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考证篇

20世纪对元结的相关考证较为成熟，孔德、孙望、杨承祖、李建昆等学者对元结的家世、生平、作品及交游作了全面考证，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孙望编订的《元次山年谱》《元次山集》等，这为21世纪的元结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元结相关的考证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是关于元结传记的考证。传记是记录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可信度较高的传记文献主要有两类：一为碑传。中国古人重后世之名，他们去世之后，朋友或家人多为其撰写碑传。墓志铭、神道碑等皆属此类，又有行状、家传之属，虽或未著之于碑，然其性质与碑传无异，也可归属此类。由于撰写者为逝者之亲人或朋友，对逝者生平事迹了解颇为详细，其真实性远高于杂传，甚至高于史传。元结去世之后，好友颜真卿为其撰写的《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就属于碑传，这是元结生平最翔实、最可信的资料。二为史传。史传源于上古口头传说，先秦历史散文《尚书》《春秋》中就有人物的片段描写，至《左传》《国语》《战国策》人物形象渐为丰满。史传的最终定型与司马迁《史记》相关，司马迁一改以时间或国别叙事方式，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本纪、世家、列传皆为史传文学。在《旧唐书》《资治通鉴》中，对元结生平史料有片段记载，然并不全面。正史中第一次为元结立传的是《新唐书》。《新唐书·元结传》与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相比，人物活动背景介绍更充分、人物形象更丰富，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由于以正史形式传播，更广为人知，故多为学者引用。同时，传记中的志传、杂传两类，更喜欢采用史传文献，故史传影响反而比碑传更大，但可信度不及碑传。《新唐书·元结传》中，就存在史序颠倒、语焉不详等问题，因而有必要进行考证。

二是关于遗迹的考证。人类活动在一定地域之上，必然会留下一定痕迹。人所留下的痕迹会朝不同方向发展：对于普通人物而言，他们在思想、道德、功业或文化上对社会做出贡献较小，其留下的痕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为人淡忘，最终不着痕迹融入社会整体发展中；而少数杰出的人物，他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经人口耳相传不断被放大，甚至神化，人们开始建陵墓、庙宇或亭台楼榭纪念他们，痕迹逐渐开始向遗迹转变。当痕迹转变为遗迹后，人们又通过凭吊、题咏进一步扩大人物的影响。元结遗迹的形成既有元结本身因素在内，又与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关系。元结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在当时就为人称道，颜真卿称其为“全德”“全行”之人。在思想上，他自创“漫家”，对宋明理学和心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事业上，元结虽然官仅至容管经略使，但他仁爱人民、体恤下情，当时的老百姓就建生祠纪念他；在文学上，元结提倡复古，对唐宋古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把作品摹刻于石壁之上，对南岭走廊摩崖石刻产生了深远影响。元结在汝州、鄂州、江州、永州、道州、连州、梧州、容州留下的痕迹在唐代就已开始向遗迹转化，至宋代之后，更是大为接受。特别是浯溪碑林摩崖石刻，经历代文人题咏，形成了巨大的摩崖石刻艺术群，时至今天仍具有重大影响。对元结遗迹的考证是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三是关于作品的辑考。自明代郭勋编订《元次山集》后，对元结作品的辑佚一直在进行，明代的夏镗、鲜知道人，清代的黄又、孙毓修，近代的傅增湘等都对元结作品有辑校，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孙望编订的《元次山集》更是集诸家之大成，成为收录作品最完备、考订最翔实的元结作品集，但仍有不少作品没有收录进来，如《海阳泉诗》十三首，《元德秀赞》《泉铭》等，另外存于地志、金石、摩崖石刻中的一些作品，如，《无为洞篆刻》等也未收录进来，还有一些存目作品、存疑作品也很难在元结作品集中找到，因而有必要对《元次山集》之外的作品进行辑佚、编年与考证，从而让读者对元结作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对学者研究元结也能提供有效的帮助。

除此之外，杜甫的《送元二适江左》涉及元结与杜甫的交往，同时对元结生平经历有一定补充意义，本章也做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