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清代前期北京的粮食供给制度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继承自明代的漕运制度，解决了刚进京的政府官员和八旗官兵的口粮问题。漕运是政府制定的一项经济制度，是政府集中行政力量进行的资源配置，也是京师粮食供给制度。实际上，清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各时期政府并非固守制度不变，而是针对实际情况，欲对制度做一些变更，他们坚持的原则是因时制宜。只是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政府欲对漕运制度变革但没能成功。
关键词：清代前期 北京 粮食供给制度
制度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里的制度是与粮食市场有关的具体制度，一般由政府
制定，自上而下实行。漕运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即政府从南方一些省份征收粮食，然后利用运河或海运输往京城，供给政府官员、官兵及其家属消费。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关于漕运制度，前人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倪玉平总结了前人对漕运概念的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李文治、江太新指出：“漕运制度是在南北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京师需求大量粮食供应的条件下出现的。”另外，还有于德源对北京漕运的专门研究。他提出：“北京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漕运始自东汉初年。”以后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中都，北京地区均有漕运供应的粮食。元、明两朝建都北京后，漕运制度中的仓储逐渐完善。“清朝继元、明之后定都北京，其京仓是在元、明旧物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由于自金朝以后，经北运河运到今北京（当时称中都）的漕粮都是经过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枢纽，然后转入通惠河（金称闸河）抵达京师，所以自金代就开始在京师内外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实际上都是京师太仓的一部分。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及其家属人员的口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清代政府继承明制，推行漕运制度，解决北京城市的粮食供给问题。漕运制度包括征收、运输、仓储等部分，与北京城市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是漕粮仓储和分配制度，本文主要探讨漕运制度中仓储一项。
一
对于京、通二仓的设立数量，于德源、李文治、李明珠都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京、通二仓的不同，在于“通仓规模比一般京仓的规模要大，这是和通州作为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分不开的”。李明珠说，“尚未弄清京通二仓之间职能上的差异”; 而于德源专述了清代京、通二仓的设官、职能等问题，指出二仓在这方面的不同，京、通二仓由户部云南司兼管，设总督仓场侍郎。仓场衙门下分设京粮厅和坐粮厅，各仓还有仓监督，均指派八旗官兵驻防，担负守卫之责。京、通二仓主要是支放官员的俸米和旗兵的甲米，所不同的是，二仓在分配、支领俸、甲米的变化。最初，因“北京至通州之间交通不便，漕粮转输困难，所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都要到通仓支领俸甲米，自运回京”。后来通惠河水路畅通，“京仓储粮充足，于是王俸、官僚禄米石仍在通州支领，收入低薄的八旗兵丁的甲米则改在京仓就近支领”。乾隆五十九年（1794），规定“贵族、高官的资财雄厚，就仍令自出脚费，在通仓支领俸米”。嘉庆元年更改官员支领俸米例，“官员应领俸米”中“白粮概行划归，在通领米之王公大臣支领”，再“将王公大臣应领稉米，抵给文武各员”。
对漕粮运入京城的数量，法国学者魏丕信的研究指出：“从最大限度上讲，北京和通州每年预期可得到的漕粮数量等于各省缴纳的数额。星斌夫提供的康熙朝的总数是396.03万石（328.35万石运往北京，67.68万石运往通州）。欣顿（Hin-ton）（全汉昇和克劳斯引用了他的数字）提出，1829年为348.25万石。普莱费尔（Playfair）从《大清会典》中找到的1818年的数字相当低，总额为米2132959石，麦56724石，豆209423石。其他资料的说法各异，有400万石（清代最初的数额），3217024石（《大清会典》，1753年的数字），3205140石（《户部则例》，1851年？）。总的来看，对于18世纪来说，320万石这一数字看来是比较合理的。”李文治提出：“顺治三年全国北运京师的漕粮约在90万石左右。”刘小萌指出，康熙二十四年（1685），实运289万石；雍正四年（1726），实运329万石。“嘉庆以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以上，或接近400万石。道光之后逐渐减少。”倪玉平也指出，漕粮征收量是不够的，乾隆十八年（1753）也只有352万余石。“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全漕目标很难达到。”应该说，漕粮运至北京、通州的实际数字，各年是不一样的，以上学者的估算和看法也都有其依据。但是从京、通二仓储粮的角度看，漕粮的实际数量是足够供应京师的。
应该说，运粮量与仓储量不是一回事，每年漕粮运量并不一样，因为运粮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时征收不足额，或运输中损坏以致缺额，或者部分截留。不过漕粮运入京、通二仓后，经支放分配，还会有一些余剩，每次剩余粮续存在仓中，所以粮仓储量可能是逐渐增加的。粮仓能贮存的粮食量，与粮仓廒的个数有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总督仓场查罗沙赖等奏称：“京八仓廒座贮米已满。”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和硕雍亲王疏言，运京仓之米，“通共五百六十二廒。又有院内露囤共十五围”。建议增建42廒。后来，雍正帝追忆，“先因京师米价腾贵，皇考宵旰焦劳，特命朕查视各仓。彼时见仓粮充溢，露积不少，因请将应行出仓之米，迅速办理”。当时命“监督张坦麟、陈守创等，会同仓场总督带领工部贤能司官，将仓廒确实料估，应修补者，速行修补。应添建者，于明岁春初添建。所需钱粮，动用捐贮驿站银两，其应否补项之处，再议”。雍正时，政府认为，“京师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粮关系重大，储备不可不多”。正是政府多贮漕粮，多建仓廒的措施，使得其间漕粮存储量不仅大，且新建了不少仓廒。四年（1726）十二月，仓场侍郎托时疏言，“今通州大西、中南两仓，存贮稄、粟米石，足支数十年，廒座不敷，新粮多系露囤”。他提出了改兑稄米、存贮京仓等解决办法。六年（1728）七月，总督仓场岳尔岱等奏称，“储畜 [蓄] 充盈，京仓廒座不敷，请添建以为收贮之地。”政府命工部相度地方，新建仓廒。七年（1729），巡视南城御史焦祈年奏内称，“各仓所贮米廒旧例每廒一万一千六百石，缘雍正六年到通粮多，廒座不敷，归并加添，所以有一万三四千及一万六千石不等”。九年（1731），大学士蒋廷锡奏称：“京、通各仓共存历年漕白一千三百五十八万石，计每年进京、通仓正耗米四百余万石，除支放俸饷等项三百余万石，约可剩米一百余万石。今京通仓廒座俱充盈。”“京仓之米足支五年。”至十一年（1733），“经仓场奏明，将存仓稄米发粜一百万石，节年粜卖十万余石，尚存未粜米八十余万石，均雍正三年以前陈积，其间多有气头廒底，亟需售粜”。乾隆时，政府仍然是多储粮，多建仓廒的做法。六年（1741）八月，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被批准。后来英国使者到通州，见“城内有几个大粮仓储藏着各种粮食。据说永远储备着足够首都几年需用的粮食”。到嘉庆时期，米粮储备更加富裕。四年（1799），据仓场侍郎称：“全漕到通每年积存米六十万石，积至嘉庆十四以后，京仓即可盈满。通仓现有廒二百五十座，计可贮米二百余万石。”“节年均有轮免漕粮省分，是以到通漕米比之往年较少。然仓储并无不敷，至明岁以后，则全漕抵通，源源挽运，倍臻饶裕。”有学者统计，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130年间，乾隆以前的54年，“增仓廒867座”。“三十六年裁通州20廒。”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十七年的41年间，修建了1000多廒，其中很难分清是建还是修，所以只能说是不断增廒的。同治四年（1865）才开始减廒。道光时期，虽然运到京城的漕粮比以前减少了，但仓储粮食量还是丰足的。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而铁麟等奏称，“朝阳门外太平、储济、万安、裕丰四仓，现贮米石较之城内七仓，多至一两倍。新粮抵通，难于照例拨派。”后决定：“所有道光十五年秋季、十六年春季，八旗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官员俸米，准其援照旧案，改由城外四仓支放。”“八旗甲米，于外四仓应行轮放之外，接续多放两轮。俾得疏通旧贮，即可拨进新漕，以速转运而利回空。”从中也透漏出满仓的信息。另据魏丕信的研究，“有时由于粮食源源不断地到达，而京城和周边地区的粮食需求相对不足，即粮食供大于求，造成运河北端地区仓储设施的紧张”。李文治也指出，通州各仓积贮粮“清初至乾隆为前期，存粮最多；嘉庆、道光两朝为中期，积存渐少，然仍能支应”。李明珠亦有同样的观点。可见，京、通仓储存粮食的数量比较多，且足够京城人食用多年。
由于储存粮爆满，政府开始考虑暂停漕运的变革。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康熙帝问大学士京师粮米储存有多少。他说：“思完纳漕粮一项，小民良苦，亦欲特赐蠲征，此念已久。”令大臣对此议奏。大学士等回复：“确查米数，现今仓内储米七百八十万石有奇，足供三年给放。”康熙帝称欲蠲免30年漕粮。大臣们奏称，“京师根本重地，漕粮输挽关系国计，似难轻议全蠲。况五方杂处，人烟凑集，需用孔多，若一年停运，米既不能北来，百货价值亦将腾贵。”或者可以各省轮免二三年。康熙帝称：“朕急思轸恤民生，于都城人民食用之需，未曾计及。”就此同意大臣的意见，没有蠲免漕粮。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有意改变漕运的制度。
雍正时，政府“念京通各仓积贮丰裕，欲纾输将之力，恤挽运之劳。又欲民间受折征之益，弁丁无停运之累，以岁运漕粮作何变通之处，行令漕臣筹划”。实际是雍正帝看到“京仓之米足支五年，是以敕议折征”。“议停各省漕运。”当时“密咨南北抚臣，并行布政司粮道议复”。“将正耗米石全以每石七钱折征。其漕船仍给岁修，量留旗丁水手数名看守，该丁等酌给口粮，运弁亦给养廉，俾无停运之累。”时任漕运总督的性桂提出不同意见，他曾任巡城御史，知道京城“万方辏集，食指繁多，运丁之有余耗者，可以粜济民食，倘或全停，米价恐贵，若以通仓两年之余米，平价出粜，似不必令民折征，而仓储可免红腐之虞矣”。江西巡抚谢旻也奏称：“南北货物多于粮船带运，京师借以利用，关税借以充足，而沿途居民借此为生理者亦复不少。若一停运，则虽有行商贩卖贸迁，未必能多，货物必致阻滞，关税亦恐不无缺少。”总结他们反对的理由如下：首先，怕漕船朽坏不可用。若将来复粮运，船不能使用。其次，若漕运停止，以此为生的民众会失业。再次，如果全征折色，大批原粮在民间销售，谷价贱，则伤农。最后，京城需要漕粮，否则米价上涨，百货昂贵。因为是密折奏报，所以笔者能看到的奏折不多，估计大多数官员都是反对的，所以这次漕粮折征之议没能推行。
嘉庆时，铁保等人提出将俸、甲米“十成中，酌折二成银两”发放的意见，嘉庆帝“觉其事窒碍难行，特以集思广益，不厌精详”。“不妨据实直陈，以备采择。”户部、八旗满洲都统、仓场侍郎等均各抒己见，似乎未见支持的意见。他们说：“京师五方辐辏，商民云集，本处产粮既少，又无别项贩运粮石，专赖官员、兵丁等所余之米，流通粜籴，借资糊口。”如果“改给折色二成，不惟于八旗生计，恐致拮据，即以每岁少放米五十余万石计算，于商民口食之需，亦多未便”。改折发放，不但市场上的粮食少了，而且仓储中的粮食也会陈陈相因。铁保提出了漕粮折征发放的意见，实际也是对原有漕粮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最终被否定。
二
清代前期政府继承明代的漕运制度，供给京城漕粮。漕运制度本身有许多弊端，且因延续时间长久，特别是在执行中弊病更多。这些弊病早在明代就存在，清代前期并未见有多少改变。由于前人专门对清代漕运制度进行了全面研究，还有学者对其中与京城有关的部分，即最后的运输、存储阶段的弊端，有详细探讨，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专门对仓储支放漕粮方面的制度弊病，引用清前期京城的具体资料和案例，进行简要梳理。
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官、吏、商相互勾结，贪占漕粮。
雍正时，刘康时在中城居住，任工部灰户，即政府雇用商人。其“包揽京、通十一仓工程”，“先后领五万两银”。后来工部奏报，工料已领，只剩4000余两，但工程完成尚不及1/10。虽然刘康时不承认与人瓜分银两，但表示以后不再领款项，变卖家产也要完成工程。估计其中必有问题。且雇用刘康时的总督李瑛贵也有贪污问题。有人揭发，“访得国柱系总督李瑛贵派委侵夺坐粮厅职掌一切，验米起卸不由满汉坐粮厅作主，国柱从中掣肘，每船分外需索旗丁使费银二三两不等，以致起卸迟延”。李瑛贵“令经纪宛君甫、张公玉”等人“包揽科派，在大通桥现立官柜，每船旗丁另派钱三千余文”。另据经纪宛君甫等人供述，“今年六月内，不记得日期，总督李瑛贵将我们经纪传到他家，向我们商议运粮进仓，要节省二万钱粮之事”。侯国柱出主意说：“你们经纪头目十人，在大通桥设局立柜，分作两班，轮流居住，将各经纪所要旗丁的钱收来，运米进仓交了钱的旗丁米虽些须差些，将就收了罢，仓内用的两吊八百钱是少不得的。”于是经纪头目“在大通桥设局，立柜收钱。除每船要仓买钱两吊八百文外，又要钱一千二百余文，以备柜人盘费之用。”“每船看米多寡要钱，四千、三千、二千不等。”并由家人张四向经纪收八十千钱，送到总督李家。后来又揭发，仓役利用没有详细规定粳、稄、粟各米色的具体数量，而提出“米色不同，价值亦异”。“每有不肖仓役，勾通拨什库等役，从中贾利，以粟易稄，以稄易稉 [粳]，互相分肥，成为通弊，竟相沿有换色之名，牢不可破。”
乾隆十九年（1764），步军统领阿里衮奏称：“有奸民包揽打米，内外勾通，每石勒取钱一二百之多。”其中北新仓“监督德昌家人韩八，串通搂包花户祁盛等”人，“包揽打米四百余石，每石索取制钱五十文”。据北新仓监督刑部主事德昌家人韩八供述，“五月十八日有认识的祁盛，向小的说有包衣甲米四百八十三石，烦小的替他仓内照应，打些好米，每石给使用钱八十文，小的应允”。祁盛供述：“系大兴县人，因无营业，每逢开仓放米，小的同伙计李五、王二、闫大、曹三，替旗人包卖些米，每石希图赚钱一二十文，大家分使。”车夫刘老儿供述：“五月十八日，有正黄旗包衣披甲人来生单四，雇小的车在北新仓拉米，叫小的托人替他打好米，除脚价外，讲定每石使用廒钱一百文，小的就向搂包人祁盛说明，替来生打了老米一百三十石，单四打了老米七十三石，他二人给了廒用钱二十吊零三百文，小的给了祁盛钱十七吊。”“铺户包揽旗员俸米，兵丁甲米，与仓书、斗级，私自交结，赴仓支领，希图从中取利，其弊由来已久。”
嘉庆时，自漕粮“抵坝贮仓以后，该仓场侍郎以及监督等官，均不知慎重职守，历任相沿，因循废弛，怠忽疲玩，遂至搀 [掺] 和，抵窃百弊丛生”。御史余本敦参奏裕丰仓监督，“开仓后，辄自回家。封条交与花户封贴”。给花户等乘间舞弊的机会。大兴县人赵维屏在东直门外菜市开设商铺，从八年（1803）至十年（1805）在海运仓充当挖勺头目。他与“定亲王府太监庄姓并春李结盟”，“与东城副指挥周连相好”。如“遇有打官司的人”，他可去托个人情。“每逢放米时，将廒内米石挖出，打做天堆，将好米堆在一面，次米堆在一面。有要吃好米的人，每石索要使费钱九十文。”十六年（1811），“中城副指挥孔传葵，于该城米厂粜毕封仓后，擅自揭去封条，将稉 [粳] 米装载二十五石，拉至署内交卸后，复又至厂照数装运”。
以下是一个发生在嘉庆年间的典型案例。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福庆、许兆椿密奏，“通州中、西二仓所贮白米多有亏缺，并查有积蠹高添凤私用花押白票装米出仓，兼令伊弟高二桂名大班番子以为护符”。后经托津等官员调查，“西仓地字廒短少白米七百余石，中仓法字廒短少白米四百余石。此外廒座尚多，即分起抽丈，与原贮数目多有不符，约计一廒或短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其中间有霉变”。官员将高添凤等人抓捕，审问得知，通州人高添凤，原充任海运仓书吏，役满后于嘉庆三年（1798）由其弟高凤鸣充当西仓甲斗头役，至八年役满，高添凤的儿子高廷柱接充，至十三年（1808）役满，又叫其表弟赵长安接充。这十余年间，仓中事务实际由高添凤一人办理。他供称：“仓里每年约进白米四万余石，定例总是先尽陈米开放，斛面微凹，放完后才能合数。”十年十一月，“因有应运京土米一万石，我止领出土米八千四百石，私自掉 [调] 换廒座，顶出白米一千六百石售卖，共得京钱七千余吊”。“白米到仓，原是书吏潘章经管，向来旗丁讲究使费，每船京钱二三十吊至五六十吊不等，就可包含米色斛面，每石少收二三升。每船一只，潘章只分给我京钱二吊四百五十文。”于是，他每次“向领米人每石索钱二三百至四五百文不等，放给好米并满量斛面，每石约多出米二三千。后来陈米渐多，只得偷换廒座支放”。十一年（1806）春季，高添凤与潘章商量，“私出白米三百石，卖得京钱一千八百吊”。他“叫攒典陈瑞亭、康连茹将放过米票不即销号，重领出来的，名为黑档”。十三年春季，他与“宋均、赵鹤龄商允多开廒票，私出米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秋季又私出米五百零二石。”十四年“春季又私出米五百二十石”。总计，高添凤在“仓十余年”，采取少收多出的办法，送内务府白米，二尖斛外加四升，后加至四大升；麻袋宽每石多装数升至斗余不等，“每年运米四千余石，其多出米数又不下四百余石”。有相关花户、人役、书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二年，充当中仓甲斗头役的通州人张连芳，有米局人收买俸票，到仓领米时，他每石索要钱二三百或四五百文不等，才放给新米，而每石多出米二三升不等。他说：“承办十余年来都是如此，约每年多出米四五百石。”四年（1799）充当西仓花户鲁五承办运送内务府白米。“自十年起到今年春间止，共得过米三千余石。”“每年白粮帮船共八十余只，每船交米四五百石不等。”九年充当西仓书吏潘章，需索旗丁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收高添凤贿赂京钱四百吊，听任其私出黑档。十年充当西仓攒典宋均专门负责开假票私出米。后来官员总结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而“监督德楞额、玉通，听信家人怂恿，德楞额三次得受宋均京钱一千七百吊，玉通得受宋均京钱八百吊。又得受潘章京钱三百吊，遂任伊等在仓舞弊，于法实有所枉”。据官员奏报，本来步军统领衙门设立番役，是为了“稽查缉捕”，但是他们与“花户、库丁、炉头等挂名互充”的吏役，相互勾结。当发现“花户高添凤等侵盗通仓米石”时，官员禄康派令“番役前往访拿。该番役不但不肯指拿到案，直云并无高姓其人”。后得知，高添凤之弟高二，“现充番役”，特“恃为护符。”在查抄高添凤家产时，发现了镶玉如意。据审问得知，这是番役马凯送高添凤“母祝寿之物”。可见他们“平日之固结交好，串通舞弊情形显而易见”。
在案件中，还揭发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与书吏、人役等人勾结，从中获利的情况。据官员奏报，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自行交代，礼亲王昭槤从嘉庆十一年起，共在通州卖米票五次。睿亲王端恩、豫亲王裕丰、肃亲王永锡、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定亲王绵恩、顺承郡王伦柱、克勤郡王尚格、庆郡王永璘、贝勒永珠、贝勒绵懃、贝勒奕纶、贝勒奕绮、贝子奕绍“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和郡王绵偱“历年余剩俸米俱卖与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西口外路东）孙姓广聚米局，及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荣郡王绵亿“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卖与灯市口义合米局吴姓自行运京”。怡亲王奕勋“每年应领俸米俱由通仓照票关领，除本门上食用米石外，其余剩零米卖给通州德和米局。高添凤供历年承买米票”。贝勒绵誉十四年“春季在通州卖票一次”。贝勒绵志“历年均在通州照票领米，除本门上留用米石之外，余俱在通州米局售卖”。“惟本年春季本门上参领伦常保卖票一次。”尽管这些皇亲国戚出卖米票，不是都卖给高添凤，但是高添凤在嘉庆四年，“开设天增钱铺”。又与山东福山县人刘大，“在灯市口伙开天得兴米铺一座”。九年，与通州生员曹文炯合伙“开德和米店”。“收买各官俸票赴仓领米，粜卖赚钱使用。”高肯定收买了各官员大量米粮，据大学士董浩奏称，高添凤“买礼亲王米票五次，系在海姓、王姓、庆姓、和姓等手内承买”。高添凤的天增钱铺，“曾陆续收买王、贝勒及各官米票”。他拿米票到仓领新米，每次量米时，都要“多出斛面，约计每年春秋二季多出米五六百石”。最后，政府定案称：“此案已满仓书高添凤、甲斗张连芳，盘踞西中二仓，私出斛面黑档，亏短白米十余万石，肆行无忌，实为从来未有之事。攒典宋均听从高添凤私出黑档，分用钱文二千四百余吊，赃数较多。”“仓书潘章需索旗丁使费京钱一千余吊，少收斛面，又得受高添凤京钱四百吊，听其私出黑档，情节较重。”
制度弊端之二，各层次的制度参与者，都利用手中权力，盗卖仓米。
盗卖仓米是他们贪污漕粮的主要手段。这不仅早已存在，且始终未停止。顺治时，政府重申“各仓发米时，挨次支领，如有车辆拥挤，及偷盗等事，拿送刑部治罪”。并且有专门法律条例规定：“偷盗米石例，从重治罪。”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漕粮由大通桥运进京仓，有拦路戳袋偷抢米者；有夜间挖墙偷米者；有越墙进仓偷米者”。五十五年（1716），“通州中南仓长于德瑞盗白米一百六十石，交付民人冯二，卖给宣武门外米铺民人吴昭齐”。于德瑞让在通州开当铺之浙江人沈三，代“其拟写发帖售米”。沈三从中每石得银二钱。冯二是卖米经纪人，每石得制钱20钱。冯二拿样米和沈三的售米发帖，到宣武门外吴昭齐米铺，与吴昭齐“议定每石一两三钱。于八月初六日，卖二百石白米，沈三亲取银两以去”。九月“初一日，冯二又送来米一百石。初五日，送来此六十石米，卸米时被俘”。另“坐粮厅经纪张永隆属下押米大役李玉，普济闸撑船甲长陈二、薛回子、白四、刘大、王大、杨九等合伙盗米下船，各送回家之时”被官兵尾随拿获。他们“于普济闸地方陆续偷盗，自通州运至大通桥之老米一百六十九石五斗”。
雍正二年（1724），通州民朱黑子和孙文德，于四月初二日黄昏时，“从大西仓北门西边，跳墙进去，意欲夜间乘空偷米出来”。被查获。他们供称：“做贼有十几年了，也偷过好几次，年久记不清了。”七年（1729）五月，雍正帝指出，“运丁人等繁多，素有恶习，如偷盗米石，挂欠官粮，夹带私货，藐视法纪，此向来之通弊也”。
乾隆时重新对偷盗米石定例，说明盗窃漕粮之事增多。四十二年（1777）八月，发生“通州船户梁天成盗卖漕米”案。剥船船户刘胜“伙同商谋之张士雄、薛天福”，“起意商同凿漏船底，偷盗米石”。五十二年（1787）十一月，发生“通州普济闸船户车喜儿”和“柏大、王大、杨六、季六、薛七”等人，“偷窃运送漕米”。“巡役韩连升、宛宁，知情容隐，复拒捕伤差。”“户车喜儿等，发往乌噜木齐，俱给兵丁为奴。”“韩连升、宛宁身充巡役，于船户等偷窃漕米，既未先时查拿，及被顺天府役盘获。该差等复纠众抢夺米驮，拒伤府役，希图掩饰，情罪可恶。韩连升虽属首犯，例应拟绞，业经身故。其宛宁一犯，亦系拒捕伤差造意之犯，未便任其诿卸死者，致令幸免。宛宁，著改为应绞监候。”
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有偷盗漕米王二、马大、杨大三人，他们称：“伊等俱系官船雇觅水手，每日装送米石至大通桥交卸。”每当“夜间将米袋打开，每袋偷出米二三升，或一二升不等，随时吃用，所剩止有七石有零。”这样偷盗已经“两月有余”。同月，还发现有大兴县人张十、韩二等，在“东便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依靠“扛粮度日”。他们每日零星偷盗升斗米。十二月，大兴县人罗三、刘三、郑八十等，均“在朝阳门外二闸地方居住”。他们被官方雇用，或做粮船上的水手；或是在粮船上撑船。他们有机会陆续偷盗粮船上的米，共四石之多。同月，在禄米仓附近居住的正蓝旗汉军凌贵，伙同正白旗蒙古养育兵等，“偷出老米两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赵二，得钱五吊四百文分用。又于十四日夜，该犯等四人，仍旧爬墙进内，偷出老米四半口袋，卖与开米铺之王大，得钱十吊九百文分用”。直隶饶阳县人王四“在关家坟孟大菜园居住，捡粪度日”。束鹿县人张三“来京在大有庄北边居住，种菜园度日”。他们共同偷盗丰益仓米。又有保定府人王二，“在京推粪为生”。他在六年至八年的三年间，偷盗丰益仓米售卖。“六年十一月内偷窃丰益仓号房内稄米八斗，卖给添顺字号粮食店。”“七年二月内，又偷窃老米八斗，亦卖给添顺粮食店。”三月“偷窃老米两半口袋”，“亦卖给添顺粮食店”。同时，还发现有偷盗万安仓米贼，在“齐化门外大街，有窃贼拉运老米三石”。十一年，大兴县人孟大等四人，在高碑店居住。他伙同兄弟“在粮船上陆续偷得稄米共有九石多”。十五年（1810），漕船额外余米经商人贩运，又回到漕船上的情况较多，“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十六年二月，“通仓向有钓扇偷米情弊”。“本月十二日，因查验各廒见重字白粮廒门板片脱落，形迹可疑。”官兵拿获偷米人耿狗儿等人。他们分别在十二、十三、十四日等，偷米四次。分别“卖给牛市东边饼子铺”和“南关刘痂子店”。五月，太平仓和万安仓“有钓扇偷米情事”。七月，谷大伙同广渠门汛守兵张泳升等人，“偷窃裕丰仓米石”。“又向拉运号粮之金大车上戳袋偷米，金大得钱纵窃。”从金大车上“约共偷稄米三石零”。以后他们又联合起来从裕丰仓后墙“进仓，在新收廒座内，偷得稄米一石零”。另先后“偷得稄米两半口袋”；“稄米三半口袋”。“共偷得仓内稄米五石零。”后“谷大在东便门号房陆续偷得粳米一石零。”家住“东便门外蓝靛村”的陈三、李九等民人，也参与偷米，他们偷得稄米一石零。八月，驾漕运船的卢大等八人，“在齐化门号里偷得官口袋七条，又同萧大在船上偷过黑豆、小米各数斗，又偷得老米、稄米六袋，俱卖给马七分钱使用”。“又陆续偷得老米、稄米三半袋。”道光四年（1824），仍“有偷漏米石”的事情。十七年（1837），“高碑店、二闸两处”各船户偷米。“且各船户家中，俱有地窖藏匿漕米。”十八年（1838），“各仓漕米出入处所，匪徒串通看街兵役，于粮米车辆必由之处，并不修垫，且故意刨挖深坑，淤泥蓄水，觊觎翻车破袋，向车夫需索搬扛，肆行偷戳，营弁无从过问，街兵包庇分赃”。由于笔者未掌握详细资料，无法统计盗窃漕粮的数量，只能用当时人的话说：“各仓花户向有偷窃之弊。”制度弊端之三，回漕。
一些商贩将京城市场上的米粮，贩运出城，或将本应运到京城的漕粮，卖给漕运官兵、船户及兵丁。这些人就以所购米粮作为漕粮，再运回京、通二仓，称为回漕。张瑞威称：“所谓回漕的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一直是一种谣言。笔者相信，由于北京和通州的漕米价格低廉，间被偷运回南，殊不出奇，但鉴于交通费用的高昂，加上官员的严密监察，贩运的路程不会太长而且偷运量也不可能太大。”这是他误解了回漕之意，回漕并非将漕粮运回南方，而是回运到北运河沿岸漕船下卸漕粮的必经之地。御史程国仁奏称：“囤贮回漕米石，大半在通州迤南河西务、杨村一带地方。该处系粮运所经，为京内营城稽察不到之地，而运米出京，又总在回空全竣。访拿稍懈之时，各帮运丁，知于抵通前有处买补，遂于受兑时，折色短收。”“奸商贩运牟利，于粮船经行处所，豫为囤贮，运丁等知有回漕米石可以买补，违例多带货物，未能如数受兑，亦属情事所有。”道光时，巡视西城御史琦琛等奏称：“卢沟桥附近之黄土铺地方，有奸商贩运接济回漕。”并认为，“京师米价之贵，由于运米出外预备回漕，囤积地方，必不止黄土铺一处，自应严申门禁，以绝其贩米出城之路”。一般来说，凡是回漕的米粮，都非新粮，米色不纯，破坏了漕粮制度。“回漕现象在清代始终存在，屡禁不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运到京、通的漕粮，市场价格竟然会比起运地低，以至于将米粮再从北方带回也能获益。”
京城的回漕现象多在嘉庆之后。“凡仓粮出入均归察核，倘该监督等徇情滥收，花户人等，盗卖回漕，及米商、车户囤积包揽，种种弊端。”“朝阳门外，接近仓廒已有开设米局十余处，每年值艘云集之时，向有回漕米之说。”嘉庆十五年二月，给事中庆明等奏报：“京城稉 [粳]、稄、老米例禁外出，前因京仓所放多被米局收买，包办回漕。”三月，御史陈超曾奏称：“闻该商贩运米石，先串通经纪，假立发票，票内开写由某处运至某处，以掩盖其出境之迹。实则联车运载囤积乡村，赴天津一带售与漕船。此商人趋利作奸之积习，各仓侵偷米石，借以消 [销] 售，以致漕船得有弥补，遂有恃而兑运不足也。”因“附京居民宜于麦食，其携带升斗之米出城者，亦系卖与商户，图得微利。是商人贩运米石显系回漕”。十九年（1814），各旗有驻扎在城外的营兵，还有居住在城外的旗人，他们应支领的米石，“均须由城内载运出城散给”。为了防止这些运出之米石，“影射回漕等弊”，政府特别定章，“凡各旗出米之先，须将城外该营房实驻兵丁花名数目，每名应领米石若干，以及屯居旗人户口应领米石数目，详细分析造册钤用都统印信，咨送本衙门核发各门验放等因，通行八旗都统查照施行”。城外王公大臣所建“园寓食用出城米石”，“随时知照本衙门，由本衙门办给米对牌一分，每分三段，中间一段令领米之人收执，其余两段分交门汛，核对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对牌缴销。各工程处出城米石，办给照票，令领米之人收执，一张发给门官，一张照验放行，俟出米完竣之日，将照票缴销，以杜冒混之弊”。同年，御史夏国培奏请，“严禁领米兵丁，不得在米铺囤积，及借空房堆聚”。政府认为，这样做多有窒碍。“该兵丁等领米之后，不能独雇车辆，即日运归，势不得不于附近米铺，暂行寄贮，或就肆中舂碓，皆情事所必然”, 也为回漕创造了条件。二十二年（1817），有吏目朱学斐被派巡查铺户米囤事，便利用职权向铺户讹诈索钱。“将并未逾额米石，先行封禁，串通凑钱打点，怂恿已革巡城御史伊绵泰、萧镇分受多赃。”共索“制钱一百四十余千”。二十三年（1818），太平仓监督长来，刚上任半月，就“听信唐三怂恿，图得贿赂，令已满花户李兴石英入仓影射”。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经事中富彰奏称，“有回漕实迹”。“东直门出米甚多，均由各粮店发给，陆续运至长营村地方，再递运至通州城大斗铺，以便上船交纳。又有以羊骨挫灰，拌合粗米蒙混出城。”十六年（1836）六月，御史万超奏称，“漕粮正额不足，买米回漕”。“有奸商自漕船回空以后，雇觅贫民男妇，升斗肩负，零运出城，至于家卫以南及杨村一带沿途僻静村庄，洒散囤积”, 以备回漕。
三
漕运是政府制定的一项经济制度，是政府集中行政力量进行的资源配置，也是京师粮食供应制度。从其功能和作用看，“京师王公百官禄糈，及八旗官兵俸饷，胥仰给于此”。正是漕运制度，解决了清朝官兵进入北京后的食粮问题，客观上带给京城百姓所必需的日用商品。因而，清政府继承明代的这个制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个制度在初设时，不仅解决了政府、军队的粮食问题，而且对京城百姓粮食和日用商品的供给，也起到一定作用，无疑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然而，政府推行漕运制度耗费的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各省漕粮不顾程途遥远，糜费帑金运至京师。”“漕储为天庾正供，每岁征收七省漕粮，连樯转运，自漕运总督以下，分设多官，专司其事，经由大江河湖，运道遇有汛涨浅阻，多方疏导，需费帑金不下数十百万。”漕运“舟行附载南省百货，若遇行走迅速，货物流通，商贾居民，咸资其利。偶值粮艘中途阻滞，则商船均不得越渡，京师百货亦因以昂贵。每年自春徂秋，申诫漕臣疆吏，经营催趱不遗余力。是漕粮为国家重大之务，劳费孔繁，乃趱运如此其难”。一方面有漕省份的人民需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输，也是不小的负担。对此，政府是很明白的，所以当仓粮爆满时，也产生变更的要求。
通常来说，经济制度的推行是政府政治决策的结果。政府在推行制度的过程中也有其规律。仓米存储粮接近爆满时，康熙帝有暂停运粮之意。雍正、嘉庆时，提出实物漕粮改成折征银钱，或折银发放俸粮的办法，实际上都是变更漕运制度的意见，但遭到官员驳议，漕运制度也没能改变。乾隆帝对制度的变更提出了看法，“国家之事，屡次更改，忽行忽止，于体统亦属未合”。嘉庆帝也认为：“国家立法，皆有一定章程。若辄议变通，必滋流弊。”要求“循照旧章”办理。这说明应维持已确立的制度，不能朝令夕改。后来，乾隆帝又提出：“国家立法调剂，原属因时制宜，非可援为定例。”这里又提出了政府建立制度及推行政策的一个理念，即因时制宜。可见，制度在政府看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势而变。且改变一次，也不能成为一个定例，只是因时而已。一般来说，制度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才可信赖，但这种稳定性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调整，否则制度就会僵化。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修改完善，只不过对于清代来说，一项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需要较长的时间。
从本质上看，“漕运制度本身就具有一种反市场、反商品经济的特性”。正是漕运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在客观上其实已经具备改制漕运的条件，全国粮食流通量较大，不算漕运粮食量，只是民间粮食流通量，估计在6200万石，供给北京二三百万石粮食，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大臣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同意漕运制度暂时变更，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结果。“围绕着这种制度，已经结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并在事实上成为阻止漕粮改制的重要力量。”是时，这类既得利益者，以“俸米岁支最多”的“亲郡王等”，及“各王公家”为主，他们所得粮食“向皆售于粮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亲国戚，和各类高级官员都是权力掌握者，也是利益获得者。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人与商人勾结，更形成了有稳定获得利益机制的官商集团，这一利益集团非常强大，有稳定的暴利获得机制，想改变现实利益，是不可能的。此外，仓场监督，代兵丁支领甲米的领催，仓场中的厂书、花户，值守仓库的兵丁等各类人员，或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或利用职业便利，都在贪污漕粮，已经形成了群体化犯罪。每个与漕运有关的人员，都力图从漕运中得到好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致漕粮制度受到破坏而逐渐崩溃。政府本身最在乎的是权力稳固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即使客观经济条件具备，主观上也不敢轻易完全停止漕运，他们害怕这种经济制度和政策一旦停止推行，将不利于维持和服务该统治集团的利益。正如近代人的评论，“有因此欲折南漕者，则又不可。盖利之所在，民命之所以寄也。使尽去仓储，改归折色，似可杜此弊矣。而商人仍可于米价取赢，食米者依然受困。且皇皇帝都，倘不有此数百万之存储，万分之一，道途有梗，南米不以时至，北方杂粮决不敷用是安坐而待困也。是以仓储之法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改”。
综上所述，政府通过制定制度配置粮食资源，尽管在一定时间内，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时段看，确实也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各朝政府并非固守制度，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地欲对制度做小小的变更，这还是应该肯定的。只是改革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力量之大，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制度的参与者，也是破坏者，他们都为一己之利，欲从制度中得到好处，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从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到借鉴。
作者：邓亦兵，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