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用“变”与“和”的思想方法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知变、应变、改变
融会、融和、融化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以加速度大融合的变化着的世界，这种“变”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和”。在这种大环境中，“用‘变’与‘和’的思想、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时代理念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概括，是现实生活与未来需要的正确选择。
第一节 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世界上不存在亘古不变、万世永恒的事物与真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千变万化之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现实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与方法的变革，既是哲学方法论的需要，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要求用“变化”的原则和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世界，从事物变化过程中发现其规律；同时，它已普遍地成为一切竞争制胜的不二法门、一切创新变革的必要前提，谁变得越快、谁变得好，谁就能赢得未来。只有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需要，“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才能不断地抓住未来的宝贵机遇，获得未来的竞争优势，使自己牢牢地占据领先的位置。
“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一种以变革为实质的观念，强调的是在思想与实践上“知变”“应变”和“改变”，要求正确回答“应该变革什么”“应该往什么方向变革”“应该变革到什么程度”“怎样实现这些变革”等本质问题。对于一个具有稳定特质、保持现有状态的事物而言，所谓“变化”总是一种未来时态的、边际状态的最新因素，因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每个组织最难以决策的、最该专注的，就是事物“变化”的部分，即不是做不做某事而是做多少，不是“全体”而是“边际”的选择。因此，以“变化”为主导原则而“知变”“应变”和“改变”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所有方法，其着眼点必然在于未来变化的趋势。当今时代，很多事物正在发生着巨大而剧烈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以至于很多人或组织惘然不知，导致所谓“煮蛙效应”。凡是不能感受到这些变化并且及时进行调整的人或组织，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那些能够及时应变、锐意创新、利用一切先进手段改变和创造竞争规则的个人、组织或国家，则可能实现超越式的巨大发展。
一、知变
所谓“知变”，就是在思想认知上认识变化的内在规律和表现形式。运动是世界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因而运动必然带来变化，变化与事物、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变化对于已知的现状而言，总是潜藏着未知的变数，既有机会也有风险。如果对于变化的科学规律无知无觉、一知半解，对于变化的形势和环境茫然不知、大惑不解，那么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就会白白浪费，风险就会不期而遇。因此，“知变”是“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一阶段或第一个层次，属于认识论范畴。
从认识变化的内在规律的层次上，首先，“知变”就是必须认识变化与静止之间的内在联系。“树欲静而风不止。”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只不过事物的运动变化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则是不易察觉的，有些是瞬息万变的，有些则是缓慢渐变的。同时，静止不变是相对的，是运动变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区别事物变化的基础，即在一定条件下处于量变过程而没有发生质变，从而表现为一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状态。因此，“知变”要求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认识到相对静止是事物存在与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善于在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准确把握变化的来龙去脉。其次，“知变”就是必须把握量变与质变之间的转化规律。“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事物都不是变化无常、无迹可寻的，相反，在变幻纷繁的现象背后都隐藏着变化固有的内在规律。数量的增减、结构的排列，都会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由此循环往复，表现出量变质变相互转化的一般规律，只不过质变有些表现为爆发式的、直线式的突变，有些则表现为缓慢性的、曲线性的渐变。因此，“知变”要求认识到量变与质变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转化、有机联系的规律性，善于在事物处于数量变化的过程中把握性质变化的关键环节。如果首先不能掌握认识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就谈不上“知变”。
从认识变化的表现形式的层次上，首先，“知变”就是必须认识已经发生的变化。对于已经发生的变化（比如历史、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知变”是一种被动的、滞后的认识，但是正由于已经发生的变化本身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性，正由于已经发生的变化与现实、未来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承继性、重复性和相似性，特别是在出现“历史的反复”的时候，更体现了认识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已经发生的变化是过去完成的，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客观性，因而其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善于发现和把握各种过去的变化之间的来龙与去脉、事实真相和内在联系，使之上升成为规律性的认识。事实上，如果不能认识已经发生的变化，也就不能把握变化的未来趋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对已经发生的变化充耳不闻、一无所知，仍然按照固有的模式我行我素，所以才在现实中重蹈覆辙。其次，“知变”必须认识可能发生的变化。对于可能发生的变化，“知变”是一种主动的、超前的认识。由于可能发生的变化是将来的变化，因而必须把握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判断，即善于鉴往知来、以史为镜，即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因果性中，通过运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未来的变化趋势、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事物的发展前景；二是面向未来的科学预测，即“谋势”“度势”“任势”之道，在“变”中辨“势”在“势”中察“变”。一方面，要善于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即通过对一些不易为人察觉和重视的却往往预示着事物变化总体趋势的端倪、苗头和征兆的敏锐洞察和准确判断，从而发现事物未来变化的规律和方向，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见一落叶而知秋”；另一方面，要善于投石问路、摸索尝试，即通过运用一个或部分单位投入尝试（试点）来最终确定最优数量投入的边际分析和增量分析，从而掌握事物变化的总体趋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通过对基于历史的经验判断与面向未来的科学预测的综合创新，就能更为全面地认识事物变化的规律、趋势和特征。
二、应变
所谓“应变”，就是根据所在的环境状况、竞争态势和竞争对手均已变化的形势，在指导思想、精神状态、关键时机和具体行动上采取随机应变、以变制变的应因措施，所谓“兵家之法，要在应变”“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事物的客观变化必然要求主观的应对策略的准备，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和战术。如果对于变化的形势无动于衷、若无其事，那么就只能被动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因此，“应变”是“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二阶段或第二个层次，是居于“知变”与“改变”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从思想到实践的过渡层次。
首先，“应变”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思变，即积极地思虑变化。在现实中，客观形势往往是变化莫测的，每每有意想不到的机变和变数；同时任何博弈总是双向的，竞争对手常常也是变化多端的，因而竞争是一种千变万化、势无常规的对抗性博弈活动。因此，一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必须建立一种以“变化”为主导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时刻要有应变的思想准备。“穷则思变，思变则通”，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方式，“思变”都可能会带来“通”的结果：所谓“通”，就是克服了必然性的自由境界，想“通”了，则心若明镜、胸有成竹，想不“通”则心如乱麻、胸无定数。在现实中，变化带来机遇，而机遇只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思变”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上的准备，有了时刻“思变”的思想准备，就会捕捉着到不速而至的机遇；没有“思变”的思想准备，宝贵的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就难以实现预期的目的，正所谓“想不到也就做不到”。当然，尽管结果能“通”，但假如一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被动地“思变”（所谓“穷则思变”），即到了山穷水尽、一穷二白的地步才“思变”，那么就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因此，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主动地“思变”，即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就能够在真正的变化及其机遇来临之前做到顺势而为、有备无患。
其次，“应变”是在精神状态上要速变，即快速地反应变化。“兵贵神速”“兵之情主速”，历来是竞争博弈的主要原则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时间是成本最高、代价最大的稀缺性物质资源之一，社会越发展，时间的价值就越高，神速性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竞争的属性。它不仅在现代信息战争中发挥到极致，而且在现代速度经济中也被运用到极端，正如古人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现实中，很多变化特别是突变爆发的形势常常是瞬息万变的，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计划往往来不及、赶不上反应客观的变化速度，因而容不得你反应缓慢、思维迟钝，不允许丝毫磨磨蹭蹭、慢慢吞吞，更等不及四平八稳、坐而论道。可见，激烈的竞争既需要清醒而准确的理智与判断力，也需要敏捷而超前的速度与决断力，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往往就在于应变的反应速度，就在于及时调整应变对策，谁抢先一步谁就取得主动权。获胜机会最多的人，往往是那些善知机变、变化多端的人，而不是那些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人。因此，现代社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应变速度的竞赛。
第三，“应变”是在关键时机上要“权变”，即适时地应对变化。“应变”由此从指导思想开始向实践层次转化，具有了行动的含义。应变不仅要追求速度，而且也要权衡利弊地讲究时机。由于应变之策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因而它与时间规律具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时间和时机是“时”的两个主要内涵，它们的变化既改变着形势、否定着过去，又孕育着机遇、创造着未来，因而是影响竞争优势和胜负大局的重要因素，越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越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临场反应，从而抓住宝贵的机会。因此，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必须具有极强的时间价值观念，必须高度熟谙应变之道，不仅要“从变”而且要“从时”，即根据时态的变化，利用特定的时间区域、选准恰当的时机环节，见机行事、适时应变，攻敌不备、先发制人，使对手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正所谓“兵无定势，谋贵从时”，“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过早或过迟都可能贻误战机：早了条件不成熟，反而暴露了战略企图而陷入被动、甚至使局势发生逆转；迟了机会不再来，反而使对手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使自己增加了获胜的困难。因此，如果用过去策划好的策略去应对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逾越了特定的时间区域、错过了恰当的时机环节，所用应变之策就不再适用、不能再用，勉强行之就会酿成大错、造成损失。
第四，“应变”是在具体行动上要谋变，即主动地谋求变化。“应变”到此层次已经演变成为具体的解决方案、贯彻执行，它也具有主动的与被动的两个层次的含义：被动的“应变”是“应变”的最低层次，虽然迫不得已、代价颇高，但也不能不为之，此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正确的“应变”之道。因此，如果整个环境、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种措施就不能一成不变、一如既往，而是不仅要随之积极地适应变化，而且要在适应变化中逐渐掌握变化，变被动为主动。被动的“应变”的大忌，正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与方法，它只能适用于掌握了竞争支配权的组织暂时去应对局部的变化，只不过企图以绝对的静止状态来对付蕴藏着巨变的形势，其后果是将竞争的主动权拱手让于竞争对手，让竞争对手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它绝不是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过时的指导思想和落后的应对方法。与被动的“应变”相比，主动的“应变”是“应变”的最高层次，即在整个环境、形势即将发生变化之前，始终以变化作为积极的思想准备并随时诉诸主动的执行，始终保持主动地随机应变、积极备战。事实上，机会和主动权都孕育在变化之中，只有积极谋变才能获得更多的先机、抢占更大的主动。当这种应变的主动性与机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应变就能够成为竞争的实力和优势。
三、改变
所谓“改变”，就是用已经变化了的思想、观念去改造世界，使客观对象按照人的预期目标发生变化。从“知变”到“应变”而到达“改变”的阶段，已不再是单纯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包含着一个从思想到实践的循序渐进的演变、转化的过程，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如果对过时的思维方式还因循守旧，如果对陈旧的实践方式还习以为常，那么在现实生活是抵挡不住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的。因此，“改变”是“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三阶段或第三个层次，是其认识和实践达到全面转化的终结。
从改变思维方式的层次上，首先要改变思想内涵。思维方法是思想的形式，思想内涵是思想的实质，因而其变化才是最为关键的，否则就徒有其表、换汤不换药。因此，思想内涵要富于灵活的多变性，在认识过程中能知变、谋变、应变、多变、善变，善于和熟练运用形势之变、分合之变、胜败之变、虚实之变、奇正之变、诡诈之变、多寡之变、攻守之变、进退之变，因敌而用变，因人而异施，因地而作势，因情而措形，多角度、全方位地总体把握、综合运用各种策略。同时，思想内涵要善于超常的创造性，在认识过程中“知常知变”“以变为常”和“不守一术”。变化并不一定都是创新的，但创新一定是有所变化、有边际变化的。因此，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恪守常识经验、不拘泥常规思维、不畏惧思想权威，善于在众人熟视无睹、无所用心的地方挖掘、发现另有新意的思路；善于对人们公认理所应当、道固必然的事物，产生、形成截然不同的认识；善于对大家认为毫无联系、彼此不同的思想资源，整合、总结推陈出新的思想。
其次，要改变思想方法。一般而言，思想方法受制于思维模式。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思维定势，是指人们在认识问题时受到历史经验、传统价值、既有知识和自身阅历的制约，容易用相对固定的心理活动模式影响同类后继活动，带有和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性、习惯性、专注性和趋向性等稳定状态，因而对于变化具有一定的疏离感和排斥性，乃至有一定的抵触和反感，特别是在传统力量还具有很大惯性的地方往往视之为“离经叛道”“倒行逆施”。现代思维模式则不然，其突出特点就是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由静态性向动态性、由直观性向分析性、由经验性向智能性转变，因而它始终以科学思维为宗旨，贯穿着变化和发展的原则。所以，不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以不变的老眼光、旧脑筋应付千变万化的新世界，满脑子还是充斥着僵化的、保守的、片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注定会闹出类似“刻舟求剑”或“守株待兔”式的笑话而贻笑大方。
从改变实践方式的层次上，首先要善于进行方法的改变。所谓改变方法，就是主动地改变解决具体矛盾、内外环境的策略、方式和方法，是“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终归宿，否则就等于一句空话和废话。因此，一切“改变”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改变，“知变”“应变”和“改变”等一切思想方法，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具体矛盾，都是为了使思想能够转化为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现实利益。因此，一种方法是否正确，关键是看它是否已经转化为一定的解决策略，必须要视其在实践中能否谋取一定的效用性，既能够产生权衡利弊、趋利避害的比较效用，也能够形成一策两全、一举多得的最大效用，事实上这正是讲究方法、善于策略的良好效果；相反，不讲方法、不善策略，就会出现事倍功半、费力无效的结局。这就要求善于从最终效用和事后结果的角度，反向预期和逆推方法的改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因此，某种方法的改变，就不能不着边际、随心所欲地翻来覆去、变化无常，这样就不仅会使方法变得支离破碎、缺乏指导思想，而且还会闹出“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式的闹剧；同时，也不能天马行空、脱离实际地激进改革、剧烈骤变，这样不仅使方法中看不中用，沦为摆花架子、做无用功，而且还会导致“纸上谈兵”式的悲剧。所以，方法的改变，最终必须以它们是否真正转化为有效的结果为导向，这是“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宗旨。
其次，要善于进行工具的改变。工具是方法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不仅指思想工具，而且指物质工具（技术、装备、器械、设施等）。物质工具介于人与客观对象之间，人依照自己的目的、利用工具的各种属性作用于客观对象，使之发生预期的变化。因此，工具是人体自然器官的综合延长，例如起重机是肢体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电子计算机是大脑的延长。没有基本粒子探测器，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微观世界；没有天文望远镜，人类对宏观世界的研究便大受限制。同时，工具是人类发挥自己力量的必要手段，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取决于物质工具（技术）手段如何，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反映、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在生产力的系统中，通常是工具首先发生变化，而后其他要素随之发生变化。工具的不断改变、改进，不仅促进了主体（人）的改造，提高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所以，物质工具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世界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明“道义”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力量、实力或优势的真实对比，往往取决于物质工具的高低优劣、先进落后，“道义”再高，不改变自己落后的、低劣的物质工具，面对掌握着比自己更为先进、更为优越的物质工具的竞争对手，无异于羔羊与豺狼虎豹之间的悬殊对比，无异于手无寸铁的原始人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之间的不对称较量，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从改变客观对象的层次上，首先要改变自然界。自然界是一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总和，人类本身及其人类社会就是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的产物，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种种生活条件，人类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自然界是以巨大的自在状态、固有面貌呈现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不会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志和需要自然供给、自动满足。但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把自然界的一切物质作为自己的劳动对象。自觉的意识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根本差别，人类在改变自然界之前，能够提出一定的目的和计划，使自己的改造活动按照既定的计划向一定的目标进行，现代人类活动的目的性更为明确，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由于人的改造活动，在人的活动所及的范围内，整个自然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改造得合乎人类的需要、被烙上了人类意志的印记，地球的大气层、气候、土壤的成分都发生了变化，无数城市、工业、交通设施都在荒芜不毛的土地上崛起，人工培育的动植物种类、人造的河流和湖泊都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目前，人类的改造活动甚至将扩展到太阳系之外。可以说，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就是改变自然的“人化”过程，自然环境已经远远不是史前的“洪荒之世”，而是不断地“人化”了的自然。因此，人类必须在适应和遵循自然界的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持续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引起自然界的巨大变化，从自然界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源，这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其次，要改变人类社会。人类不但改变着自然界，而且还不断改造着由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的一定关系），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及按照这些思想观念建立起来的组织与设施构成该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导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迟早发生变化，其中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是从生产中产生的，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进入生产过程中就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被马克思首先看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越缓慢则向“直接的生产力”转化的程度越低，反之其“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人类必须抓住利用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原动力，尤其是自然科学这个重要的杠杆力量，不断迅速推动历史变革、社会进步。同时，必须运用社会科学（分为政治、经济、伦理、法律、教育、宗教、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学科），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人们去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断提高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知识、思想、观念和道德的境界。
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丰富内涵，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所有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都面临着破旧立新的沧桑巨变。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思想和实践上的一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活，活则达，达则盛。”知变才能通变，通变才能应变，应变才能制变，制变才能改变。因此，“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在变化激烈、挑战频生的环境中，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是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它要求将“变化”原则始终贯穿于各种认识和实践之中，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变革现状，随机应变，适时而动，在变化中适应变化、把握变化、应对变化、运用变化：具体而言，不仅要求面向未来的审时度势、极目放远，而且要求基于历史的鉴往知来、以史为镜；不仅要求静态的明察秋毫、见微知著，而且要求动态的投石问路、摸索尝试，在思想认识与实践方法上通过不断实施具有革新实质的变化创新，逐渐将这种变化的思想与方法过渡到、转化为实践方法，使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从适应（或不适应）目前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适应未来的另一种环境，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这就是用“用‘变’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二节 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矛盾是世界固有的普遍状态，其本质规定性是指一个事物内部包含着对立与同一的两个方面与倾向，它们既互相联接、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同一性），又互相分离、互相排斥、互相否定（对立性），从而形成了事物内在的动力机制，带来了世界万象的永恒发展。因此，“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策略之道，是对矛盾现象的认识与反映，也是新世纪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具有融合、综合、结合、整合、组合、合作、和合、中和、和谐、和解、加和、集成等丰富的、具体的形式。概括而言，所谓“和”，是以差异性为次要矛盾与制约条件、以同一性为主要矛盾与支配要素的均衡状态，没有一定的差异性，就不存在“和”的均衡状态。
“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一种以运用同一性方式去认识、实践为实质的观念，强调的是在思想与实践中“融会”“融和”“融化”，即整合“和”的丰富内涵，以汇集整合、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融会贯通、融化一体等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新世纪的思维与实践，已经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同一性（“和”）的方式来解决复杂、深刻的矛盾，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规则”，而是你我共存的“双赢游戏”；全球一体化与网络化的历史进程，以光速速度与“互联互通”的精神将所有的个人与组织融合在一起；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之间，世界的东西、南北之间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最重要的因素，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趋同现象（“和”），已经不可避免、不复逆转地寻求共同点、契合点，人类积极寻找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对立之外的调和性的“第三条道路”，在高速中融合、在融合中加速，和平共处、融会贯通、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已经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势所趋，说明同一性（“和”）的方式具有强大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一、融会
“融会”是“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一个阶段和运作起点。“和”首先是广泛集合的产物，因而“融会”就是尽一切所能，把古今中外一切对自己有用、有利的精神资源（理论、方法）与物质资源进行汇集，为自己提供进一步开发与利用的资源平台。如果在“融会”这个起点上取得优异的成果，那么“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成功了一半。
首先，“融会”在思想认识上要有准确理解、批判继承的哲学智慧。要“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首要的就是准确理解“和”的哲学内涵。“和”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智慧的一个古老而核心的理念，其起源于中国古老的饮食文化（菜肴的调料配合）与音乐文化（乐曲的音节合奏），至早期儒家而上升为系统化的哲学理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儒学奥义是：“中”是人的自然人性或情感自在未发、不偏不倚的自发状态，“和”则是人的自然人性或情感合乎社会尺度、原则（“礼法”）的自觉状态；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按照“中和”的原则运作人性或情感，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人”或“人道”的极致，即与天地万物“位焉”“育焉”的“圣人”。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和合”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延续不断的哲学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社会理想，“和为贵”“和气生财”“知和曰常”“和光同尘”“天时地利人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古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真理性。“和合”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容许矛盾对立面（“不同”）的存在但要防止其转化，并使之最终服务、维护矛盾的同一性（“和”）。千差万别只有相济相成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如果单纯突出对立，那么事物就处于“过犹不及”而“不和”的极端状态。因此，必须采取“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等方法，凡事不走极端、恰到好处，实现矛盾对立之“和”。但是，正由于“和”是以防止矛盾转化为宗旨，因而“和合”哲学的实践形态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也表现出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讲求折中等保守乃至僵化等特征，这正是“在批判中继承”所应有的科学方法与态度。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协同之于竞争、和谐之与对抗，都是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矛盾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依存和转化就是同一性，同一性策略并不是对立性策略的附庸和配角，同一性不仅为斗争性提供了前提与条件，而且在斗争性的基础上它也是推动事物发展、引起事物质变的动力。
其次，“融会”在精神状态上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要“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仅需要深刻理解“和”的哲学蕴涵，而且需要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身与心之间具备“和”的精神状态，其贵在心平气和，而不是面和心不和。对个人而言，不仅要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协调合作，而且要善于调节自己的身心状态，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精神修养，将心灵修炼成综合力、容纳力与创造力巨大的平静世界，使自己的身态与心态达到高度平衡的状态、上升到有容乃大的崇高境界。自视曲高和寡的人，往往正是自以为是、心胸狭窄的人。对组织而言，以“和”为指导思想，善于准确地、最大限度地寻求与调动精神，特别是人性中积极的、善良的同一性因素，在内部与人为善、诚心诚意、增进互信、彼此鼓舞、和衷共济，在外部与邻为友、消弭隔阂、缩小分歧、扩大共识、相互包容、相向而行，使组织变成“上下同意”“上下同欲”的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强大的、内在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彼此貌合神离的个人或组织，往往正是缺乏远见、没有前途的个人或组织。事实证明，能够从尖锐的对立与纷争中通过同一性手段和平解决矛盾的人，往往是那种具有广博的宽容精神、强大的综合力量的人，谁具有良好的互利、合作、共赢的心态，谁就会崛起，谁就能实现“家和万事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相反，任何以对立性思维方式与精神状态面对世界，从而固步自封、自给自足、拒绝合作的个人、组织甚至国家，越是抱着画地为牢、与邻为壑的狭隘心态，就越是走向没落，都必将在新世纪加速变化融合的趋势中淘汰。
第三，“融会”在具体操作上要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科学方法。大千世界，藏龙卧虎，各领风骚，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强项、优势、长处毕竟都是很有限的、相对的，不可能尽占天下之美、独占世界之鳌头。因此，要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运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融会”方法。“融会”是一个对来自于不同方面的、有助于竞争的优点与长处进行聚集、集合的过程，因而需要以独到的眼光、以开放的心态、以欣赏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利益做到不拘一格、众端参观、听无门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博采众长、博谋善取，善于从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那里、从陌生领域那里，发现、学习、获得、吸取自己没有的强项、优点、长处，从而通过“融会”的方法发掘组织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事实证明，越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吐故纳新，就越能在不同的强项、优点、长处之间产生创新的边际效应；“融会”并不排斥与己相反、对立、差异的优势因素，相反，固执己端、排斥异己、不容对立是其大忌，实际上就等于堵塞了“融会”的源头，个人就会变成一个狭隘、落后的人，组织就会变成一个封闭、僵化的组织。
二、融和
“融和”是“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二个阶段。“和”是高度综合的产物，因而“融和”是根据自己或组织的需要，对通过“融会”集合而获得的各种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各种理论和方法）等资源要素进行融合，进行有效消化、求同存异、整合改造，使自己或组织的资源一体化、系统化，实现“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高度。
首先，“融和”要善于有效消化。所谓有效消化，就是对“融会”的资源，按照自己或组织的内在需要、承受能力和适用程度进行甄别、分类、排除、加工、吸收。组织“融会”的资源仅仅具有潜在的价值，如果不加以提升，那么仍然是良莠难分、鱼龙混杂的原始堆积；同时，“融会”的资源都具有其特定属性、独特个性和适用条件，一经使用就会产生其相对独立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融会”的资源虽然在数量上有所集中，但在质量上尚未甄选，并非所有资源皆为自己或组织所需、皆为自己或组织所用，有些甚至是对自己或组织有害无益的资源。因此，对“融会”的资源进行合理“消化”至关重要，要准确认识、掌握“融会”的资源的各自属性、特点、条件及其使用效果，在善于区分糟粕与精华、区别可用与无用、分别必需与无需的基础之上，吸收那些为自己或组织所需、为自己或组织所用的精华资源，摈弃那些不为自己或组织所需、不为自己或组织所用的糟粕资源。相反，如果不加区别地大包大揽、囫囵吞枣，就会出现不堪重负、因噎废食等消化不良的后果。事实证明，不少个人或组织正是因为经不起外在资源表面的诱惑，犯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错误，致使自己或组织始终无法使“融会”的资源进一步“融和”，致使自己或组织本来健康的肌体出现了不适症状与不良反应而受到危害，甚至产生了资源的内耗、冲突。
其次，“融和”要善于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在保持矛盾的差异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寻求同一性。在中国传统辩证法智慧中，“同”与“和”是一对特别容易混淆但又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是无差异性的同一性，“和”则是有差异性的同一性。有了“不同”（差异）的必要前提才会有“和”（同一）的可能，没有“不同”就没有“和”也就无须去“和”；同时，“和”（同一性）不仅是“不同”（差异性）的前提与条件，而且也是推动发展、引起质变的动力，相济相成才能产生新生事物，没有“和”也就没有了动力与生命力，因而古人说“和气生财”“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此，求同存异就是“和”的状态，也是“融和”的状态，即“求同”（同一性）与“存异”（差异性）兼顾。如果单纯地吸取自己或组织所需要的同一性资源，而不容许矛盾对立面（“不同”“存异”）的存在，那么这些同一性资源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条件，而且反而也达不到为自己或组织“融和”的初衷。因此，不同于“融会”的集合过程，“融和”是一个对“融会”的资源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合并归纳的过程，善于参照正反、权衡利弊、彼此切磋、相互砥砺、比较优劣、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将最合适的同类优势资源嫁接、归纳、优选到组织系统中来。
第三，“融和”要善于整合改造。所谓整合，就是个人或组织遵循普遍联系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按照系统整体的要求，对原本处于松散、自发状态的单元要素，通过重新调整、重新组合与重新合并等一体化、系统性的配置，实现最佳的整体效应、达到最佳的和谐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并不总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或格斗来解决的，相反大量的矛盾是通过耐心细致的和平手段解决的，其中需要一个艰苦的磨合与整合的过程，因而同一性策略是一种常见的、和平的、柔软的策略。求同存异固然不可或缺，但仅仅是同类要素的松散合并，因为存在着尚为调整的差异性（“不同”），因而往往还会出现融而不和、内外不一、形神相离等矛盾现象；相反，整合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通过内外整合、纵横整合、强弱整合、虚拟整合、杠杆整合等有效策略，使资源要素重新配置为具有同一的目的性、明确的方向性的一体化系统或整体，使系统成为内外协调、形神统一的崭新系统。事实上，贯穿整合方法的精神宗旨就是一个“和”字或“和谐”二字，所谓“和谐”就是系统处于以同一性为主导地位并充分容纳差异性的自然状态、整合状态，就是系统的不同资源要素（组织、结构、人员、物质、精神等）通过类似化学反应（化学作用）而致“和”的结果。正因为整合所固有的巨大的创新作用，因此使“和”的方法产生了质变的飞跃，使资源真正和谐地融为一体，因而整合不仅是“融和”的关键环节，而且也是“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步骤。
三、融化
“融化”是“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第三个阶段。同一性是解决矛盾的主导方式之一，“和”同样是改造世界的最佳方法与重要动力。因此，“融化”是个人或组织以“和”作为改造世界的动态方法，对“融合”（整合）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思想或理论）等资源系统，根据自己的特定环境、条件与需要，进行持续内化、优化与转化，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具特色的、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的资源、方法或工具。
首先，“融化”要善于内化（或“自化”）。所谓内化，就是在初步实现一体化之“和”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以自身为对象的内在变化、自我扬弃，使之克服内在必然性的局限，获得完全焕然一新的、融会贯通的升华与超越。具体而言，内化一是指经过了系统化的内在的扬弃与创建，达到了推陈出新、自成体系的境界；二是指一种形成了特色化的内在个性、内涵与模式，实现了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别具特点的效果，这是最为重要的内化涵义。“融化”（内化）的方法所不同于“融会”“融和”等方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更强调直接进行以自我对象化的深刻反观、加工锤炼、修正改造、变化融通、升华超越，从而形成不可复制的内在精粹、蓄势待发的强大实力；同时，“融化”（内化）方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基于同一性（“和”）之上的、难以模仿的个性与核心能力。从世界多样性看，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事物都有其质的特点，由此构成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同时个性比一般更为丰富，更具有对象化的征服力、改造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学作品只有所描写的必须是不容混淆的“这一个”，才具有丰富的生命力、感染力。同样，“融化”的结果表现为独一无二、融入其中的“这一个”，即当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时表现为一种具有内在模式、特色鲜明的崭新事物，表现为特别的、具体的、特殊的、生动的同一性，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静止的、僵化的同一性。中国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断融化的历史过程。正由于不断内化的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融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特点，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文化之一。
其次，“融化”要善于优化。“融会”“融和”的结果并不等于达到了“和”的最佳状态。“和”不仅是一种整合的静态均衡结果，而且也是一个“融化”的动态均衡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优化。所谓优化，就是从动态的、持续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某一事物对象（系统、资源、数量、结构、设计、方案等）进行一次或几次的充分权衡、持续调整，以实现最好的实际效果。优化与“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融化”是“和”的最终阶段，因而优化的方法作为“融化”的重要步骤，其精神宗旨也是一个“和”字，所以优化是不同要素或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而绝不是单方面、不对称的最优。因此，要实现最好的优化效果，必须在优化方法上做到：一是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制方案、分析评估、比较鉴别、方案选择、试验实证等步骤，找出达到主要目标的有效途径，做到有进有退、有增有减、有合有分、有入有出；二是谋求最佳的资源结合，即运用挪活存量、挖掘潜力、强化实力、聚合优势、突出核心等方法，构建达到主要目标的资源平台；三是获得最大的整体效应，即坚持统筹兼顾、系统完善、配置组合、相互协调、合作推进等方式，实现主要目标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以上方法依次决定着达到优化目的的实现程度、现实依据、系统功能。所以，要使一个事物整体在最佳状态下运行，取得持续的、动态的一体化之“和”（“融化”）的效果，不仅要善于不断的数量优化（“融会”“融和”），而且还要善于持续的结构优化（“融化”）；不仅要善于局部优化，而且还要善于系统优化；不仅要善于过程优化，而且要善于功能优化；不仅要适时打破陈旧的均衡（“和”），而且要动态地寻求持续的自我优化（“和”）、调节、改进、深化、创新、飞跃，由此达到“和”的最好结果与动态均衡状态。
第三，“融化”要善于转化。“和”的最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它作为积极推动事物发展、达到既定目标的同一性方法、建设性方法，即一种更为深刻的对象化转化（由内到外）的方法，“和”与“化”之间的辨证关系由此就充分显现出来。转化从对象上看，可能是一种关系，可能是一种生态，可能是一种思想（精神），可能是一种人物，可能是一种物质，可能是一种资源……因而融化已经从内化、优化等内在形式转变为外在对象的转化，这种外在转化就是自我实现的表现。转化从方法上看，融化就是一种包含着差异性的同一性演变过程、建设性手段、积极进取的方式。毫无疑问，差异性方法（如斗争）与同一性方法（如“和”）是两种主要的、截然不同的转化方法（类型），但都不是绝对的。同一性方法的合理性，就在于同一性也是事物得以发展的动力因素，所谓“相辅相成”“相反相济”“相得益彰”。因此，正确运用以“和”为主旨的转化方法（“融化”），首先，必须在观念与行动上真正承认、重视、尊重、容纳差别，从而使同一性变成具体的、生动的同一性，使同一性成为控制矛盾系统、谋求事物发展的杠杆，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没有对象化的转化就不可能同时造就自己；其次，必须将不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度”）之内，善于将矛盾的因素转化为有助于“和”的方面，着重寻求、整合与牢固其同一性的因素，这就叫作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共生共存、有容乃大。转化从结果来看，融化就是积极地以同一性方法（“和”）外化自己、转化对象、实现目标，这是“以‘和’的思想与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所在。同样作为转化的方法，同一性方法与差异性方法常常在结果上大多不同，往往在不知不觉、润物无声之中产生潜移默化、事半功倍的良效，所谓“大象无形”“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最大、最高、最高深的哲学智慧。历史表明，大凡成就大业者，大多具有善于正确运用“和”（“融化”、转化）的方法的高超本领、艺术，或能够从容不迫地化干戈为玉帛、化摩擦为协作、化敌人为朋友、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扭转乾坤、获得双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大效果；或能够点石成金地变小资源为大资源、化贫困为富有，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能、形成“投入产出”的乘数效应，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或能够博古通今地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转化古今中外的理论、思想（精神）资源的精华，形成指导一个时代、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精神财富或思想体系；……所有这些转化的方法，都达到了所谓“和无寡”的“化境”境界。
黑格尔说：“健康的思想都是指向具体的。”任何一种思想仅仅停留在认知阶段，而不能转化为物质的或实践的力量，那么它就不能显示、实现其固有的巨大的潜在价值与现实威力，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那么思想就会获得不竭的源泉活水。只有想到点子上、找到路子上，一项事业才能获得成功。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事物的规律，并有效地转化为、服务于实践。同样，把“变”的思想、方法所发现的规律性内容，转化为“和”的实践方法，这是“和”的社会实践与客观趋势所决定的。不难发现，所谓“悟”“变”“和”“化”等重要概念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统一，此即所谓“道”。
“用‘变’与‘和’的思想、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统一的、连续的整体。“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实生物”，随着社会内容的日益丰富而更为强化，越来越表现为事物客观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世界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时时处处都有，任何事物无所不在差异之中，但又无往不在统一之中，越具有差异性，就越需要同一性，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差异性，差异性正是通过同一性的对象化方式反映出来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讲“用‘变’与‘和’的思想、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是要善于运用“变”的观念、方法，在思想认识上发现、掌握事物之间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彼此相同或互补的同一性因素与规律，并最终将这种同一性诉诸具体的实践行动上，更好地服务于“和”的实践。事实上，也只有在变化中才能找到同一性，只有“不同”才需要“和”，才会有“和”，才能成“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组织之间、个人之间总会在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产生合作的需要，没有这种精诚合作是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越处于复杂多变的局势、越面临惊心动魄的时刻，就越不能方寸大乱、手足无措，就越需要举重若轻、心平气和，越需要从严重的对立之中洞察到事物之间隐而不显的同一性，越需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契合点，通过相互对象化的满足而实现兼容并蓄、相辅相成。正是这种同一性往往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所在，从而趋利避害、化险为夷，推动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所以，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中解放出来，换一种思路，变一种方法，或许能够从千差万别、千头万绪的现实矛盾与对立中另辟捷径、别有洞天，赢得未来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把“变”与“和”的思想、方法结合起来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