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5年艰苦卓绝、成就辉煌的奋斗历程，作为执政党治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67年。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都深知“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的道理，清楚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和前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历史的发展既有变革性的一面，也有继承性、连续性的一面，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为提高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提供历史镜鉴。毛泽东读“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就读了十七遍，可见他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是多么重视，又熟悉到了何等程度。比毛泽东晚诞生一个甲子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也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2014年10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对于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也可以说是其精髓要旨之所在。在如何处理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经过长期探索、争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普遍践行的治理理论，就是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们提出了一套崇尚礼乐教化、仁政王道、以德治国、省刑慎罚的政治学说。法家则打出了明法贵公的旗帜，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儒法两家虽然长期争论不休，但是德礼与刑法作为封建统治者对待、驾驭臣民的软硬两手，历来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是同时并用或交替使用的，这就是所谓“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毛泽东讲“百代都行秦政法”也是讲的这个历史事实。汉武帝虽然号称“独尊儒术”，实际上采取的是董仲舒所制定的德主刑辅、先德后刑的统治策略。《唐律疏议》开篇就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大明律》要求“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说德礼与刑法的作用不同，惩戒于已然的刑法只能治标，而防患于未然的德礼可以治本。只有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才能标本兼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今天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干群关系以及上下级关系已经与封建时代根本不同，但是历史上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思想和经验仍能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即旨在告诫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亦应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更多地关心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2013年11月26日，他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时，还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河南省内乡县衙三省堂前的一副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副对联是清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写的，他把这副对联挂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善待百姓、为民造福的好官。习近平同志说，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能有这样的认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思想境界高得多。也就是说，为政以德首先要提高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觉悟、修养和境界，做一个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在此前后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引证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法治的论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厉行法治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比如他引证《韩非子·有度》中的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和王符《潜夫论·述赦》中的话：“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来说明是否“奉法”即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治乱的关键。又如引证《淮南子·泰族训》中的话：“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来说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也就是要“以道统法”，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他还引证张居正的话：“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即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么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如王勃讲的“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上刘右相书》）。这些都是他善于学习古人的智慧来为今天治国理政提供启示和借鉴的范例。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林存光教授主编的这本大著，以非常专业化而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其概括为天下为公、法天合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政以德、王道仁政，纳言听谏、君道天职，选贤与能、科举取士，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公正廉明、官品政德，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持中贵和、有容乃大，文明以止、天下大同十一个方面，追本溯源，鉴往知来，为读者提供了这方面系统而深入、具体的知识。作者把握住了中国思想史上儒、墨、道、法等各家“皆务为治也”这个特点，即注意到各家虽然都仅“得一察焉”，但都为治国理政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所以不是只关注一家一派，而是把各家的智慧都总结提炼出来，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全面展现中华民族政治思维和治理学说的历史成就。比如，它不仅重视总结儒法两家为政以德、礼法合治的历史经验，而且也注意研究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墨家“兼爱”“非攻”“尚贤”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作者不仅正面肯定其积极价值，而且也指出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局限性。就其内容来说，把“文明以止”当作一种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提揭出来，这是本书作者的卓见特识，前人鲜有言之者。我们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看到，他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多么重视，在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大力提倡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其所体现的就是与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的发展观根本不同的“文明以止”这一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文明以止”发展观的现代延伸，谁说这不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大智慧？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以道统之”的非常有特点的著作，相信读者能够从中得到诸多有益启示。
方克立
2016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