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中国外交研究应当知史明势
王存刚[1]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外交研究应当做到知史明势。所谓知史，就是要系统深入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所谓知势，就是要系统了解和深入理解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只有这样，中国外交研究才可能有更大作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并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研究；外部战略环境；知史；明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水平持续提高，使得各国相互联系更加频繁、彼此依存更为紧密，人类社会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和平赤字不断加深，发展赤字持续扩大，安全赤字日益凸显，治理赤字更加严峻，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2]对中国外交来说，其外部战略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外交研究应有更大作为，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并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认为，加强中国外交研究，以下两个方面十分重要。
一 知史
历史涉及过去的人物、事件、现象以及相关记忆与理解。从时间维度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又通过当下与未来相通。认识历史是人类整个认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人类当下的行动和对未来的预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在阐述“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主题”时指出：“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通常意义上，过去是打开遗传密码的钥匙，凭借遗传密码，每一代才能复制其后代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3]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Jaspers）曾写道：“在对伟大事物——创作、行为、思想——关照方面，历史就像是永远的当下照亮了前行之路。”[4]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历来高度重视历史的作用，善于从历史纵深处汲取营养与智慧，善于从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方向和正确道路。1964年7月，毛泽东在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讲了一句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话：“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5]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6]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外交研究理所当然地需要高度重视历史研究这个基础，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在整体史（Overall History）或综合史（Comprehensive History）观照下的外交史研究这个基础，不断厚植这个基础，并在此过程形成真正的长期思维（long term thinking），克服短期主义（short-term doctrine）弊端。[7]否则，外交思想、外交理论的研究必然流于空疏而没有多少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外交实践、外交体制机制的研究则因缺少历史背景而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但是，由于学术生态特别是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和定量化、研究难度（主要是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8]，在中国外交研究中忽视历史、割断历史、误用历史的情形时有发生；权威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较为有限。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外交实践，应当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亟须加以改变。中国外交研究者应当树立正确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充分认识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强化历史意识，积极运用历史思维，努力丰富历史知识，科学运用历史方法，努力做好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工作。
1.运用正确历史观研究中国外交，首先要系统深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延续和发展，是在40余年艰辛理论探索和丰富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的视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有力地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因此，我们绝不能够离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这个大背景来讨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际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第十条明确指出：“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9]但在学术实践中，部分学者却忘记或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产生了不少片面性、不科学的论断和说辞。
2.运用正确历史观研究中国外交，其次要系统深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史
无论当下的中国外交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它都是70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一种发展，承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鲜明内质和独特追求，比如独立自主、重情尚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等等。[10]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一个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复杂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具有鲜明现代特征和独特精神气质的新型大国，它根本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样式的大国、各种样式的所谓崛起国（rising countries），也与当今世界各种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有着明显的区别。那种基于欧美历史标准对当今中国进行简单的类型学划分并据此贴上标签的做法，不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对当代中国的误读，甚至是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某种不可以明示的意识形态考量。因此，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我们绝不能简单套用既有的各种大国理论、各种外交理论——其实主要就是西方理论或者说是美国理论——来观察和解读中国外交。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只能是自曝其短，既无法实现真正的学术发展，更无法树立学术自信，对外交实践也无任何裨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颇为消极的现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界长期存在，当下还不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现象，仍然存在着“依附性发展”的问题。一些著述的主题虽然是中国外交，但问题却是西方的，所使用的概念、所选用的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都是西方的。正像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国内部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者机械套用而非批判借鉴“软权力”概念、外交决策分析模式、层次分析法、需求层次理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用以分析中国外交决策或对外关系，以论代史或选择性使用史料，偏离了外交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初衷。[11]
3.运用正确的历史观研究中国外交，最后要系统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对外交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被放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首位。[12]2023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3]所以，深入了解和正确理解中国外交，一定要全面了解、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特别是要全面了解、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念、历史和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它郑重宣示“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美好世界”。[14]这些论断和宣示，特别是丰富具体生动的实践，都表明中国共产党这个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党判然有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只要我们对世界政党发展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作为一个长期奉行国际主义原则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整体分析，并在治党、治国中善加利用。[15]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即开展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交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同上述两大组织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基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同欧美国家的官方机构和相关人士交往。在1949年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对外交往的相关制度安排。1951年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内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作用更为彰显。[16]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也与现当代中国外交史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深入了解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有助于正确理解当今中国总体外交，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鉴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由此形塑的外交实践与外交关系，本质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外交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会产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影响。就此而言，包括外交史在内的任何社会领域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呈现相互联系、彼此互动的整体样态。因此，外交史的研究应当采取“整体史”“综合史”的研究取向，在更大的时空范围、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展开相关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综合考虑外交事件、外交行为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结构、经济力量、社会状况以及潜藏其间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元素，并借此建构起结构完整、脉络清晰、逻辑有效的历史叙事框架，以便更切实更深入地理解外交史乃至整个历史的本质。美国外交史研究专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vich）曾指出：“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解国际环境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判断政策制定者在客观环境的压力和制约下采取的行动的标准，这种总体观点都是有用的”。[17]因此，要真正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外交，还必须培育和拥有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或综合性视野。[18]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深入了解、准确理解中国外交史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可以增强中国外交研究者的学术底气和学术信心，能够深化中国外交研究者对当下中国处理重大全球、地区和双边问题的政策主张和具体行动的理解，有助于对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判断，有助于把中国外交研究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19]
二 明势
势，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范畴，通常与“时”这个范畴联系在一起。所谓势，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指客观事物演化的总体态势和基本趋向。就社会行动而言，势，构成社会行为体活动的外部战略环境，规约着社会活动的方向，也影响着社会活动的结果。所以，明势，即清晰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演化的总体态势和基本趋向，对社会行为体来说十分重要，是其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特别是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明势，是衡量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明势，方能取道；明势，方能制胜。明势的目的在于顺势（即适应势）、乘势（即利用势）、造势（即创造势）乃至任势（即充分利用势），以使自身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达到预定战略目的。《孙子兵法·势篇》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20]《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有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21]总之，在中国先贤看来，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只有发之以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击之，因势破之，才能争取主动、取得胜利。
深入研究中国外交，包括顺利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同样有一个“明势”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树立正确大局观的问题[22]。在当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工作。
1.要系统了解和深入理解当今世界之变
当今世界构成中国外交的时空维度和外部战略环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显著特点就是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难预料的特征十分鲜明。
当今世界之变，首先体现为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在长期增长实证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提供的宏观统计数据显示：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西方经济（起初是西欧，其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后裔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超常表现。1820年，西欧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到了1913年，西欧及西方后裔国的收入水平已达到世界其他地区水平的六倍以上。”[23]20世纪后半叶，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追赶领先国家方面取得重要进步，但“按照1998年的数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西欧、西方后裔国和日本）所创造的GDP超过世界GDP总量的一半。”按照麦迪逊的说法，上述数据显示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表现得非常稳健”。[2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在世界经济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权威资料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目前的GDP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31.5%，而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占30.8%，也就是说，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由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预计到2028年，金砖五国将贡献全球GDP总量的35%—40%[25]，七国集团只能占到27.8%。[26]而1976年七国集团成立时，GDP总量占到了全球GDP的62%；2001年金砖国家成立时则仅占8%。世界经济领域“南升北降”的态势已十分明显。
当今世界之变，其次体现为全球政治格局正处在加速演变的进程之中。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版图重构相关联。就当今世界而言，虽然冷战结束后开启的多极化进程遭遇多方面挑战，并且出现某些地缘政治新态势，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代表性和发言权事实上在不断增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当前联合国安理会组成不公、代表性不足、结构不合理、力量对比失衡，已成为联合国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普遍共识；纠正非洲历史不公，让更多外交政策独立、秉持公正立场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并平等地参与其决策，正在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最近一个时期在国际舆论场上被频频提及的“全球摇摆六国”（global swing states）[27]特别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28]，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一新特点和新趋势。
当今世界之变，再次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29]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步建立的，它与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相匹配，也曾发挥过建设性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日益凸显，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这台机器越来越滞后于时代，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运转失灵，亟待改革完善。”[30]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在货币、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正进行调整与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改变长期存在的西方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治理结构，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
当今世界之变，最后体现为全球发展范式和发展议程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正在由传统发展范式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北方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对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纵向发展援助以及单向传授关系，正向北南、南南、南北等多维度、网络化的水平发展合作关系转型。[31]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发展议程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越来越强，参与途径和机制越来越多。[32]而气候变化以及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持续演化、相互叠加，已从不同层面削弱了既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有效性、灵活性，形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区域化、俱乐部化、主体多元化等新趋势，凸显了既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代表性不足、权威性折损以及制度建设碎片化等问题。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通过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乃至范式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将全球共同挑战纳入统一框架，形成统一议程，协调加以应对。
2.要系统了解和深刻理解当今时代之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代是世界运动变化的一个较长历史阶段，是一定历史时期世界各种现象的总和。把握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一个常做常新的重要课题。对时代问题有着精深研究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列宁就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33]他还强调：“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34]
当今时代之变，首先体现为鲜明的时代主题与强烈的时代噪音之间的尖锐矛盾。时代主题是指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35]这样一个鲜明体现辩证思维的判断，是符合当今时代基本特征的。
当今时代之变，其次体现为相互依存加强与彼此疏离扩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地创造发展机遇，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时代潮流，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另一方面，文明、制度、民族、种族、发达程度等差异依然存在；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家主义回归，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个别大国基于私利在国际关系中刻意操弄，明里暗里胁迫有关国家选边站队，竭力编织各种排他性的“小圈子”，“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大肆炒作“降依赖”“去风险”，持续操弄“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国际社会既有的隔阂甚至鸿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要了解和理解当今历史之变
当今之世界是历史之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必然导致当今世界发生历史之变。
当今历史之变，首先体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历史演进和长期较量中，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较量，在冷战期间一度达到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峙成为这一历史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随之提出“历史终结论”，一时间在国际舆论场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起轰动。福山认为，历史发展已经到了终点，历史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36]历史发展有力证伪了“历史终结论”，福山也不得不调整自己此前的观点。[3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加深、民粹主义盛行、政治极化加剧。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38]“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39]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并存和较量的新态势更加清晰地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当下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大国的战略焦虑和对外战略调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它们将社会主义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s），认为中国挑战了它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其实是包装成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叙事的意识形态叙事。
当今历史之变，其次体现为世界文明正在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并举”“东西平衡”的重大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近代以来，世界文明格局的典型特征是“西方中心”。“西方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且资本主义大体上是成功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类享受到不曾有过的现代物质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巨大进步。”[40]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整体性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发展，“西方中心”开始动摇。印度从2010年世界GDP排名第九（还有一种统计是排名第十一），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西方传统大国，于2022年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不无自豪地说：“当我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印度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今天，印度是第五大经济体。我们很快就会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他还宣称：“我们不仅发展大，还发展得更快。当印度发展时，整个世界都会发展。”[41]尽管从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角度看，我们中国人对印度近年来的发展抱有复杂心理，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我们中国人应当祝贺印度的发展，欢迎印度的崛起。这是因为，中印两个东方大国也是文明古国的共同崛起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对彼此都意味着更多机会，而不是像某些西方舆论所宣称的那样是零和竞争，这显然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就世界政治格局而言，中印两国共同崛起标志着真正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的到来，这对世界多极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时曾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42]2000年5月，时任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Kocheril Raman Narayanan）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印度和中国的相互吸引……覆盖着人的活动、行为”。在他看来，“印度和中国在互相交往、学习、合作上可以大展宏图”。[43]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认为：“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44]中印两大文化圈相互影响、交光互影，既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45]就世界文明格局而言，中印两国共同崛起预示着东西文明的关系自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斜”态势正在向“东西平衡”态势转变，世界文明多样性（diversity）的特征将进一步凸显，从而形成“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和“认同中有多样”（diversity in identity）的良性局面。
当今世界的三个“之变”存在着内在逻辑关联。其中，时代之变是世界之变的结果，历史之变则由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叠加而成。三个“之变”意味着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关乎人类整体利益，也考验着各国智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秉持命运与共理念，形成应对全球问题的广泛共识和一致行动，为人类迈向光明未来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强劲动力。
总而言之，只有深入了解、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的三个“之变”，才能明了当今中国外交的“势”，即大势、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既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并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去细心观察，同时善于从历史对比中进行战略思考，从而做出科学的综合判断。
（责任编辑：李兴）
China's Diplomatic Research Should Know History and Trend
Wang Cungang
Abstract：Today's world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nd humanity has once again stood at a crossroads of histor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China's diplomacy，research on China's diplomacy should aim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trends.To know history means to have a systematic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iplomatic history，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exchanges of the CPC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so-called knowledge of potential is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world，times，and history.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s diplomatic research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providing stronger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help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search on China's Diplomacy；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Knowledge of history；Mingshi
[1] 作者简介：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4]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0页。
[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6]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载《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再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参见《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
[7] 关于长期思维和短期主义的讨论，参见[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8] 相关情况及评价，参见梁志《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6期；钟边言《关于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不足》，《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曾开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笔谈专栏，意在回顾和总结相关研究成绩，审视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反思和建构该研究的哲学基础、学术理念与理论框架，探讨未来的前进方向与创新路径。
[9]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8页。
[10] 本文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内质与追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一文中，对这方面情况做过较为系统阐述。
[11] 参见梁志《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6期。
[1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8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15] 参见吴志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视野下的〈党史〉卷二》，《北京党史》2023年第3期。
[16] 参见宋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于洪君主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7] [美]弗兰克·尼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牛可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18] 钟边言：《关于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不足》，《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9] 虽然有历史学家，如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对“历史能指导未来”表示怀疑，但大部分学家还是相信，历史研究的最根本价值是为了当下和未来。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写道：“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也指出：“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的研究的价值，不要把这种研究作为自身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式，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从而促进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美]芭芭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张孝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32页；[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6页；[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0]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刘国建、戴庞海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21]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2页。
[22]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页。
[23] [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伍晓鹰等译，伍晓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
[24]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伍晓鹰等译，伍晓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7、158页。
[25] 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6个国家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另有20多个国家提出正式申请，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如果金砖国家持续扩容，这一占比肯定将会更高。
[26] 高柏：《从去风险到美元化：金砖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
[27] “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这一概念由美国智库提出，一般是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南非等在各自地区都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在地缘政治中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在西方和中国、俄罗斯的博弈中不选边站。
[28]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并非指地理上的南半球国家，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
[29]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84页。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1] 参见赵剑治《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实践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2] 仅在2023年8—9月一个月内，就有三个世界瞩目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国际活动：一是8月下旬以“全球南方议程”定位的南非金砖峰会，二是9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二十国集团峰会，三是9月中旬在古巴召开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33]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34]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3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36]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终结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孟凡礼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8]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仅有1.8%；2021年，这一占比超过18%，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的历史学家注定要对此大书特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姚洋《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载郭益耀、陈钊、冯曲主编《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65页。
[3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40] 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5、277页。
[41] 《莫迪放话：未来五年，跻身前三》，载《参考消息》2023年8月18日。
[4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43] 转引自[印]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与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56页。
[44]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45] 相关历史，可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