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戴维·塞克斯顿对话石黑一雄 戴维·塞克斯顿/1987年

原载于《伦敦文学评论》（1987年1月），第16—19页，《伦敦文学评论》授权转载。

石黑一雄是英国最杰出的日裔作家，可能也是英国唯一的日裔作家。他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备受赞誉，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并在惠特布莱德奖小说单元拔得头筹。1月13日评审们齐聚一堂，该小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惠特布莱德奖的年度夺冠热门。

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于长崎，1960年与父母一起来到英国。他的父亲是科学家，海洋学家。1983年石黑入选“英国青年小说家二十佳”，其实当时他仍持日本国籍。现在他有了英国护照，居住在低调的西登汉姆一条幽长而寂静的路上。我在小说出版前拜访了他，当时他身穿整洁的黑色服装，一款日本设计师征服世界的时尚风格。他待人友好，颇是好客，甚至给我留下了开心的印象。这并不多见，显然凭我的采访技巧，被采访者中鲜有人和他一样开心。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出人意料的直接和坦诚，不会搪塞或闪烁其辞。

听他说英语察觉不出异域感。他说话有典型的中产阶级口音，带着些许伦敦南部腔调。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学习英语的过程。他说不记得了。“当时我只有五岁，很快就学会了。我甚至不记得有过因为不能开口说英语而感到不便的时候。我和父母仍然用日语交谈，就是讲得不大好，像五岁儿童的日语水平。”

他的书面英语清晰易懂，读起来赏心悦目。“单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如果写作的语言不太流畅反而是有好处的，因为太流畅会妨碍写作中一些重要东西的表达。对所用语言小心翼翼会带来明显的优势。”虽然石黑一雄说自己讲起英语来并不像外国人，但他可以用日语思维。“如果我回家和父母待上一段日子，我的思维模式就真的是日式的。如果我撞了脚趾，我的头脑里立刻会蹦出的就是日语感叹词，而不是英语。”

他说自己从小受到“相当直白的英国南方教育——很无趣”。在肯特大学念完英语和哲学专业后，他在东英吉利大学跟随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攻读创意写作硕士课程。他把这门课形容为一门诚实的课程。“也许这是门不错的课，因为它其实真正将责任扔还给写作者。没有什么规定的作业，大把时间必须由你自己安排。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写些什么。如果你的确创作出了点东西，会有一群非常挑剔的人等着你，让你无处藏身。这意味着许多人在那里饱受创伤。我在学校的那一年就有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写作，觉得那一年痛苦不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样做完全正确。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否真正热衷于写作。这是你到头来会拿出什么作品的问题。”

石黑最早的短篇故事完全是对前人的模仿之作，其中有三篇被收入了费伯出版社的《导言7》。《中毒》依我看模仿的是伊恩·麦克尤恩。“我是有意在实验。那时，尝新让人激动不已。仅仅是以日记的形式或者使用现在时态的创作挑战，就足以让我动笔写故事。现在这种东西不会再让我着迷了。像你说的那样，我写的是伊恩·麦克尤恩式的故事。我在东英吉利大学读书时，伊恩·麦克尤恩仍然是——我想他如今依然是——时髦的年轻作家。那段时间他所写的全是青少年性爱和暴力那种东西。”

在东英吉利大学求学时，他突然对自己的日本背景产生兴趣，在此之前他都是抛在一边的。“那个阶段我没写过任何以日本为背景的东西，完全没想过要从自己日本的一面来创作。”两三个月后，他写了一个题为《不时的陌生悲伤》的故事（收录在费伯出版社的《导言7》中）。他说这是受到课程氛围的影响。“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确实非常喜欢强调每个作家都要找到自己的风格。他常常强调优秀作品是多种多样的，和其出处有关，而不是重在树立效仿的标杆。”尽管这个故事在当时似乎只是“摸索”而已，但事后看来，这就是他第一部作品《远山淡影》的预演。

我让他谈谈原子弹爆炸对他写作的意义。“我创作那个故事时（1979年），核问题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重新流行起来。差不多就在那时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它，还有核裁军问题，等等。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做看起来既荒唐又幼稚——我真没想过这个故事会和核问题的大讨论扯上任何关联。”我问他孩提时代如何看待原子弹爆炸事件。“我的感觉很奇怪。我真的不觉得是件大事。直到八九岁，我才反应过来长崎原来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这是我在英国上小学时从百科词典上看到的。在那以前，我以为每座城市都有过原子弹爆炸。发现自己的家乡长崎是历史上有过如此遭遇的仅有的两个地方之一，这竟让我有了种奇怪的自豪感。不管是我父母谈论原子弹爆炸的方式，还是长崎本地人谈及原子弹爆炸的方式，都不会让孩子觉得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往往把它看成一场自然灾害。他们会说，爆炸前那儿曾有过这座建筑，或者那座建筑是爆炸后才造的。原子弹爆炸就像是时间的标记。我的父母谈到很多死于原子弹爆炸的熟人时会带着浓浓的悲伤。外公几乎肯定是因为受了辐射，爆炸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虽然他离爆炸点很远。但母亲提到这件事，从来没有表现出愤愤不平，这常常让我大惑不解。日本人总体上没有对那场原子弹爆炸耿耿于怀。他们热衷于和平主义和核问题，但是我没看出来他们认为原子弹爆炸是滔天罪行。那很奇怪。”

石黑不大清楚父母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他的父亲当时不够当兵的年纪，母亲则在工厂工作。“她给我讲过原子弹坠落当天发生的事。母亲的娘家位于原子弹落下的城市另一边。长崎不像广岛那样受到了正面袭击。城市的一半被摧毁了，但另一半相对而言毫发无损，只是相对而言。至于为什么我的外公会受到核辐射，我猜那是因为大家都前往被摧毁的地区帮忙而导致的。那些日子急着要焚烧掉尸体，因为当时是盛夏时节，不然就会有疾病传播。熊熊燃烧的建筑产生了令人难耐的高温，还有堆积如山的尸体必须要在任何可怕的疾病传播前尽快焚烧掉，整个场景宛若人间地狱。任何人只要还走得动，就要去城里完成这份讨厌的差事。这意味着很多人因为前去帮忙而死于爆炸后的辐射。”

《远山淡影》以当代英国为背景，故事的讲述者却是一位定居在英国并且嫁给了英国人的日本女人，她使用了大量的倒叙把故事拉回战后长崎，小说风格迂回曲折。保罗·贝利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评论说石黑原本可以“平铺直叙”。对此石黑并不认同。“我对那本书是持有许多保留意见，但我并不认为我的问题之一在于省略太多。这本书的不足是在变革方面不够自信。给我的感觉是很像一本试水之作，我对自己希望做出的特色没什么把握。我认为小说的主要问题是主题不集中。当时我很担心要是不拖沓点的话，小说的内容会变得空洞乏味。小说读起来就像用一袋子包袱哄骗人们读下去。”尽管石黑称这部小说为试水之作，“有点晦涩，无端令人费解”，但这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一种语言，并且大受好评，摘得了1983年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小说的中心人物悦子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而躲入似乎漫无目的的回忆中。“我的想法是，叙事中明显有一大片空白，故事也相当古怪。读者理当会问：好吧，为什么她要告诉我们这些？读着读着问题应该就明朗了。这就是人们试图面对自己的方式——通过别人和他们的故事来直面自我。”

他不认为这样的迂回曲折是典型的日本风格。“从某种层面上说，我认为这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我认为日本人有这样的风格，从他们的社交行为就能看出这点。日本人表面上往往更转弯抹角，但是其实这也很像英国中产阶级的说话方式。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含沙射影，而不会真的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很多英格兰北部的人理解不了南方人的举止，这和很多人难以理解日本人是一个道理。二者差不多。”

一篇题为《团圆饭》的精彩故事（一顿可能食用了含有剧毒的河豚的晚餐）就利用了英国人对日本人的成见——他们认为日本人偏爱自杀。“英国人的理解有些怪异，好像觉得日本人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自杀。英国人似乎只注意到日本文化中类似的方面，他们似乎认为那才是这种要不然相当矛盾的文化中最讲得通的东西。他们喜欢‘神风突击机’和‘切腹自杀’。我想在那个故事中我有意利用了西方读者的心理预期。你可以用一些不好的征兆来给读者下套。一旦我营造了河豚鱼的预期，我就能利用那种张力和暗黑感服务于我自己的目的了。”

他认为保罗·施拉德的传记电影《三岛由纪夫传》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成见。“西方不大情愿将日本人看作常人，更怂恿西方人这么看的是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们与众不同。把日本人这样神秘化，双方都有责任。”

这种让作者讳莫如深的写法使得读者拼命要找出真相。他在小说中非常看重这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可能我对读者的期望太高。我总假定人们会非常细致地阅读我的作品。但是你总要做出抉择，你要么写给专心致志的读者，要么写给看书囫囵吞枣的人。如果你把所有东西讲得一清二楚或者和盘托出，这会让专心致志的人沮丧万分。”

《浮世画家》以1948年到1950年间的长崎为背景，记录下了年长的画师小野增二在三十年代由描绘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向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转变。他逐渐与自己的过去和解，接受美国化的新派日本，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浮华世界本身的价值观一样转瞬即逝。威廉·燕卜荪说过：“虚构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你意识到别人行事的道德信仰与你截然不同。”这正是石黑小说的过人之处。从第一句话开始，读者便明白了作品的精妙绝伦。

小说重要的一章中，小野想起一位年长的绘画老师曾和自己解释过为何他要穷尽毕生精力描绘“浮华世界”，捕捉天黑后艺伎馆的美。“浮华世界的概念是小说框架的重点之一。这儿的老画师代表的是传统流派的观点，他想要捕捉的是世上短暂的欢愉。那是日本艺术中相当重要的传统，也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你想说，好吧，人生中没什么东西能把握住。你必须看清这个世界的欢愉享乐到了第二天就会成为泡影，一到清晨便会烟消云散。讽刺之处在于小说的主人公到了事业的一定阶段觉得这样的人生令人不满。他想做一些更可靠的事。他觉得画不一样的东西，让绘画带有政治和宣传色彩，他所致力的价值观就不再昙花一现，这些价值观就靠得住，就不会随着清晨的阳光消失得无影无踪。讽刺在于到头来这偏偏就是他的下场。道德环境把他的人生全打乱了。那就是他最终的下场，虽然他说过自己不该再这样，但他仍然就是个浮华世界的画家。这就是为什么小说题为《浮世画家》。”

如何面对幻灭，如何正视自己对于世界微不足道这一现实，这样的问题深藏小说中。“我的看法是人们其实会为了保存颜面而在一定程度上自欺欺人。你必须容忍人们那样做。还有一点，我希望他能明白自己在世上地位卑微。由此他才能和世界达成某种和解。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兴趣，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已。到最后如果他的生活被搞砸了，他是唯一真正在乎的人。我所感兴趣的是，人们直面关于自己的现实时会如何保全他们的尊严。”

我问石黑是否觉得日本人整体上已和他们的过去和解。他无法给出答案，这在情理之中。“我不大了解现代的日本。”他没有在日本生活过。“我写的日本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它成为我想写的内容是因为它有着虚构世界的变通性。尤其西方人不大可能质疑：‘真是这样吗？’作为作家想获得一定的自由，你可以把故事a）放在过去；b）放在别的国家。我不想和历史上已有定论的事情偏离得太远，但我也没有写纪实作品的雄心。”

在日本，他的作品由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曲高和寡，实际上是家学术出版社。从评论中可以看出，日本人似乎也认为他的作品设定的背景与他们熟知的世界相去甚远。“因为作品设定在1948年。自那以后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英国的变化还要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害怕在日本出版小说，因为我觉得那儿的人读了之后会说：这太荒唐了，这个世界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他是在歪曲。但是我的写作态度没有明显不同。我写的就是一个人们不了解的世界。现在的日本人对四十年代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并不了如指掌。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

但是显然，除了关注个体对正直的追求外，他还痴迷于日本这个国家如何能在历史上在没有明显压力的情况下实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日本人的心理是只要这个人被视作敌人，他们就会发疯似的跟他战斗。这似乎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日本人的心里。但是一旦这个人——无论是谁——被证实不再是敌人，而成为了你的征服者、你的新老师，那么日本人似乎可以毫无心理芥蒂地大反转，臣服效忠于这个新势力。有点像狗或马的忠诚。相当奇怪的是历史上他们便如此。这也是日本得以飞速实现工业化而远东的其他国家却无法做到的原因。如果你留心观察日本人在小事方面的举动，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做。那就是日本文化形成的方式。”石黑在自己的两部小说里都用到了这样的师生关系，这在日本有着重大意义。“这就像被保护人和保护人的关系一样。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自己的保护人，你可以去向他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

当他创作《浮世画家》时，他觉得“并不非得让情节的发展一清二楚。在某种意义上，写到某处我只能告诉自己，我一定会把小说变得相当‘无聊’。你必须承认：根据西方的写作方法，你从一开始就会说自己要写的东西很无聊，它意味着如果契诃夫这样写，他也忍不住会说这是个‘无聊的故事’。我非常理解这一点。你设法摆脱了西方文学关于创造情节和吊胃口的期待。我希望小说节奏缓慢，几乎毫无情节。我就希望它是本精致的乏味之作。”他如是说道，付之一笑。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从来没回过日本。“我只是从来没想过。我的父母经常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会为你付机票钱，因为他们一直内疚把我放在了一个这么冷的国家。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不想回去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二十一二岁前我纯粹是不感兴趣。我希望去那些别人都想去的地方，比如加州，我就去过，而不是日本。”1986年他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个时候我再次考虑过自己是否应该去趟日本，但我还是没有去。”

如果他现在去了日本，他应该会想要在那待上一段时间。他担心的是在日本会受到何种对待。也许，他并不受欢迎。“我的境地很特殊。日本人非常种族主义。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很奇特。他们会把外国人视作贵宾，彬彬有礼地接待，非常热情好客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你做什么都会错，举止也不得体。如果我去了那里，他们会想：这儿有个日本人，但日语说不好，和人说话用词不当，样样事情都做错。而且他们一般对日本人去国外这件事没什么同情心。那些离开日本太久的人总是会被他们看作受到毒害。像我这样完全西化的人在日本没什么借口。他们会认为我是个未开化的傻瓜。”

他的家族在长崎仍然有幢“相当气派”的房子，很像《浮世画家》里出现的那幢。“因为无人居住，房子已经完全破败了。在长崎如果你的屋子空无一人，它就会破败，因为长崎正好在日本的南部。房子还在火山的半道上，是那种老式的武士府邸，三层楼，顶楼是西式房间。就是传统的日本房子，到处是推拉门，大大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推拉门，大大的院子里种着奇奇怪怪的蔬菜，如果你碰了这些蔬菜，就会起疹子，或是碰上蜥蜴之类的东西。我的脑海里对此有着非常生动的画面。我知道每个房间在哪。房子周围现在全是现代的日式住宅。在过去它与世隔绝，是当地的豪宅。现在却成了当地的陋室，周围的邻居一直在抱怨。”显而易见，回忆那时的日本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这生动地代表了我对长崎和那段人生的种种情感。我记忆中的房子富丽堂皇，如果我回了日本，现实将是破败不堪、触目惊心。在某种意义上，那也是我对那段人生经历的情感。如果它仍然是一片充斥着猜测、想象与回忆的土地，它就能为我提供力量。如果我回到了日本，也许它就失去了这样的力量。这并不是说我不想回去。也许我很快就会回去。我过去认为回日本会破坏我的写作。现在我的想法有点动摇了。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经历的日本仍然会是个独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