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航
她已经决定，已经准备好，也已经等待了很久，这一天终于来临。清晨5点钟的阳光照进了房间，她早早起床。这是1854年7月20日，星期四。她和乔治·刘易斯今天不会结婚，但他们将踏上蜜月之旅。
她独自准备好了行程。没有姐妹或伴娘来帮她稳定心绪，也没有婚纱需要费力穿上，没有父亲（她父亲已经过世）将她交给男方，也没有兄弟来扮演这一角色，艾萨克·埃文斯和她的姐姐克里茜都在伦敦百里开外，他们对刘易斯先生一无所知。这个日子，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告诉了好友查尔斯·布雷和约翰·查普曼，并向他们借来此行所需的资金。人们会觉得，17岁的笨女孩才会用借来的钱私奔。1玛丽安·埃文斯可不是17岁，她已经34岁，她急切地跃入了新生活。她满怀期待，既兴奋，又紧张——他要是不来可怎么办？
她把所有家当都塞进旅行包，离开了海德公园的寓所，坐上了马车，向东穿越城市来到圣凯瑟琳码头，这里的泰晤士河段非常宽阔。他们筹划在开往安特卫普[1]的蒸汽船上会合。
当天晚上在日记里，她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婚姻故事的第一笔。他们从伦敦启程，经过一段“完美”的航程，在一个“更迷人”的清晨抵达欧陆。这也是一段从“我”到“我们”的航程：
1854年7月20日
今天早上，我与剑桥街做了最后的告别，然后登上了“雷文斯本”号船，一个理智之人不会像我这样，提前半个多钟头就上船，结果我经受了20分钟可怕的煎熬，担心乔治被什么事情耽搁。当我看到他那张热情的脸，正越过行李工的肩膀到处找我时，一切都好了。天气宜人，我们的旅途堪称完美……落日惊艳，而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我们经过斯凯尔特河时，看到了更美的日出。弯月、星辰和第一抹晨曦倒映在如镜的河面上，天边簇拥的大团乌云中发出道道闪电，水面上优雅游弋的小船和帆船，就像墨笔涂在铜金色的天空和水面画布上，似是展开了一幅难忘的画卷。接着，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比利时两岸睡眼惺忪的景色——那长草、排排杨木、教堂尖顶和农舍。2
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水面的航程化为一系列光影和色彩，船只和天空的五彩斑斓在日夜流转中变幻。她自己也在变化，此时已不只是个旁观者，还是置身于这幅“难忘画卷”的画中人。
玛丽安也在一幅文学风景中旅行。1853年初，她读了夏洛蒂·勃朗特的新小说《维莱特》，书中激情洋溢的女主人公露西·斯诺为了开始新生活，从伦敦乘船到拉巴色库尔，一个以比利时为原型虚构出的地方。露西半夜到达维莱特，发现这个梦幻小城充满了惊喜，小城里的人仿佛来自古代，像潜意识之境。3在这个神奇而热情的地方，露西遇到了一个古怪矮小的男人，丝毫不像浪漫英雄。他们相爱了，但世俗不想让他们成婚。他慷慨善良，用特别的呵护为她营造了理想的人生。“我正准备去拉巴色库尔。”4与刘易斯一起离开英国的几天前，玛丽安在给闺密莎拉·亨内尔的信中语焉不详。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徜徉于书的海洋，书给了她庇护，又任其历险。她上过德语和意大利语课，还从一本语法书里自学了拉丁文，啃了多部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大部头著作。女性所写的书并不多，都是小说，还常常是婚恋题材。1852年，她读了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5，里面迷人的达什伍德姐妹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嫁得如意郎君。“达什伍德小姐年轻、漂亮、率真6……埃莉诺面色娇柔、眉清目秀、身姿婀娜。玛丽安更是天生丽质……她肤色光彩照人，五官俊美，笑容可人又摄人心魄。”玛丽安·达什伍德16岁，笃信“女人到了27岁，就会对爱情麻木，也不会激起别人好感”。《理智与情感》像奥斯丁的其他故事一样，描摹了少女短暂而冲动的青春时光7，那时她自信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未来，而这能力仅限于接受或拒绝一个潜在丈夫的求婚，虽则如此，也足够令人兴奋。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也会写婚姻，但探索的是截然不同的难题，她的故事更接近玛丽安的经历，而自传式叙述的亲切感与激情也使她的故事更为生动。简·爱和《维莱特》里的露西·斯诺这两位女主人公都长相平平而又穷困潦倒，她们在漂亮女性占据资源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只能徘徊在被选择的边缘，并不敢期望婚姻。18岁的简·爱目光敏锐、真诚正直、多才多艺，又有创造力，然而她深知这完全不够。“我有时候会遗憾自己不够漂亮。”8她和读者吐露心声，“我有时候想要红润的面颊和高挺的鼻子，想要樱桃小口；我想要身形高挑、端庄又苗条；而我是这么矮小，这么苍白，五官不精致，总是成为攻击目标，我觉得这实在不幸。为什么我有这些渴望和遗憾呢？很难说，我那时没法和自己解释清楚；然而我有理智，天生有逻辑头脑。”
为什么简·爱，像其他那些女性一样，想要嫁出去？19世纪40年代，勃朗特写这部小说时，激进的声音正在抗议：婚姻剥夺了女性拥有财产和赚钱的权利，如果她们与丈夫分居还会被剥夺对孩子合法的监护权。1854年，玛丽安启程来“拉巴色库尔”的这一年，她的朋友芭芭拉·利·史密斯出版了《涉及女性最重要法律的简明概要以及观察所得》，将阐释的目标指向这个观点——“女性的身体属于她的丈夫，她要受到丈夫的监护”9。史密斯对英国婚姻法的激进“评论”，使人们注意到单身女性和已婚妇女的明显差异。“女性在21岁独立，”她写道，“但当她与男性结合后，却发现自己受到了法律约束，生活境况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无论多大年纪，都再次被当成幼儿。一位妻子被‘当作天使受到追求、嫁作人妇’，从此以后被剥夺了身为理性、高尚之人的尊严。”10当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51年准备迎娶哈丽雅特·泰勒时，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便是“向现行婚姻法提出正式的书面抗议”11。这位拥抱女性主义的丈夫许下“一个严肃的诺言”：当哈丽雅特成为他的妻子时，他绝不使用法律赋予他的控制权。
还有些作家，虽然没有穆勒这么激进，但也关注夫妻双方的不平等关系。莎拉·斯蒂克尼·埃利斯写了本畅销的为妻手册，并敬献给维多利亚女王。这本书为妻子们提供关于如何与丈夫相处的建议，而丈夫们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了“早熟的自私”12，这已让他们习惯于“占据高位的喜悦（triumph）”。埃利斯建议女性迎合丈夫的自尊。“也许在生病的时候，男人们更容易自以为是。”13她以睿智的洞察力建议读者们，“借一些表达关心的小事来维持他们的自尊”。对于那些“尚未跨过卢比孔河[2]”、尚未迈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埃利斯敦促道：“正视现实吧。”14她这本书最长的一章特意命名为“婚后生活的磨难”：大多数妻子都要忍受配偶的坏脾气、无所事事、恣意挥霍、饮食挑剔，还有“习惯性的无故拖延”，这些都是她们所面对的“夜以继日、时时刻刻的磨难”15。
“‘但是为什么，’埃利斯问一个年轻的读者，‘我们听到的却是对婚姻的溢美之词16？又为什么我们在所有故事里都会读到：婚姻是女性圆满生活的终点？’啊！问题就在这里。婚姻，如同死亡，真的被当成了终点；二者都是某种生活状态的肇始，却又都比它们之前的阶段重要万分。”
小说都爱把婚姻的结局写成皆大欢喜。年轻的女读者们渴望“如天使一样被追求和婚娶”，即使已婚后，也要重新想象婚后生活会生机勃勃，充满各种可能性。玛丽安·埃文斯就像夏洛蒂·勃朗特的女主人公一样，心中涌动着这种渴望。1848年《简·爱》刚刚出版不久，她就读了这本书；那时她已30多岁，还像简一样感到自己与理想女性的形象相距甚远。虽然她身材苗条而优雅，但大鼻子却有男相，下巴也太长，一双“难以捉摸”的灰蓝色眼睛17，令人望而却步的才智，再加上敏感多思的秉性——正如她的好友查尔斯·布雷所谓“天才气质”18。
终其一生，爱略特都在将受挫的欲望和难以排解的愤怒转变为抑郁。她20岁出头时，就“感到抑郁”19。她在写给好友玛利亚·刘易斯的信中描述道：“这种抑郁扰乱了我的想象思绪（the vision of my mind's eye），使我意识到‘在这世上，我孑然一身’，而身体健康时我擅长掩饰这一事实。”那时候，她还和父亲住在一起，身边也有多位挚友；她的孤独显示她渴望的是位丈夫。她无法直言不讳。“我的意思是，”她拘谨地解释道，“没有人走进我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听我倾诉衷肠，没有人和我拥有同样的渴望，经受同样的诱惑，享受同样的乐趣。”
这种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与对文学成就的渴求交织在一起，甚至更难与外人倾诉。在20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被婚姻问题困扰——不是将会嫁给什么样的人，而是能否嫁出去。随着时光流逝，婚姻问题的不确定性并不令人兴奋，而是像乌云一般笼罩心头，越压越重。
*
此刻，她与刘易斯在一起，太阳在欧洲“睡眼惺忪的海岸”缓缓升起。但是她的婚姻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是演变为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刘易斯很像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第一位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先生——外形丑陋，做过错事，却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刘易斯的“妻子尚在人世”，无法与她离婚20的很大原因是离婚的损失令人望而却步。阿格尼丝·刘易斯并不是哥特故事里锁在阁楼里面的恶魔，而是一个美丽、丰满而活泼的女人，她给刘易斯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又给刘易斯的朋友桑顿·亨特生了几个。
1853年，玛丽安和刘易斯在伦敦文学圈相遇了。他们成了朋友，又有了超越友情的关系。无论当时刘易斯是否离婚，只要与他公开同居，她就会被视作犯了通奸罪。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通奸罪比偷情更为恶劣。这种公开的僭越似乎罪加一等，因为这不仅羞辱了受到背叛的伴侣，更威胁到体面的社会准则。
简·爱在婚礼圣坛上发现罗彻斯特先生已婚后，与他一起思索未来去向时十分坚定。罗彻斯特求她和自己远走他乡，但简拒绝与这个相爱的男人婚外厮守，而是选择在寒夜流浪，无家可归，伤心欲绝。她最终继承了巨额财产，得到了美满的婚姻，还生了个男孩，他黑亮的眼睛和罗彻斯特先生一模一样。
玛丽安并不赞同简·爱的婚姻伦理观，当她面临相似的决定时，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选择。这一困境过于残酷。刘易斯捧出的是更为灿烂的未来，他能给她梦寐以求的朝夕相伴与温柔爱情。他已经选择了她；她最终可以向世人证明她值得被爱。但现在关于她是否值得被爱的问题，已经由女性魅力转到了道德品质上。与刘易斯公开同居的后果不堪设想，她知道自己会失去朋友。如果她像乔治·桑[3]那样，是个无忧无虑的波希米亚贵族，就更容易去反抗社会习俗。换句话说，她只是一名下层中产阶级女子，来自保守的圣公会家庭，内心怀有“一种难以满足的渴望，想要得到同胞们的尊重”21。
一种新的婚姻哲学使她下定决心。1854年前几个月，她已经和刘易斯走到了一起，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译为英文。书中有个观点：男女的结合并不需要教会或者牧师，因为自然的人类爱情“本身就是神圣的”。泛神论拒绝将上帝与俗世分离，费尔巴哈也像前代德国浪漫派一样受其影响。他坚信自然本身，尤其是人性，都是神圣的，同时他谴责狭隘的基督教道德说教，后者认为感官享乐不洁。“生命的本质从里到外都是神圣的。22它的宗教圣化，也并非先由牧师赐福给予。”费尔巴哈还说，婚姻应该“是爱的自由结合”，而不只是“外在的限制”。这种大胆的新哲学，认为“真正有道德的”婚姻本质，是自由自发的爱情。
“费尔巴哈的所有观点我都同意。”234月底，玛丽安完成此书翻译时，在给莎拉·亨内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她没有告诉朋友的是，自己正要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她和刘易斯启航的前几周，这个译本出版了24，封面上她的名字就印在费尔巴哈下面，仿佛预示了她将因大胆畅所欲言而受的责难。刘易斯并未因离开合法妻子而亵渎婚姻，而她，玛丽安·埃文斯，也不单单是同有妇之夫私奔。他们确证的正是一种“真正道德的”激进主义。
现在她正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她在新的晨曦中崛起，展露了一个新的自我，但尚待考验。她会成为怎样的妻子呢？很可能会摒弃之前的生活。的确，她已不止一次将过去抛在身后。
*
1835年11月，她16岁。几周后，久病缠身的母亲克里斯蒂安娜撒手人寰25，母亲得的可能是乳腺癌。同时，玛丽安的长姐克里茜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她的哥哥艾萨克，在孩提时代是她最好的朋友及保护者，如今已离家定居伯明翰。在克里茜的婚礼上，玛丽安和艾萨克相拥而泣26，因为“原有的家庭分崩离析了”。他们哀悼的不只是母亲，还有他们亲爱的姐姐。
如今大多数时间，玛丽安都与父亲为伴，她也成了格里夫宅的女主人，这座房子是她童年在沃里克郡的家。她仿佛为了改变身份，将名字改成“玛丽·安”。她不再是小孩子了，而是正成为一个女人，至少理论上算是适婚女子。
虽然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却能用文字来描摹内心世界，这主要集中于致玛利亚·刘易斯的信中。玛利亚是她以前的学校老师，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时还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她效仿玛利亚，也成了狂热的信徒。这位朋友体现了她自己命运的走向，可能成为老处女和家庭教师。家庭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安全感，因为孩子总会长大，总有一天不再需要老师。1839年，她19岁时，给玛利亚描述了自己脑海中的一串意象：“来自古代和现代历史的混杂样本27，莎士比亚、柯珀、威廉·华兹华斯和弥尔顿诗篇中的只言片语，报纸上的话题，艾迪生和培根的几句引语，拉丁文的动词、几何学、昆虫学、化学、评论和抽象的理论，而每天纷至沓来的现实事务、亲戚间的焦灼、家庭的忧虑烦恼，会将这些所读文字阻滞，夺走它们的活力，使其窒息。”还有一天，她“沉浸于书本和蜜饯中”28，在做果酱的过程中，抽出几分钟来给她的朋友写了封信。
她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求没有止境，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做过《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写了《米德尔马契》，然而这样一位女性却觉得没资格公开学术抱负，或许她还为此感到困窘。承认想要出人头地，难道只有更高贵、更富有，至少更好看的女性，才有胆量想象自己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吗？玛丽·安没告诉任何人她的渴望：她想完成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想成为一名作家，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让自己的才华广为人知。
她接近自己理想的方式，是旁敲侧击，甚或反其道而行之。当无法“满意地实现自我愿望”，她才会在反思失败时，显露“不倦而野心勃勃的气魄”29。然而，她欲说还休的理想自有一种高贵，可以通过诵读莎士比亚、卡莱尔、华兹华斯和拜伦，来对抗“被围困的世界”30。她“天性渴望扩展”，而蜗居“一方斗室”束缚着她，常令她郁郁寡欢。她给一个中部地区家庭教师写的信文采飞扬，但实在是浪费才华，这让她心头笼罩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焦虑。她只好自嘲自贬，或是满心愧疚地沉溺于压抑的挫败感中。“我有无数想描述的世界，我有无比丰润的思想，就像很多更伟大的作品注定会湮没于世，无人凭吊。”31她在致玛利亚的一封信件末尾这样写道：“伊拉斯谟的著作卷帙浩繁，信件也浩如烟海，而我付出的力气与他相比，莫过于蚁丘之于金字塔，露珠之于沧海，我怎能忙得连这点东西都写不出来呢？作势一问！思考再三，已解答，不过借助一个深奥的事实：您这位可怜的朋友在思维的深度、力度和丰度上都远逊于上文提到的伊拉斯谟。”
她被囿于父亲的农庄，将压抑埋藏于心底。在写给玛利亚的信中，她展现出复杂的辩证姿态，前一句话里刚闪现创造力的灵光，下一句中又别扭地陷于自批自嘲。她将自己意欲展现才华的渴望贬抑为“野心”。一天她送给玛利亚一首忧伤的十四行诗，哀悼自己对光明未来的稚气追求，那未来的草看似“更像丝绒，也更加翠绿”32。该诗终句已显疲惫迹象：“生命那沉闷的小路，世间那骗人的希望。”还没到20岁，她已能用审美手段来表现失望，将梦想交给往昔岁月。
每在镜前惊鸿一瞥，失望便会加深。这种不满甚至不允许自己有平凡女孩那被爱的渴望，更不用说创造不凡的隐秘希望了。觅得夫君便可在世上安家，对此她常觉自己被排挤在外。当从玛利亚那里得知一朋友婚期将近，她又化身为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这位犬儒主义者在古雅典街头一陶罐里上演了叛逆的行为艺术：
总是有婚礼嫁娶的仪式，每当听到此类喜讯，我只会为新人叹息，他们与俗世间的纠葛又多了一重，这种尘世联姻足够强大，使其所思所感不受神意左右，但这关系却又如此脆弱，仿佛一阵风就会将其吹断。您会觉得现在我只缺一个罐子容身，就能变身为完美的女版第欧根尼……33
但她并不是蔑视婚姻，相反很可能极度渴望婚姻。她将对婚姻的渴望转变为福音狂热，将信仰当成戒除人间情爱“俗世幸福”的理由。也许其他人可以在享受“尘世给予的所有合法乐趣”的同时，还能“与上帝交心”34，她在写给玛利亚的信中说：“可我承认，在短暂的人生和有限的行动空间里，我从未得到过这些乐趣；我发现，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完全戒酒要比减量更容易。”她的句子语词复杂而稠密，半是认真，半是讽刺，显示出她内心的挣扎，因为欲望被认为是一种放纵，不能被接受，所以需要被严加控制。
1840年，她迷上了自己的意大利语和德语老师约瑟·布雷齐。在她眼中，他“有趣至极，风度翩翩而又思想深邃”35。这使她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我感觉自己一无所有，根本找不到爱情与尊重，不敢奢望什么”。将近21岁生日时，她感到自己永远得不到婚姻，与俗世生活格格不入，这让她的虔诚少了几分，痛苦添了几分。她变得矛盾而痛苦，担心自己的激情过盛：
每天的经历似乎放大了那个预言声音，它在喋喋不休地告诫你：“两情相悦的幸福，无论如何也不会降临到你身上。你的心要远离世俗，做个孤家寡人，否则将命运不济；意识到拥有人间热烈情爱，不久将令你如升天堂，但也会成为你的诅咒。”36
一个晚会中，她站在角落里37，不去跳舞，亦无意于调情。她头很疼，能听到血管的搏动，夜深将散时，她陷入“最悲惨、最可怜的痛苦和歇斯底里中，所以还像往常一样丢脸”。
所有这些痛苦并没有为她吸引潜在的追求者。那些年里，结婚的可能性还在她心头闪耀着，跳动着。她的心是个危险地带，既充满了诱惑，又令人惧怕，可见她既渴望爱情，又害怕遭到拒绝。
*
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21岁的玛丽·安离开了童年的家，和父亲搬到了考文垂附近的房子。她被连根拔起，感觉这次搬家“令她痛苦万分，仿佛一段生命正在死去”38。但是，取而代之的新生活更为有趣，带来了新的自由，实际上也有了新的团体，因为她与查尔斯·布雷和卡拉·布雷建立了友情，这对富有的夫妇在自家款待了很多思想家和艺术家。有传闻说他们的婚姻是开放式的。查尔斯长期不忠，而人们说卡拉也情愿“用她丈夫热衷的方式”39来让他欢欣快活。
在布雷那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圈里，玛丽·安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和培养。卡拉的妹妹莎拉·亨内尔，是个喜欢读书的聪明姑娘，她成了玛丽·安最亲近的闺密。莎拉年长几岁，尚未婚配；她和玛丽·安一样，对哲学十分好奇，也对宗教感兴趣，有着文学抱负。莎拉和母亲住在伦敦附近的哈克尼，她和玛丽·安频繁地书信来往。于是，玛利亚·刘易斯那乏味的虔诚思想渐渐被忘却，而这新的书信往来成为玛丽·安探索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主要媒介。她的句子越来越流畅和随意。她在给莎拉写信时，开始严肃思考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曾有很多想法，”她在一封信中说，“特别是某个想要深入研究的话题，‘哲学比那些（所谓的）宗教带给人更多慰藉’。”40
莎拉会德语，她成为玛丽·安的第一位合作者。她帮助玛丽·安翻译了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重要作品《耶稣传》，这本书长达1 500页，花了她们近两年的时间翻译。二人的思想和情感越发亲密，这形成了一个理想婚姻的模式。在写给莎拉的信中，玛丽·安称她为“亲爱的爱人”，或者落款为“爱你的妻子”。对于两位少女来说，这种深厚的友谊代替了爱情。常常天各一方，她们盼望着共度好时光——“我爱你，我想念你”41。1846年她这样写给莎拉。
她博览群书，再加上这些思想开放的考文垂朋友的影响，她得出结论：基督教的基础“混杂了真理和虚构事实”。一度，她拒绝周日前往教堂。这令她父亲怒不可遏，他挑明了说搬到镇子附近就是为了让她更好嫁出去——如果她这样叛逆，那他就要收回好意了。她重新开始去教堂了，但是婚姻的希望依旧渺茫。她离结婚最近的一次，是在25岁时有个年轻艺术家向她求婚42，他以修复画像为生，她同意了。“她来找我们时喜气洋洋。”卡拉·布雷向莎拉这样描述，玛丽·安“还没爱上他，却十分欣赏他的人格，她确定应该嫁给他。她唯一的顾虑是他的职业，不太赚钱，也不够体面”。
她迅速冲入这场婚事，又迅速抽离。几天后她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似乎觉得他的“风趣不及之前的一半”。转天，她认定“她对他的爱或尊重，不足以让她嫁给他，而这场婚姻将会大大折损她的思想和追求”。她虽然感到内疚和不安，但还是写信取消了婚约。她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会受到威胁，便匆匆做了决定，这本身也说明“思想和追求”对她多么重要。虽然她渴望嫁出去，也不知道将来能否遇到愿意娶她的人，但依然不甘心牺牲自己的文学抱负。
转年，她写了一个被求婚的讽刺故事43，融合了这场订婚风波中产生激烈冲突的两大主题——思想和婚姻。故事以一封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为形式，写了一位德国学者的贸然来访，她给这位学者起名为“发霉大学的书虫教授”。这位教授写过《多比书》[4]评注，完成了一篇关于佛教的论文，还对古埃及法老做了“细致研究”。这位教授肤色暗淡，牙齿黢黑，穿着一件破烂的大衣。他想描述一个新型的本体论，“决定娶一位妻子，借此得到一位翻译”。施特劳斯《耶稣传》的译者，似乎与他是天作之合。书虫教授这样解释他的要求：
这个人除了具备翻译能力，还必须长相丑陋。……经过一番苦苦调查，有人推荐了您，小姐您兼具这两个特点，尽管令我相当失望的是看到您没有胡子，而我觉得长胡子是证明女人智慧的最可靠证据。我承认，从别的方面看，您的外形至少符合我的理想。
玛丽·安十分惊讶，因为“早已放弃了所有希望”步入婚姻殿堂，她立即接受了他的求婚。“博学的教授，您要知道，我对丈夫的唯一要求是：将我从老处女的可怕耻辱中解救出来，并带我离开英国。”她轻快地提出了她的条件：
我的丈夫不要指望我会爱他，我也不会给他补衣服，而且他必须允许我每个季度过一天婚姻的狂欢节[5]，这一天我可以冲他掀桌子，欺凌他，责备他，打他巴掌。在其他时候，就完成翻译工作而言，我将会做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
她还发誓要努力蓄须。他们请示了她的父亲，得到了他的同意，“考虑到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所以“下个星期三，我就成为教授夫人，而且前往德国，永远离开这个潮湿而乏味的地方”。
自然她已经考虑了婚服，还准备要类似圣女贞德那样的新娘装扮：“我已经订购了一件华丽的婚纱，要迷倒所有考文垂人，而嫁妆我就不想再多花钱了，按照教授的喜好，将男士大衣披在女子衬裙外面，作为女服，这样一个天才女子的婚服，在男女装之间做了象征性的折中。”她请求莎拉做她的伴娘，还希望查尔斯出席婚礼。
这风趣幽默的三页故事中，满纸都是她的博学、她的学者成就、她对自己外形的焦虑（她长得男性化而不甚美丽）、她欲取悦父亲的渴望、无人追求的耻辱感、有精神伴侣的满足、对新天地的向往，还有叛逆的幽默。其中只有爱情无迹可寻，即使在这样的幻想里，她也不让自己享受爱情。这诙谐的文风和勇敢的自嘲，都在掩饰她久已有之的悲伤：婚姻问题依然压抑逼迫着她，纠缠到现在，她即将步入30岁的门槛，时日无多了。
*
她没有重复与画像修复师的错误。后来爱上的人，多多少少都是莎拉·亨内尔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理解她的抱负，可以助她追求文学梦想。她通过布雷夫妇认识了约翰·查普曼，这位年轻帅气的出版商每天与思想、理论和哲学打交道。他出版了她译的施特劳斯的著作。1851年，他买下了伦敦首屈一指的激进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并且邀请玛丽·安住在他位于斯特兰德的房子里帮他编辑这本期刊。
那时候，她父亲过世了，留给她的财产十分微薄。她同布雷夫妇在欧陆旅行，还独自一人在日内瓦停留数月。她开始想象成为女作家以谋生。为了表示脱离外省生活，她把名字改成了玛丽安·埃文斯。
她刚搬到斯特兰德街142号时，查普曼、妻子和情人的三角关系本来就剑拔弩张，她和这位出版商的亲密让事情更复杂了。查普曼的妻子与情人形成了短暂的联盟，将玛丽安扫地出门。经历了这令人崩溃的开头，她又被说服回到查普曼家，以他的朋友和同事自居，因为他需要她的编辑才能。他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恰好进入伦敦文坛的中心。
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她委托作家撰稿，她编辑作品，还写了大量新书书评，涵盖哲学、科学、历史、政治、小说和诗歌。很快她就成了这份期刊的实际运营者，维持着期刊知名供稿人稿件的高质量，也确保查普曼本人不降低刊物标准。她每天都长时间工作，大多数时候不取分文报酬，也不署名——那时候文章和书评都是匿名刊发。和她一起寄居在查普曼家的年轻同事威廉·黑尔·怀特十分崇拜她，后来他回忆她校对期刊的那些夜晚，说：“在142号宅邸后面一个阴暗的房间里，玛丽安头发垂肩，让安乐椅半对着炉火，脚搭在椅子扶手上。”44她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交谈和通信，并且毫无惧色。
玛丽安很快就从与查普曼短暂的爱情纠葛中抽离出来，但是赫伯特·斯宾塞，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有着令人向往的未婚身份，却带给了玛丽安刻骨铭心的伤痕。45好几个月，他俩形影不离地去听音乐会，看戏，欣赏歌剧。1852年春天，他在给她的来信中小心翼翼地解释，他想止步于友情，而玛丽安也同样谨慎地回答，她不会常常想象“人们会爱上我”。她读过帕斯卡尔的话“心有其理”[6]，46但并不容易自知心中的逻辑，尽管她言语上辩驳，但对爱情的希望依然执拗地生长。
那个夏天，在不断累积的焦虑中，她写给斯宾塞一封激情洋溢的信47，承认“可怜的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我想知道，”她写道，“你能否向我保证不会抛弃我，你会尽可能和我在一起，与我分享你的思想和情感。”如果成真，她将会“永远快乐”，并会“很容易满足”。这些承诺太鲁莽了，但是她不顾一切。“那些最了解我的人，”她告诉斯宾塞，“总是说，如果我深深爱上一个人，我会将全部生命投向那份情感，我觉得他们所言极是。”她并不求与他步入婚姻殿堂，甚至不期望与他共浴爱河，但她最终表明了心迹：“如果你爱上别人，我会死去，而在此之前，只要与你相伴，我就能鼓足勇气工作，并使生命富有价值。”
她相信自己的学识和创作力依赖这一关系。然而，她的依赖中有力量甚至还有骄傲。“我想没有女人写过这样的信，但我并不觉得羞耻。”她大声宣告，仿佛在奋不顾身的痴情里感受到一颗心的美丽——它敢于敞开心扉、袒露真情。但这并非斯宾塞要寻找的美丽。尽管觉得这一处境“痛苦”，他还是继续按她的要求见面。尽管对玛丽安“没有爱慕之情”，他依然“暗示结婚的可能”48，而“她立即看出来，这将导致不幸”。也许是为了给感情降温，斯宾塞在去找玛丽安时，开始带上他的朋友乔治·刘易斯。49
在见到刘易斯之前，她最早于1851年的夏天，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小书店里得知他的大名。他已经在伦敦居住了20年，在文学界大名鼎鼎，是位才华横溢且多产的作家。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四卷本《哲学的传记史》，还发表了大量关于歌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书评以及文章。1850年，刘易斯与桑顿·亨特共同创刊了激进的周报《领导者》。这位亨特是雪莱[7]的朋友利·亨特的长子，那时他还是刘易斯妻子的情人。刘易斯还是位剧作家和业余演员，以“维维安”的假名为《领导者》专栏撰写文章。维维安是个单身汉、戏剧评论家，还是个花花公子。他“每天忙得团团转”，用他的话说，就是“公务繁忙，又爱好社交”。50
刘易斯雄心勃勃，又很务实，会无畏地争取自己向往的一切。他是个私生子，没见过父亲，却闯出了一片天地。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家总是搬家，在泽西、布列塔尼和伦敦都居住过，他自己换了好几个学校。他没有上大学，而是自学利·亨特和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卡莱尔称他为“最爱写日记的人”51。刘易斯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威廉·萨克雷和查尔斯·狄更斯交友。他法语流利，在法国居住期间遇到了哲学家维克多·库辛和奥古斯特·孔德，以及臭名昭著的易装小说家乔治·桑。刘易斯精力充沛、聪明睿智、坚韧不拔，不喜欢疑神疑鬼和拐弯抹角，他的个性渗入了他的文风。简·卡莱尔觉得他“是世上最有趣的一个小个子”，满肚子“名人故事”52。这些优点，完全让人们忽视了他“外形的丑陋”，他成了伦敦波希米亚文艺圈最受欢迎的人。刘易斯身材矮小瘦弱，“胡子拉碴，有些邋遢”，脸上“有天花留下的小坑”，眼神“活泼而大胆”。他“总是鼓吹自由性爱[8]的思想——就是那种‘我们可以各自随心所欲’的道德”，53而且伦敦也风言：“他的确放任自己的欲望。”刘易斯有种不修边幅的魅力，过去经历可疑，文坛关系多，想法颇为大胆，有种不雅的魔力。
当玛丽安和刘易斯的友情萌芽时，两人都处于困境中。她正因斯宾塞而心碎，而刘易斯健康欠佳，情绪低落，后来他描述当时正是“生命中最阴郁、最虚弱的时期”54。刘易斯的妻子阿格尼丝正在哺育她为桑顿·亨特生的第二个孩子；1853年，阿格尼丝已经生了婚外情的第三个孩子，刘易斯从家里搬了出去。他对赫伯特·斯宾塞尤为感激：“就是通过他，我开始了解玛丽安，了解了她便爱上了她，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便有如新生。”55
1852年底，“刘易斯先生”频繁地出现在玛丽安写给考文垂友人的信中。56她描述说这位新朋友“友善而体贴”，是“一个戴着轻浮面具却有情有义的男子”。她高兴地抱怨他的来访使她工作时分心。他生病时，她替他写评论。“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刘易斯”，而她也喜欢上了自己在他面前呈现的样子：可爱、迷人、被需要，那种可以改变男人一生的女人。“爱就这样降临了。”571853年春天，刘易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那时，二人已然出双入对了。
*
除了没法改变已婚身份，刘易斯似乎是她的完美伴侣。像斯宾塞一样，他没有宗教信仰；像查普曼一样，他与新思想为伍；像莎拉·亨内尔一样，他理解她的抱负，并鼓励她的追求。他还像玛丽安一样卓越，堪称“奇迹”，正如同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善良、和蔼、坦率的人，既多才多艺，又成就非凡。”58他和她的学术品位一致，也拼命工作，同样雄心勃勃。她忧郁而认真，他欢快而无所顾忌；她的成长扎根于沃里克乡野，他的青年时代漫游于城市。二人都有浓烈的浪漫情愫，只不过她崇拜的是威廉·华兹华斯，而刘易斯在精神上敬畏自然和艺术，所以追随珀西·比希·雪莱那种无神论福音——崇尚自由言论和自由性爱，有着激进的政治主张。
刘易斯还满足了她的渴望，这在她去往德国途中所写的书虫教授讽刺中可以看出。刘易斯已经多次前往欧陆，他们此行去拉巴色库尔，是为他已写了一半的关于歌德的传记搜集资料。她的这位旅伴风趣幽默，是个社交达人，又满怀探索精神、机敏睿智，他比查普曼和斯宾塞更可能成为玛丽安的终身伴侣，这个机会被查普曼和斯宾塞放弃了——与其说是她那些没有成功的爱情，倒不如说是她与莎拉·亨内尔的友谊，预示了她与刘易斯的长相厮守59，让她品味到共同奋斗、两情相悦的滋味。
玛丽安单身的时间并不长，但形单影只的那几年，使她内心比大多数女子得到了在婚前更为丰富的体验。三年后，她开始写小说，回想作为一个没有明确工作的单身女子的那些日子，为她完成伟大作品铺平了道路。再一次，亲密的伴侣关系与思想生活融为一体，这正是她向往的一种实现：“我很高兴，生活给了我们至高的赐福，一个人天性中完美的爱与同情，激发了我的爱与同情，才有了健康的生活。我感到过去几年挨过的痛苦，也许正使我准备好，将来在有生之年完成特殊的作品。”60那几年很困难，但是她“雄心勃勃、不安分的精神”，使她极为成功地找到了新生活，开阔了视野，并寻觅到更为肥沃的土壤。正是这种精神，一直激励她前行，从玛利亚·刘易斯到莎拉·亨内尔，从斯宾塞到刘易斯；从考文垂到伦敦，再到欧陆。
在婚礼的那一天，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抛下了过去的自我，也离开了塑造自我的那个家。在婚后30年里，长期受苦的简·卡莱尔警告一位年轻的新娘，结婚就是“纵身跃入无限的空间”61。在圣凯瑟琳码头，玛丽安·埃文斯告别了那个被囿于格里夫宅的女孩，考文垂满腔抱负的作家和哲学家，《威斯敏斯特评论》那个自信却无报酬的编辑。当她返回英国时，这些“影子自我”还会在那里等她，在她的作品中寻求救赎和变形。但是她哥哥艾萨克、她姐姐克里茜，或者卡拉·布雷和莎拉·亨内尔——两位和她形同姐妹与替身伴侣的女子，这些人将能否接受她还不可知，因为他们仍不知道她与刘易斯私奔的消息。
几年前，当她想象着披上一件华丽的婚纱，嫁给一个可鄙的学者“带她离开英国”，她让莎拉做她的伴娘。如今她却完全瞒着莎拉。莎拉所掌握的关于玛丽安的未来，只是一封信中隐约提到的“拉巴色库尔”，还有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写给她、卡拉和查尔斯：“亲爱的三位挚友，我的时间只够和你们道别，愿上帝保佑你们。存局待领。接下来的六周，我要去魏玛，然后是柏林。”62
[1]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最大海港，在斯凯尔特河下游，从16世纪起就成为欧洲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
[2]跨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是指当年恺撒率大军决然跨过卢比孔河，向庞培和元老会宣战，引发了罗马内战。后来此典故被引申为“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意思。
[3]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报纸撰稿人。她出身于贵族家庭，她特立独行的爱情生活、男性着装和男性化笔名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
[4]《多比书》（Book of Tobit），《圣经·旧约》次经中的一本。
[5]狂欢节（Saturnalia），原指古罗马节日农神节，从12月17日开始共持续7天，人们在此期间纵情狂欢。
[6]原文引用的格言完整版是Le cœ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ignore，意为“心有其理，而不自知”。
[7]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其代表作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等。
[8]自由性爱（free love），指不受婚姻和法律约束，无须对单一伴侣保持忠诚的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