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与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徐诵明
徐诵明（1890—1991），字轼游，别号清来。出身浙江新昌县一贫寒的塾师家庭。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其间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之后，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徐诵明于11月返回祖国，任革命军上尉连长。1914年，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9年秋回国，至1928年一直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徐诵明接替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并兼任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代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1948年，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1950年，任国家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兼北京医学院教授。1953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1956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1991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一、五校之长 起步于医人医国之路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及医学教育史上，徐诵明是一位无法回避的人物，他一生充满了传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学的一座丰碑。徐诵明人生历程经晚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秉持学术理想，担任过五所大学的校长，被誉为“大学校长的典范”。
徐诵明
1890年10月，徐诵明出生于浙江新昌县城，他5—13岁在家乡私塾读书，1903年13岁的徐诵明考中秀才，名传乡邻，一时为乡间美谈。1904年，徐诵明离开故乡，来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当时同学中有邵飘萍①、陈布雷①、邵元冲②等，这些人以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徐诵明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堂和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求学。此间，他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后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由于成绩优异，取得公费资格。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这一时期徐诵明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两人一见如故，并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诵明于当年11月返回中国，任革命军上尉连长。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后，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在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表现优异， 1916年，徐诵明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徐诵明从九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该校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正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1919年秋，徐诵明再次回到中国，担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直至1928年。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的病理学研究与教学还是一片空白，徐诵明第一个将病理学引入中国，创建了病理学科，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位病理学教授。那时中国也还没有中文的病理学教材，徐诵明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的《病理学》上下册翻译成中文，并为病理学审定了中文名词。很多教会学校用英文授课，而徐诵明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徐诵明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尽量融会英、法、美、日诸派之长。他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教学卓有成效。其间徐诵明还建立了中国自办的第一所病理学研究室，并担任主任。为了积累尸体标本，供教学之用，他顶住压力，冲破历朝历代忌讳尸体开肠破肚的封建思想，推进尸体解剖，为国内医学做出跨时代的贡献。①
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8年 5 月起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 月就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30年，教育部聘请徐诵明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了全国医学校院六年制教学规划。徐诵明首先在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实施七年制的教学，他在《教育通讯》上发表题为《医学院》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医学条件较差、人民健康水平较低、从医人员匮乏的现状，向人们介绍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向当时全国设立医学院的各个高等院校，普及和强化公众对医学院的认识，鼓励学生报考医学。他认为，当前医学教育面临种种困难，“若不及早挽救”，将“影响抗战前途”，从而导致“国族危机”。②
1932年，徐诵明接替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并兼任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代院长，使学校充满了民主自由与积极向上的氛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魔爪逐渐伸向华北，并极力拉拢徐诵明，徐诵明不为利益所动，九拒日伪拉拢。不仅如此，徐诵明在掌北平大学及农学院两校期间，还积极推崇和实行“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方针，人称其“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使校园里的民主自由气息十分浓厚。这一时期，徐诵明先后聘请了范文澜和许寿裳等进步教授先后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险局面与险恶环境，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发生，许多学生遭到当局的逮捕，而作为校长的徐诵明则屡屡“设法缓颊，多方营救”。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本营，北平大学学生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师生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冲上街头，高举民主爱国旗帜，深入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学生被国民党逮捕，作为校长的徐诵明闻讯后，立即赶到北平市党部去保释被捕学生。并以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的名义共同发表了《平市各大学校长联合发告学生书》，警告政府当局“若无有效之具体办法，终非善策”，并力主“用劝导方法，同时使各方得谅解，以求平复学生活动”。
现将联合告学生书摘录如下：
诸位同学：报纸关于学生的消息，不大登载，以致谣言百出，大家都感不明真相之苦。我们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对于近数日来发生的事实，愿意与诸位同学说一下：
（一）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近日最流行的谣言，就是九日有一女生，因游行在王府井大街被警察刺伤殒命。这位女生的学籍，有说是师范大学的，有说是女一中的，女生逝世的地点，有说在市立医院，有说在协和医院。但据师范大学及女一中代理校长报告，该两校并无伤亡的女生。又据协和医院王院长报告，九日有一女生头部受有微伤，经医治后即行出院。市立医院，并无女生受伤死在该处。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二）连日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因而被捕的，计北平大学三人，东北大学六人。北平大学三人，已由徐诵明校长于翌日保出。东北大学因有伤害警士嫌疑，先后被捕十二人。现经王卓然代理校长力保，已于十三日完全释出。
（三）何应钦部长对于北平学生的慰问：何部长已于昨日南下，临行有一告别书致各大学校长，其中有慰问诸同学数语，今录于左：“关于冀察时局问题，连日与各地方当局晤洽，经过甚为良好，现由中央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负综理冀察平津政务之责。此间各当局，均富有国家思想，人事之变更，并不影响国家之统一，尚祈诸先生转告各同学，务望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求，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各同学素富有爱国精神，顾准有努力于学术之增进，始实际有裨于国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①
与此同时，《北平晨报》于14日还就各大学校长与当局会谈情况做了报道，详细情况如下：
访秦德纯会谈
下午四时各校长又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聚齐，再度详细协商，旋于下午五时许奔赴市府访秦市长（德纯）交换制止学！集会游行之意见。当由秦市长接见，并希望各该校长在此困难环境中，应严厉诰诫学生安心上课，慎毋轻信浮言致碍学业云云。
张维藩昨谈话
记者昨特为此往访本市公安局长张维藩，志其谈话如下：“本市于九日发生学生请愿之事，继而各校罢课，并有学生联合会之组织，此举系爱国热忱，凡属国人皆当钦佩，但是兄弟负有维持地方治安责任，对于请愿集会游行等非常举动，不得不加以注意，他们的爱国热诚，我虽是很表同情，本来爱国之心，人人当有，凡为中国人皆当有爱护中国之观念，但是爱国须有相当的办法，统一的步骤，本中央六月间发布敦睦邦交之原则进行方可，若徒逞一时之勇气，于实际既无所补，且恐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小则破坏地方秩序，大则危害国家安宁，岂非与爱国初衷大相悖谬云云。”（时闻社）①
由此，国民党顽固派视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为眼中钉。1937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对学校的“反动气焰”严密注意，并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徐诵明专程赴南京找王世杰理论，他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正是徐诵明多次顶住，才使当局解聘进步教授的计划未予执行。
另外，1935年12月，日伪还炮制了妄图分割和吞并中国领土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在未得到徐诵明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的手段相威胁，遭到了徐诵明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
为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徐诵明先后九次拒绝出席日本人邀请参加的各种活动。同时，徐诵明还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以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仁郑重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二、平大留陕 奠定西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之根基
由于徐诵明积极追求民主与自由，加之又不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这使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徐诵明很不满意，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在国共合作与共同抗日的大局势下，国民政府再未深究此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逼北平。国难当头，民族面临危机，国民政府为保护师生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火种，令国内多所大学向西南、西北内迁。前面已经谈到，其中包括由京津地区六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
徐诵明（左一）与郭沫若等人在日本
1937年9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任西安临时大学校委会常务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并兼任学校法商学院院长。随着战事推进，西安临时大学再迁汉中，临大的医学院也随校南迁。1938年5月，西安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医学院迁至汉中后，始租南郑县（现汉台区）城内联立中学办学，并借助县卫生院成立附属诊所行医带教。之后，再迁城内中学巷九号上课，为避日机轰炸，三迁城东乡村马家坝、马家庙等处，附属诊所（后改为附属医院）迁建文家庙。后于城内汉台建门诊部，迁来附属医院。西北联大时期，尽管条件艰苦，困难诸多，但是在徐诵明等教授的努力下医学院学科建制齐全，学制延续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六年一贯制，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从而开创了我国西北地区现代医学高等教育之先河。抗战时期，联大医学院的教授除徐诵明外，还有医学院院长吴祥凤及蹇先器、徐佐夏、严镜清、林几、王同观、刘新民、毛鸿志、王景槐、颜守民、李宝田、侯宗濂、李赋京、李佩琳、万福恩、潘作新、汪美先等数十名著名教授来校执教，师资力量堪称国内一流。汉中期间，房舍多次被日机轰炸毁坏，损失惨重；教务长兼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和学生陈德庥、栾汝芹惨遭日机炸死，成为日寇欠下的又一血债。在教学研究工作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广大师生不屈不挠，愈挫愈强，遵“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之宗旨”办学方针，建立多个基础学科研究室及多个临床专科诊察室，开设基础、临床课程近50门，依战时体制要求，磨砺意志，历难克艰，坚持教学相长，潜心服务民众。教师们在校舍附近自行租赁民居，自编自印教材、讲义，秉烛备课研读；上课则往返于田间小路，冒酷暑战严寒，顶风雨迎霜雪，以苦为乐；在附属医院为广大群众诊治疾患，带教学生一丝不苟。学生则在简陋的环境里认真读书学习，立志报国，成服务社会、服务抗战之合格人才。医学院还主办护士训练班、战时救护训练班、公共卫生训练班，指导县卫生院和当地各诊所工作，组织诊疗队到乡村巡回医疗等，为社会大众服务。师生们抱长期抗战之决心，以蜡烛之光点亮民族希望，以坚强步履走向复兴之路，与侵略者进行精神和意志的较量。在此期间，另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徐诵明校长和女儿徐幼慧（妇产科助教）一同来联大执教；内科学主任陈礼节教授和儿科学讲师厉华在徐诵明亲自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结为伴侣，成为让人难忘的一段佳话。①
西北联大成立后，对于高等院校与抗战的关系，徐诵明认为：“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该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② 由于学校屡迁校址，加之战乱时期，面临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向教育部请示各种学校发展问题，徐诵明与西北联大另一常委陈剑翛，于1938年5月由汉中至西安、汉口向地方当局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陈述相关事宜。在5月23日上午7时的校纪念周大会上，徐诵明向全校师生就相关问题做了报告。其中，在向教育部请示的各种问题中主要有：（1）添购交通工具问题，因为“本校设在城固，对于交通方面，极感不便，以致校务之进行：若招考学生，聘请教授，购置用品，均未能有预期之效率。”（2）为请领基本建设专款，因为“每一大学生必须有实验室、图书馆及实习工厂三种基本设备，否则，对于学生课业之研究、试验工作等，将均无妥善办法。故拟向教育部请求拨发专款，分别购置建设”。（3）为毕业生服务问题，因为“本校各院系本届毕业生，为数颇多。值兹时期，各机关团体，纷纷裁员，各生对于个人职业问题，自感焦虑。故拟向教育部呈请分发录用，以期学能致用，增加抗战力量”。（4）为请求增加经费，“本校最初在西安成立时，其经费为原三院校经费总额之三成五，自本年1月起，增加半成，共为四成。以之办理一联合大学，诸事草创，殊觉困难。故拟向教育部增加经费，以期从事必需之建设，使本校得渐成为一完善之大学”。（5）请发收容借读生补助费，“本校收容借读生支出各项费用甚巨。原有经费自难负担。故拟向教育部请求，另拨补助费”③。1938年6月20日，西北联大在校本部大礼堂举行纪念周活动，徐诵明将自己赴汉口向最高当局争取增加经费、要求补助、毕业生出路问题、贷金问题、招生问题、军训问题、导师制实施问题以及经过四川的印象等再次做了报告，并特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最佳。”
另外，在西安临大及西北联大时期，为了激发民族情感，激励学生担当起富强国家的重任，了解历史与时局政治，在徐诵明等常委主持下学校特制定《本校学术讲演办法》，讲演内容主要包括：“（1）国防科学、文学与艺术。（2）战事有关之国际问题。（3）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形。（4）非常时期教育。（5）西洋文化及历史、地理、资源各问题。（6）青年学生之修养问题。其他与抗战有关之重要问题可随时加入。”①并将讲演内容载于校刊之上，从《西安临大校刊》到《西北联大校刊》，虽经学校南迁、校名更易，然而学校之学术讲演从未间断，这大大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由于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的爱国进步倾向，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十余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和涉事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抗战胜利后，唯独北平大学未能复校，永远地留在了陕西，其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化身为西北自身的高等教育机关，成为组成今日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
三、执掌同济 传承西医高等教育薪火
徐诵明从西北联大愤然辞职后，回到重庆。回到重庆后由于其思想一贯进步而被国民党疑为共产党，从而接受组织审查，无果。1939年，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理事。1944年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徐诵明赴任前，同济大学同国内其他高等院校一样，为了躲避战乱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四川李庄。抗战中的同济大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面临诸多的困难。徐诵明上任后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领导同济大学渡过了难关，并使规模不断扩大。他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徐诵明兼任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李庄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还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地提升。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这一时期，同济大学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①
1944年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关键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徐诵明作为一校之长，积极鼓励学生入伍抗战。号召发出后，同济大学师生报名人数达600多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并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证明书还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关防”大印。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徐诵明考虑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同济大学的去留问题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重视，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随即询问徐诵明：“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当即告知蒋介石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迫切心情，表示无法从命。②之后，国民政府同意同济大学回迁，于是徐诵明带领同济大学师生回到上海，同济大学迁回上海的校务，也以徐诵明1946年6月1日到上海办公为新的起点。他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③ 多年后，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同济大学毕业生吴孟超院士撰文中说：“我们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可见徐诵明对同济大学发展的战略性思维。
1946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派调徐诵明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这是徐诵明最后一次担任大学校长。
1944年国立同济大学校刊复刊，徐诵明题词
1948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迎接新生的共和国，由此开始了其新的人生历程。
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同年7月，被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徐诵明担任首任社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撤销编辑部主任职务。1978年改正。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在徐诵明先生百岁寿辰前夕，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原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分，徐诵明先生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① 邵飘萍（1886—1926），男，汉族，浙江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张作霖杀害。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① 陈布雷（1890—1948），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10月武昌起义后，他写的《谈鄂》十论，按日刊布，响应革命。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后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新闻系前身）教授。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支持亲属奔赴抗日前线，设法掩护民主人士。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② 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 1911年赴日本留学。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事。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代主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1925年参加国民党右派召集的西山会议。1926年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1927年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浙江后，任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0年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兼任立法院代理院长。1936年12月初，应蒋介石电召去西安。西安事变时，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跑，被士兵开枪击伤，两天后死于医院。
① 付东红：《追忆医学教育家徐诵明》, 《中国卫生人才》2011年第1期，第56—57页。
② 付东红：《追忆医学教育家徐诵明》, 《中国卫生人才》2011年第1期，第57页。
①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4日，《“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2页。
①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4日，《“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2页。
① 杨龙：《高举起抗战兴学的光辉旗帜——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到国立西北医学院》, 《西安交大报》, 2014年4月17日。
② 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校闻》1938年8月15日，第10页。
③ 《历届纪念周演讲纪要》，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 1938年8月15日，第11、13页。
① 《本校学术讲演办法》，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西安临大校刊》第3期， 1938年1月3日。
①② 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功德永垂——纪念爱国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先生》，载《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二辑，第84—85页。
③ 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功德永垂——纪念爱国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先生》, 《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二辑，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