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萧李复古思潮与南北朝末隋及初唐复古思潮关系辨
萧颖士、李华等人之前，在南北朝末、隋及初唐尚有一次重要的倡导宗经述圣、重文章政教功能的复古思潮，代表人物有裴子野、颜之推、苏绰、李谔、王通等人。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提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
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 …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李谔《上隋文帝论文书》要求：“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南北朝末、隋及初唐这一次复古思潮一般被视为盛唐萧李古文运动的先导，如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皆把唐代古文运动追溯到裴子野、颜之推、苏绰、李谔等人。葛晓音的《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话：“萧颖士、贾至等在‘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济济儒术，焕乎文章’的复古精神鼓舞下，循南北朝隋代正统儒家思想的旧轨，‘宪章六艺’，提倡典谟训诰之文，而终于走向对‘声病’、‘浮艳’乃至‘近之诗赋’的否定。”
南北朝至初唐裴子野、颜之推、苏绰、李谔、王通等人倡导文章复古主张征圣宗经主要是缘于欲扭转南朝以来的浮靡文风。东晋以降，由于佛教与玄学盛行，礼教衰微，士风颓废，士人多行为放荡不羁，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文坛上充斥着绮靡浮艳之风，辞藻堆砌，内容空洞，弃本逐末，虚美浮夸。所谓物极必反，过于浮艳的文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主张，以反拨文坛的形式主义风气，而裴子野、颜之推、王通等儒学之士更是从儒家诗教理论出发，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对当时的轻靡文风大加挞伐，甚至于把浮靡文风追溯到楚骚汉赋，站在儒学政教立场不加区分地否定了自屈原以来的文学传统。如裴子野《雕虫论》云：“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 …罔不摒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则从维护礼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对屈原到谢朓的历代文人逐一作了尖锐的指责，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司马相如“窃赀无操”，扬雄“德败《美新》”，刘歆“反复莽世”，班固“盗窃父史”，蔡邕“同恶受诛”，曹植“悖慢犯法”，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谢灵运“空疏乱纪”，谢朓“侮慢见及”。李谔《上隋文帝论文书》亦激烈批评：“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这种文儒殊途、以儒否文的思路在王通之孙王勃那里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达：“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王勃认为屈原以后的文学历史悖离了儒学传统，其危害甚至于败德乱政。杨炯于《王勃集序》中亦云：“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辞赋所以殊源。”卢照邻也曾言：“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
到盛唐时期，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倡导文章复古，在宗经述圣、强调文章政教之用的同时，认为屈原以来的文学历史偏离了儒学传统等学术理念上与南北朝隋代颜之推、李谔、王通等儒学家是一脉相承的。萧颖士《江有归舟序》云：“学也者，非云征辨说，摭文字，以扇夫谈端，
厥词意。其于识也，必鄙而近矣。所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他反对片面追求辞采而强调文章的政教功能。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曾引萧颖士的一段话说：“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可以看出，萧颖士对屈原以来的文人少所推许，或者只肯定其文采而否定其内容，至于魏晋以下，则不复提及。李华在《崔沔集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宗经、否定屈宋的思想：“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 …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反，六经之道遁矣。”贾至对屈宋以后文学同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与裴子野、李谔、王通等人出于扭转南朝以来的浮靡文风不同，发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追踪三代两汉的文章复古运动根本目的是为了恢复三代两汉的王道，萧颖士、李华、元德秀等人的出发点和目的与南北朝末隋代的裴子野、李谔、王通等人是截然不同的，这决定了它们的表现形态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具体分析二者的表现形态及独特特点，不能将萧、李等人的复古运动简单地视之为对裴、王等人的承继。
最后，应该说开元年间古文运动在发生之初，萧、李等复古先驱们尽管以绍续周孔传统追踪三代两汉为己任，儒家学术思想实际上并未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在精神生命，他们对儒学传统的继承更多地表现在对传统典籍和古奥之语的模仿上，这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古。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趋黑暗，尤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儒家学说的道德理性精神才在他们身上逐渐突显出来，并终而在中唐时期演变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