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侍女的地图学史：19世纪的传统主题

19世纪的特点是对作为不同于同时代地图学的一个领域的早期地图的研究兴趣的急剧强化。至于科学史的整体，可以被看作一个主要的形成时期。对于这一发展可以使用众多的尺度来衡量，其中包括期刊和专题文献的数量，发行早期地图的复制品的趋势，以及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人数。这一兴趣以未曾间断的知识传承延续进入20世纪。其主要驱动力，特别是在1850年以后，是地理学的兴起和制度化[93]，以及国家层面的——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洲——专业地图图书馆的增长，以及一种与众不同的以古物收藏为目的的地图贸易的发展。这还将说明，这些影响结合起来，赋予早期地图的研究——以及初步产生的地图学史领域——在目标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偏见，使其与这部《地图学史》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地图学史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是主要保留被定义为地理发现和探险历史的地理学史的女仆。然而，如果在适当的背景下审视的话，这些目标和方法可以被视为这一学科学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通过回顾阐明了本文所涵盖领域的性质。

学科发展的早期观点

到19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将自己认为是地图学史家，并且他们对自己时代的他们学科的发展的态度正在展现。例如，圣塔伦子爵（Viscount of Santarém）、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德巴罗斯·苏萨（Manuel Francisco de Barros e Sousa），最早于1841年出版了汇集早期地图复制品的有影响力的地图集的葡萄牙学者和作者——也被认为在1839年为研究早期地图创造了“地图学”一词[94]——当他评论说他的主题是“相当新的——对古代地图的研究几乎只有六十年多一点”时[95]，他的描述非常精确。如文本所述，他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并未证实他的说法，但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将这一学科的起点放在了18世纪末。他观察到，只有在祖拉（Zurla）和安德烈斯（Andrés）之后，一些学者才开始对用更普遍的方式研究中世纪地图感兴趣[96]。与他自己对中世纪地图学的特殊兴趣有关，他列出了那些根本没有提到中世纪但对地理学的历史方面做出贡献的作者（或那些在两三页中跳过了这个时期的作者）。当然，到圣塔伦正在写作的时候，将早期地图作为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的兴趣已经迅速兴起，与之相伴的是，那些与此最密切相关的人中的一些将他们自己视为这一新学科的真正创始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且日益增长的趋势。在圣塔伦和若马尔（Jomard）之间的公开辩论中可能会发现这种态度的迹象。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Edme-François Jomard）在那时是1828年在巴黎的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中建立的地图室的主任。争论聚焦于两名男子对谁首先设想出了用复制的方式出版一部中世纪地图的地图集的相互竞争的声音[97]，但是在北美地区工作的学者们也表示自己才是新兴的地图历史学家的第一人。所以查尔斯·P.达利（Charles P.Daly）在1879年断言，极少人“专门致力于这样一种研究”，即地图学史[98]。德国学者J.G.科尔（J.G.Kohl）也在两年后的史密森尼（Smithsonian）讲座中声称，“地理地图的历史几乎从来没有被想到”，并且其作为“地理研究的分支”，一直是“完全的空白”，直到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的到来[99]。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学者们在他们热情高涨时可能会倾向于夸大自己努力的意义，但同样清楚的就是，他们开始为早期地图研究提出目的和目标。没有什么比若马尔的词汇能更好地表达这种觉醒的了，当时他写到他的任务之一是“对所有尚不为人所知的地理古迹进行更彻底的搜索……使它们从尘土中升起，从掩埋的遗迹中出来”[100]。

到目前为止，20世纪的地图学史家几乎没有就他们学科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做过任何评估，除了可能在国家的层级上[101]。只有两个人，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ão）和R.A.斯凯尔顿（R.A.Skelton）试图进行通论性的历史书写方面的处理。两者都非常重视一些杰出学者的开创性贡献以及由此创作的出版物中的标志性成果。两人都挑选出他们认为在19世纪中叶之后在这一学科的文献中有着突出地位的早期地图的复制品地图集。科尔特桑的方法主要强调的是书目题解。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对他而言，对地图学史的系统研究开始于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其后来的发展已经由一批顶尖学者们的贡献进行了最好的解释。因此，他在他的“地图学及其历史学家”的一章中列出了90多人，尽管他承认，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提到直接或间接地对促进这一历史学重要和迷人的分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人”[102]。尽管很有价值，但科尔特桑的传记应当仅被视为未来研究地图学史的学术发展的原始材料。它们无法获得现代的人物研究的潜在见解，因而无法继续揭示在个人贡献背后发挥作用的更广泛的过程，而这些在早期地图的研究历史中依然是未被关联起来的情节[103]。

在他对19世纪的早期地图的历史研究的讨论中，R.A.斯凯尔顿非常关注科尔特桑发掘的材料。类似于科尔特桑，斯凯尔顿强调这一学科的一些先行者的学术成就——著名的若马尔（Jomard）、圣塔伦、勒莱韦尔（Lelewel）、科尔（Kohl）、诺登舍尔德——并且尤其关注通过他们的复制品地图集做出的贡献。就斯凯尔顿的观点而言，一方面延续到他自己时代的这些地图集，使学者能够提出“在比较研究和使用早期地图作为历史档案方面的核心问题”[104]。另一方面，斯凯尔顿认识到早期地图的研究并没有在一个体制的真空中发展，并且他注意到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的方式，特别是其“新形成的社团……对作品的渴望”[105]，为19世纪地图学史兴趣的快速扩展提供了基本框架。尽管地理学对地图学史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加强了将其与地理地图的研究等同起来的趋势，但其重要性被完全忽视了。因此，下文对其重要性提供一个更明确的论点。

地理学的兴起

对19世纪地理学——作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以及随着专业团体的发展——的剖析，已经在一些最近的研究中得到了追溯[106]，但是对于地图学史，这种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单一方面可能就是国家地理学会的创建。开始于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Paris，1821），然后是德国柏林地理学会（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1828）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1830），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新世界建立了新的学会。到1885年，据估计，世界上有94个地理学会，超过48000名会员[107]。这些学会中的大多数都出版了期刊，并且通过他们对地形图和地图集的广泛收集，以及通过充当出版渠道，为早期地图学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当然，这些学会和它们的期刊都没有将地图学史视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焦点，而且确实，这些期刊也没有垄断这类作品[108]。然而，即使它们总体上未能直接引发地图学史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国家中，这些学会的成员，无论原因是什么，都是早期地图研究的活跃者，还值得注意的是，来自19世纪的文献中的相当大部分，都可以在由国家和区域地理学会资助的期刊中找到[109]。而且，正如在国家和地区框架内研究的地理学一样，地图学史也是如此。在塑造欧洲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地图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上都是重要的文件，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圣塔伦的复制品地图集起源于葡萄牙与法国在塞内加尔（Senegal）的卡萨曼斯（Casamance）的主权争端中使用的旧地图。即使今天，在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中也体现了相关知识的政治方面，例如，南欧各国对各自在波特兰海图发展中的首要地位的激烈争论[110]。

在19世纪后期，地图学史也开始了国际合作，旨在促进学术地理学的发展，脱离了这些国家机构以及它们所支持的领土和商业野心。也许巧合的是，第一届国际地理大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1871年在比利时（Belgium）召开，招集对地球科学（La science de la terre）和宇宙志学（les sciences cosmographiques）感兴趣的专家，并且决定通过在他们出生城镇竖立雕像以纪念地图制作者墨卡托和奥特柳斯。但是，早期的地图在安特卫普会议上展出，并且历史地理的问题（questions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按照计划将由名誉委员会（Comité d'Honneur）讨论，其中包括与地图学史相关的一些问题[111]。然而，在19世纪随后的地理大会上，很少有论文关注于地图学史[112]，但正如斯凯尔顿（Skelton）已经注意到，组织内部对这一主题有着丰富的兴趣，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主要特征[113]。即使如此，从1904年到1972年的大会，这一时期中，历史学的主题只占有记录的地图学论文的约14%，同时当然，在提交给大会的所有地理学论文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114]

地图图书馆的发展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支撑地图学史的制度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在新建立的地图图书馆中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在国家图书馆中的。在大约1790年之前，就像已经注意到的，个人进行的地图收藏有着一种缓慢增长，但在此之后，这种活动的扩张和制度化，与地理学本身的兴起相并行[115]。再次，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图书馆不是建立以主要用于满足地图学史的需要的。相反，它们的目标差异很大，范围从需要储藏国家的地图，就像在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例子中的情况，且得到了如下活动的补充，范围从各地理学会对地图的收集，到在公共的和大学图书馆或者在专门的政府机构中地图室的建立，后者中尤其是那些与军事和海军事务或与海外帝国的管理有关的机构。在考虑到这些地图图书馆具有更广泛功能的同时，可以接受的就是，它们通过作为古代航海图和地图的储存库以及通过组织对它们的编目和展览，在地图学史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在帮助培养对早期地图的保存和比较研究的新态度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若马尔的作品，当他试图证明1828年在皇家图书馆中建立的地理特藏的作用时，就强烈地反映了这一哲学基础[116]。

例如，在1839年，他就注意到“地理地图的比较研究和细致研究”已经“不止一次地服务于解决政治、外交或历史问题，如澄清法律纠纷”。他坚持在“拥有最新地图”方面远不够充分；他继续说，一个地图博物馆，不应该“排除……印刷的最早产品”，因为“只有通过比较一门科学的前后相继的产品，才能够撰写历史，并且有时候是在最古老的地图中才能找到困难的解决方法”[117]。秉承这一原则，若马尔（Jomard）告诉我们：

特别是寻找最古老的中世纪地图，那些原始地理学的有价值的遗迹，这引导了我的努力。在1828年时，没有人梦想收集那些珍贵的地图遗产，并在一个国家收藏中将它们重新集合起来。从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地图被无处不在地追逐；收集它们是为了充实公共收藏，而且它们也无法再次从那些地方流散，由此它们正变得极为稀有。[118]

寻求“将科学史及其图形产品联系起来”[119]，正是在这样的目标下，在帮助确保地图“被提升从而获得了历史文献的尊严”的同时[120]，较大的地图图书馆成为研究地图学史的关键机构。除了“地图和平面图部”（Département des Cartes et Plans）之外，从其他图书馆的历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收藏中的一些，不仅仅只是古代地图和平面图的储存库。相反，正如1867年在大英博物馆建立的地图和航海图部（Department of Maps and Charts）[121]，或者1897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的地图和航海图厅（Hall of Maps and Charts，后来称为地理和地图室[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122]，它们开始作为在地图学史中与新发现有关的信息的国家乃至国际交流中心运作。他们的管理者受到鼓励从事学术活动，并以这种方式和其他大量方式持续在学科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私人收藏者和古旧地图的贸易

除了通过地理学的发展以及通过地图图书馆的出现，为早期地图的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之外，私人收藏家和古旧地图的贸易也一起为地图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独特的光泽。它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缩小，这类似于传统艺术史中鉴赏的作用。倾向于对可收集的印刷地图的研究，并且可能鼓励一种对作为艺术品的装饰地图的格外的偏好。实际上，这通常意味着从15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末的欧洲的印刷地图，尽管在19世纪，收藏家和学者们将他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学的繁荣上。

富有的私人收藏家对于地图学史研究的具体遗产在西欧和北美尤其明显。这已经由斯凯尔顿进行了强调，其关注于影响所涉及的三个主要领域[123]。第一，一些收藏的主要成果，对于之后的几代学者而言，集中在所谓宝库中的早期地图的主要资源上。例如，对于北美洲，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那些19世纪的收藏家，例如约翰·卡特·布朗（John Carter Brown）、詹姆斯·莱诺克斯（James Lenox）和爱德华·E.艾尔（Edward E.Ayer），他们专门收集特定地区或主题的早期地图，尽管他们自己不从事研究[124]。第二——以及与学科的知识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的——就是斯凯尔顿定义的学者—收藏家的群体，其中包括博德尔·尼仁辉斯（J.T.Bodel Nijenhuis）和亚伯兰罕·范斯托尔克（Abraham van Stolk），两者均来自尼德兰，奥地利的冯·豪斯拉布（von Hauslab）将军，以及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125]，他们的地图收藏是他们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的原材料。第三，存在学者—交易者，原型可能是弗雷德里克·穆勒（Frederik Muller），他是尼德兰收藏家、出版商以及早期地图和地图集图目的编写者。科内利斯·库曼（Cornelis Koeman）将穆勒描述为“总体上，是科学管理古旧图书销售的创新者和倡导者，尤其是将地图学作为历史资料的最早的推进者”[126]，正是穆勒为后来由他人撰写的荷兰地图学史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是领导者，但穆勒绝对不是孤独的人。正如与诺登舍尔德收藏的建立有关的信函所揭示的，到19世纪后期，一个早期地图的欧洲经销商的复杂网络正在形成，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的穆勒、柏林的莉萨（Lissa）、斯德哥尔摩的克林（Kellings）、伦敦的夸里奇（Quaritch）和史蒂文斯（Stevens），那不勒斯的佩雷拉（Perrella），以及威尼斯和维罗纳的奥尔施基（Olschki）[127]。虽然有时可能不得不对他们的工作小心谨慎，但这些人确实帮助提高了地图书目描述的标准，就像由穆勒及其继任者安东·门斯（Anton Mensing）（在1902年之后由F.C.维德尔[F.C.Wieder]协助）制作的一系列著名的目录[128]，或者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学术著作，就像亨利·N.史蒂文斯（Henry N.Stevens）对印刷本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的研究。

地图学史的传统模式

上文勾勒的地图学史的三个影响因素——地理学的制度化、专业地图图书馆的发展，以及早期地图的古物市场的扩展和学术收藏的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直至20世纪中叶的关于地图学史的大部分作品的性质。从表面上看，许多实质性的主题和独特的话题，仍然是今天地图学议程中的首要内容——以及在本书的各卷中依然是突出的特点——而这些也出现在了180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的文献中。如斯凯尔顿所建议的，这些主题包括，中世纪地图学及其罗马的起源、数学地图学和地图投影的历史、最初的地形调查的扩展、导航技术的变革及其对海图设计的影响、地图学呈现的发展、地图贸易的发展，以及印刷技术在地图学上的应用[129]。但是，如果没有限定的话，那么这样的清单会产生误导，并夸大了该学科在19世纪的成熟度。一些主题——仅举一个例子，如地图印刷的历史——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130]。而且，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图本身——被认为是独立的人工制品和图像——仍然屈从于机构的或收藏背景的实际目的，由此在这一阶段，很难承认存在一种具有学术特性的地图学史。

地图学史与19世纪初以来地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对早期地图的兴趣如何从属于地图自身之外的问题。部分的，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在19世纪上半叶，地理学本身趋向于被认为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作为历史的附属物[131]。地理学为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古典时代的历史。并不奇怪的是，早期地图应该主要被视为历史文献，被用于重建过去的地理，无论是古代世界的、圣经中记载的土地的，或是为19世纪的海洋帝国奠定了基础的大发现时代的地理。

接受19世纪和20世纪初地图研究的主要推动力的这种解释，意味着大部分被粗略描述为属于地图学史的作品也可以属于知识的其他分支。尤其是，这个学科中的一些所谓的标志性作品，同样可以被看作属于地理发现的历史叙述或属于与历史其他专业的研究相关联的部分。需要注意，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对新世界的最早地图的兴趣与他对美洲的发现和探索的研究有着很大联系[132]，而圣塔伦专注于古代地图对地理学史和发现史的“巨大效用”[133]，以及由此（涉及沙文主义）确立“葡萄牙在西非发现的优先权以及这个国家对地理科学的贡献”[134]。圣塔伦的例子同样也服务于阐明一点，即地图的复制品地图集[135]，通常被假定代表了19世纪及以后地图学史的顶峰，但实际上，通常的设计目的不仅在于使得早期地图易于获得，从而为地理发现的历史奠定基础，而且还可以促进将这些地图作为独立的历史对象进行研究。若马尔绝对清楚这种兴趣，在编绘《地理遗迹地图集》（L'atlas des monuments de la géographie）时，其明确的动机就是“用科学的进步和主要的发现来阐明前后相继的时代”[136]。相似的，勒莱韦尔《中世纪地理学》（Géographie du Moyen Age）附带的地图集，在历史地理学中，将早期的地图分配到它们相应的地点上，这一关系由他的其他历史作品的更为广泛的背景而得以强化[137]。到19世纪末，早期地图研究中的相同的目的，反映在了诺登舍尔德的《早期地图学史的复制品地图集》（Facsimile-Atla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前言，在其中他观察到“如果不能对可以获得的地图进行比较研究的话，那么这个伟大的地理发现的时代就难以被充分的理解”[138]。这里同样，就像在他后来的《周航记》（Periplus）中那样，专注于“航海图和航向的早期历史”[139]，诺登舍尔德认为，正在撰写的地图学史，是为了向大发现和探险的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技术分析。

尽管20世纪研究大发现的历史学家，除了显著的例外，未能像这些先驱者那样利用早期的地图[140]，但在地图学和大发现的历史研究之间依然有着牢固的联系。晚至20世纪60年代，科尔特桑撰写到难以将大量的与大发现、海航、航海科学和地图学有关的浩瀚的参考书目梳理清楚[141]。确实，到这一时期为止，地图学史的技术研究的范围正在增加，试图将早期地图作为资料的一些新方法运用到其他历史专业的研究中。同样如此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论文和专著不再直接提到所研究地图的历史学的应用。然而，潜伏在许多地图学史学家的认识论中的就是总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使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需的地图学文献易于获得和解释。

由若马尔和圣塔伦最早正确的提出，这种路径在20世纪复制品地图集出版的持续的兴趣中有着持久的表达。这是国际地理联盟（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所支持的目标之一。1908年和1913年任命了复制早期地图的委员会；但是尽管这个项目由1928年的剑桥大会（Cambridge Congress）继续进行，但成员们似乎只是流于空谈而不是出版，并且到了1938年，正如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在关于那年大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记录和研究古地图的各种提议“尚未得到具体执行”[142]。在许多国家的国家层面上，并且从地图复制的现代方法的技术优势中获益，如珂罗版和使用更为精细的丝网的胶版印刷[143]，学者们在实现与他们本国有关的早期地图的复制计划时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在若马尔、圣塔伦和诺登舍尔德的开创性地图集和后续的继承者《地图学志》（Monumenta cartographica）（赋予它们的一种通用的书名）之间有着一个非常真实的连续性，而后者是按照国家或者区域的线索组织的，或者与特定的收藏有关[144]，可能以由F.C.维德尔为埃及王子优素福·卡迈勒（Prince Youssouf Kamal）编辑的《非洲与埃及地图学志》（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作为顶峰[145]。像它们的前辈一样，后来的复制品地图集的“系统的计划和详细的评论”赋予了它们“专著或历史著作的性质”[146]。然而，尽管它们附带的学术评注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早期地图研究的地理学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总结），但这些地图集在今天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内的相对重要性已经降低。随着关于地图学史的新思想的提出，地图学史超出了对作为历史文档的地图的研究，因此它们的影响和意义将持续下降，由此它们甚至可能会被视为“恐龙”，其花费大量时间的性质（以及展示它们所有荣耀所需的资金）已经成为过去。在1964年的大会上，国际地理联盟中关注于早期地图的委员会的取消，在更广泛的地理社团中，部分反映了这一正在变化的学术景观[147]。结果，国际地理联盟对地图学史的放弃，对于阻止早期地图复制品出版物的泛滥没有起到任何缓和作用。确实，它们已经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现在有自己的参考书目[148]，已经吸引了不断增长的二次文献，并毫无争议的在地图学史领域中吸引了更为野心勃勃的出版活动。

专业的地图图书馆也在地图学史的文献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如果从19世纪之后的地理学会在巩固早期地图作为发现的记录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复制品的传统，然后同样可以说的就是，大型研究型图书馆的地图学史方面的主要遗产——除了它们提供的研究机会——主要是图目性质的。与早期地图有关的图目作品的产出确实是可观的[149]。它们反映了保存它们的图书馆的类型以及地图的多样性。已经建议，这些图目著作可以被分成两类：机构制作的描述了他们自己的藏品的列表，以及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对每幅地图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描述以展示其印刷的历史或者展示绘本副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图目列表[150]。

如前所述，早期地图的编目是地图学史研究者如此重要的辅助工具，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制作的最初的地图目录。然而，19世纪独立地图图书馆的出现给予了详细编目以特别的驱动力。例如，法国，在19世纪20年代，为当维尔的巨大收藏编纂了一份稿本《地理学分类目录》（Catalogue géographique raisonné），这本手稿现在收藏在外交部（Département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151]，同时若马尔据说在183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出版皇家图书馆的地理藏品《分类目录》（Catalogue raisonné）[152]。然而，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没有迅速取得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家层面的地图收藏中，只有大英博物馆发布了其藏品的完整目录[153]，尽管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出版了其藏品中的美国地图的目录，并且完成了其地理图集列表的最初几卷[154]。其他地方，在此之前，最为实在的进展就是在尼德兰（国家档案馆[Rijksarchief]）和西班牙（印度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的档案收藏中的绘本地图主要列表的完成，以及德国和意大利收藏中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主要列表的完成[155]，还有一些军事调查机构地图收藏的主要列表的完成[156]。基于斯凯尔顿称之为记录早期地图资源所需的“巨大而无尽的辛苦劳作”，这些开创性的目录仍然是标志性作品。即使在今天，自从第一个主要机构的目录出现以来，已经超过了一个多世纪，但仍然有许多早期地图藏品缺乏足够的被出版的目录[157]。

地图列表——类似于书目研究中的书籍列表——自19世纪以来，对于早期地图的研究者而言，尤为让人着迷。毫无疑问，作为鉴赏的侍女，这种兴趣，部分植根于那个年代的收集和制作清单的心态，这是一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热情[158]。但这也是对刚才提到的许多藏品缺乏被出版目录的不便之处的回应。在任何情况下，制作和出版目录的兴趣迅速多样化，由此除了藏图机构藏品的目录之外，今天还有同样大量的早期地图的图目，这些图目按照类型和形状，按时期、地理区域（世界、大陆、国家、省），按功能（地籍地图、道路图、航海图、天图），按照形式（地图集、球仪、壁挂地图），或按这些标准的各种组合来组织[159]。

编纂图目的路径对这一学科正在发展的特征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频繁引入地图列表，通常附带有地图绘制者的传记，作为一部专著或者介绍复制品地图集的论文的核心要素。因此，图目被认为是地图学史的活力之所在。地图学史中的很多经典研究，都有着一个重要的图目的维度：诺登舍尔德在他的《复制品地图集》（Facsimile Atlas）中包括了一个晚期世界地图的列表，而在他的《周航记》中包括了一个航海图和航海指南的列表。康拉德·米勒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核心组织原则就是描述他所知道的所有中世纪的世界地图[160]，而19世纪的北美发现的书目编纂者和历史学家亨利·哈里斯（Henry Harrisse）编纂了“美洲地图学”（Cartographia Americana）以附带在他的《最古老的美洲书目》（Bibliotheca Americana vetustissima）中[161]。自从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些人撰写的著作以来，图目研究的发展已经扩大到成为地图学史文献的一种广泛特征的程度，并且今天的很多新的项目都包含图目的元素[162]。

英国地图史学家赫伯特·乔治·福德姆（Herbert George Fordham）在20世纪初通过合成创造了“地图图目学”（cartobibliography）一词。福德姆特别关注提出可以专门应用于地图而不是非地图材料的分析和分类的原则[163]。后来在一些国家中的研究改进了他的方法，尤其是通过采用首先在文献目录学中提出的概念，由此地图目录学，或者卡罗（Karrow）定义为的“实体地图目录学”[164]，现在已经从只是关注于对地图的简单列举，发展到更为复杂的描述性分析的形式，由此可以回答有关地图的制作、它们的起源，以及尤其，在它们通过印刷或手绘复制而产生的基因序列中的彼此之间的时间关系等的问题。这样的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回答地图学史中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作为文献的地图的史实性，不同时期和地点的地图贸易的特性，地图学产品统计数据上的增长，以及早期地图及其图像的传播[165]。一些地图图目学的研究者也试图定义一个与他们的学科相关联的详尽的术语体系[166]，但这一点现在受到了最近的发展的挑战，即在一般书籍中对非文本材料的描述，而不只是地图[167]。尽管对围绕图目清单建立的地图学变化的历史解释的贫乏，这一点已受到无可非议的批评[168]，但大量的图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地图管理者影响了早期地图研究的发展的最典型和最有价值的遗产。

作为一个群体，大型地图图书馆通过举办附带有出版的目录的专业地图展览，为地图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确实，这也通常被视为那些稀有的早期地图的管理者的一项主要功能。然而，在有助于解释地图学史研究的兴起方面，这些却被地图学史家所忽视[169]。然而，对于古地图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这样的展览往往标志着早期地图的历史意识的开创阶段[170]。那些为使得早期地图受到更广泛公众的关注，或是为了能让学者看到早期地图并将其作为后续详细研究的“开胃菜”的展览，在19世纪之后，定期在较大型的地图图书馆中开设。它们已经在很多国家地理期刊中得到报道，并且是一些学会会议的常规事项，并且从1935年之后，也是《世界宝鉴》（Imago Mundi）的“年鉴”（Chronicle）部分的常规内容[171]。展览本身和随附的目录中所展示的主题非常丰富多样，但可以挑选出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172]。在会议和大会召开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大型展览；展览旨在强调特定文化、时期或地点的地图学；还有用来纪念地图学——地图世界中的国家英雄——或者他们的标志性出版物的周年纪念的纪念性展览。就像在通常的艺术史和博物馆领域中那样，一次展览可以服务于广泛的学术目的，而不仅仅创造一个其所展示的内容的实际记录。在某些情况下，出版的目录（其中最好的是有着插图的专著）提供了地图学史上的某个特定主题的具有原创性的合集[173]。展览同样是具有创新性的，开创了地图研究的新的概念路径，例如1980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地的地图和图形”（Cartes et figures de la terre）展览[174]。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以突出地图的鲜为人知的方面[175]，介绍新的地图流派，或向学者揭示一座专业地图图书馆的研究潜力[176]。这样的展览在广义上具有教育功能，同时它们为人们认识早期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私人收藏家和古物爱好者的地图贸易，被认为属于地图学史早期发展的三大推动力之一，也可以从其历史书写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主要作用是强化了制度性地理学和独立地图图书馆兴起的趋势，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方面，一些出版商通过效仿复制品出版物所强调的学术性，从而迎合了收藏者和古物市场的需要，或是通过有着吸引力的古色古香的高质量的复制品，或是通过将早期地图的华丽插图与相对简短的文字相结合的针对国际的大型画册[177]。另一方面，有着图目学质量的目录服务于收藏家和贸易，这加强了文献中此类作品的既有的主导地位。一些优秀的古物地图销售者的目录早已具有地图学图目的特性，为地图集和地图的印刷史贡献了新的版本和重印本[178]，由此它们被认为是地图学史研究文献的一部分。

地图收藏和古物贸易之间联系的第二个作用，是对地图学史流行状态的展现。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其他学科，包括一般的美术史，以及考古、景观史和家族史，也同样冲破了它们狭窄的学术圈子。然而，在地图学史中，趋势是显著的。爱好者的[179]和专业的兴趣密切交织，学科一直是对所有来者开放的，由此这种影响在近几十年中正在变得更为清晰可见。

首先，存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大量书籍，旨在推广古地图，并通过鼓励初学者发现和鉴定它们来刺激市场，或对地图学产品的投资价值，或对一个收藏的保存和管理提供建议。这样的作品，如前所述，将注意力集中在1800年以前的装饰性地图和收藏价值更高的地图上，现在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晚期地图和对19世纪和20世纪官方地图制作机构制作的地图的潜在魅力的兴趣越来越浓[180]。

其次，针对早期地图的收藏家的区域和国家的学会开始建立起来。一个收藏者的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在新英格兰建立起来，然后在1950年重建[181]，而在欧洲，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1927年在柏林建立了俄罗斯古物爱好者界（Circle of Lovers of Russian Antiquities），显然都更多关注地图[182]。但是持续性的发展只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例如，在1952年，国际科罗内利球仪和设备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Coronell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Globes and Instruments）创立（并持续出版学术期刊《球仪之友》[Der Globusfreund]）[183]，以及在1965创建的芬兰地图学会（Finnish Map Society，Chartarum Amici）[184]。这样的学会真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芝加哥地图协会（Chicago Map Society，创始时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对古地图和相关材料的研究和保存），还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图协会（British Columbia Map Society）都成立于1976年，并且很快在北美就有超过6个其他学会相继成立。在英格兰，国际古地图收藏者协会（International Map Collectors' Society）于1980年成立[185]，在尼德兰，《航海图宝典》（Caert-Thresoor），尽管不是由学会出版的，但反映了类似兴趣的非正式的增长[186]。

地图学史普及的第三个结果就是专著和尤其考虑地图收藏者的需求的期刊出版物的发行。最早出现的是《地图收藏界》（The Map Collectors' Circle），由R.V.图利（R.V.Tooley）于1963年创办，其后持续出版直到1975年[187]。然后是在1977年创办的《地图收藏家》（The Map Collector）。今天，它仍然是这类出版物中唯一的刊物，其目的是支持由包括经销商、收藏家、学者及所有对早期地图感兴趣的人构成的一个兴趣团体。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地图学史上以研究和写作为特色的群体之间共生接触的长期发展中的最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