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误读”思想的历史性发生

传统“正读”、“误读”的区别标准主要在于是否符合作者原意，这是西方文学传统阅读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不论何种风格和流派，或多或少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是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因而，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时需要追索、领会作者的意图，由此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古罗马诗学家贺拉斯就明确表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里的“左右”一词树立了作者原意的绝对权威，作者站在更高的位置来创造文学世界和发挥他心灵的魅力，读者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受感染者，“作者→读者”这一文学活动渠道是单向的。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在确定文本意义的方式、方法上尽管有不同的理论主张，然而在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作者意图决定意义这些观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使是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生命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等批评思潮，也都是以作者为中心来探究意义，注重从作家的思想、情感乃至无意识来挖掘文学作品的隐秘含义。文学作品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载体，因而作者是作品意义的来源，作者意图是阅读和阐释活动“正”“误”的判断标准，凡不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都是错误的解读。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哲学领域里“理性”权威的消解，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作者权威也受到挑战，文本和读者作为新的主体受到广泛关注。张首映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总结道：“20世纪西方文论属于一种思想领域，把玩语言、符号和形式的目的在于释义，在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它主要是一种阐释学，而不只是创作学。”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以作者研究为主导的传统文学理论之外，逐渐形成文本、读者中心的文学意义阐释视角，文学意义研究由此分化为三个系统：文本系统、读者系统和解构系统。如果以艾布拉姆斯“艺术批评的诸坐标”为参照系，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论主要是以“世界”和“作者”及其之间关系为意义来源，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以“文本”为研究重心，读者系统文论是把“读者”作为意义研究的中心，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则在“文本意义不确定”“反中心”的观念中形成了解构系统。

就文本系统而言，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相继出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三大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成功地把文学意义研究从“作者意图论”转向“文本中心论”。对于文学语言问题，传统语言学多是从语法和句法的角度分析，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的符号体系，因而传统文学批评也多是关注文学语言对现实的表现力，文学语言被视作现实指涉物的附属之物。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对传统的语言表征模式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认为文学的本性不在于它所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因为这些思想内涵并不是只有文学拥有，它们同样可以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等学科领域得到深入研究，体现不出文学的特性；文学的本质应是它的形式特征，“形式”才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是文学确立自身的地方。英美新批评革命性地把语言上升到文学本体的高度，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修辞性的，文本意义的实现是在文本语言内部而不是外部世界，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促使西方文学批评走上了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一度在英美文坛成为批评的基本范式。法国结构主义则几乎完全排斥了作品之间的差异，寻找着一类作品所共同拥有的结构，以普遍结构模式的分析深化了文本中心的意义观。这些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都把文本看作是明晰、稳定的整体，把阅读、批评变成纯客观的阐释工作，试图通过语言修辞的、结构的研究穷尽文本内在的含义。

德国接受美学和美国读者反应批评是读者中心论的批评流派，他们的共同主张是：文本是留有空白的“召唤结构”，带有“期待视野”的读者是文学阐释的真正主体，文学批评是读者反应的记录，读者以其能动性的阐释填充文本的空白，参与文学意义的创造过程。尽管读者系统文论倡导读者阅读的多样性，但在“文本意义确定性”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文论、形式主义文论是一致的，认为当文本中的空白被读者填充之后，文本就得到了完整的意义，文学文本的可理解性、完整性是毋庸置疑的。为了防止读者在阅读中出现偏差，伊瑟尔甚至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意图通过标准化的读者阅读来实现文学意义的正确解读。可见，虽然作者的权威不再发生决定性作用，文学文本的阅读还是要服从“正确阅读”的规范，只是这些规范是以读者为中心来建构的。

在文本意义研究问题上，以激进的锋芒实现颠覆性转变的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同时也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奠基者，他提出了“作者之死”的思想观念，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倡导“可写的文本”，这可以看作是“误读”思想的萌发。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宣告了传统“正读”的不可能和“误读”的绝对性，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由此全面展开。就耶鲁学派的学术历程来看，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被视作解构主义的宣言书，也是耶鲁学派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这篇演讲宣告了结构主义“中心”观念、“深度”模式的不可能，它的发表成为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活动的起点。德里达从此与美国思想界、与耶鲁学派其他理论家结缘，从1966年起便定期在美国几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保罗 · 德 · 曼（Paul de Man, 1919—1983）、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 1928—）、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一起组成了蜚声一时的“耶鲁学派”。耶鲁学派把德里达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首先由德·曼和米勒分别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论，接着发展成为包括哈特曼和布鲁姆在内的强大文学评论队伍。

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作者中心、读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被全面消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意图、读者经验所能穷尽的，也不会限制在封闭的文本系统之中，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对文本的解读可以无限延展。于是，“误读”作为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理论主题，在西方解构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1973—1976年，布鲁姆出版了他著名的“诗论四部曲”——《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传统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在这四部著作中，他所提出的“一切阅读即误读”口号成为著名的解构宣言。“误读”取代了“正读”成为绝对的存在，任何所谓的“正读”，由于无法证明自身的绝对正确性，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误读。在这里，“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画上等号。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其他学者德·曼、哈特曼、米勒有意无意地呼应了这一口号，尤其是德·曼的修辞理论和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毫不留情地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体系，为“误读”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误读”不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在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创造力的阅读方式，一时成为争相议论的话题，引发种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