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发展热兵器

夜色笼罩下的昆明城显得格外宁静，贡三、田秀坐在铺子里，看着东家递来的信笺。

“贡掌柜，东家交代了，先在昆明找枪炮工匠，找不到就去广东，花钱不必拘谨，以寻得能工巧匠为务要”统计局的人员已经派驻到了主要的城市，情报网络已经具备初步的框架

朱青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作为三顺王的地盘，无疑成为安明布局中的重要一环。相比于已经被清廷完全掌控的北方地区，这里的汉人活动相对自由，受到的压迫也较轻，这为他们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满清初年的“三藩”，是指三个割据一方的汉族藩王，即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这三位藩王各自镇守一方，其中吴三桂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精忠则镇守福建。

清军在进入山海关后，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清军自身的八旗兵数量有限，难以有效控制广袤的中国领土；另一方面，新征服的地区需要迅速稳定下来，以防止前明势力的反扑。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采取了一种“以汉制汉”的策略，扶植了三藩军队作为其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南明残余势力的先锋力量。

具体来说，清朝通过分封这些投降的明朝将领为藩王，并赋予他们在地方上的高度自治权，包括军事指挥权、财政支配权以及对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等，以此来换取他们对清朝的支持与效忠。这种安排不仅帮助清朝快速扩展了统治范围，也使得清廷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处理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如巩固政权合法性及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等。

然而，“以汉制汉”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随着时间推移，三藩逐渐坐大，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兵权、财权，并在当地建立了深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清廷分庭抗礼，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例如，吴三桂利用其在云贵地区的统治地位，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修建豪华的藩府，圈占民田，垄断商业利益，还向周边国家派遣使者进行贸易往来，试图打造一个独立于清朝中央政府之外的小王国。

因此，当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皇帝决定撤藩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及时解决三藩问题，将会对清朝的长期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康熙做出了撤藩的重大决策，从而引发了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胜利告终，标志着清朝成功地重新确立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明白”经过多年的历练，贡三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伙计成长为昆明根据地的核心成员，无论是能力还是责任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于东家交代的事情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广东那边的手工业发达，尤其是佛山和广州一带，聚集了不少擅长打造兵器的工匠。”贡三惯在外交际，自然对外面耳朵局势听闻一些，

贡三在统计局人员的注视下烧掉信笺，点了跟烟思索起来，

“虽然云南、广东等地目前的环境相对宽松，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清朝对南方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一旦被发现大规模招募火器工匠，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田秀也在一旁考虑

“因此，行动必须谨慎，每一步都需要精心策划。朱大人明确要求，一旦暴露必须斩断线索”统计局的人强调到，

贡三丢掉手中的烟开口道“第一步，先通过当地商会打听消息，筛选出可能符合条件的工匠；第二步，安排可靠的人手进行接触，试探对方意愿；第三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深入洽谈。”

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若遇到特别优秀的工匠，不惜代价也要争取过来。”

“我们不妨在庄户里寻找几个可靠的，到枪炮局做工，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多花钱，套套近乎，也能学点手艺回来，”田秀突然想到这种方法可能更有效，

“好办法，不过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让对方知道庄户的来历，发现暴露的风险马上撤回攀枝花”统计局人员提醒道

次日一大早，统计局的人打扮成伙计，走街串巷卖烟，贡三、田秀也分头行动，田秀骑马赶紧往城外田庄，挑选愿意冒险的庄户，另一方面也得提前跟攀枝花方面沟通，确保一旦暴露，能够马上撤出。

庄户大多是朴实的农民，平日里靠耕种为生，但也有些人心怀壮志，渴望改变命运。田秀逐一与他们交谈，详细说明计划内容，并承诺给予丰厚报酬及安全保障。他深知，只有让这些庄户感受到信任与尊重，并且丰厚的奖赏以及退路，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贡三则继续按照他大掌柜的身份，继续和昆明城的三教九流打交道。

夜幕降临，昆明城内灯火渐次亮起。贡三坐在铺子的角落里，手中捧着一碗热茶，目光却落在不远处的一张纸上。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这几日来的奔波所得——关于昆明城内外铸炮和制枪工匠的信息。

“田兄，这昆明城的铸炮工匠都是有名有姓的，制枪的工匠恐怕一时半会难以说动。”贡三轻声叹息，将纸张折叠好收进怀里。

这几日来，他几乎跑遍了街面上所有的铁匠铺子，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从商会会长到街头巷尾的小摊贩，无一例外都成了他的目标。然而，尽管昆明作为三顺王的地盘之一，相对自由，但要找到真正愿意冒险参与秘密行动的火器工匠，并非易事。

“许多工匠虽技艺高超，却因种种顾虑而拒绝合作。他们或是担心连累家人，或是害怕得罪官府，甚至有些人直接选择避而不见。”

“现在看来，你的方法倒是可行”贡三出了口气，忧愁道

“此时也不可操之过急，庄户那边倒也找到几个愿意去学手艺的，不如先安排他们，制枪的工匠不稀奇，许多掌柜手下的铁匠铺就有人会制造，咱们先慢慢的招募几个制枪的工匠也是极好的”

“如此，田兄弟多多费心，我计划走一趟广东”贡三看田秀有了兜底的方案，索性出去冒冒险

“路途遥远，可不好走”田秀的担忧不无道理，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进一步推行“迁界令”，强制将沿海居民内迁至距离海岸线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居住。这一措施旨在彻底切断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等反清势力的联系，同时也剥夺了他们依靠海洋谋生的能力。

渔民被要求登记造册，渔船的数量和大小受到严格限制。此外，渔民出海必须事先申请许可，返回后需接受检查，以防有人借捕鱼之名暗中走私或与反清势力勾结。

“也没什莫，我联络了几个要去那边做生意的掌柜，回头跟统计局的兄弟商量商量，再到曲予怀掌柜的镖局分号找找人”贡三说出了计划，现在不是刚起步的时候，统计局、镖局的人马专业性可能稍有欠缺，但有人用总比单枪匹马力量大得多。

“如此，多多注意”田秀听贡三计划周密，想来主意已定，也不再多说什么，再者东家交代的，无论如何也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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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推行的“迁界令”是清朝初年海禁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等反清势力之间的联系。这一政策在顺治、康熙年间被严格执行，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迁界令”的背景

郑成功的抗清活动

清朝入关后，尽管迅速统一了北方，但在东南沿海地区仍面临南明残余势力的抵抗，尤其是郑成功领导的抗清力量。郑成功以台湾为据点，利用海上贸易筹集资金，并频繁袭扰大陆沿海地区。为了削弱郑成功的补给线，清政府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巩固统治的需要

清廷担心沿海居民可能与郑成功或其他反清势力勾结，因此希望通过强制迁移沿海居民来消除潜在威胁。此外，迁界政策也有助于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防止外部势力渗透。

“迁界令”的主要内容

强制内迁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颁布“迁界令”，要求沿海居民从海岸线向内陆迁移30至50里不等的距离。具体范围包括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沿海地区。所有房屋、田地、渔具等财产必须销毁或放弃，不得留下任何可供敌人利用的资源。

严格管控

迁界区域内禁止任何人居住或从事生产活动。清政府派兵驻守边界，严防居民私自返回。对于违反规定者，轻则杖责，重则处死。

登记造册

迁界的居民需接受严格的登记管理，家庭成员、财产状况等信息都被详细记录在案。迁界后的安置地点通常位于贫瘠的内陆地区，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迁界令”的实施过程

逐步推进

“迁界令”并非一次性全面实施，而是分阶段进行。最初主要针对福建、广东等郑成功活动频繁的地区，随后扩展到其他沿海省份。例如，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居民最早被迫迁移，而浙江、江苏等地则稍晚执行。

地方官员的执行

地方官员负责具体实施“迁界令”。他们组织军队驱赶居民，监督房屋拆除，并设立边界哨所防止居民回流。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贪污腐败、暴力执法等现象时有发生。

“迁界令”的影响

对沿海居民的灾难性后果

“迁界令”给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许多人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产。迁界区域内的村庄、城镇被夷为平地，农田荒废，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家庭因搬迁而破产甚至流离失所，部分人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饿死或病死。

经济上的损失

沿海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之一，“迁界令”的实施导致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滞。渔业、盐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受到毁灭性打击，国家财政也因此蒙受损失。

社会矛盾的加剧

“迁界令”激化了清政府与沿海居民之间的矛盾。许多居民对清廷的政策感到不满，甚至出现反抗行为。一些地方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动荡。

生态环境的变化

长期的无人居住使得迁界区域内的自然生态得以恢复，但也造成了土地荒芜和资源浪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迁界令”解除之后才逐渐改善。

“迁界令”的解除

随着郑氏集团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归降清朝，东南沿海的军事威胁基本解除。同年，康熙帝宣布废除“迁界令”，允许沿海居民重返故土并恢复生产和贸易活动。然而，由于长期的迁界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沿海地区的复苏过程十分缓慢。

“迁界令”是清朝初年一项极端的边疆治理政策，其初衷是为了巩固政权和防范反清势力，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它不仅未能彻底消灭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反而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尽管“迁界令”最终被废除，但它留下的创伤却深刻影响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进程。

康熙时期的澳门背景

澳门的历史地位

澳门自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期）开始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葡萄牙人通过与明朝地方政府签订协议，获得了在澳门居住和贸易的权利，但并未拥有完全的主权。澳门逐渐发展为一个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连接中国与欧洲、东南亚及日本等地的海上贸易网络。

清朝初年的澳门

清朝入关后，澳门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葡萄牙人继续在澳门进行贸易活动，同时向清朝缴纳一定的税款以维持其存在合法性。然而，在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下，澳门的贸易一度受到限制，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解除后，澳门才恢复了其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