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92年11月18日，100多名身处巴黎的英国人、美国人和爱尔兰人齐聚怀特酒店（又名“英国人俱乐部”），欢庆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在英国，主流舆论受伦敦政府和大部分神职人员的煽动，始终对大革命极度仇视，但很多来自不列颠、美国和爱尔兰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依然对大革命的成就怀有巨大的热情，并对其公开表示支持。尽管后来知名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来到怀特酒店的时间稍晚一些；另一位18世纪90年代新革命思想的热情拥趸柯勒律治缺席了聚会，与会者中依旧不乏俊杰。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1791）的作者；美国激进分子和诗人乔尔·巴洛；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罗伯特·迈瑞，或许还有华兹华斯等几位诗人；1论派教长、民主主义者大卫·威廉姆斯、《政治自由书信》（Letters on Political Liberty，1782）的作者；前科尔切斯特选区议员罗伯特·史密斯爵士；苏格兰陆军上校约翰·奥斯瓦尔德；美国陆军上校埃利埃泽·奥斯瓦尔德以及爱尔兰勋爵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把仇视大革命的吉本和埃德蒙·伯克暂且搁置不论，与会人员的构成明显是在提醒人们：英、美、爱尔兰的知识分子、诗人以及作家在政治上与同时代的德意志和荷兰同行一样，大部分都支持大革命，并为其喝彩。

当时，巴黎“英国人俱乐部”的主席是约翰·赫福德·斯通，他来自萨默塞特郡，此前在伦敦做煤炭生意，是英国民主改革引领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以及理查德·普莱斯的朋友，此二人均狂热支持法国大革命。赫福德·斯通定居巴黎，他在那里拥有一个化工厂和一家出版社。通过这家出版社，他发行了一批包括潘恩和巴洛作品在内的唯物主义和反神学刊物。斯通是潘恩和巴洛的密友，后者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美国史诗巨著《哥伦布的幻境》（The Vision of Columbus）也曾由斯通在巴黎的出版社发行过几版。潘恩和巴洛坚信美国革命尚未成功，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想要获得完全的民主和解放，就必须走得更远。他们和斯通等人一样，当时还未直接投身于法国大革命之中，却已经期盼着英、美、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都尽可能多地学习并借鉴法国大革命的成果。2

1792年11月18日的这场宴会持续了一整天，并邀请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席间共有16次祝酒，将宴会推向了高潮：第1次，祝贺法兰西共和国落实了“人的权利”，为此德意志乐团用小号演奏了著名的革命乐章“Ça Ira”；第2次，献给法国军队，“愿其他被奴役的民族以法国公民士兵为榜样，直至消灭所有暴政和独裁者”；德意志乐团演奏起新近创作的《马赛曲》，它此后将很快被法兰西共和国用作官方国歌；第3次，献给法国国民公会取得的成就；第4次，献给即将成立的不列颠与爱尔兰制宪议会。由此可看出该俱乐部具有颠覆意图，它不仅认为爱尔兰被英格兰不公正地“奴役”，而且相信英国本身也需要进行一场与法国类似的民主革命。

第5次祝酒献给英、法、美、荷人民的永久联盟：“愿他们尽快推动其他被解放的民族加入他们的民主联盟之中”；第6次，愿英国尽快废除“所有世袭头衔与封建等级差异”。这是前科尔切斯特选区议员罗伯特·史密斯爵士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提出的建议，后者是位出众的爱尔兰贵族，也是潘恩的朋友，他曾任英国陆军少校，后成为1796年至1798年间“爱尔兰人联合会”密谋的领导者之一。菲茨杰拉德和史密斯放弃贵族头衔一事很快见报，在英格兰引发了极大愤慨，并导致前者被英国军队除名，后者遭到严厉的放逐。3 1798年爱尔兰起义前夜（起义后被可怕的屠杀镇压），英国警察冲入菲茨杰拉德在都柏林的住所，试图逮捕他，在搏斗的过程中，菲茨杰拉德不幸遇害。

第7次祝酒献给“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女性”，特别是那些通过写作声援法国大革命的女子，比如夏洛特·史密斯，她是一本新近发行的革命小说《德斯蒙德》（Desmond, 1792）的作者；4 还有半苏格兰半威尔士血统的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她是赫福德·斯通的情人，与他共同管理巴黎的“英国人俱乐部”，该俱乐部事实上是潘恩、巴洛和埃利埃泽·奥斯瓦尔德等英、美激进分子聚会的沙龙，也是他们与其法国盟友“布里索派”成员会面的场所，他们后来成为大革命中共和派的领袖。自1790年7月起，威廉姆斯就住在巴黎，因其多卷本的诗歌与散文集《法兰西来信》（Letters from France，1790）而享誉国际。这些作品使她成为可能是继潘恩之后、大革命支持者中最具影响力的英语作家。但正因如此，她在英国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被视为违背妇女操守的无耻煽动者和民主分子。

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与法国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类似，致力于民主、黑奴解放和女权运动。她强烈反对罗伯斯庇尔及其前辈马拉——奥兰普·德·古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埃塔·帕尔姆·德·埃尔德斯和大革命期间其他卓越的女权主义者，以及法、德、荷、英所有重要、高尚、知名的女性作家、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她与潘恩、巴洛、赫福德·斯通、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看法一致，认为罗伯斯庇尔并未将大革命推向顶峰，而是破坏并摧毁了大革命。这种态度使得她、潘恩以及帕尔姆在恐怖统治期间身陷囹圄，也把奥兰普·德·古热这位最敢于为争取妇女自由发声，并谴责罗伯斯庇尔是个恶棍的女性送上了断头台。第7次祝酒献给由这些杰出女性所发起的女权运动。第8次祝酒亦是如此：“献给法国妇女”，特别是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扛起武器的女性，例如安塞尔姆小姐和费尔尼格小姐，她们是驻比利时革命军司令麾下的女性军官，日后曾尝试组建名为“费尔尼格军团”的女性分队。当时几乎没有男人将女性军团的构想当回事，不过苏格兰军官、编辑、素食主义者约翰·奥斯瓦尔德极力提倡组建女性军团，并就如何成立世界上第一支民主军队提出了其他详细的独创性建议。

接下来的祝酒献给人权的先驱和斗士，他们的著作塑造了大革命的先锋，建构并宣传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孔多塞、布里索、西哀士、卡拉、凯尔桑、卢韦、戈尔萨斯、奥杜安，等等”。5 孔多塞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最激进的哲学家之一，与布里索和西哀士一样，他也极力倡导人权、共和制宪论、黑奴解放、女权和教育改革。第9次祝酒宣布，真正的大革命，即基于民主和人权的革命，在原则上是这些哲学家和激进的报社编辑的工作成果。对“英国人俱乐部”的领导者们来说，真正的大革命本是全人类的珍宝，却因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又名“山岳派”）所主张的平民专制主义而陷入困境。大家毫不留情地对雅各宾派予以否定（约翰·奥斯瓦尔德除外）。正因反对山岳派，布里索、戈尔萨斯、凯尔桑、卡拉这些大革命中出色的记者和演说家，都在恐怖统治期间上了断头台，孔多塞则被剥夺公民权并追杀至死；抨击山岳派最为猛烈的人中，只有卢韦勉强逃过一劫。

第10次祝酒献给法国革命军将领，第11次献给活跃在法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以及被法国占领的莱茵兰地区的地方民主社团。第12次，由赫福德·斯通提起（他也在恐怖统治期间入狱），献给潘恩，即使有王室禁令和对作家的迫害，他仍“有新颖的方法将好的作品见诸公众”。这暗指英国政府对潘恩作品的高压管控，尤其是他那本享誉国际的《人的权利》。第13次祝酒献给所有其他“英格兰的爱国者”：普里斯特利、普莱斯、谢里登、巴洛、托马斯·库珀（曼彻斯特激进社会改革的领导人）、图克和麦金托什，他们通过演讲和写作传播了法国和“整体革命”的原则。第14次祝酒表达了对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的热望，期待它被数个民主共和国取代，使德意志居民能够生活在自由之下。第15次祝酒以幽默的口吻，祝愿法兰西共和国的“日耳曼军团”之歌早日成为英军最爱的行军乐。

最后，在格外严肃的氛围下，第16次祝酒献给“永久和平”。6 纵使在当时和今日的大多数观察家看来，人类“永久和平”的理念是个毫无指望的乌托邦式幻想，相当荒谬——这一观念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还是成为激进思想的核心议题。狄德罗、雷纳尔、霍尔巴赫、赛利希耶、潘恩等人，以及之后的沃尔内在其相当重要的作品《废墟》（Les Ruines，1791）中均认为，一旦大多数人民不再成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牺牲品；一旦政府不再由王公贵族或少数寡头所控制，而是真正追求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一旦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代议制民主制度；一旦“公共意志”（非卢梭主义的）成为普遍现实，那么战争就将不复存在。这是个多么迷人的论证。7

脚注

1 Roe,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81–82; Erdman, Commerce des Lumières, 305.

2 Buel, Joel Barlow, 177–81.

3 The account of the toasts in Girey-Dupré, Patriote français 1199 (21 Nov. 1792), 588, and Alger, “British Colony,” 673, 678, is incomplete; for a fuller account, see Journal de Perlet 2, no. 61 (21 Nov. 1792), 485–87.

4 Grenby, Anti-Jacobin Novel, 30–32; Bindman, 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173; Erdman, Commerce des Lumières, 230, 305.

5 Journal de Perlet 2, no. 61 (21 Nov. 1792), 486–87.

6 Ibid.

7 Volney, Œuvres complètes, 1:267–75;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30, 7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