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宁波位于中国的东海之滨，是历史悠久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古往今来，优良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优秀的浙东文化，著名的“宁波帮”群体谱写了一个又一个造福桑梓的真实故事。如今，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大学启动了“甬籍教育家研究”系列项目，这是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拯救，也是对先辈们崇高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树有根，水有源，喝水不忘掘井人。我国纺织工业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市场，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来之不易，不能不追思我们的先辈们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在封建主义的保守统治下，是如何急国家之所急、忧民族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他们的毕生精力。我国纺织工业一路走来，完全不同于西方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那样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推动，顺理成章地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从《纺织教育家张方佐评传》（后简称《评传》）中，可以约略看到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的垄断（包括资本和技术）、封建主义的保守统治和传统性家族控制的“夹缝”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我国纺织工业的先辈们抱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茫茫迷雾中探索，他们所付出的艰辛是现代纺织人所难以想象的。

说起我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不能不追溯到钱之光、陈维稷、张方佐这三位领军人物。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卓越的才华、超人的毅力、高尚的品德，引领和团结全国广大纺织职工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开创了我国纺织工业的新时代。钱之光生于1900年，张方佐生于1901年，陈维稷生于1902年，这三位先辈从各自的异途萍水相逢，走到了一起，也真有点“人间奇遇”。他们于我国纺织工业现代化所创下的丰功伟业，为当代纺织人所共知，为国家所认同，是社会的共识，是历史的见证。后人们为钱之光、陈维稷两位先辈都已写下了“个人传记”，而张方佐的一生还没有一本较为翔实的历史记录。这次宁波大学的两位老师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缺，也是可庆可贺的事情！

从《评传》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张方佐一生的奋斗史中，所留下的几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1.“两次命运的抉择”：报效祖国和跟共产党走

第一次抉择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那时张方佐过着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因接受不了外国人以“东亚病夫”的歧视眼光看待自己，于是大学一毕业，他便决心放弃日本企业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投身到了振兴民族经济的浪潮中。

第二次抉择是在上海解放前夕。那时国民党政府从上海撤往台湾，大批国民党政府高官携带巨额资产外逃。身居中纺公司高位的张方佐，长期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迷茫徘徊中，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领下，毅然决定留守岗位，并积极组织所属工厂员工做好护厂保安工作，迎接上海解放。由于这些功绩和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纺织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主持纺织生产管理和纺织教育的两次“大整合”

中国纺织工业历史上生产管理的“大整合”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全面接收敌伪资产，而当时上海经济的主体是纺织业，日资纺织企业分属八大公司，各企业权属关系不一，管理体制不一，产品品种和质量标准不一，供销渠道各异。当时摆在新成立的中纺公司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协调生产，将生产纳入统一管理体制。当时，主管中纺公司工务处的张方佐会同各方专家，经过4～5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管理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后来推行到青岛、天津各地，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其他地区的新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纺织教育的“大整合”出现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中央批示要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必须优先发展纺织工业。发展纺织工业，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但在当时环境下，要完成这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必须抓紧整合分散在各大专院校、专业训练班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创建一所高水平、高质量的纺织高等专业学校，这是钱、陈、张三位领军人物的共识，而这个艰巨任务最终落到了张方佐肩上。于是，颇具影响力的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于1951年应运而生，张方佐被委任为第一任院长。经过后来的陆续扩充，现已成为向政府机关、专业科研院所（校）、生产企业输送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干部的重要基地。

3．亲手打造永放光彩的“两大宝库”

张方佐在前半生的遭遇和生活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国家要富强，必须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又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因此，“实业救国”“科教兴国”凝聚成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和北京的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创建和发展壮大都是在纺织工业部（后简称纺织部）的直接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由以张方佐为首的老一辈纺织专家共同策划，并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在一片片荒芜的田野上创建起来的教育基地和科研基地。随着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张方佐又接受创建北京化纤学院（今北京服装学院）的重任并兼任第一任院长。现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几个院所已成为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并源源不断向国家输送高素质人才的人才宝库和输送高质量科技成果的技术宝库。

4．遭遇两次生死攸关的厄运

第一次厄运就是本《评传》中所提到的1923年日本发生震撼世界的“关东大地震”。当时张方佐在日本留学，在这场噩梦中，他不仅失去了家人，还因一些日本民众把这场天灾归咎于外来侨民，他被误认成朝鲜人而险些被杀害。

第二次厄运是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冠以研究院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名而遭到无情批斗。在最危难时刻，身边的子女被下放外地，妻子也因心脏病发作而离世，他自身又被查出患有肺癌，并在一次批斗会上因鼻子大出血而被送进医院抢救。这位70多岁的老人遭受这样的冤屈，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坦荡的胸怀是过不了这一难关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他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生死是常理，蜉蝣一样空。存志为人民，何必寿乔松”的壮丽诗句来告慰自己。

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一位胸怀坦荡、勇于担当、执着坚守、无私奉献的爱国者情怀。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经过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根据联合国协议，日本侨民必须撤离中国领土；同时，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中国人民多年积累起来的民族仇恨也随时会爆发，很多地区出现日侨“撤离潮”。但是在敌伪时期的纺织企业，一些关键部门和关键技术大部分被日本人所掌握，一旦这些人撤走，势必造成工厂大量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带来社会混乱。当时，作为中纺公司生产与技术“掌门人”的张方佐，为顾及社会安定和工人生活，便冒着很大风险，有选择地留下了少数掌握着关键技术环节的日本专家，从而稳定了当时的社会形势，由此显现出他在危难时刻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

另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文革”中张老深受打击和摧残，“文革”后期被平反后，在痛失爱侣、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他义无反顾，勇挑重任，继续领导科研人员完成“文革”期间被停滞的气流纺研制工作，并取得成功。“文革”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很快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张老又恢复院长职务，当时他不顾自身年老体弱、身患绝症，振作精神，多方奔波，把分散在各地的原技术骨干重新调集起来，重组纺织科学研究院；并伴随陈维稷副部长去日本考察，为后续派遣我国纺织技术骨干去日本进修铺路，想方设法填补因“十年动乱”给纺织科技造成的“断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仍在病榻上坚持完成相关职责部门交付自己的任务，体现了他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1950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遇上了这位恩师，毕业后进入华东纺织管理局技术训练班学习和工作4年，1956年又随恩师调到北京，到了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前后近30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恩师的教诲。《评传》中述及的一些场景，重新勾起了我当年的许多美好回忆。张老以勤政廉洁的高尚品德、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纺织新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可以正身；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它可以用来育人。张老的一生就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一面镜子，他以“实业救国”“科教兴国”为己任，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生的历史就是教会后人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一本教科书，他的一生是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实写照。

“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社会”，张院长没有留给家人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给我们纺织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钱尧年

2015年3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