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年：天地之始

据《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鲁隐公元年，春季，周平王四十九年，周历的正月。周平王四十九年，相当于干支纪年的己未年，黄帝纪年1976年，公元前722年。而在诸侯国之间，鲁隐公元年，即齐僖公九年，晋鄂侯二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陈桓公二十三年，蔡宣侯二十八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十九年。

隐公元年，是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之起始年份，具有标志意义。高闶《春秋集注》曰，“岁在己未，是《隐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同时展现诸侯国、周天子的纪年。既然强调“《春秋》之义：大一统”，这显然是公羊家的一大核心思想，而既然“今天下之统在周”，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周平王之年”的纪元方法呢？理由则可能是“人君嗣位，必踰年称元者，自古天子、诸侯皆然，非仲尼作《春秋》始为此法也”。旧史书法，只得沿袭，孔子并未加以损益或改变。然而，“诸侯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正”，侯国拥有自己的纪元，因国君更替而改元也是可以的，毕竟可以方便民众使用。但在根本上，侯国之“正朔必禀于天子”，周王仍然是天下历法的权威。故“仲尼因鲁史修《春秋》以正月系之王，而元年系之鲁”，“盖托鲁史以立法故也”。[7]春秋之际，诸侯国在使用天子纪年的同时，也开始逐步使用自己封国的纪元。封国之内，虽然可以推行自己诸侯王的纪元，却依然遵奉周天子的历法。这可能就是当时周王历制框架下的合理变通。张洽《春秋集注》也以为，“古者诸侯之国，各随其君子年以纪事”，所以，各国之《春秋》一般都不书周天子之年，孔子为鲁国著《春秋》，一方面要“因史作经”，基于鲁公之事，引申王化正义和道德真理；另一方面又要重振并树立周天子之政治威权，遵循周室所颁布的时间制度，“至于正朔，则王所建”[8]，为侯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标注“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至少在书面上实现了尊尊，竭力推扬了儒家“大一统”的本旨。叶梦得《叶氏春秋传》直接说，“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改正朔、建正朔是王者一统天下的最基本手段。“《春秋》举‘王’于‘元年’、‘春’、‘正月’之间，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三代圣王，皆能够遵循这一最基本的时间制度。“诸侯受朔于天子”[9]，即为尊尊，即为一统。可见，关涉日用生活世界、可以凝聚人心的时间制度，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构成元素了。康熙《日讲》曰：“凡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至纪本国之政，亦得自用其年，旧史之常法也。”也就是说，既有的鲁国旧史、孔子新著的《春秋》，对关涉周天子的事件、人物，用周历书写时间单位；至于侯国的内政事务，则一律使用侯国自己的纪元。隐公元年之春季，新君即位，理当接受了周王的授命，故可视为“有事于天子之国”，否则便不合法，故书以“王正月”，以申明公羊家的尊尊原则和“大一统”之道。至于经文中的“王二月”“王三月”，蕴意则可类推。周室历法与侯国纪元并不冲突，“侯国纪事，虽得自用其年，而所奉乃天子之朔，故必书‘王正月’”[10]，孔子著《春秋》时的这种行文，是欲让天下皆知有天子，让天下皆知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的存在，从而张大“尊尊之道”矣。

元之为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呈现为侧立的人，头部突出，其本义可能只指人的头部。头部位于人体的最顶端，是身体的制高点。头部脑颅内集中了全部人体的神经中枢，其作用、功能非常重要。“元”在商代金文中也写作兀形，《说文·一部》曰，“元，始也。从一从兀”，指起头、开端。徐锴《系传》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愚切”[11]，元是善的根本。钟鼎文的“元”，呈现为一个侧立的人形并且突出强调其头部；相比于甲骨文、金文的“人”字构形，其头部填实的圆点非常显著；它与金文的“天”字构形非常相似，所不同的则是，“天”字是正面而立的人形而突出强调其头部，以示其最高处。[12]元上还有顶端，还有最高之巅峰，而天则自己是自己的极限，没有存在物敢站在它的头上。元的面积大，而天却只是一个点。“元”的甲骨文构形已经把人的头部的圆实点虚化为一横，西周金文迁就甲骨文之形则写成上方两横。作为头的用法，元字后来逐渐被“首”取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曰：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在语用学上，人们更多地把“元”当作一个指事字，具有丰富的引申义，可指开端、根本、来源，表示天地万物的最初始基；或指第一，居首。《文子·道德》曰，“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万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宁”[13]，其中，道是德的开端。《易·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孔颖达《疏》曰：“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14]《乾卦》是万物创生的根基。刘安《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元是气的源出。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15]，一切人文皆从太极之中生发、开端。葛洪《抱朴子·备阙》曰，“淮阴，良将之元也”[16]，韩信是秦汉中国的良将之首，一代战神。

元年，指帝王即位的第一年，不论有没有颁布正式年号。古代中国的纪年，把君王即位的当年都称“元年”，而不是称“一年”，具有时间哲学、历史哲学的蕴涵，意欲表明天地万物之气象紧随新受命君王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因而也被人们注入本体论的形上要求。康熙《日讲》曰：“首年称‘元’，自董氏仲舒以为视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预附而益之，遂有体元之说。”汉初之儒颇能够挖掘、揭示并大加阐发“元”的内在含义，甚至将其上升到宇宙论、本体论的高度而予以重视，但至东汉、魏晋，学者则多夸大其功能、作用。

春，即春季，春天，一年四时之首，第一季。开始于立春，即阳历2月2日至5日，结束于立夏，即5月5日至7日。包括一月、二月、三月。[17]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因为庄稼皆是春生秋熟，故春、秋两季的祭祀则备受重视，“春秋”一词因而也衍生出更多的语用含义，或指代年，从春季到冬季的整整一年，四个季节，四时，乃至可泛指抽象化的时间、光阴，岁月；或因为东周王朝前半期各诸侯国记载重大事件的编年史册都叫《春秋》，而直接把这整个的历史时期都称为“春秋”。古今中国的人们都喜欢把“历史”称为“春秋”，春生是历史之因，秋熟是历史之果，春来秋去，往复推演，循环永续，构成中国人独特的创世哲学理念及其时间观、历史观、价值观。

王，甲骨文中是一个指事字，像斧钺之形，商人以斧钺象征王权，指天下或封国的统治者。在《公羊传》语境中，特指周王，即周室的天子。王正月，则是周王历法所颁布和承认的正月。周以建子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明末顾炎武《日知录·王正月》曰：“未为天子，虽为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18]孔子著《春秋》，虽然“王鲁”，但因为鲁国毕竟只是区区一个诸侯国，按照周制，诸侯是不敢言“正月”的，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建正，所以，《春秋》经文的时间书写只得记录周天子的正月，即“王正月”，指周代历法的正月，天下统一遵循，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普适性，在《春秋》经中一直被孔子主张和推扬。清赵翼《陔余丛考·春不书王》曰：“《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19]可见，“王正月”是儒家“尊尊之道”的基本要求。李汝珍《镜花缘》第五二回曰：“如《春秋》书月而曰‘王正月’。所以书‘王’者，明正朔之所出，即所以序君臣之义。”经文中，看似简单的时间书写，其背后都渗透着孔子为礼崩乐坏的世道建构君臣伦理秩序的艰辛努力。缺啥才补啥，正因为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孔子才致力于充分凸显周王之于诸侯的话语权力地位。吕大圭《春秋或问》曰：“仲尼修经之际，于春三月始有事者，特书‘王’，欲明天下之事必系于王，以绳当时之乱，而示后世之法也。”[20]而纵观《春秋》之行文，则可发现每年春季不论无事、有事，都可以书“王”，目的就是在礼崩乐坏的凌乱氛围里强调一下王、天子的重要和尊严，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就是要通过重复性的视觉刺激，烘托礼法要求与惨淡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加强读者对尊尊之道、对“大一统”理念的感知和认可。

《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元年的含义，指新君即位实行新的纪元，建立新的开端、新的起始。经文称“元”，究竟是谁的“元”呢？既然是鲁隐公的纪元，为什么下面还要冒出一个“王正月”呢？究竟谁又是“王”呢？徐彦《疏》曰：“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孔子写好《春秋》之后，所传门人不同，其记录则有所差异。《左传》一书中，每位天子、每位诸侯新即位，更新纪年，皆有元年。《公羊传》则强调等级限制，只有承受天命的周室天子才有资格向全天下颁布新的纪元，而被其分封的诸侯则一律不可。宋丰稷《春秋世学》明丰坊释义曰：“王者，何？天子班朔于诸侯岁首建寅，诸侯于是焉纪岁不敢同乎王也。”诸侯国有纪元，不应早于春秋；诸侯国纪元，不能与天子纪元相同。徐《疏》曰：“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孔子著《春秋》，愿意打破礼制，而为鲁国十二公逐个书“元年”，其特殊性则源于“王鲁”理念的逻辑需要，必须把鲁隐公也当作一位已经接受天命的君王看待，才能更好地凸显《春秋》撰作的目的与动机。[21]孙复《尊王发微》指出，“《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也”[22]。但隐公即位之时，周平王只是东迁王室，依然是可以诰命天下的天子。《左传》说得平和而务实：“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以周天子之正月为正月，其所正乃本于周天子之统，而非奉诸侯之国，不似《公羊传》“以《春秋》当新王”，为了自家的义理需要而硬生生制造出一套别样的叙事系统。经文没有记录隐公即位之事，是因为他代桓而立，临时摄政，只是暂且掌管一下鲁国君权而已，待桓公成年则该移交出去。

“元”在《春秋》中的含义，胡安国《传》挖掘出的儒家知识学和工夫论的意旨，可谓别开生面。“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壹于正矣。”可见，元已经成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的一个代名词，而“仁”又只是潜藏在人的内心的融合了理性与情感、信仰与智慧的精神体验，是天底下有道之人的共同感受。君王之事，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官，都必须从治心开始，心正则一切皆正。这才是《春秋》书“元”的隐秘蕴涵。胡《传》的这番诠释显然继承了《礼记·大学》“三纲八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3]，所有的外王事务最后都归结为个体内在的道德修持和工夫实践。对此，康熙《日讲》批评曰，“虽理亦可通，而非经之本指也”，游离了《春秋》经文的旨意；又因为《舜典》中的“元日”，《商书》中的“元祀”，皆是“古之帝王义或有取，而遂目为圣人之书法”，则显得“凿矣”。

纪元之始的年份，当为“一年”，即序数词第一年，却被称“元年”，则渗透出儒家时间哲学、时间政治和宇宙论、本体论的浓厚意趣。把“第一年”称为“元年”，在中国已经是悠久的时间传统了。南宋戴溪《春秋讲义》曰：“元年者，一年也。谓一为元，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24]早在三代之前的传说时期，中国人就开始纪元了。“一”为数字开端、计数之始，称“元”则为君王礼教之修饰，是文明的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篇曰：“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25]可见，一、元都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创生天地人，肇始万事万物。在董仲舒看来，圣人、圣王皆具有统摄万物、还原于一的超凡能力，为纷繁事相寻找到存在论的终极根据，那就是一或元。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26]，也意味着经过孔子编撰和改造之后的《春秋》已经不再是一本纯粹的史册，毋宁还具备了宇宙创化、万物肇始的功能，其自身就足以缔造一个纷繁世界。“变一谓之元”，是对日常话语中的序数词进行了一次本体化的提升和文明化的利用。然后，又把“元”解释为“原”，则试图直击世界根底，挖出一切存在者的终极根据，为万物找出自己的始基、本源。《天人三策》（一）中，董仲舒还曰：“《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27]变一为元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现实世界，得君行道，从纠正王心开始，然后朝廷，然后百官，然后万民，然后四方，逐级放射出去，而成就天下善治的局面。董仲舒的元化宇宙论、一本存在论是要通往他的王道逻辑，即君主政治学、君主道德学的。

沿着董仲舒的思绪，《解诂》则进而称：“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把“一”改称为“元”，而以“气”解“元”则可以让儒家静态的宇宙图式瞬间活动了起来，因为，“气”可以为儒家的世界结构赋予动能与活力，开辟鸿蒙，创制万物，乃“天地之始”。正是因为有“气”的运行不殆，中国文化才可以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量。胡安国《传》积极阐发“元”在宇宙创设、世界发生过程中的奠基意义，“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改一为元，是出于君王开始自己的天下治理的实际需要，授民以时，并且，统一时间刻度。毋使误导。其引《易传·彖辞·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而以其为“天之用也”；而《彖辞·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28]，则是“地之用也”；至于“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君臣生于天地之间，应当以天地元气为本、调和阴阳，执掌大政，才不至于出错走偏。

公羊家一向“贵元重始”，以元为贵，重视始基。《春秋繁露·王道》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董仲舒以“始”解“元”，元、始一如。并且，还将它们当作万事万物的根本大道，以其为包括政务活动在内的一切现象人事的本体论基础和逻辑认知出发点。何休治《公羊》辟出“五始”为公羊之独有家法，奉之不移。[29]刘逢禄《释例·建始》称“建始”乃君王“受命改元之大要也”[30]。《春秋》经中，原本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时间刻度，却被公羊家们作了一次匠心独运、非常精妙的政治化处理和加工，而被赋予王道价值和真理蕴意。时间一旦政治化，便可以让帝王的思想主张能够非常有效地渗透进民众的日用生活。因而，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解诂》曰：“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可见，何休在直接继承董仲舒“正本重始之旨”观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申和强调了“政”自天子出的本源性和重要性，明确反对政出诸侯、政出大夫。《春秋》经“先言王”，然后“言正月”，把“王”字加在“正月”之前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充分彰显天子的政治权威性和受命而王的神圣性，以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

元年，作为“天地之始”，是天道启动、有序运行的总开端，是现象世界的总源头。《解诂》曰：“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31]元年，乃“君之始年”，君之称王、即位的年份开始纪元，这是天子接受天命的标志，而孔子在作《春秋》时却对隐公即位称了元年，其本身已有违周制，应该是迫于伸张王道正义之不得已。《春秋繁露·玉英》曰：“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因为表达纪年的现实需要，董仲舒在这里又把原本是两个字的“一”与“元”，有机地勾连在一起，交融使用，称为“大始”，即最原初的开端，可以成为一切现象事物开始的前提的那个总开始，在世界还没有开端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那个总开端。《俞序》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显然是有本体论追求的；“下明得失”，则始终结合王者政事而议论。《解诂》曰：“《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仅就此而言，“年”还只是一个时间单位，是人为的一个时间刻度，以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一个周期而已。但接下来，“元”则被赋予了一定的存在论、宇宙论含义和政治学、伦理学规定。“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元即气，气即元，起于无形，化生有形，而成为万物之母，或“天地之始”。《解诂》揭示出《春秋》撰作中“变一为元”的事实，经文从来不称“隐公一年”“桓公一年”“庄公一年”之类，显然是把原本作为记数之始、开头的那个“一”，直接改造成作为宇宙之始的“元”，以文饰单纯的时间序数“一”，赋予其宇宙论的创世价值和政治哲学的新王要求。于此可见，中国文化很早就表现出了一种“去数字化”、非数字化的倾向。何休在力主“以元统天”，元比天大，强调元是天的来源、前提的同时，却也把“元”与“天”作了并列，他说：“继天奉元”，透过互文结构的表述则可以看出，天、元一如，所“继”与所“奉”的都是同一个对象，皆为万物之本初，一切存在者的始基状态。如果偏要在“元”与“天”之间分辨出谁高谁低，哪个更为本源，则显得十分牵强。《解诂》一方面完成了对《公羊传》进行宇宙论改造，另一方面，也把上古中国的时间制度赋予并充实了历史、政治、文化的信息内涵。于是，看似平淡无奇、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元年”，瞬间就被注入了世界本体的建构和人文价值的关切。上古中国的时间，既有时间政治，又有时间哲学，两者兼备，不可疏忽任何一端。蒋庆《公羊学引论》指出，“在宇宙万物与历史政治之前必须立元，以元来作为宇宙万物与历史政治的基始，克服宇宙万物的自然状态与历史活动的自发状态，从而使宇宙万物与历史政治获得一纯正的开端，体现一人文的价值”[32]。因而，“元”字很早便具有了先验的性质和形上的要求，它关乎“造起天地”“天地之始”，而成为何休公羊学的“五始”之端，并成为历代公羊家们喋喋不休的一个热闹话题。诸侯一旦即位称君，则必然被赋予王者所应当承担起来的一切政治功用与能力，其中当然包括修改纪元的时间制度体系，以此而整合、聚拢天下人心。

“元”的另一层重要含义是元气。千万别小看“元”所指涉的元气，而误以为它是感性的、具象的，就轻忽它的能量和功用。元气之义甚大，它能够为源发宇宙、现象世界同时带来驱动机制，足以开启乾坤，化生万物。[33]《解诂》虽然已经注意到“元”之中气的内涵规定，并且还以气解元，“元者，气也”，但仍没有进一步分析并揭示出其中的深刻运作义理，以至于令人困惑于气到底在“无形”之中，还是在“有形”之后；它能够“起”天地，也能够“分”万物，但究竟元更为根本，还是气是终极存在，这些问题还悬着搁着而不得解决。实际上，元就是元气，在本体境界里是无须分殊的，而在现象世界中，则可以剖开言说，以便理解。董仲舒常以四时言气，这个气显然已经走出本体而在具象之内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阳气起于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极而合乎阴。阴气起乎中夏，至初冬而盛，盛极而合乎阳。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终岁而乃再合。”天道阴阳之气的运行过程，呈现为起、盛、极、合四个基本阶段。《五行相生》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34]天地之气，有合有分，阴阳之气蕴藏在内，四时、五行之气则表现于外。《天容》曰：“可亦为时，时亦为义，喜怒以类合，其理一也。故义不义者，时之合类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同类事物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蕴藏在他们各自内在的喜怒之气，其为天时与人情所共有。四时之气运转呈现出一个主流经气，而其中的一个分支作为旁行，则为别气，具体表现为喜怒之情感流露。《天辨在人》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喜怒哀乐在人，春秋夏冬在天，而这里却故意颠倒说，是想表明天、人相互涵摄，彼此都具备对方的性质和功能。苏舆《义证》曰，“宋明学者多以四时论喜怒哀乐，皆本于此”[35]，天与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之情而能够合类、互通，董仲舒论证得最清楚，影响后世。

改一为元，这里的“元”，还可以通“圆”，原义是由圆周围合而成的线条或平面，形状呈现为圈，或球。引申指转圈、完满、周全，显然具有循环终始的性质和要求。正是这个“元”字，反映了早期中国的创世理念，阴阳转化，生发宇宙，并决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历史意识和时间制度。《阳尊阴卑》曰：“天之大数，毕于十。旬天地之间，十而毕举；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俞樾《诸子平议》曰，“两‘旬’字，乃‘’字之误”，而“者，周匝之本字也”。[36]周匝，指环绕一周，可训为周、圈、转、围绕。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指出，按照古人对天体运动规律的理解，月球绕地球运行一周为一个月；十个月形成一个大的循环，则成一年。一年下来，天道完成一次圆满的展示，人与世界存在实现一个生命周期。[37]《阳尊阴卑》曰，天道“发于孟春，毕于孟冬”，一发，一毕，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人群中的先知者，能够效法天道而以天数为数，设数至十而更新一次，予以重新开始。“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四时运转，十个月而完成一个周期，人也是经过十个月孕育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天地阴阳之气呈现循环往复的构造原理，按照《循天之道》篇的分析，“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和之位，在春分、秋分；中之位，在夏至、冬至。天道阴阳之气经历过两和、两中，方才构成一个地球年，世代推转，永不停歇，直至太阳系毁灭。是故“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中分南、北，和在东、西。北中合阴，在下位，万物发动；南中合阳，在上位，万物长养。物气“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仔细展开天道运行的过程便可以看出，从万物发动之冬，到第一次和位，是中春时节；从生养之夏，到第二次和位，是中秋时节。冬至、夏至是天道运行的极端状态，但凡阴气太盛，阳气太盛，都不好。“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才是“天地之美”的最好状态。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于北方、占位东方的第一次“和”，是主生的；在南方长养而后占位西方的第二次“和”，则是主成的。“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和是万物圆满或相对圆满的状态，以至于有起而达不到春和的状态则不能生，长养却达不到秋和的状态则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万物之生长、完成，必然出现在两和；万物之起始、终结，则必然出现在两中。“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有中有和，就是天下最基本的道理和品德。唯有中和的原理，才是天下第一原理，万物遵之而不背。“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中道大通，严格遵循之则可以实现天下至善至美的境界。其引逸《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所执行的就是一种刚柔相济、从容宽裕的施政效果。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君王若能以中和之道治理天下，以中和之道养护身心，则必能得善政、成善人。中和之道，在源头上就是从天地终始法则中衍生、裂变出来的。《王道通三》曰：“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天道以抚育、化生、养成万物的方式而呈现出仁爱之志，并且，还在不停地发挥功能、作用，结束了又开始，没完没了。苏舆《义证》曰：“圣人奉天，天奉人，相参相互，以成事功。”[38]但实际上“事功”并不是天道存在的目的，它自身的运行不殆才是它自身成为它自身的唯一追求。[39]故《阴阳终始》曰：“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之气往复运行，拥有无数的内在规律和重要法则，但最为基本的一条，则是终始相压，循环相生，永无止竭。这也是公羊家挖掘“元”、诠释“元”观念时所发现的应有之义。鲁国自鲁周公至鲁顷公，历三十七公，《春秋》拦截、断取始于隐公、止于哀公的十二公为叙事中心，指点评说，褒贬赏罚，可知其前不见始，后不见终。《隐》篇开始了，又不是开始，前面还有悠悠十四公；《哀》篇结束了，也没结束，后面还有漫漫九公。经文载录的每一公，开始时都予以新的纪元，结束了则又都接续着下一公的新纪元，反反复复二百四十二次，一年刚丢一年又起，不厌其烦，就这样一遍遍地稀释并消融于春秋历史长河中，进而实现文化生命的超越和仁道主义、王化理念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