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麦之路

世界农业文明起源非常复杂，其中在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培育的麦类作物，对全人类的农业文明乃至与社会发展均产生过深刻影响。远在欧亚大陆东方的中国，同为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史前时代就接受了西亚农业文明的影响，不仅在原种地驯化、培育了水稻、粟、黍，早在龙山时代就开始引种小麦，同样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多通道引种小麦的途径——小麦之路，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沿“小麦之路”传播扩散的小麦品种、种植技术和农业文明，以及在沿途地区的本土化发展改良和创新培育，对传入地区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麦之路”在地理空间上更加依赖地理环境的制约，不仅要适应沿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改良种植技术，还要在传播过程中选育、培育更加适宜传入地区的种植品种。因此，小麦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传播，比器物文明的传播更加困难、复杂。

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种植春麦和宿麦两种类型的小麦，即春小麦和冬小麦。高寒、干冷地带，主要种植春小麦，栽培技术绝大部分是一年一熟。温暖湿润地区主要种植冬小麦，气候不同地区与其他农作物结合，可实现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发生在史前时期的“小麦之路”比器物文明传播更加多样，不仅延续了“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还在青藏高原以南，出现了“南亚通道”和“海上通道”。

“小麦之路”在扩散过程中，虽然是阶段性的存在于各个地理通道上，但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交流和同步发展。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不同民族相互融合，促进了史前时期的农作物种类扩散。中国的粟、黍向西传播，西亚的麦类作物东传。麦类作物对气候的适应性与沿途选育培养，使小麦、大麦逐渐地取代了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农作物。

“小麦之路”和农作物种植、养殖品种传播，拉近了欧亚大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饮食结构、营养水平，加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欧亚大陆人类文明同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小麦起源与演化

大约一万年前，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在小麦原种地对野生小麦进行人工栽培、驯化。随后，小麦便迈开了向全球传播的步伐。中亚地区公元前7000—前6000年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小麦。到公元前6000—前5000年，小麦向西已经传播到欧洲希腊远及西班牙。向南于公元前4000年传入非洲的埃及，公元前3000年传入印度。向北于公元前5000—前4000年传到外高加索地区。

小麦向东传播的线路，过程曲折、复杂。经多条通道传入中国，大约4500年前在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小麦。此后又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各地，并传入朝鲜、日本。

原产地小麦气候环境属于地中海气候，特点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阴冷湿润，降雨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而黄河流域地区属于季风气候，特点是水热同季，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主要降水集中在夏季。早期中国缺乏灌溉条件，先民们按照种植粟的技术栽培，即春种秋收，正如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中记载“三月种、八月熟”的“旋麦”，也即春麦。

但是北方春季干旱多风，不利于春播小麦的发芽生长，于是先民发明了秋播夏收的冬麦技术，史称“宿麦”，使得小麦在我国得以广泛地普及开来。东周时期《礼记·月令》中说“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证明冬小麦已经出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雄生评价冬麦的出现是西亚麦作适应中国自然条件所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也是小麦在中国扩张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

麦类传播过程中演化出新的品种如大麦、燕麦、黑麦、青稞，使中国麦类作物有别于其他地区，不仅发展了中国农作物品种，也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小麦在东西方通道上的传播

（一）小麦传播的空间路径

小麦在欧亚大陆东向扩散的过程可能发生过多次，这是由于当时欧洲大陆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相互作用而推动的结果。考古研究显示，早在距今7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播到中亚地区西南部。其后，因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阻隔，小麦品种本土化适应积累过程缓慢，以及气候特点等因素限制，继续向东传播的步伐十分缓慢。

随后小麦继续向东传播，分东北、东南两个方向。东南方向进入古代印度，东北方向进入古代中国，至少在距今4000年左右麦类已传播至河西走廊，并在该地区迅速种植和广泛食用。河西走廊农作物遗存考古研究显示，早期农业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西城驿一期时种植以粟黍为主；二期时种植有粟、黍、小麦、大麦；三期时麦类成为与粟、黍同等重要作物。河西走廊西城驿、金塔缸缸洼、火石梁等遗址，在这一时期也先后出现了小麦，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是小麦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

新疆地区的小麦传入途径有两种观点。

一是草原通道说：河西走廊中部地区与新疆同时期农业遗存研究显示，麦类作物沿欧亚草原向东传播过程中，在黑河流域南下至河西走廊中部，再向两侧传播，西至新疆东部和南部，东达黄河流域。

二是绿洲通道说：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小麦自西亚经新疆沿河西走廊传播而来。根据新疆与黄河流域的小麦遗存年代测定，认为最初小麦是由新疆和甘肃传入内地，即丝绸之路的“绿洲通道”。

根据欧亚大陆地理环境条件，陆地并不是唯一的通道，先秦时期海上通道已经萌芽。根据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的小麦遗存的研究发现，距今4000年黄瓜山遗址古代文化与中国内地的古文化没有明显的联系，反而与中国东南部的沿海诸岛和东南亚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有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东部地区出现的小麦遗存是通过海上通道传来。

早期海上通道受限于航海技术，仅可沟通中南半岛至中国沿海地区。小麦自西亚起源后，向东南传入印度河流域，并在当地迅速普及、种植和发展。然后向东传播，穿过印度半岛，经过东南亚，进入海上通道。沿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继续北上到达山东半岛。

综上所述，中国境内存在三条早期小麦传播路线，从北向南依次为欧亚草原通道、绿洲通道和海上通道。

（二）大麦（青稞）传播的空间路径

新的研究显示，大麦进入古代印度后，再历经约1000年的发展，又沿着青藏高原南部迂回进入东亚。大麦在传播至中国的途中，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作物，转变成青藏高原夏季作物。传播过程经历几百年的演变积累，使大麦能够在西藏及北印度高地短暂的夏季生长期茁壮成长。

大麦在传播过程中演化出的青稞，主要种植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高原地区，在青藏高原作为主粮种植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青稞的起源和驯化历史在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青稞是西藏本土的野生大麦——六棱野生大麦驯化而来；另一种则认为青稞是起源于西亚新月沃地的大麦。

西亚起源相关研究认为，青稞起源于新月沃地的大麦，在距今4500年前到3500年前通过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西藏南部。由于青稞的遗传多样性较低，进入西藏后，种群规模极速缩小，现在的青稞都是适应高原环境的后代。

各项研究成果都支持大麦经“南亚通道”向东方传播，首先进入印度成为冬季作物。经过选育和本土化适应，再经青藏高原，或经云贵高原，继续培育和种植技术改革，成为更加适应高原气候的夏季农作物传入中国。

三 小麦引种对华夏民族的影响

麦类引种与本土化发展，改变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营养结构，扩大了生产和生存空间。小麦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之后，经历了由西向东的传播，和由北向南的扩张过程。直到唐以后基本完成小麦与水稻生产的空间布局。南宋时期，北方辽、金政权在长江以北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南稻北麦”的主粮作物格局。是古代中国外来农作物本土化最成功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19]。

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人类的食谱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河西走廊主要继承了黄土高原西部的文化传统，但小麦、大麦等西亚文明的传入，使得中国农业生产模式趋于多样化。麦类种植也促使商周之后，大约3600年来的中国文化面貌、人口分布、民族发展，发生重大转变。麦类作物传入青藏高原东部之后，迅速被青藏高原青铜时代文化接受，并促使人类于距今3600年之后永久定居于青藏高原。

小麦引种或影响到整个华夏民族历史的进程。至少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就开始了对麦作的关注。《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为麦祈实。”又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天子亲自支祈麦实，劝种麦，可见对麦的重视。对此，孔颖达评价道：“以黍、稷、百谷不云劝种，于麦独劝之，是尤重故也。”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诸侯国的主体农作物是谷子和糜子，而源自陇东（西戎）地区的秦国的主体农作物是小麦，并因郑国渠的修建，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秦国农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20]。

“小麦之路”不仅大范围沟通了欧亚大陆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也构成了沿线各地理文化区同步发展、共同繁荣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