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古典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范式的借鉴
本书将政治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划定为1750—1870年这段时期，以魁奈为起点，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尔萨斯、萨伊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以国民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为对象，以分工交换为起点，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以经济剩余作为分配的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资源稀缺的限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演绎法和归纳法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统一。
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摒弃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而且在斯密关于人类自私本性的假定的基础上形成了理性人假说，由此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将研究重点从群体和国家的宏观视角转换到了微观个体层面，从古典经济学的实证、规范相统一的研究特点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即强调实证研究，以凸显经济学的科学属性，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过程分析，转向了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从而在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从边际革命起逐渐被打破，以马歇尔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实际上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离场。新古典经济学摒弃了古典主义自然哲学的分析方法和工资基金学说、地租学说等剩余分配的理论，使用假设—演绎法并引入了数学分析手段，通过边际分析法确立了新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而且，新古典经济学摒弃了阶层分析法，把经济体中的参与者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角色，但都视其为平等的个人。
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摒弃
凯恩斯延续了古典的研究范畴，研究重点回归到了宏观层面的经济议题，并恢复了归纳逻辑和历史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主要采用了古典的静态均衡分析。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放任自由的观点，凯恩斯强调了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地位。
后凯恩斯主义的主流——新古典综合学派，在宏观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而在微观上复兴了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的分支——新剑桥学派，则批判了新古典分析方法并指出其违背了逻辑一致性原则，他们主张动态宏观的分析方法，并继承了古典主义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和关注社会关系的阶级分析法和剩余分析法。
新政治经济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摒弃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含义较为广泛，容纳了一切社会经济问题，而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则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把研究集中于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府经济职能的分析，主要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政治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研究范式，主要是运用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技术工具，不断地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便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出发点，主要解决社会福利最优化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摒弃
新兴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分工为起源、以专业化经济为生产模式的传统，以及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重点关注的也是在宏观层面分析上如何突破资源稀缺。但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应用也为其研究带来了古典传统所欠缺的微观基础，旨在创立一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试图解决经济学中宏观和微观割裂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局限性，并发展出了超边际分析法，而且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加入了对经济、社会组织关系的动态研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以上我们回顾和总结了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及其近200年来的传承和发展，这就为本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提供了经济思想史上可供借鉴的优秀成果。
本篇后续各章将秉持古典经济学逻辑批判的精神，运用逻辑一致性原则，揭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逻辑悖论，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形态的范畴体系按照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进行分层界定，由此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本书后续各篇将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形态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借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机会成本概念、斯拉法的价值与分配同时决定原理与合成商品概念、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和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及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生产—消费者两阶段决策分析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构建一个反映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融为一体。
接下来本书将运用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依次分析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单一的按劳分配向按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转变以及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的转变，由此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认识。
在上述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将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扩展到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融效率与平等为一体的国际贸易模型，并运用这两个模型分别分析了我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中美技术进步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
总之，本书并不奢望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那远远超出了本研究团队目前的研究能力，但我们期望本书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提供一个价值理论、分配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前后一致的逻辑分析框架，至少作为一家之言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1] 当然，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在中国官方和学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官方确定的学科分类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理论经济学的两个基础学科，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主要讲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 “古典经济学者”也是马克思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也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9，第7页）
[3] 因本书所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绝大部分都出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故无论是直接引证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文中一律采用括号内马克思、恩格斯+各卷出版年代（同一年代用a、b、c……区分）+页码的方式著录。
[4] 也被翻译为杜尔阁、杜尔哥。
[5] 需要注意区分的是，那时所谓的竞争不同于现在主流经济学对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的理解，而是面对统一利润率和商品价格时，厂商间对于有限的利润所可能产生的竞争。
[6] 关于古典价值理论，本书将在第二篇展开讨论。
[7] 关于古典地租理论的矛盾，本书将在第六章具体分析。
[8] 熊彼特指出：“一种绝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思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诚然是妙不可言的理论。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我们称之为‘李嘉图的恶习’。”（熊彼特，1992，第146—147页）
[9] 主要内容引自蔡继明、王成伟（2012）。
[10] 1917—1922年，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俄。——编者注
[11] 张占斌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于建荣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陈伯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宇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石建勋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李家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2] 中宣部批准7所大学建立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2017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10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2021年6月26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国法学会和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7月6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13] 本书就是来自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