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新的范式

本书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旅程：一场穿越经济史的旅行，更确切地说，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之谜的旅程。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做到：

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本书的最后章节（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结语）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测算各国的财富

人们喜欢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各国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枯燥的统计数字，而非更为实在的指标，如福利、消费或幸福感？理由之一是，亿万人类的物质福利水平与自己所在国家的人均GDP密切相关。例如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就对应着人均GDP在长期停滞之后的起飞（详见本书第2章）。

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使其中很大部分人口实现了19世纪之初仅有少数特权群体能享受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贫困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不充分，则意味着数亿人口至今依然生活在非常艰难而危险的环境里。可见，要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某些国家凋敝，为什么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弄清楚人均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此外，人均GDP还便于做跨国比较，不仅是给定时点的比较，还可以做跨时期的比较。

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效用意指在一个国家里有用的或者说能带来福利的东西。许多效用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上交易，由此被纳入了GDP的核算，但还有些效用不属于此类。例如，相比在火车站或旅行社排队购票，通过互联网预订车票节约的时间，就没有计入GDP。又如，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拍照不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也不计入GDP。而在数码照相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购买胶卷，并且付费冲印照片，所有这些开支都纳入了GDP。还有些技术进步，例如让我们获得牙医服务比40年前变得轻松了许多。此类进步同样没有反映在GDP里，那我们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

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例如，丹尼尔·卡尼曼与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曾强调，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Kahneman and Deaton, 2013）。本书第11章将详细探讨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如新产品和新活动的数量，以及创新的类型等。第9章将关注绿色创新，并探讨测算与促进它的方式。最后，还有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它反映一国收入分配距离完全平等状态有多远。我们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有关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议题，将在第5章和第10章做深入讨论。

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

答案很直观：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急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理论上的理由

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模型的简洁与优美使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课程的必然出发点。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也就是GDP）的某个固定比例。

这样的经济体看起来会一切运转良好：储蓄资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促使GDP增长，然后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资本，使GDP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或者说，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该经济体也能实现持续增长。

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机器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失去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实证上的理由

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

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该理念对应着索洛的结论，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资。更一般地说，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

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也就是说，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

于是，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如上文所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但我们的回复是，有可能克服这一矛盾，或者说可以做到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借用拉古拉迈·拉詹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于2004年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来说，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4.创造性破坏：现实

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我们能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中感受到它，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测算。图1.1显示的是1900—2000年美国各州人均GDP年增长率与这些州每年登记的专利数量的对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创新密度与生产率增速之间呈现清晰的正相关，创新更多的州增长速度更快。

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出发点，让我们可以找到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从表1.1可以看到，在2005年，新创企业，即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创造的净新增就业占全美国的142%。

图1.2a显示的是就业增长率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最年轻的企业在净就业增长方面强于成立已久的企业。图1.2b显示的是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较年轻的企业的退出率远高于成立已久的企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进则退”现象：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由于其中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摧毁；但在这一达尔文式演化淘汰过程中幸存的企业则会继续创造就业并发展壮大。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增长。

最后，我们可以用企业创造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这是研究企业与就业动态变化的文献最常采用的指标。该指标与人均GDP增长又该如何联系起来呢？图1.3包含了17个欧洲国家的587个地区2012—2016年的数据，表明在这一时期，创造性破坏平均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一边是用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另一边是用新专利数量来测算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两个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在美国，1985—2010年就业创造与摧毁率最高的各县，也是产生新专利数量最多的地区。该数据覆盖了1 100多个县，相关系数为0.456。这一相关关系主要源于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是年轻的小企业，它们也是创造和摧毁就业岗位最多的企业。事实上，从图1.4可以清晰地看出，（以单位员工专利数量测算的）创新密度随着（以员工数量测算的）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创新概率就越低。此外，与较大的企业相比，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影响更深远。

在总结这段对创造性破坏现实的介绍时，我们还想与读者分享两颗思想的“种子”。图1.5展示了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的工厂规模（以员工数量测算）随工厂年限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相比墨西哥和印度，美国的工厂规模随工厂年限增长的变化更为迅速，这反映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其一是美国企业更容易找到支持增长必需的融资；其二是美国金融体系会选择业绩最好的企业，或者说最具增长潜力的企业。

图1.6对美国和法国做了类似的比较，即就业在不同年限的企业间的分布，它反映的事实是，相比法国同行，美国老牌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好，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增长所需的融资。因此不出意料，从最古老的企业在全体就业中所占的份额看，美国远远高于法国。

5.有关增长的几个谜题

我们对经济学模型和范式的评判标准是，它们能否解释某些现象，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洞悉与增长有关的几个谜题，我们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五个。

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

本书第2章将详细阐述，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于2001年的估计，公元1000年时的全球人均GDP同公元元年相近，1820年的全球人均GDP仅比1000年高出53%，相当于在820年里保持年均0.05%的极低增速。经济起飞发生在1820年，首先是英国，法国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起飞力度非常显著，使年均增长率从1820年之前的0.05%跃升至1820—1870年的0.5%。此后，全球增长持续加速，在1950—1973年间达到近3%。

我们该如何解释经济增长在近代的这一突然腾飞？为什么它是发生在欧洲，而非从中世纪以来曾做出过许多重要发现的中国？更一般地说，其他经济转型现象又如何解释，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追赶经济转向创新经济？

新古典模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没有解释增长率随时间的变化。与事实相反，在新古典研究范式中，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通常会随时间下降，因为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而资本回报率会递减。我们将在本书第2章及第7~8章看到，熊彼特范式则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竞争与增长

有人或许认为，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利润减少，如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它们会自动削弱创新激励，因此竞争加剧意味着创新减少、增长失速。然而，英国经济学家对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竞争与创新之间，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似是而非的结果该如何解释？

新古典理论对此谜题并无说法，因为它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熊彼特范式能对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有更多启示吗？我们如何把增长和竞争的理论与实证发现协调起来？我们是否必须抛弃包括熊彼特模型在内的所有现成理论，从头开始思考？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是否应该忽略实证挑战，继续研究模型，对矛盾现象视若无睹？本书第4章将探讨，创造性破坏的范式如何解答这一谜题。

中等收入陷阱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左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此位置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差距并未缩小。但自那之后，阿根廷的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开始下跌。为什么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向美国的趋同会陷入停滞，而且走向倒退？还有些更发达的经济体也出现过增长中断现象，日本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从二战结束到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和技术水平经历了辉煌的增长，然后又进入漫长的停滞期。

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发展趋势中的这种中断现象。在该模型中，增长率随着资本积累逐渐下降，但趋势不会中断。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的解释则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采纳的制度或政策有利于通过资本积累特别是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增长和经济追赶，但它们没能为转向创新经济而相应调整制度。这一论题将在本书第7章探讨。

长期停滞

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指出，他认为美国注定陷入长时间的弱势增长，并将其命名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当时的美国刚刚走出大萧条。从更近期看，2008年金融危机让劳伦斯·萨默斯（2013）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启用了长期停滞的说法，以描述他们眼中同汉森在1938年看到的类似景象。

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美国的增长率自2005年后仍显著下跌？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长期停滞的谜题，因为该理论推测增长率将因为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而持续下降。那么创造性破坏范式能做得更好吗？

创造性破坏范式认为，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来的情况会比萨默斯或罗伯特·戈登（2016）的看法更乐观。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和永远地改进了新思想的生产技术。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同时发生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回报（规模效应）以及不创新的潜在成本（竞争效应）。相应地，最近数十年来的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加速。至于这一加速为什么没有体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上，本书第6章将予以回答。

不平等与创新

最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快速扩大，尤其是在收入阶梯最顶端的部分。“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速攀升。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

一种办法是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把资本积累视为发财致富的唯一源泉。另一种办法则是基于创造性破坏范式（在本书第5章和第10章展开），把创新及其产生的租金视为致富和顶层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又一重要根源。

有哪些不同方法可以测算不平等？创新会如何影响这些不同测算？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扩大有一部分来自创新，而不仅是房地产租金和投机所得，弄清楚这点为什么至关重要？

在第5章的详细阐述之前，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相比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原因，创新有着特别的优点。创新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发动机。创新在短期内的确会让其发明者和实践者受益，但从长期看，创新租金却会因为模仿和创造性破坏而消散。或者说，创新造成的不平等是暂时现象。最后，创新能带来社会流动性，让新的人才进入市场，并全部或部分地取代在位企业。

创新同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来源之间的差异，还启发我们思考设计这样一种税收政策：既具有再分配性质，又能促进创新和增长，并区别处理创新和其他不平等来源。相反，打击创新的税收政策不仅会妨碍经济增长，还将因为不鼓励创造性破坏而影响社会流动性。

6.公共政策、政府与民间社会

我们对经济研究范式的评判，还要考虑它们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力。

没有范式指导的经济增长政策

不依靠任何范式的增长政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约翰·威廉姆森命名的“华盛顿共识”。他采用的“共识”一词是指代如下事实：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都支持正在开展改革的拉丁美洲、亚洲和前苏联阵营的国家采纳同一套增长政策。该共识包含三条关键的准则：经济稳定化，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这些政策建议并非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但它们不是来自某个既定理论架构的系统论证。

“华盛顿共识”遇到了若干批评。尤其是，我们的同行豪斯曼等人（Hausman、Rodrik and Velasco, 2008）明智地指出，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在没有严格遵照此类建议的情况下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从未对大型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韩国则没有完全开放对外贸易。相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却没有显著提高增长率。豪斯曼等三位经济学家建议以“增长诊断”的观念为基础，采用另外一套务实的做法。他们的想法是找到各个国家分别面临的主要增长障碍，如教育体系缺乏效率、信贷约束或者基础设施匮乏等。

增长政策与新古典范式

第二种方法是借助新古典范式来设计增长政策。该模型认为，对实物资本装备的累积投资将促进人均GDP增长，但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这存在某个上限。该模型还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促进增长，尤其是对教育和知识的投资。可是新古典理论的启示到此便止步了，它并未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竞争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教育政策同研究和创新投资结合起来等内容。

增长政策与创造性破坏范式

读者们应该记得，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一个关键思想是，持续的创新是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但由于人们不会把自己的创新给全社会带来的集体知识进步效应以及未来创新者能够利用这些进步的效应内部化，每个人的创新投入都将不足。于是政府需要扮演创新投资人的角色。针对这一课题，我们将在本书第10章探讨教育和科学对创新过程的作用，在第12章探讨创新融资，然后在第14章分析政府作为投资人的作用。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二个关键思想是，创新激励来自通过垄断租金获得回报的前景预期。该原则意味着，政府的第二个角色是充当创新的产权保护者。对此，我们将在第4章探讨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的互补性质，在第5章分析税收政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三个关键思想是创造过程中的破坏，每个新的创新都会摧毁之前创新产生的租金。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任何新的创新都将遇到在位企业的抵制，因为它们愿意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租金。拉詹和津加莱斯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诠释：这些企业还能获得雇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现有经济活动的破坏将使自己失去工作。

面对这一反对创新的联盟，政府需要扮演双重角色。首先，政府应该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保证竞争与新创新者的自由进入，这是竞争政策、规制游说活动和打击腐败等政策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第6章和第15章详细讨论。其次，政府必须保护雇员们免受工作岗位消失的潜在危害。本书第11章将结合创造性破坏与健康和幸福度的关系探讨此课题，第14章将分析保障型政府的兴起。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另外两个启示

创造性破坏范式提供的视角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国财富增进过程的另外两个基本方面。

模仿与前沿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搞创新，让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

我们将在第7章深入解释，某些国家因为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式增长和经济追赶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在初期实现了强劲增长，可是它们没有为转向创新经济而调整制度与政策。然而，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发达，距离技术前沿就越近，就越需要用前沿创新来取代技术追赶、充当增长发动机。于是，有些国家未能维持强势增长，在人均GDP水平上没有向最发达国家完全趋同。

环境问题与创新方向。在位企业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试图阻止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市场，还关系到看待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保守态度。本书第9章将对此做详细阐述，过去在内燃机领域有创新成果的汽车生产商，通常会在未来继续致力于该领域的开发，因为这是其优势所在，它们不会自发地选择转向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作“路径依赖”。为推动企业转向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有必要依靠政府利用多种工具加以干预。

如何让政府妥善履行职责？

为什么政府会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作用？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鼓励新创新者的进入，抵制在位企业的腐蚀拉拢？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建立保障和制衡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

我们将在本书第14章和第15章尝试回答此类问题。在有关政府议题的这些章节，我们把国际竞争与民间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视为迫使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两个杠杆。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将不像熊彼特那般悲观。这些力量迫使市场经济持续改善自身及其规制，并给我们带来实现更环保、更包容的繁荣发展的希望。

7.本书大纲与读者手册

本书第2章将探讨增长起飞的谜题：如何解释世界GDP在19世纪初期之前的长期停滞，以及随后在英国乃至法国出现的工业起飞？这一章将展示，创造性破坏范式如何为理解起飞现象提供有用的视角。

第3章将介绍重大技术革新浪潮：为什么技术进步以浪潮形式出现，为什么过去的技术革命与自动化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岗位？

第4章将分析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的关系：竞争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促进创新与增长；我们该如何协调竞争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为什么竞争与产业政策并不矛盾？

第5章将分析创新与不平等的关系：如何测算不平等程度；为什么作为“顶层不平等”来源之一的创新同其他不平等来源有所不同；创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带来社会流动性；游说活动如何影响增长与不平等？此外还涉及，为什么对资本征税并非使增长变得更加平等的唯一工具？

第6章将探讨长期停滞的谜题，尤其是试图解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的下滑：为什么生产率增速的测算不正确；为什么商业活力下降伴随着租金上升与超级明星企业的出现；以及为什么长期停滞并非不可避免？

第7章将探究中等收入陷阱的谜题，也被称为“阿根廷悖论”：为什么某些国家最初能快速增长，然后停滞在中游；为什么促进技术前沿创新型增长的制度不同于鼓励追赶型增长的制度；为什么自由对技术前沿的创新和增长尤其重要；危机如何帮助某些国家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8章将考察去工业化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原因：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转型？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的必要步骤，还是说不需要大规模工业化就能实现从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直接转型？

第9章将探讨绿色创新：为什么自由放任式经济不会自发转向绿色创新；政府为什么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干预，以引导绿色技术的创新；为什么碳税并非实现更绿色增长的唯一工具？

第10章将深入探究创新议题：哪些人是创新者？我们对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哪些了解？为什么教育政策和研发政策在促进创新引领的增长方面有互补作用，为什么创新不能离开基础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依赖于学术自由和开放？

第11章将分析创造性破坏同失业、健康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创造性破坏会导致失业？失业对个人有哪些情感影响，对人们的健康有何危害？为什么辅以恰当的公共政策，创造性破坏可以不妨碍人们的健康与幸福感？

第12章将聚焦于对创新的融资：为什么股权和风险资本融资非常适合支持前沿创新；为什么机构投资者与慈善家也在鼓励承担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什么政府可能过分专注对大企业的研发补贴，结果伤害了更具创新力的中小企业？

第13章将聚焦于创新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也包括人的全球化：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如何影响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创新；为什么出口市场的扩张会刺激创新，为什么投资与创新是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的维持价值链控制的方式；为什么技术移民对迁入国的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14章将从历史角度分析，能够同时投资创新并管理相应风险的政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战争风险与国际竞争如何促进了致力于教育、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国家逐渐兴起；战争与重大经济危机如何推动各国政府采纳相应政策，以保护个人免受创造性破坏的内在风险，或保护企业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第15章将分析，对行政机构的制衡如何制止妨碍新创新活动进入的滥权和腐败。我们将介绍几种可以监督行政权力使用的宪法工具。但在许多情形下，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些工具仍不能发挥实际效用：民间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充当权力分立与行政权力监督的最终保障；为什么“市场—政府—民间社会”这个三角结构对创新经济的正常运转不可或缺？

最后，基于之前各章的分析与讨论，本书结语部分将邀请读者一起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对其进行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和更公平的繁荣？

在结束这一引言部分的时候，我们再做三点补充。第一，我们将以特定的熊彼特研究范式或者说创造性破坏范式，来探讨与增长过程有关的谜团和问题。如前文所述，其他研究方法也曾被用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但归根到底，正是经济思想史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筛选出了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模型与范式。第二，在分析和推理的表述中，我们将依据:（1）启发性的经验证据，意指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性；（2）更靠近因果解释的经验证据，包括利用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借助自然实验或随机实验等方法。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将尽可能明确地告知读者，有关的经验事实只是启示性的，还是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我们选择用众多图表来描述某些论证，目的是让某些不那么直观的内容变得更加清晰、友好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