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基对柳宗元的接受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的著名政治家，他精通天文、兵法和数理，号称大明王朝第一谋臣，朱元璋也多次称他为“吾之子房”，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民间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并称，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同时，他还是一位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学家。其诗文理论力主教化讽谕、“美刺风戒”，讲求经世致用。内容多关注现实、同情民生疾苦，抨击腐朽统治者。风格古朴奔放，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著作颇丰，曾由其子孙分别编为《郁离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遗二十卷、《写情集》四卷、《春秋明经》四卷、《犁眉公集》五卷，后被编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刘基博览群书，他很好地借鉴吸收了前人思想，其中就包括借鉴柳宗元的政治文学思想。仔细研读其作品，我们会找到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刘基秉持儒家诗教观，提倡理气并重，强调诗歌的教化讽谕作用，习学司马迁、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的文学创作，从而恢复汉唐文学传统。他在《苏平仲文集序》表述十分明确，文曰：“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据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7]赞唐虞三代、汉唐之文，曰：“唐虞三代之文，诚于中而形为言，不矫揉以为工，不虚声而强聒也，故理明而气昌。……汉兴，一扫衰周之文敝而返诸朴。丰沛之歌，雄杰不饰，移风易尚之机，实肇于此。……继汉而有九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8]由此可见，刘基以李杜、韩柳为效法对象，提倡文学复古，注重诗文思想内容。

第二，刘基的治国思想核心为得民心、施德政，与柳宗元一样，刘基德政的出发点亦为儒家的民本思想。柳宗元民本思想受儒家爱民、仁政思想影响极大。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藩镇割据、政局不稳，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柳宗元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民间百姓疾苦了解较多，尤其在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司马之后，他更多深入民间，对百姓生活困苦、统治者酷政暴行有更加切身感受。

于是，其民本思想更加充实，在《送范明府诗序》首提“吏为民役”说，文曰：“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9]

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又加以完善，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10]这样，“吏为民役”“民可黜罚”思想，明确指出官吏为百姓的仆役，就应该为百姓服务办事，百姓也有权利对其罢黜惩罚。并且还进一步提出为政者要“利民”，即施行仁政，与民休养。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曰：“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提出为政者当“顺人之欲，遂人之性”[11]，即遵从百姓意愿，遵循生产生活规律，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并且针对现实的苛政暴政现象，他写作了大量作品以鸣不平。如《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刘基生活在元末明初，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集，突出尖锐，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艰辛。他从小就关心社会，同情百姓疾苦。再加上仕宦失意，使得他对社会艰难状况了解更多，尤其对民生多艰和官吏暴政的认识更深，也使得其民本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爱民、保民、养民为核心的德政思想，即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刘基在其寓言集《郁离子》中，颇多论述其德政思想。如在《天道》中提出要爱民，文曰：“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实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诚爱之，则必为之求善牧矣。”[12]

在《天地之盗》对百姓要因循善诱，曰：“故上古之善盗者，莫伏羲、神农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13]并以种菜为喻，让统治者善于管理百姓，曰：“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风日，疏其水潦，而施艺植焉。窊隆乾湿，各随其物产之宜，时而树之，无有违也。蔬成而后撷之，相其丰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伤其根。撷已而溉，蔬忘其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匮。”[14]

同时，刘基还创作了许多诗文同情农民的不幸遭际，表达对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百姓的不满。其《野田黄雀行》诗云：“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野田雀，鹰隼高翔不汝击，农夫田父愁何极！”[15]其《畦桑词》云：“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傍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16]反映的都是农民承受沉重的地租王税。《雨雪曲》诗云：“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乌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17]《苦寒行》诗云：“去年苦寒犹自可，今年苦寒愁杀我。去年苦寒冻裂唇，犹有草茅堪蔽身。今年苦寒冻入髓，妻啼子哭空山里。空山日夜望官军，燕颔虎头闻不闻？”[18]则描写了农民在连年战乱中，被迫流离失落，饥寒交加，还要遭受盗贼官兵劫掠的悲惨景象。

第三，从刘基寓言散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其寓意深刻、讽刺辛辣的鲜明特征，这也与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情形有相似之处。寓言通过浅显明白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故事，蕴含深刻的道理，在中国古代颇受欢迎。尤其在时局不稳定，不便直接表明观点的情况下，文士在说理、论证、讽谕中便多采用寓言阐明自己的社会见解、政治主张或爱憎态度。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寓言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庄子》《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和历史散文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唐代柳宗元则开启了寓言创作的新阶段，他在继承先秦寓言的基础上，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体裁形式多样，有散文体、诗体、传记体，以便于阐述，并且在寓言中塑造了诸如尸虫、王孙、驴、鼠等多种生动丰满的形象。另外，其用语更精炼简洁，笔锋更犀利，因而其批判也更具鲜明说服力。

如其《三戒》的《永某氏之鼠》这则寓言就颇具代表性，其文曰：“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19]寓言所述之事颇具讽刺性，由于主人生肖属鼠，故迷信不准养猫狗捉拿老鼠，导致老鼠越聚越多，越加肆意妄为。后换一憎恶老鼠的新主人，采取多种措施，结果老鼠全部被消灭。寓言以鼠喻人，影射那些仗势欺人、贪婪残暴的奸佞小人，即使他们依附昏君能侥幸逞凶一时，但终将遭受“永某氏之鼠”的可耻结局。文中对“永某氏”的迷信纵容和姑息养奸进行了辛辣讽刺，对仗势欺人的“鼠”进行了无情鞭挞。

在刘基寓言集《郁离子》中，则更多地批判元末黑暗政治，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愚昧、贪婪自私，讽谏统治者能够警醒，以此让其施德政爱百姓。如《灵丘丈人》讽刺颇为辛辣，文曰：

晋灵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绣。嬖人屠岸贾因公之好也，则夸狗以悦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绛宫，惊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胜。屠岸贾命虞人取他狐以献。曰：“狗实获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国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于是国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饱则曳以归屠岸贾氏，屠岸贾大获。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贾，则狗群噬之。赵宣子将谏，狗逆而拒诸门，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贾欺曰：“赵盾之狗也。”公怒，使杀赵盾。国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赵穿因众怒，攻屠岸贾，杀之，遂弑灵公于桃园。狗散走国中，国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贾之为小人也，譝狗以蛊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宠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虫食木，木尽则虫死，其如晋灵公之狗矣！”[20]

此寓言故事中，鲜活地刻画出了昏君的荒淫愚昧，受到臣子欺骗愚弄而毫不知情；宠幸臣子的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爪牙走狗的仗势欺人，失势后的可怜恓惶，辛辣讽刺了从上到下的社会丑态。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刘基寓言作品借鉴柳宗元之处颇多，这里点到为止，留待后续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