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背景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与总结时期，朴学成了此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方成珪考据学之丰硕成果，也得益于时代发展所提供的条件。清初，社会趋向安定，为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顺、康两朝承明制，崇尚宋学，尊信程朱，主张用四书五经“揭大义而示正理”[1]。雍乾以后，屡兴文字狱，学者噤若寒蝉。与此同时，“统治者为要杜绝后患，转移人们的视线，利用大规模修辑‘类书’和开‘博学鸿词’科等方法来牢笼知识分子”[2]，清儒转向典籍考据。乾隆中期后，朴学逐渐取代理学，成为学术主流。梁启超（1873—1929）称清中叶后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3]。可见考据学之学术地位与影响。

乾嘉时期，以惠栋、江声、余萧客等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为代表的皖派成为学术主流。他们主张运用小学训诂方法，搜集疏通汉儒经注，恢复儒家学说基本精神。“这一时期，无论研究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校勘目录学、天文历算学，几乎都用考据的方法，包括对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对旧史的补作、改写与考证，以及运用金石材料考经证史等，整个学术界都被纳入到考据的轨道，考据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4]乾嘉考据学者反对宋明理学之空疏，提倡脚踏实地之考证，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总结整理了历代文献典籍，涌现了如《尚书古文疏证》《读史方舆纪要》《廿二史考异》《四书释地》《古今伪书考》等一批代表性考据著述，推动了考据学的蓬勃发展，对清中后期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成珪治学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嘉庆、道光年间，其时乾嘉考据学虽已过鼎盛阶段，但考据学仍是当时的主流学术，对方成珪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治学精神上，方成珪秉持乾嘉学者“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之精神，追本溯源，参互钩稽，考较求绎，发扬了乾嘉考据学风。治学方法上，考据是方成珪贯彻始终的研究方法，他除运用考据法治经史外，还用其研究《集韵》《字鉴》等字韵书和《王右丞集》《韩昌黎集》《唐摭言》等诗文集，其研究范式与同时代、同地域孙诒让《札迻》《契文举例》《名原》和黄绍箕《汉书艺文志辑略》《楚辞补注》等成果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时代大环境影响所致。治学领域上，方成珪治学对象亦如乾嘉诸儒，不仅涵盖经史中文字、音韵和训诂，还关涉文学典籍校勘、辑佚与辨伪，他将历代典籍都纳入考据中，极大丰富了考据内容。此外，乾嘉诸儒考据成果也为方成珪治学提供了坚实基础，间接推动了其考据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