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政府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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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拯救美国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欣然伸出的双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党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开了一次沉闷的全国大会，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长的政纲，提名赫伯特·胡佛竞选连任，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

詹姆斯·法利

当民主党人跑到芝加哥去开他们的全国大会的时候——此时，由于当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摇晃，在这场恐慌中，将近40家银行倒闭，道斯的银行遭受了重创——罗斯福在竞争民主党提名的道路上已经遥遥领先。因为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马大，和蔼可亲，精力充沛，对友谊和关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于全国各地，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生产私人通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他同时召来6位速记员，连续8个小时用绿色墨水签署信件；夜里，在没人打扰的时候，他能够以每小时将近2，000封的速度签署信件。法利指挥着罗斯福的野战部队，而他的总参谋长则是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一个略显憔悴的病人，两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罗斯福，活着就是要促进他的事业。他呆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一间破陋不堪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张乱糟糟地堆满报纸和小册子的办公桌前，或者，当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便躺在一张老式躺椅上，豪就这样研究政治地图，给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议。法利写道：“路易斯会以他最喜欢的姿势坐在我的前面，他的双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师级的政治战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个竞选计划。

当这些人在为罗斯福聚集人气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儿子遭绑架和克鲁格自杀的那个月——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向他建议，找一帮大学教授帮他规划竞选活动没准是个好主意；而且，当罗斯福微笑着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便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间，便把事情给敲定了。几个月来，莫利一直在围绕纽约州的不同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工作，并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级官员和一群顾问的非正式主席，这群顾问，除莫利和罗森曼之外，还包括：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和阿道夫·A.伯利（两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兹尔·奥康纳（罗斯福的律师合伙人）。起初，罗斯福把这个群体称作他的“私人委员会”；6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把它命名为“智囊团”（brains trust）；普通公众很快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复数改成了单数，只说“brain trust”。智囊团的成员会去奥尔巴尼，与罗斯福州长一起吃个饭，兴奋地交谈几个小时，然后回到纽约，为候选人研究并报告国家问题，撰写备忘录，起草演说稿。

不过，起初，罗斯福在使用这些材料、或对任何事情采取明确立场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声音令人愉快，而在这方面，胡佛却非常缺乏。罗斯福不仅有作为纽约州州长的政治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而且，作为海军部的前助理部长，他熟悉华盛顿。有法利和豪的鼎力相助，有一帮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党大会代表，从表面上看，为了赢得提名——选举也是一样——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发挥他的魅力，只需看着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经厌恶胡佛的共和党人的选票收入囊中；只需看着激进派，就足以防止这些桀骜不驯的反叛者转变成跟自己作对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于是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但是，就他的演说而言，他所从事的主要是那种变色龙搞的实验。他对待塞缪尔·西伯利所揭露出来的坦慕尼派的贪污腐败是如此温和，他在表达经济观念的时候是如此没有把握，以至于沃尔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罗斯福视为一个勇敢的进步主义者和“邪恶势力之敌”的西部民主党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

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在为选举造势

李普曼写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内心里有很多慈善的冲动，但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危险敌人。他太热衷于讨好别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不是人民的护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当总统，却没有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资质。”在候选人提名的第一次投票中——地点在芝加哥体育馆，那是在冗长的提名演说之后所举行的一次闷热难耐的通宵会议上——罗斯福已经获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如今只剩下两个障碍，首先是那个古老的规则，获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其次是，德克萨斯州约翰·南斯·加纳或罗斯福从前的师朋阿尔·史密斯的阻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随着夜晚将逝，曙光初露，接下来的两次投票没有什么重大变化。7月1日上午9点15分，代表们——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被演说、乐队、糟糕的空气、汗水、无眠和软性饮料给弄得失去了知觉。”——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走进阳光里，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在这个筋疲力尽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没有焉头耷脑：海伍德·布龙看到他冲下过道，去安慰一位摇摇晃晃的代表，停下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速记员打招呼：“还好吗，宝贝？”然后继续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当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间里去报告的时候，他发现，豪正躺在地板上，穿着衬衫，头枕着枕头，两台电扇对着他吹；法利伸开四肢，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跟他商谈眼下的策略。两个人决定，法利去找德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萨斯代表团是否能够被说服，放弃加纳，支持罗斯福，作为回报，加纳将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法利缓慢而费力地来到帕特·哈里森的房间，寻找雷伯恩，当他发现雷伯恩还没有到的时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来，打算守株待兔，没过一会儿，他便在椅子里呼噜呼噜打起鼾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家们作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选择。

但很快，一切都结束了。雷伯恩来到了哈里森的房间。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说：“我们将会看看能做点啥”；法利感觉到，胜利就在前头。那天下午，加纳从华盛顿打来了电话，建议本党领袖放过他们的代表团。（在这次放弃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纳——扮演了何种角色尚不能确定。）当那天夜里，代表们再一次集合开会的时候，反对派阵线被打破了。在那天夜里的第一轮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罗斯福赢得了提名。加纳因此得到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罗斯福在发表演说

颇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等待几周的时间再搞宣布提名的仪式。他把传统扔到了脑后，租用了一架飞机，飞到芝加哥，立即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并在演说中允诺一次“新政”。（这是这个短语首次公开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图亚特·蔡斯的书《新政》[A New Deal]——罗斯福抓住了这个说法。）

就其本身而言，这篇接受提名演说的缘起就是一折小戏。几个礼拜以来，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一直在从事这篇演说的起草工作。在飞机上，罗斯福做了几处最后的修订。但在芝加哥机场，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里。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团的那份稿子给豪看了，他不喜欢这份稿子，便自己动手写了一个修订版：他眼下交给罗斯福的正是这个版本。当罗斯福乘车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向体育馆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比较这两份文件；直到他站在了讲台上，面对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才可以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在人们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匆匆把两份稿子扫了一遍。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演说。他的演讲稿，开头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页，余下的都是智囊团的那份稿子。

演说中没什么大胆之处，至少没有罗斯福飞过来发表演说那么大胆。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显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骑墙观望，他允诺要让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清楚；他确实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对民主党以5比1的投票所采纳的禁酒政策的立场（即要求废除禁酒令）。至于政纲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己的一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作对；你们也很少能做到。但它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恐怕只有罗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这篇演说中，有很多段落预示了他后来在总统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但它们在措辞上是含糊的。只有一个地方——在这里，他建议把失业者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他似乎已经有了一项真正新奇的计划（这就是CCC的雏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观念，他后来将会抛弃，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政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联邦政府应该树立偿付能力的榜样。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党的新政纲：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献，尽管它要求进行像罗斯福后来推动国会通过的那些金融改革，还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但总的来说，它代表了一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回归企业单位小巧而简单、政府单位适度而节俭的时代——并且，毫无疑问，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极大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个夏天，事情发展得很快，想法在沸腾翻滚，意见莫衷一是。民主党候选人很精明：脚踩两只船比一条道走到黑、谈论公正比践行公正可损失的东西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