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报国:西北联大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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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英教育的拓荒者李书田

李书田(1900—1988),字耕砚,河北省昌黎人(今属秦皇岛市)。1917年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预科,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随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院长,1932年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一生致力于我国高等教育,并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多个第一。1933年,他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水工实验室”,开创了中国现代水利科研的先河。1935年创办研究院,开创了中国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水利系,制造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1937—1945年,先后执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常委之一)、国立西北工学院、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贵阳理工学院、贵州大学、北洋西京分院等6所院校。1949年李书田前往台湾,次年赴美国定居,1972年,在美国创办世界开明大学与李氏科学技术学院。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1988年,李书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逝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曾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是李书田的外孙。朱棣文访华期间,曾专程到天津大学寻根、访问。

一、北洋迁陕 点燃古路坝灯火

提及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事业,李书田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拓荒、奠基以及发展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各项制度的确立付出了毕生心血。而他的一些教育主张、思想及做法,时至今日仍然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追忆。

李书田

《辛丑条约》签订的前一年,即1900年2月10日,李书田出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新房子村(旧属昌黎)。他年少聪颖,且自幼喜欢读书。李书田的父亲是一名武监生,李书田还有一位兄长,取名书华,字润章①,而李书田则取字“耕砚”。单从名字即可看出他们的父亲对兄弟二人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成为有学问的人。后来,这两兄弟不负家人所望,双双成为我国著名学者。

1917年,17岁的李书田以优异成绩考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预科进行学习。六年以后的1923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之后,即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在土木工程专业深造学习。当时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竞争很激烈,李书田的同级校友北洋大学矿冶专业的陈立夫也参加了考试,但没有被录取。这位后来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校友晚年回忆说:“我也在北方参加了报名考试,结果不幸落选,因为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同年级学土木的李书田同学也参加投考,他在校中为最用功学生,成绩特别优异,总平均分在95分以上,他一参加,我就没有机会了,后来他进了康奈尔大学,得到了工学博士学位,这是极不易得到的学位,他在该校有 ‘百科全书’之绰号。”① 可见在大学时代李书田的优秀是同学们有目共睹的。1926年,李书田以各科平均成绩99.5分的优异成绩以及一部长达1000多页、60万字的《铁道管理工程经济》论文,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②。1927年,应时任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的邀请,李书田回到母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其60年的教育生涯。1932年,李书田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任命,担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

北洋大学堂教学大楼正门近景

李书田初掌北洋大学之际,正值中国高等教育历经磨难、步履维艰之时。1929年,北洋大学突遭大火,积累了27年的地质系及一部分工矿科的设备、标本、文献以及水利、理化各教室全部被烧毁,这一突发事件使北洋大学遭受重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和教育部针对北洋大学的办学资格进行重新认定,为此将北洋大学“降格”为北洋工学院。当时,李书田临危受命,挺身担起了学校的重担;同时,也将振兴学校的重任扛在肩上。李书田担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后,在抗战爆发前的五年间,北洋工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建立了一批新建筑并投入使用,如工程学馆(南大楼)、工程实验馆(北大楼)、新图书馆等,还在土木系添设水利工程组,于矿冶系分置采矿工程组及冶金工程组,于机械系添设航空工程组,创设电机工程系,创办工科研究所并举办全国地质联合展览会。同时,他率先带头开展科学研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著作。北洋出现了教学、科研并举的新气象。1937年2月,李书田主持拟定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①。学校面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正当李书田为北洋的事务积极奔走之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北洋大学首当其冲遭到了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7月30日,天津沦陷。之后学校被日寇占为兵营,图书、仪器设备损失惨重,由李书田一手创办的第一水工试验所惨遭摧毁。②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部16696号令下达: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③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早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之前,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深感华北面临威胁,曾计划在西安购地建校,设立分院,以备不测之急用。此计划曾先后得到主政陕西的邵力子、蒋鼎文的大力支持,拨空地,准备建设校舍。④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曾提议将北平四所大学之一所迁移进陕,并希望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他认为:“查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实嫌供过于求,”因此“似可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① 并希望国立北洋工学院也“移于西安,以为西北大学之基本”。邵力子对李书田将北洋工学院西移西安计划“颇为赞同”②。但战前国民政府当局对此计划未来得及统筹实施,故北洋工学院一直在天津办学,没有来得及西移。

1935年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主大厅落成、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五届年会暨河北省工程师大会在津举行。前排中间两人为李仪祉和李书田

国民政府教育部16696号令下达后,由于在假期,学生流落四方,李书田仅带秘书、会计等少数人匆忙离津赴陕西西安。在津的其他师生则设法通过日租界,经百般盘查进入法租界或英租界,然后乘英国客、货轮离开天津大沽口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后奔赴西安。在各地的师生只能自行设法到达西安。① 到达西安后,工学院被安排在第二院,即小南门外东北大学(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所在地,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学生借助的宿舍大都是大通间、上下铺的架子床,没有图书馆、体育场,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有的孤身来校,衣服、被褥都成问题。为解决困难,国民政府当局发给流亡学生每人一件棉大衣、制服一套,伙食费每月“贷金”6元。

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后,工学院为学校六大学院之一,院长由校常委、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兼任,下设土木工程系、矿冶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纺织工程系等六个系。建院伊始,李书田就要求工学院按照北洋“实事求是”“以严治学”的校风办学,工学院大部分师生都能身体力行,使北洋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并且工学院很快开课。新生入学后即教唱北洋校歌: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北洋工学院在西安临时大学期间,因为有东北大学大礼堂之便利,除正常上课外,每周均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结合抗战局势举行学术报告。据记载,在开学后的一个半月时间内,就举行报告会四次。陕西省水利局局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讲“抗战力量”,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队队长徐宝缚讲“在北战场办理军事工程之经过”,航空委员会第十三科科长顾校书讲“防空工程”,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雷宝华讲“求学态度与抗战时期应有之修养和准备”。此外,土木系也组织过几次学术报告会,邀请本校地质系教授张伯声讲“西北地质”,土木系教授刘德润讲“土壤力学”,请陕西省导渭工程处总工程师刘钟瑞讲“导渭工程”。其间,在李书田的带领与倡导下工学院内抗战激情高,学习气氛浓厚。据1938年2月统计,工学院有学生386人,其中北洋三十八年班、三十九年班200余人。①

1938年3月,工学院与西安临时大学其他学院一起南迁汉中。南迁汉中之前,李书田与其他常委一起制定并公布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3月16日开始迁校,按照行军办法,工学院为第二中队,由土木系教授刘德润博士为中队长,下分五个区队,有学生和带队教师、服务员工共500余人,区队下每班为一个分队,是最基本的活动单位。南迁路上之艰苦条件自不待言,由于当时在汉中一下子很难找到诸多房舍安置西安临时大学那么多师生,故工学院师生在褒城待命将近一个月时间。1938年4月10日,按照校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将工学院设在距离城固县城南40里的古路坝。在此之前的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明确指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法,悉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②。西北联合大学按照西安临时大学旧制,仍然不设校长,校务的处置继续由李书田、李蒸、徐诵明、陈剑翛等组成的校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置。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当日上午9时,全校师生在校本部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汉中专署专员、城固县县长等人前来参加典礼。典礼由李书田主持,李书田在回忆一月有余的南迁过程时,充满激情地讲:“全体师生徒步跋涉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③

1938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同月,教育部又令师范学院独立设置。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也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其中,独立的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李书田担任院长。院址在古路坝天主教堂内,另外,还在不远处的七星寺设立分院。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关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独立设校,并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开始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校名应该继续沿用“北洋工学院”。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是李书田的同级校友,但他没有答应李书田的要求。为此,陈立夫多次劝说李书田,两人关系一度很僵,陈立夫还请来北洋校友、建成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的孙越崎前去劝说,李书田还是不能够改变他的认识。最后,陈立夫又让北洋校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的曾养甫再次劝说,李书田这才勉强答应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当然,我们回溯历史,再度思考,二者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国民政府教育部坚决不答应李书田的要求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把平津三院校永留西北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战略,这是毋庸置疑的,也不容许陈立夫有任何个人私情。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明确指出:“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① 1940年1月,陈立夫给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发表演讲,进一步强调:“过去(教育)在实施上及设置地区上均有缺点。……在设置地区上,过去往往集中于都市,以致成为地区上畸形的发展,……所以今后当力显地区上的平均发展,以便提高内地及边区的文化水平。”② 对此,陈立夫后来回忆说,要提高内地的文化水平,必须“因应当时需要,新设若干新校”,至于医、工、农等若干新校的创设,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合理化分布的原则,就此工作他颇为感叹地说:“在当时是很费一番努力的。”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设校问题上李书田开始又有一些思想情绪,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执着。这一时期,西北工学院师生在李书田的率领下怀着救亡的爱国热情,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及冶金学专家、西北工业大学前校长傅恒志回忆:“(当时)学生们专心苦读,图书阅览室由于地方狭小,从早到晚都人满为患。晚间自习时一个大教室,顶多两盏汽灯,晚饭后就有同学抢先进入教室,占灯下座位,晚来的同学只能依次后座,有些则自己举着蜡烛以补光线之不足。每晚自习都是在煤气灯将要熄灭时,同学们还迟迟不愿离去。黎明,即有同学散布于山坡或树林中开始晨读。”“七星寺的同学也是人人自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每个教室,有开晚车者,有开早车者,你去我来,终年如此,百数只蜡烛,光焰闪耀彻夜不息,被誉为 ‘七星灯火’。”②

可以说,北洋大学在面临国破家亡之际,正是在以李书田为首的一批先驱仁人的不懈奋斗与努力下,纵使屡遭艰难险阻甚至被迫数迁校址,也没能阻挡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虽历经磨难而勇往直前,最终犹如凤凰涅槃一般浴火重生。这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与反映。

二、实事求是 倡“严谨治学”校风

在执掌北洋大学期间,李书田作为院长注重从学习风气、教学质量、教学思想、师资建设、设施设备投入等各个方面对学校进行改造,视教育教学质量为立校之根本。这种改造使得北洋大学重焕勃勃生机,也为其“实事求是”校训以及“严谨治学”校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书田始终重视树立教学质量第一的教育教学思想,大力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与教风,并视其为培养高水平工程师的不二法门。这不仅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学校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书田治校期间围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他非常注重从制度方面来提升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组织制定了《国立北洋工学院院务会议规程》《国立北洋工学院指导学生委员会章程》《国立北洋工学院学则》《国立北洋工学院院则》《国立北洋工学院学生实地练习规则》《国立北洋工学院暂行组织规程》《国立北洋工学院体育奖惩规则》《国立北洋工学院学年校历》等一系列完善而具体的治校规章制度,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井井有条、有章可循、有章可遵,体现了一位教育家对建立中国大学制度的良苦用心。

在招收学生方面,李书田严把学生生源质量关,始终坚定不渝地秉持“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宁缺毋滥”的治校原则。在录取新生时设定“铁线”,考生达不到录取线,坚决淘汰,宁缺毋滥。他主张学校招生不设定具体的招生名额,而是根据所报学生的实际水准来确定实际招生名额,也就是通过考生的成绩来确定其是否能够进入该校读书。如1934年,机械系计划招生45名,但因不符合北洋入学标准,仅录取11人;1935年,计划招生40人,183名考生只录取22人,录取率为12%,以至于每班多者30余人,少则10—20人。①

在李书田的倡导下,北洋工学院不仅入学考试难度极大,要求数理化试卷全部用英文书写,而且新生入校以后,更是高标准、严要求,从各个方面加强教育、管理。《国立北洋工学院学则》对涉及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等各项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从学生成绩到升留级、从奖励到处罚,都有明确规定。其用意在通过这些规定培养学生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如《国立北洋工学院学则》规定:“学生学业成绩,由教师就平时考查及学期考试定之。”“评定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种。80—100分为甲等,70分以上不满80分者为乙等,60分以上不满70分者为丙等,40分以上不满60分为丁等。甲、乙、丙等为及格,丁等为不及格。”而学生在一学期中有三门课以上不合格(含三门)必须留级重修;学期平均分为丁等者及学期考试未经请假核准,擅自离考者也必须留级;三门课以下补考仍然不及格者,同样必须留级重修。李书田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考试,来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以此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李书田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当然值得肯定,但是,现在看来过于严苛的考核,也使得一些学生由于一时的学习不适应,而被淘汰,也有些可惜。据魏寿昆先生回忆,北洋工学院的淘汰率曾高达50%~60%。如,1934年北洋工学院机械系招生12人,到毕业时仅剩五人。一般的淘汰率也在40%以上。正因为此,在陕西城固时,也曾传言李书田说“不累死几个学生,就办不好学院”,恰巧学校附近有两座学生坟墓,就被人戏称为“坟校”。当然,北洋工学院也制定了奖励优秀学子的办法,比如,每门功课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者,可以免缴学费。

当时,李书田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曾引来一些非议与冲突。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西北工学院成立后,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商议,推出北洋大学的“传统”末位淘汰制: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这对于北洋大学的学生来说,早就习惯了这一严格的规定,但是其他院校学生则不同,他们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入学招生也没有北洋工学院那么要求高,加之经过抗战以来的多次搬迁和重组,客观上学业是受到了影响的,工学院来这么一条规定,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矛盾就难以避免了。1939年元月中旬,原北平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学生成群结队来到办公大楼院内,与原北洋工学院的学生发生冲突,两边互不相让,甚至棍棒相对。冲突发生时恰巧李书田不在,原北洋大学教师潘承孝和周泽书前来劝阻学生。在劝阻的过程中原东北工学院学生也结队来到办公大楼院内,一时砖石齐飞,混乱一团。李书田事后得知上述情况,勃然大怒,下令全院停课,并坚持开除三名闹事的学生代表,而学生又不同意,两方僵持不下。没过几天,就发生了“驱李(指李书田——笔者)事件”。原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曾对“驱李事件”半带调侃地回忆说,其他学院的学生不喜欢李书田,被降级的老师更不待见他,一天夜里,被“贬”的人每个都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棍,在李书田的宿舍前大喊:“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就这么把李书田打跑了。① 此事件在西北联大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李书田离开了西北联大。李书田的出走是否是由于此次学生闹事,详情有待进一步考察。但,1939年3月,李书田确实带领200名北洋师生离开了城固,南下四川在西康创办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李书田对学生学习成绩要求严格,并不是说他就不重视文化体育等活动,相反,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文体活动。李书田在执掌北洋时期重新出版了《北洋周刊》,从1933年11月新《北洋周刊》出版第一期,到1937年抗战爆发,共出版了140期。其主要栏目有《北洋友声》《学生园地》《科学讲演》《运动会栏》等,对于学生了解北洋、丰富课外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李书田在1935年还主持修改谱写了新的《北洋校歌》,这一校歌,至今仍然激励着北洋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有为。

《北洋校歌》

1947年,李书田(前排左二)与国立北洋大学部分毕业生合影

李书田还十分重视学校的体育活动,他曾要求学生,如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则不要进入北洋学习。李书田当时还聘请武术家王健吾担任体育部主任,并将体育课列为学生必修课,要求学生每周至少锻炼四次,超过三分之一缺课,则不准毕业、升级,他还对原有的11个网球场进行翻修,又新增加了六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增加足球场、棒球场及国术大型田径赛场各一个。据1935年的统计,北洋工学院的运动项目达12种,357名学生当中上学期参加各项运动1077人次,平均每人练习三项。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体育比赛成绩也达到了华北高校的较高水平。①

三、尊师重道 建设高水平师资力量

有了高质量的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一流的优秀人才,建设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至关重要。为此,李书田在执掌北洋工学院期间,始终把提高学校师资力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北洋大学在建校之初,即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为标准建设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学生实验所用的各种器具、设施都从美国进口,当时,天津北洋西学学堂被誉为“东方康奈尔”。北洋初期延聘的教授也多来自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国际著名的学者,后来随着中国一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逐渐成长起来,大学教授本土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北洋工学院在延聘教师资格中虽然明确提出“本校教授非博士不聘”,但是在实际招聘过程中,李书田更加注重对一个人学识能力、科研能力的衡量与考核。他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惯例,坚持真才实学为用人第一原则,不唯学历、文凭、资历、职位,只要学有所成、学有所长,李书田都不拘一格予以重用。但是,如果一个人徒有博士学位而没有与之相应的能力与较高水平,要想进入北洋工学院任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李书田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礼贤下士,使得北洋大学人才荟萃、群贤毕至,在当时汇聚了一批学界名流,比如茅以升、高步昆、魏寿昆等。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张度曾回忆说:“他有一个小记录本,上面记载着北洋母校和唐山交大历届毕业生及各班前三名学生的姓名、学历、经历、现任职务及通信地址,以备随时联系,为之介绍工作或为母校聘请任教。记得1943年他在任贵州省贵阳工学院领导时,我路过贵阳去拜见他,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张维(系我国著名力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两院院士)回国了吗?你弟弟可要跟我干呀!’然后才跟我谈别的事。”① 可见其重视人才、奖掖后学的精神。之后, 1946年7月,在张维夫妇回国之际,李书田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竟提前赶到码头等候。看到两人下船,李书田就上前笑着对他们说:“欢迎到北洋大学来工作。”搞得张维夫妇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书田继续笑着说:“我们北洋大学可是允许夫妇俩都当教授的呀!”两人听后互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真的?”李书田肯定地回答并补充说,“房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说罢又低头看了看专心看他的小克群(夫妇俩的孩子)说:“咱们虽然没有幼儿园,但孩子也有四岁了吧,就提前上小学吧。”竟如此将张维夫妇二人“抢”至北洋大学任教。①

李书田在师资建设方面,还对教师的教学活动提出严格要求,强调教学中要注重教学相长。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必须保证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与掌握知识,以促进学生自身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在对待教师的态度上,他始终坚持一视同仁,对所有教师都严格要求,随时随地对其进行抽查。西北工学院成立后,李书田坚持对所有教授进行考试,以结果评定职称。结果,除北洋工学院以外的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其他院校教师却来了个“大降级”,教授几乎都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讲师降为助教。正是在李书田的严格要求下,教师出于自身责任感对学生也严格要求,这也为培养优秀学生创造了条件。

在对教师严格要求的同时,李书田自己首先以身作则。他每周担任十几个小时的讲课任务,对每门课都会认真备课,即使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课,也从不懈怠,每天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轻易缺课。李书田上课思想缜密,条理清楚,深入浅出,他博览群书,学识宏远,在学术方面率先垂范,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北方大港之现状及初步计划》 《中国历代治河名人录及其事迹述略》《中国治河原理、工程用具发明考》《华北水利资源概况》等文章,提出根治黄河水患,必须标本兼治;并注重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广倡植树造林;黄河开发利用,要结合防洪、灌溉、航运、发电、围垦等方面统筹兼顾,量力而行。他还完成了《农田水利出版物之搜集》《华北水利建设之概况》等多部著作,主编了《中国水利问题》等,这项研究资料丰富,论述新颖,体例独特,富有创造性,其重大学术价值,可以说影响了中国水利几代人。194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其间曾撰文《黄河治理战略》,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注。②

四、远见卓识 水利建系与矿冶招研

李书田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于1933年建立了中国首批水利专业和水利系,并开创研究生教育之先河。李书田认为“土木先河”,这是因为当时水利还历史地孕育在土木学门之中。李书田任院长后,发现自1920年至1927年,北洋本科毕业861人中503人为土木者,其中水利者104人居首,这说明社会迫切需要水利高级人才,北洋水利要成系。① 于是1933年,他把一些高年级学生转入水利工程组。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一般认为,建组即建系,这样北洋工学院在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创办了水利专业和水利系,可见其远见卓识。天津大学水利系原主任崔广涛教授谈道:“我是李书田的学生。书田先生是北洋大学水利学科‘开门立户’之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国家的大学立水利学门(系)的。北洋水利该记住李书田,他是立基之人。”②北洋工学院西迁陕西,组建西北联大后直接称水利系,李书田兼任水利系系主任。

1934年12月5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李书田依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之规定,将北洋工学院工程材料研究所和矿冶研究所合并,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研究所章程15条规定:研究生研究期限暂定为两年,研究期满,考核考试及格,由北洋工学院发给证书,通过毕业论文后,授予硕士学位。1935年,研究所指定了《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简章》,共6条13项,内容包括投考资格、报名期限及手续、考试日期、考试地点、入学须知、通讯须知、考试科目及时间等。并规定,考取第一名者,每年发给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山奖学金500元;第二名者,每年发给剑公奖学金200元。报名地点共三处,分别为天津西沽北洋本院、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南京建设委员会。每年9月6、7、8日在三地同时考试。1935年原计划招生五名,实际只录取了三名,这三名同学为采矿工程学门常锡纯、冶金工程学门谢家兰,以及冶金工程学门丁陈威。1937年,常锡纯、谢家兰、丁陈威学习期满,依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章程规定,组成研究生毕业初始、口试及论文口试委员会,学业口试于1937年4月30日结束,硕士论文口试于当年6月7日举行。这三名研究生于抗战爆发前夕毕业,被授予硕士学位。他们成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硕士。

① 李书华(1889—1979),字润章,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获图卢兹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巴黎大学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22—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1926.11—1927.11)。1926年,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1928—1929年,任北平大学副校长,兼代理校长,1929—1931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29—1948年,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部长(1931—1932),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3—1945)。1949—1950年间曾短期任巴黎大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负责人;1951—1952年间,任德国汉堡大学访问教授;在美国又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79年7月5日,于纽约逝世。

①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1页。

②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①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②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③ 《西北大学大事记》编委会编,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④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①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193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②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至教育部笺函》(1936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①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①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② 《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③ 《本校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①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教育部门)》,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抗战时期教育》第58辑,第27页。

② 《抗战时期之教育——壹:有关教育方针》,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抗战时期教育》第58辑,第23页。

①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49页。

②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①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① 参见闻迟《精英主义教育的大师——李书田》,载《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二辑,第97页。

①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① 王杰、韩云芳:《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① 参见闻迟《精英主义教育的大师——李书田》,载《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二辑,第98—99页。

② 《中国水利报》: 《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的开拓者——写在李书田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大学新闻网,2010年11月14日,http: //www. chinawater. com. cn/news-center/slyw/201011/t20101112_ 270716. htm

①②《中国水利报》: 《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的开拓者——写在李书田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大学新闻网,2010年11月14日,http: //www. chinawater. com. cn/newscenter/slyw/201011/t20101112_ 270716.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