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思想研究
“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身份
袁志伟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侯外庐的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学术成果，他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也表现出三重身份：一是“用笔战斗的革命家”，侯外庐希望以学术研究解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实现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文化变革；二是“求真致用的史学家”，侯外庐通过开创中国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行了学术论证；三是“探索出路的思想家”，侯外庐始终将其学术研究目的与中国文化命运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解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侯外庐 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
侯外庐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求学术上的答案，针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路径，他从“革命”“史学”和“思想”三个角度进行了思考和论证；与之相应的是，侯外庐也因此兼具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的三重身份，我们正可以通过这三重身份理解其史学研究的目的及学术贡献。首先，从研究内容来说，侯外庐是以史学家的身份，系统考察和研究书写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并建构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其次，从学术思想来说，侯外庐是以思想家的身份，通过对近三千年中国思想和社会的通贯性研究，在其中体现出自己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特点、历史发展动力的思考和批判；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说，侯外庐还以革命家的身份，“用笔杆子战斗”，他要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找到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并呼应客观整理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的时代课题。[1]
一 “用笔战斗的革命家”：求索中国现代化时代课题的答案
在侯外庐所处的时代，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他毕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正是为了求索这一时代课题的答案。通过践行革命工作和从事学术救国，侯外庐参与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路径”，以此具备了“革命家”的身份。
（一）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图存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据侯外庐口述自传《韧的追求》等文献记载，他早年在北京就读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等学生运动；1924年他结识李大钊，并在其指导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侯外庐怀抱着追寻共产主义真理的理想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当时旅法共产党支部的工作。旅法期间，侯外庐最核心的工作是学习和试译《资本论》，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翻译，1936年他与王思华合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汉译全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又独自完成了第二、三卷的译稿（后不幸毁于抗日战火），从而“填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一大空白”。侯外庐于1930年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国立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并加入“左翼教师联盟”，利用大学讲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2年他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并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判处监禁。1934年，侯外庐出狱后接受阎锡山的邀请，以“左派教授”身份赴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活动；西安事变后又协助周恩来、薄一波在山西开展抗日动员工作。1938—1946年间，侯外庐担任重庆《中苏文化》杂志主编，在周恩来和党的领导下从事促进中苏友好、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人协助党在重庆及国统区开展革命活动。由此可知，兼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革命理论家等多重身份的侯外庐，在抗战建国和统一战线等革命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将学术研究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主要途径
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毕生的信仰和归宿，他晚年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曾自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我找到了信仰的归宿——马克思主义”，“五十多年来，我以信仰为生命，以信仰为家业，以信仰自励、自慰”。[2]在这一信仰的激励下，侯外庐上承五四时代追寻“民主”“科学”的革命思潮，批判性地研究了上起商周时代下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其史学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追溯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面客观地评判其价值与地位，以此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提供学术答案（他将民国时期的时代课题视为“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3]）。
侯外庐一生的学术研究正可以视为对此“时代课题”的解答，他晚年回忆自己的治学生涯时说：“远言之，我爱羡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4]
受旅法时期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影响，侯外庐在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开始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下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问题（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所有权形式、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结构关系等研究为主）。此后，侯外庐相继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4年）、《周代社会诸制度考》（1942年）、《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易名《中国古代社会史》）等社会史论著。通过这些研究，侯外庐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维新”路径（土地由氏族公有直接转变为君主所有，未出现个体家庭的土地私有化）、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为皇族地主所有，庶族地主和普通民众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地租货币化、商品贸易发展、个体手工业发展等逐渐瓦解旧的生产制度）等理论创见，并由此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学术上的证明。[5]
（三）用史学研究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侯外庐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4年）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1946—1950年）等代表性思想史论著，系统考察了近三千年的中国思想历史，并借此论证了进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认为，仅仅从中国哲学与思想概念本身的讨论中，难以发现其演变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思想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中寻找答案。侯外庐发现，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受“维新路线”的影响和束缚：“旧的拖住新的”或“死的拖住活的”。[6]为什么中国古代史上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往往保留旧的形式？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和政治上的君主集权制结合为巨大的专制力量和保守的“维新”罗网，它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迫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解决社会危机时缺乏革命与批判精神，而采用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方式；这也迫使他们放弃追求外在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转而追寻内心的自由与矛盾的消解，并利用宗教等“旧形式及材料”委婉表达新思想。侯外庐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特点的这些总结，实际上正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消极性的批判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曲折性的探源。在此基础上，侯外庐进一步用理论证明了中国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中国社会和文化革命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侯外庐一方面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图存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抗战建国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更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归宿，通过学术研究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合理性，以及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崇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侯外庐正是一位“用笔杆子战斗”的革命家。
二 “求真致用的史学家”：开创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范式
侯外庐的史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作为中国“新史学”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特别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新兴史学队伍赢得科学，挣脱枷锁，是有所作为，无愧时代和民族的。在这个队列的名录中，有郭沫若、李达、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尚钺、尹达……与他们同伍，是我的殊荣。我们这一代投身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是争先恐后、热热闹闹、纷争不已、悲喜交集，敞开赤诚的胸怀，披着鳞鳞的伤痕，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一起奋斗过来的。”[7]
在此背景下，侯外庐以“求真致用的史学家”身份，系统考察和研究书写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他在史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其研究视野、理论框架等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第一，经济学、哲学和史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侯外庐的学术体系包含着经济学、哲学和史学三大领域，并组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关系。对此，他在《新哲学教程》一书的“自序”中明确提出，哲学、历史科学、经济学“这三样学问属于三位一体的”：哲学是进行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没有哲学修养，便不能裁成事物”[8]；经济学则是探索中国哲学和史学演变的基础门径，而史学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一般思想及经济社会状况的学术回溯。这一逻辑结构的形成，正是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的产物。
就经济学与史学的关系来说，经济学为考量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来说，侯外庐认为两者之间既有统一又有区别：一方面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世界观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小于思想史，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三大部分。治思想史者不仅要研究理论化思维为主的哲学史，还应研究包括宗教、信仰及社会思潮等在内的整体思想史。因此，在侯外庐看来，思想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9]由此可见，在侯外庐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哲学是研究方法论和进行批判反思的工具，经济学则是研究基础和考察深层原因的途径，而史学则是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追溯和整理，并最终发挥解答社会问题的“致用”目的。
第二，“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特色。作为“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的侯外庐，其最为学人所熟知的史学研究特色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即将中国历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统一整体而进行考量。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10]与同时代的钱穆、胡适等思想史研究者不同的是，侯外庐选择从社会史路径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即通过社会史审视中国思想的历史。这一研究路径主要渊源自他早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和翻译，即“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1]。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分析法也成为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侯外庐的史学研究由社会史和思想史两部分有机组成，他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既注意从土地制度、社会阶层结构、所有权归属等角度分析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本质原因，也注意审视社会与思想之间的互动，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力和丰富内涵，以达到“以古人之思想还诸古史之实际”[12]的“求真”目的。
第三，“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问题”的史学视野。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启发下，注意从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宏观格局中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变特点，他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应具有中西比较的世界史视野，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原则。在侯外庐的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国家起源与古希腊城市国家的对照，明末以来思想社会变迁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也可以看到抗战建国与欧洲战局、中苏关系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关系等中西比较下的讨论。在这些重要现实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世界眼光，中国问题”研究视野的意义：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必须突破传统史学“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自我中心局限。学人只有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能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反思，进而从学术角度发现并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史学家”的侯外庐向我们表明，史学研究必须做到“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对此，他一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见，并通过史学研究论证和确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13]为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三 “探索出路的思想家”：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
侯外庐以思想家的身份，通过对近三千年中国思想和社会的通贯性研究以“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他的史学研究和理论观点无不体现出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特点、历史发展动力的批判和总结，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第一，文化反思：在系统批判与整理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性整理，最终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这是当时学术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他一方面系统地批判研究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落后成分，以此扫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此彰显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而肯定了当前继承这些思想文化的现实合理性。侯外庐通过“综合前人思想的源流演化，而做一些承先启后的工作”[14]，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系统批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统哲学的专制色彩、传统哲学的浓厚宗教性、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自由私有权缺乏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法权观念等优秀思想遗产给予了重视和表彰。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中国运用，推进科学、自由、民主思想和法权观念的启蒙，从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第二，文化自信：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史学研究的中国道路。
侯外庐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研究理论，只有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做出客观的解释。对此，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15]由此可见，侯外庐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及归宿，正是要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合理性。因此，他也将史学研究工作视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16]，也就是说，通过考量中国历史的特点，进而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通过探索独立自得的中国史学范式，进而重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
第三，文化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
在侯外庐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体系，但缺乏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就需要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动力，从而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也是对“五四”文化和思想启蒙使命的继承，他称之为“自觉”[17]。侯外庐的史学研究，从史学方法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学术思想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路向：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最终构建出新的中国学术形态和民族文化。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侯外庐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即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寻找答案。这些理论经验，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学术讨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启示意义。
结语
侯外庐具备“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的三重身份。从“革命家”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和拯救中国的理想信念，促使侯外庐积极投身抗战救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翻译《资本论》的学术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则打开了侯外庐的理论视野和学术方向，为他提供了“用笔战斗”的学术武器。从“史学家”的角度说，侯外庐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讲出“民族的语言”，走出一条既不拘泥古人又不照搬西方的史学研究的新路，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思想家”的角度说，他希望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继承，并着力论证中国社会和文化虽有特殊性，但未来中国的出路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侯外庐1939年在其《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中曾经写道：“中国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学术的介绍者，必然同时是社会主义学术的介绍者”，“中国真正德谟克拉西自觉运动者，必然同时是社会主义中国化者”。[18]我们从侯外庐的学术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段话正是他对自己学术使命的描述，侯外庐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学术的介绍者”和“社会主义学术的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中国化者”。在“叩问中国文化未来出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道路上，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近30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在“走出教科书范式”的影响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修正与补充；与此同时，也存在对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体系的误读，部分学人将他的研究成果简单定义为“旧教科书”的模式，这未免有武断之嫌。实际上，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探索，正是其独立自得精神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体现，对于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2] 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一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5页。
[3] 侯外庐指出：“19世纪中叶的中国，是真正把近代的课题从内忧外患中历史地提出来了。所谓课题，是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5] 对此，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政治与经济，集中于社会形态的剖析，尚无暇顾及思想学术史方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愈热衷于思想史上沉渣的利用，以售其欺蔽。在中国本位文化谬说的鼓倡之下，他们崇王阳明立诚之教，倡‘复兴礼学’等等，喧嚣鼓噪，洋洋盈耳。究其实际，乃在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学术阵地的通道。于是屠刀禁令之外，书报检查之余，认为贞下起元，标榜新理学以应帝王者有之。自诩‘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者亦有之。自二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奋起，张我赤帜，高步进入学术史研究园地者。……三十年代以后，接武者纷纷而起，已经出现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工作者。这就为学术史的科学研究准备了条件，也为学术史领域的理论斗争准备了条件。我在上述的概括中，揭露了各种非科学的学术史研究的态度，是反映了当时客观情况的，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工作者的研究，自然区别于非科学的态度。”侯外庐：《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一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6]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页。
[7]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8] 侯外庐：《新哲学教程·自序》，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页。
[9]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0]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1页。
[11]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7页。
[12]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页。
[13] 例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及肖萐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论著，在主要研究方法、论述框架、理论观点和哲学史分期等方面都借鉴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
[14] 侯外庐将其中国思想史研究也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他说：“我们的入手处，是根据古人对思想史的批判来开始的。但我们并不是随意引用，而是依据了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每到了历史发展的划期关头，就有学人出来做综合各派思想而考竟源流的研究，他们相对地可以说出些思想脉络。例如古代，战国末年有《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解蔽》《韩非子·显学》，以及汉初的《商君书·开塞》《史记》的‘六家要旨’；同样，又如初期启蒙时代，明、清之际有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乾、嘉汉学结束时期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汪中的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著作；清末民初之际有章炳麟、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试作的诸论著。这些总结性的著作，说明了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本着一定时代条件之下的有限的认识，企图综合前人思想的源流演化，而做一些承先启后的工作。如果历史上没有划时代的变化，则这些综合学术的史论，就不会出现。然而，我们也并非完全依据这些著作，主要在于把这样的文献作为证件，再用科学方法来进行解剖。”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15]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16] 侯外庐著，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17] 对此，侯外庐在研究五四文化运动与孙中山思想时说道：“五四文化的市民自觉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它的革新意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朽腐因袭传统，从意识上做了一个扫清工作，上而结束了士大夫的卑躬屈节的说士气习，下而在人民观念上与国民运动相连结。”侯外庐：《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三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
[18] 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三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