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
前面说过，季羡林在山东省立高中教了一年书，宋校长对他并不满意，眼看续聘无望。就在季羡林欲进无门、欲退无路的时候，机会来了。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方面洽谈，促成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交换留学生制度。双方交换研究生，为期两年。路费和制装费由学生本人承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华每月三十元，中国留学生在德每月一百二十马克。这种待遇虽然比公费留学生差远了，但对季羡林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季羡林得到消息，立刻向母校报名。他在清华主修德语，四年成绩全优，完全符合条件。1935年快放暑假的时候，季羡林收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通知，他已经被录取为赴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可以去德国学习两年。多少年的留学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怎么能不兴奋呢？出国留学是他多年的梦想，一年前，在清华毕业前夕，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最近我一心想去德国，现在当然不可能。我想做几年事，积几千块钱，非去一趟，住三年四年不成。我今自誓：倘今生不能到德国去，死不瞑目。
可是，真的要走，困难又确确实实摆在面前：家庭经济濒临破产，叔父年老，已经失业，两个小孩儿，女儿两岁，儿子才出生不久，他这一走就等于抽去了顶梁柱，天都要塌了。怎么办呢？季羡林踌躇了，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叔父和全家对他出国留学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说：“不就是两年吗？我们咬咬牙，勒一勒裤腰带，很快就过去了。只要饿不死，以后日子就好过了。”他们指望季羡林能出人头地，为祖宗门楣增光，不惜做出牺牲。有了全家的支持，季羡林开始紧张的出国筹备，最困难的是筹措路费和制装费。出国以后那点儿津贴只够吃住，没有余钱添置衣物，要在国内置办四季服装，需要花不少钱。一去万里迢迢，除了火车票之外，还有路途花销，也需要钱。季羡林教了一年高中，多少有点儿积蓄，但是还差得远。他求亲告友，东挪西借，碰了不少钉子，饱尝了世态炎凉，甚至一度想知难而退。终于，在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凑足了路费，制作了几身衣服，准备工作告一段落。
济南高中的同事得知季羡林要出国，都对他刮目相看，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学校飞出了一只金凤凰，那位宋校长也觉得脸上有光。他殷勤热情，亲自带他去找教育厅长，想争取一点儿赞助，无奈空手而归。宋校长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饯行，相邀回国后继续合作。
到了“割慈忍爱，离邦去里”的时候了。8月1日，季羡林辞别一家老小，去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妻子抱着不足百天的儿子，拉着两岁的女儿把他送出家门。面对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季羡林眼含泪水，不敢看自己的亲人。他把心一横，上洋车走了。
其实，季羡林去北平办手续的时间是有富余的，他早早离开家，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在他逝世前不久，跟儿子季承讲了：他的婶母马巧卿1934年已经去世，在他离家之前，叔父正准备“续弦”。此时季嗣诚已经五十来岁，而准备迎娶的陈绍泽还不到四十岁。季羡林对此颇不以为然，不愿意参加这对老夫少妻的婚礼，就借口办理出国手续躲了出去。十几年后季羡林从欧洲回来，得知这位陈氏婶母是维持季家生存的“大功臣”时，心中懊悔不已。陈绍泽后来成了季羡林终生爱戴和尊敬的四位女性之一。
再说季羡林在北平下了火车，把两大箱行李寄存在沙滩附近的一家小公寓里，回到清华大学，住进了工字厅招待所。此时学校正放暑假，绝大多数师生已经离校，偌大一个清华园，虽然柳绿花红，但显得冷清清、静悄悄的。工字厅位于清华园的中央，四年的大学生活，季羡林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足迹，此时旧地重游，心生许多感慨。吴宓老师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此时吴先生已经离校，季羡林不能进去和老师高谈阔论，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看屋里的陈设。还有不远处那间临湖大厅，里头摆着高雅的红木家具，当年他和李长之、吴组缃、林庚经常在此聚会，月旦文坛人物，评论文学作品，海阔天空，旁若无人，现在却冷冷清清，睹物思人，不禁伤感起来。一日晚饭后，季羡林信步来到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描写的荷塘边，只见新月初现，倒映塘中，月光下，荷花荷叶皆呈灰色，而清清荷香直冲鼻官，塘边柳树上蝉声不断，低空中流萤点点，忽隐忽现，季羡林不禁又想起官庄和济南的家。
招待所同屋住的是一位清华老毕业生，在一家保险公司当总经理。他得知季羡林准备出国，就劝他出去学习保险专业，这是一只金饭碗，回来工作不成问题，收入绝对一流。无奈，季羡林对经商、发财毫无兴趣，辜负了这位学长的一片好心。季羡林还拜访了朱光潜先生和蒋廷黻先生，他们同德国方面谈判也出了不少力，给了季羡林出国深造的机会。两位先生叮嘱季羡林说，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招致灾祸。季羡林还拜访了敬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但何曾料到，当他十一年后从欧洲回来时，这位著名学者和诗人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签证必须到天津去。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坐火车去了天津，到德国和俄国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办得很顺利，回到北平几位好友在北海公园为他饯行，李长之、林庚、王锦弟、张露薇都来了。北海公园蓝天碧水，荷叶田田，红花映日，几个年轻人租了两条小船，在湖上泛舟，又去仿膳吃饭，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玩了一整天，兴尽而散。
那时候去欧洲没有飞机，坐轮船路途遥远而麻烦，最便当的是乘坐火车，取道苏联，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1935年8月的最后一天，季羡林和乔冠华、王竹溪、谢家泽、敦福堂、梁祖荫等清华赴欧研究生，结伴在前门车站登上火车，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德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