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思想与好帮手

虚构类与纪实类图书都可以改变世界。哲学可以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另一种试着解释人类境况的方式。每个时代似乎都匆忙搭建起自己的一套说辞，来说明我们所行的以及应当行的。时代在变，我们也在书的帮助下随之改变。孙武的《孙子兵法》（约公元前512年）让位给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32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遭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的质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在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2013年）中被重新审视。

在改变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女人对自身的态度方面，书籍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托马斯·潘恩于1791年发表了政治论文《人的权利》，一年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便发表了《女权辩护》，这也是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一座里程碑。我们选的书目还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以及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年）。

书籍不一定要有伟大的思想才能改变世界。有些书仅是想帮助你应对工作和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收入了比顿夫人的家政圣经《比顿夫人的家政管理》（1861年），这本书改变了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就像伊丽莎白·大卫的《地中海风味料理》（1950年）在20世纪所做的一样。戴尔·卡内基在1936年提出的商业建议在其出版的八十多年后，仍在教导我们“如何赢得友谊及影响他人”。《爱经》（约公元前400—公元200）与《金赛性学报告》（1948—1953）时隔两千年，是对同一主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