 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5] 孙壮志、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孙壮志研究员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辽宁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6]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
[7]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第2页。
[8] 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9] 常庆：《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形成与现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
[10] 孙壮志、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孙壮志研究员访谈》，第158页。
[11]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第26页。
[12] 可参见David L.Szanton，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James D.Sidaway，“Geography，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atic of Area Studi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103，No.4，2010，pp.984-1002；Terence Wesley-Smith，Jon D.Goss，eds.，Remaking Area Studies：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Asia and the Pacific，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等。
[13] 基于中、美两国在1996—2011年授予的关于中文问题博士学位论文的比较，可参见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45页。
[14]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5] Josselin de Jong，J.D.，De Maleische Archipel als ethnologisch studieveld，Leiden：J.Ginsberg，1935，pp.20-22，Quoted from Christoph Antweiler，“Area Studies @ Southeast Asia：Alternative Areas versus Alternatives to Areas”，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68.
[16] 除了区域内比较，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开始突出区域间比较、跨区域比较的重要性，这三种比较方式统称为比较区域研究。可参见Ariel I.Ahram，“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Qualitative Research，Vol.11，No.1，2011，pp.69-90；Matthias Basedau and Patrick Köllner，“Area Studies，Comparative Area Studie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Context，Substance，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Vol.1，No.1，2007，pp.105-124；Ariel I.Ahram，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eds.，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 Regional Appli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17] Benjamin I.Schwartz，“Presidential Address：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1，1980，p.15.
[18] Leiden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Where is Here？”，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binaries/content/assets/geesteswetenschappen/lias/where-is-here---leiden-university-institute-for-area-studies-lias---2012-and-updates.pdf，2012.
[19] David Ludden，“Why Area Studies？”，in Ali Mirsepassi，Amrita Basu，Frederick Weaver，eds.，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Recasting the Area Studies Debat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31-137.
[20] 引言可参见Vincent Houben，“New Area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id-Range Concepts”，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p.200-204.
[21]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Crossroads Studies：From Spatial Containers to Interactions in Differentiated Spatialities”，Crossroads Asia Working Paper，No.15，2014.
[22] Vincent Houben，“New Area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id-Range Concepts”，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p.203-204.
[23]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 可参见Saskia Sassen，Territory，Authority，Rights：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Ulrike Freitag and Achim von Oppen，Translocality：The Study of Globalising Processes from a Southern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10；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等。
[25] Michael W.Morris，Kwok Leung，Daniel Ames and Brian Lickel，“View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Integrating Emic and Etic Insights about Culture and Justice Judg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4，No.4，1999，p.781.
[26] Richard W.Brislin，“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11，No.3，1976，p.217.
[27] 陈向明：《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8] Richard W.Brislin，“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Cross-cultural Studies”，pp.782-783.
[29] 陈向明：《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第3页。
[30] 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第6页。
[31] 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第91页。
[32]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第25页。
[33] 事实上，肖斌博士并未全面梳理和分析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构成本文的考察对象。
[34] 毋庸置疑，这一统计数字没有完全统计，肯定会存在偏差。比如说，有些博士学位论文并未放在中国知网上，而且有些也包含了部分涉及阿富汗的论文。因此，严格来说，这些均不属于本书所指的“中亚五国”的中亚范畴，也意味着真正涉及中亚五国研究的成果数量要少一些。
[35] 孙壮志：《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6] 张永庆：《面向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编：《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邢广程：《崛起的中亚》，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3年版；安维华、张振国主编：《新形势下的中亚研究》，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1993年版；王沛主编：《中亚四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37] 谢文庆、李越：《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世界最大内陆之国》，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马曼丽等著：《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赵乃斌，姜士林主编：《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邢广程：《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38] 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第84页。
[39] 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第6页。
[40]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第24页。
[41] 焦一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李兰：《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3年；宋耀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塔吉克斯坦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新疆农业大学，2014年；董和平：《中亚地区宪法体制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5年；赵彩燕：《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苏东剧变再解读》，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朱倍德：《卡里莫夫执政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
[42] 顾锋锋：《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问题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欧亚转轨国家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汪金国：《现代中亚社会发展状况与趋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3年；张树昌：《中亚五国和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杨进：《中亚五国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
[43] 张来仪：《帕米尔宗教文化初探》，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5年；顾德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视域下的当代中亚伊斯兰政治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4年。
[44] 张娜：《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王超：《跨国民族文化适应与传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司俊琴：《中亚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1年；张丽娟：《地缘政治视野下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刘睿：《历史叙事和民族寓言的影像化呈现——哈萨克斯坦电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6年；贺婷：《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6年；蒋海蛟：《民族冲突及应对研究——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杨景：《东干语借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年。
[45] 舒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需求与对外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月亮（Aibekova Aibiike）：《后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对外关系评析（1991—2017）》，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Orazalina Korlan：《哈萨克斯坦的中俄平衡外交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年。
[46] 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第6页。
[47] 该数据为作者搜集整理所得。
[48] 有关1996—2011年美国与中国通过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之间的比较，可参见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45页。
[49] “危险话语”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在描述和分析中亚地区形势时所构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动辄认定该地区发展前景危险重重，从而留下了一种该地区既遥远又充满风险的意象。可参见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Contesting Danger：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No.3，2011，pp.589-612；曾向红：《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其政治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
[50] Nick Megoran and Sevara Sharapova，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Legacies of Halford Mackin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51] 英语世界中关于“新大博弈”的主要研究成果参见Amy Myers Jaffe and Robert Manning，“The Myth of the Caspian ‘Great Game’：The Real Geopolitics of Energy”，Survival，Vol.40，No.4，1998—1999，pp.112-131；Ahmed Rashid，Taliban：Islam，Oil and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London：I.B.Tauris，2000；Kleveman Lutz，The New Great Game：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3；Rajan Menon，“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Survival，Vol.45，No.2，2003；Dianne Smith，“Central Asia：A New Great Game？”，Asian Affairs，Vol.23，No.3，1996，pp.147-175；Rajan Menon，“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Survival，Vol.45，No.2，2003，pp.187-204；Subodh Atal，“The New Great Game”，The National Interest，Vol.81，Fall 2005，pp.101-105；Michael T.Klare，Blood and Oil：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y on Imported Petroleu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4，等等。
[52] 由于此类文献太多，本书不对相关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罗列。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要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53] 诺迪拉：《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和国内投资法规范的互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海事大学，2012年。
[54] 白娜（Baisalova Nargiza）：《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
[55] 尽管严格来说该文并非中亚研究成果，因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讨论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面临的生意困境。然而，考虑该文考察的新疆跨国布料商人主要来往于中国与中亚，故我们将其视为属于中亚区域研究范畴的成果。如该文指出：“在大肖鲁克村381 家跨国布料商户中，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玛蒂娜巴扎’经营布料的大肖鲁克商户共325 家，占总体数量的92%以上”。参见杨亚雄《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第100页。
[56] 杨亚雄：《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
[57] Alisher Khamidov，The Base of Contention：Kyrgyzstan，Russia and The U.S.in Central Asia（2001—2010），Ph.D.Dissertati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11；Thomas J.C.Wood，The Formation of Kyrgyz Foreign Policy 1991—2004，Ph.D.Dissertation，Tufts University，2005.
[58] Nurbek Bekmurzaev，Philipp Lottholz and Joshua Meyer，“Navigating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of Doing Research and being Researched in Kyrgyzstan：Cooperation，Networks and Framing”，Central Asian Survey，Vol.37，No.1，2018，pp.100-118；Dilrabo Jonbekova，“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entral Asia：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Dilemmas in Kazakhstan，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Compa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Vol.50，No.3，2020，pp.352-370.
[59] 孙壮志、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孙壮志研究员访谈》，第155页。
[60] 即使美国中亚研究也面临类似指控，可参见Sarah Kendzior，“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A Eulogy”，March 8，2015，https：//centralasiaprogram.org/archives/7663。
[61] Anna-Katharina Hornidge，“Mid-Range Concepts—The Lego Bricks of Meaning-Making：An Example from Khorezm，Uzbekistan”，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p.213-230；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p.159-176.
[62] 项飙：《贴着地皮看世界》，《南风窗》第10期，2015年5月19日。
[63] 孙壮志、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孙壮志研究员访谈》，第156页。
[64]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第25页。
[65] Jan Kubik，“Between Contextualization and Comparison：A Thorny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European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Mainstreams’”，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and Cultures，Vol.29，No.2，2015，p.361.
[66] Sarah Kendzior，“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A Eulogy”.
[67] 囿于篇幅，本书无法对此专门展开讨论，可参见Saskia Sassen，Territoriy，Authority，Rights：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Adele E.Clarke，Carrie Friese，Rachel Washburn，Situational Analysis in Practice：Mapping Research with Grounded Theory，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15；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Ariel I.Ahram，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eds.，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 Regional Appli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等。
[68] 中国当前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热情，恰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热潮的消退构成对比。可参见Sarah Kendzior，“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A Eulogy”.
[69] Sarah Kendzior，“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A Eulogy”.
[70]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Crossroads Studies：From Spatial Containers to Interactions in Differentiated Spatialities”，p.33.
[71] Olaf Kaltmeier，“Doing Area Studies in the Americas and Beyond：Towards Reciprocal Methodologies and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52.
[72]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John Hopkins University，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staff/item/13029-s-frederick-star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