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党中心治理模式

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到主导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在表现着政党组织有力、领导有效和担当有为的自主形象。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的制度化来强化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通过政治核心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的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以此实现政党功能的塑造，来主导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其内涵彰显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显著功能价值。换言之，中国存在“事实上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亦即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的核心凝聚力，使党组织深深嵌入/融入国家和社会之中，最终实现以党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格局和动员模式。

进一步讲，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追求整体的利益，同时也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政党中心论关注到中国政治情境下的政党对政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与引导，显然超越了国家中心论的范畴。”[1]但时至今日对中国政党主导型的治理模式，来自理论上的讨论时间并不长，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检讨而提出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2]但后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型国家政党主导型治理理论的建构还处在概念的提炼与特征的描述和分析上，或者说，还没有形成体系化、概念化、范式化的理论体系；另一个是在政界、理论界、知识界形成一个共识，即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既是不能忽视的历史存在，也是很多国家当下的写照，[3]亦即有一个“事实上的政党中心主义”，反过来讲，政党中心主义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因此，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党主导的现代化）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就具有了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意义。

对“事实上的政党中心主义”的认识表明，必须以中国自己的条件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4]换言之，外源性的理论体系、核心概念、方法论及其现代治理理论（即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不能或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2016 年5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建设中国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5]2022 年4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在座谈会上又讲到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命题，认为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谈不上所谓的三大体系。[6]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使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建构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

概言之，中国社会治理是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亦即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治理实践。在这个治理模式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7]换言之，政党中心治理模式在实践上，必然要求以党建为中心、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巩固优势，加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等的党建工作，建立健全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和组织功能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要拓展阵地，探索发挥好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业态以及新的社会群体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覆盖。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实现治理现代化和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8]。因此，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心，建构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政治功能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这同党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二是整合性引领。执政党具有组织优势与资源优势，能够对社会不同利益进行权威性整合，尤其是能够对社会治理中常见的自发性、片面性和非公共性的成分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积极成分。三是动员功能引领。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因而社会动员功能十分强大。四是沟通功能引领。社会治理水平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凝聚力状态，因此党建的沟通功能越是强大，社会共识的达成度就越高，社会排斥状况的出现率就越低。

总之，从比较政党研究和政治实践上看，在政党主导型的国家中，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它既在国家中，也在社会中。政党如何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就自然成为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主导性的核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