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莊子》對蘇軾藝術思想的影響

在我國古代社會思想的領域裏，儒家和道家（以及後來的佛家）是影響最大的流派。探討它們對於我國古代藝術的影響，作爲發展社會主義藝術的借鑒，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争鳴的時代。先秦諸子雖然各道其所道，而非其所非，然而“傳道”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普遍具有重道輕文的傾向。比較起來，視書文爲“糟粕”（《莊子·天道》）的道家比之主張“文質彬彬”（《論語·雍也》）的儒家，對“文”的蔑視更加徹底。不過，從他們對後代藝術的客觀影響來看，儒家强調了藝術的社會功能，却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藝術的特性。道家對藝術的表現方法有很多啓示，却企圖抹殺藝術的社會功能。這種耐人尋味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繼承問題上的複雜情況。

就《莊子》而言，其中幾乎完全没有論及藝術問題本身。可是《莊子》的某些思維形式，却被後代的藝術家們所吸取，經過改造，移植到藝術領域之中，豐富了藝術的表現方法。當然，這些表現方法的建立，主要是歷代藝術家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藝術家們從《莊子》中吸取什麽，怎樣吸取，怎樣改造，這是由他們自己的世界觀決定的。不過，藝術觀點和社會觀點總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是爲什麽接受《莊子》藝術影響較多的藝術家，容易産生疏離現實的傾向；或者反過來説，具有疏離現實傾向的藝術家，較容易接受《莊子》藝術影響的原因。

蘇軾的思想當然是以儒家思想爲主導，不過道、釋思想也都占了相當的地位。他少年時代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由於他具有豐富而廣泛的藝術修養，加上對《莊子》又有深入的領會，因此，他善於把《莊子》的某些思維形式移植到藝術領域，改造成爲頗具特色的藝術思想。本文對這個現象進行一些探討，並不是全面分析蘇軾的藝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