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社会公德研究和社会公德建设的现状
社会公德的研究和建设对于一个社会的有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我国不仅重视社会公德的研究，还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特别是网络社会公德的研究和建设成为了新的亮点。可以说，当前社会公德的研究和建设面临大好形势，但社会公德研究和建设也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任重而道远。
（一）我国的社会公德研究
我国社会公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公德的目标、内容、基本特征、机制模式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在网络社会公德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
1．我国社会公德理论研究的特点
“公德”被介绍入我国，始于梁启超1902年3月发表的《新民说》。梁启超的“公德”含有两个主要元素，一是“爱国心”，即国家伦理；一是“公共心”或“公益心”，即社会伦理。尤以前者为重。梁启超将“公德”定义为：“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梁启超的定义相当宽泛，同西方的公德理论有很大的差异。在古代并没有独立于政体之外的社群整体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指在国家与家庭之外的人世活动的各种部分和总体。因此西方社会公德也主要是指社会伦理。社会伦理的核心是契约伦理，主张运用契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来解决伦理问题，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伦理规范，属于制度伦理范畴。国家伦理属于美德伦理的范畴，它不再以消极伦理观念为主，转而要求国家公民积极地履行积极的伦理责任，如“热爱祖国”。社会伦理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而契约关系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制度与短暂的近代历史，商品经济发展受到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长时间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使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我国公德研究中对社会伦理的关注明显不足，表现为轻社会伦理，重国家伦理。如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在我国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公德研究也更多地转为公共领域道德的研究，但是对国家伦理的重视始终是我国公德研究的主要特点。
2．我国社会公德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范英在《社会公德概论》中介绍了社会公德的原始成因、演进过程、内容形式和性质特征，对社会公德的社会作用和现实要求进行了创新性的分析。罗国杰教授在其研究著作中也有大量的社会公德理论，他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对社会公德进行了区分，提出社会成员应遵守三方面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处理私人关系方面的一般道德要求、公共场所中处理人群关系方面的一般道德要求、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一般道德要求”[3]。倪愫襄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公德的建设问题。田秀云对社会公德的内涵进行了三方面阐述：人际关系道德、公共场所道德、生态环境道德。魏英敏对传统公德定义做了修正，认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或特定公民群体，在社会公共生活或共同生活及其交往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社会公德具有普遍性、集群性、持久性、准法律性”。席彩云在《当代社会公德教育研究》中，对国内外公德教育理论进行了概述和总结，并详细阐述了当代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指导思想、基本特征、机制模式和实现途径。
关于社会公德的内容，学界目前已有很多成果，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在《社会公德漫话》中，范英把社会公德与现实紧密结合，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入手，规定了在家庭、单位、外出、乡里间、校园中、商场中等特定场合应遵守的社会公德规范。朱步楼以词典或字典的论述形式，把社会公德分为公德观念篇、公共生活篇、交往礼仪篇、文明礼貌篇、友爱互助篇、婚恋家庭篇、遵纪守法篇、见义勇为篇、爱护公物篇、公共卫生篇共十个方面，在每一篇中作者把相关词和句子清楚地解释出来，使人对社会公德的相关词汇有明确的认知，提高了人们对于公德的了解和认同。江南雨等主编出版的《社会公德学习读本》，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公德理论研究成果，从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期公德建设的着力点。罗国杰教授在道德规范上提出了要“文明礼貌、相互尊重、诚实守信、言行一致、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遵守环境道德、保护生态平衡”的观点。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强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这些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社会公德的基本准则和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从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角度看，正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凝聚我们全党全社会的社会道德价值共识和发展方向，也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公共道德提供了基本的遵循依据。
3．我国网络社会公德理论和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当代我国学者在社会公德领域的研究紧密结合时代特点，不仅在其他领域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而且特别对公共网络、公共生态的道德规范要求等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史南飞在《互联网公德原理》中，针对网络社会的一些公德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是社会公德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和有序运动，这不仅是对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更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公德建设的内容，拓展了社会公德建设的阵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由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一，学者们对网络社会公德概念仍然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从信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定义网络道德。比如黄寰先生认为，网络道德就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新型道德关系，以及对人和各种组织提出的新型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4]也有的学者从网络信息开发和消费的角度界定网络社会公德，比如吴满意先生认为，网络道德是一种调整网络消费者之间在网络信息消费过程中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5]吕耀怀先生认为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规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也有学者指出，对虚拟社会网络伦理，需要从“元哲学”或“元伦理学”理论角度加以阐述，如权利、义务、平等概念，从而营造一个体现公正、诚信等一致同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综上所述，这些专家学者都是以传统网络社会公德为出发点，界定网络社会公德的概念，且研究的视角存在很大差异，并没有完整表达网络社会公德的概念，对网络社会公德建设的方法路径等研究涉及较少。
很多学者都认为，在网络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要占领文化新阵地，创新文化载体形式，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社会公德建设。传统文化可以作为网络道德建设的载体，例如，传统伦理思想可为现代网络道德建设提供重要而又有效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仁”的观念、“诚”的思想、“义利”之辨和“慎独”精神。[6]这些都可以为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所用，并加以发扬光大。黄日耀谈到活动载体时提到，系统性活动载体应有多层面参与者的“同频共振”即各个参与网络社会公德建设者步调一致、相互协作。孟文静等认为应当强化社会实践环节，加强社会公德日常行为的训练，在实践中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和责任意识。良好的社会秩序首先必须通过社会的制度设计、制度选择、制度安排和制度运作来实现。制度是对公共道德构建过程中运作各环节的具体约定，是要求网民共同遵守的行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变自律为他律，使网络公民道德建设制度化。理论界对于网络社会公德建设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基本上包括：网络技术的制度化；加强虚拟社区建设的制度化（目前涉及较少）；网络法制建设。黄岩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把网络道德建设的途径与其他道德教育的渠道紧密配合。比如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两课”教育、社会实践、第二课堂等载体形式开展网络道德教育。[7]杨立英等认为，网络教育者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网络交往与沟通，努力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培养网络道德感和责任感，培养健康的网络个性。[8]
（二）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社会公德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环保意识、诚信意识、文明意识不断觉醒，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但是，社会生活中特别是网络社会中，违反社会公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环境，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乃至直接影响到一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1．坚持政策引导，立足公民素质提升，社会公德建设取得全面成就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社会公德观念极其淡薄，更别谈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了。“我国传统社会极为漫长，其自然经济、专制统治、家族制度、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样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社会公德的生长发育。”[9]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社会公德体系建设由无到有，逐步完善。此外，许多学者、专家积极投身到社会公德理论建设和研究中，对社会公德和私德进行界定和区分，深入研究社会公德的内涵和特征，并对社会公德的各项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也制定了许多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共道德规范。
当前，社会公德建设已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我国已形成了政策支持、研究跟进、公民尊重、媒体引导等多位一体的公共道德建设体制。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不断加强道德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提出我们的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共道德建设做出了原则性的指导和方向性的要求。为此各地方政府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为社会主义公德建设造就了良好的舆论和政治环境。 2006年，胡锦涛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并提出“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这更为新时期我国的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提出了规范的具体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 2007年11 月，全国“社会公德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总结我国公德建设的成就和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公德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方面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社会要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对于道德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专项教育和治理，打击社会腐败，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等，为新时期的社会道德建设做出了新的要求，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近年来，各大媒体也针对社会公德建设中的建设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竞相报道。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公德建设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全国、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有赖于人们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反过来，社会公德建设的成效也会反作用于广大社会成员.当一个人能够自觉地维护公共道德规范，自觉履行公共道德义务，那也就说明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将会影响到他在其他方面的意识、行为和文化修养.如果全体公民都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那么全社会、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明显会提高.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有些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表明我国国民综合素质已达到较高水平，社会公德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会公德建设不仅提高了公民的道德意识，也促进了我国国民道德情感、道德情操的锤炼.近年来，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评选“感动人物”“道德模范”等，公众的广泛参与表明当前公众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和道德情感的提升等方面已达到一定程度.广大社会民众更加呼唤社会公共道德的构建，更加重视道德品质，特别是公共道德品质的养成，全社会学楷模、做楷模、颂楷模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全民族社会公共道德综合素质大大提高.
2．研究与建设并举，实践成果丰富，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成为新的亮点
当前，理论界在社会公德建设的概念、具体内容、建设载体、建设机制、建设途径等方面已达成许多的共识，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社会公德建设，实践成果日渐明显.
首先，社会公德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内容.社会公德建设作为当代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同时随着社会公德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如网络社会公德建设中对于互联网中人与人、人与信息、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正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和融合，成为在网络社会中规范网民和网络组织等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其次，社会公德建设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贡献突出。社会公德建设在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方面有明确的要求。因此通过社会公德的建设，客观上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诚信意识和文明礼仪意识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如2010年，有专家据调查数据指出，我国公民的公共道德价值观和公德行为习惯已经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一些市民对保护环境的价值认同度非常高，市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正在进一步养成。
最后，社会公德建设在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传统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通过系统转换都可以为现实服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自主自强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克己复礼为仁”，推己及人，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出淤泥而不染”，重气节、重人格；“君子敬而勿失，与人恭而有礼”等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我们要从现代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智慧，为解决现代社会道德问题，提供思想方法。
3．社会公德的不良现状昭示了我国社会公德建设任重而道远
尽管当前社会公德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并面临大好形势，但社会公德建设还存在一系列的不足与问题：首先是一些人社会公德“知”与“行”上的背离。从民族发展历史与社会宣传教育目标来看，大众对于社会公共道德的认知和情感已经具有较高水平，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分辨公共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等关于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但是在行为表现上有的却不尽如人意。如：有的是行为习惯没有养成，有的是意志品质不够坚定，因此，一些人总是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某种社会公共道德的“失范”。其次，社会公德水平发展不平衡，一些人的社会公德水平仍然偏低。由于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差异，社会公德建设的现状难免出现不平衡现象。就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公共生活参与越频繁，社会公德水平越高。但是在今天也存在某些人，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生长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仍然有破坏公共生活的道德失范现象，如网络社会中的黑客。最后，一些特殊领域的公共道德建设力度不够，尤其表现在网络空间。网络作为没有国界的全球互联互通领域，涉及人数非常广，人员结构层次非常复杂，其中出现的问题也非常多。事实证明，近年来爆发的众多社会公德失范事件不少是在互联网上出现的。
所以，当前社会公德建设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首先，从国内来看，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很容易将一些人引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物质崇拜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上，影响社会健康的公德意识的形成。比如：有人为了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守社会经济运行的公共秩序；有的人一味追求竞争和效益，忽略诚实守信等公共道德。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各种思潮进入我国社会公共道德领域提供了可能，其中不乏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如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等。同时，一些影响大众审美的文化影视作品，如暴力和色情等流入我国，也会腐蚀人们的思想，降低人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影响人们道德情感和社会意识的发展。最后，伴随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兴领域的公德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网络社会。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社会的主要交流工具，吸引了无数网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网络社会的形成扩大了社会公德建设的范围，而网络的新特点，更使公德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4．社会转型时期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和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目前，我国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既是解决我国社会根本矛盾的基本途径，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帮助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手段。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结构的变迁、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利益的分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更易产生各种矛盾。加强社会公共道德建设，培养和谐、友爱、互助、互利的人际关系，营造爱党爱国、积极奋进的社会氛围，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杜绝个人主义、金钱崇拜等腐朽价值观的影响，是保证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有效管理，促进社会公共道德提高的有力保障。
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既是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网络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网络经济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网络社会公共道德问题更是影响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网络社会公共道德，才能引导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含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因此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道德建设的成效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客观上也促进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引导人们重视文化和知识，努力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科学文化建设。因此，只有将公共道德建设好了，人们学会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义务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其他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修养。反之，社会公共道德中表现出来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阻碍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既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有力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有利于发展先进的网络文化。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本身就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有利于建立适合网络社会文化特点的社会公德规范体系。加强网络社会公德建设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实现人们更好交往、共建和谐网络社会，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我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实现社会公共管理。因此，加强社会公共管理，保证社会良好有序健康地运行，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内容。能不能管理好社会，是我党执政能力和水平高低的重要表现。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是实施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公共道德建设领域，从思想上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认识和行为，引导人们认识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统一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是我们党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信息网络时代，电子党务、电子政务建设如火如荼，这是我党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凸显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表现，更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加强网络社会公德建设既是我党建设电子党务、电子政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党管理网络社会、引导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信息化时代，“社会”内涵和空间的延伸为我党新时期执政带来了挑战，只有占领网络阵地，在网络社会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旗帜，才能让我党在信息变革中取得新一轮的胜利。
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向前运动的过程，是每一代人的责任。社会发展既要求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富足，也要求生产关系的和谐，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是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0]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因此，加强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公共道德修养和公共道德情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人的素质和社会素质的必要准备和内在动力，对于人类本身的进步有着积极意义。
网络和网络社会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其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此，不管是社会管理者还是网络使用者，都有责任、有义务去维护网络的健康、有序、长效发展，去保护人类文明成果。网络社会使传统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了延伸，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网络社会公共生活的共识性准则，即网络社会公德，才能促进人类文明向更宽阔的空间发展。
注释
[1]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1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3]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1．
[4]黄寰．网络伦理危机及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01．
[5]吴满意．试论网络伦理．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1）：79．
[6]刁生虎，刁生富．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网络道德建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2）：210-214，218．
[7]黄岩．论新世纪网络道德教育．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3．
[8]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5．
[9]李晓辉．论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理论月刊，2010（9）：180 18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