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盉、克罍
王丹青
时代：西周早期（前11世纪中叶～前10世纪中叶）
尺寸：克盉通高26.5厘米，最宽26.5厘米，口径14.5厘米，重3295克
克罍通高32.7厘米，宽26厘米，口、底径14.2厘米，重4510克
出土信息：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克盉（图1）、克罍（图2）两件一级品文物出土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西周大墓。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北京市文研所考古队对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西周墓地进行发掘时，在编号为1193号墓的墓葬椁室东南角发现了铜盉、铜罍。两器盖内和器身内部分别刻有内容相同的43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王为表彰召公封其元子克为燕侯，管理燕地及此地的6支部族（授民授土）。克来到燕地，正式统治了这片地区，为纪念周王的这次分封而制作了这些宝器。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直接证实了召公封燕，令长子就封的史实，确定了燕国首代燕侯为克，这是北京地区正式建都的标志，其出土地琉璃河董家林地区是西周初年燕国都城所在。克盉、克罍的发现及对琉璃河西周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对研究北京地区上古时期建都史和西周早期燕国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 史籍中的燕国与考古发掘中的燕都遗址
图1 克盉
图2 克罍
北京早在西周初年就作为召公封地载于史籍，距今已3000多年，关于这一史实，《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正义］《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1]“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集解］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隐］曰：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至宣王时，召穆公虎其后也。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2]司马贞说召公在文王时封地在岐山之南的召地，武王时又把北燕封给召公，武王让长子到燕地做了燕侯，次子继承岐周的召地。
司马迁在《史记》的《周本纪》《燕召公世家》中都明确了武王克商后封召公于燕的事情，但后世文献对燕国始封地点问题众说纷纭，学者也始终未找到西周初年燕国都城遗址来确定早期燕国的具体位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与燕国有关的众多文物，其中253号墓中发现的堇鼎是北京地区最大、最重的出土青铜礼器。考古发掘新证结合史籍文献，显示琉璃河董家林地区就是西周初年燕国都城所在，并将北京建都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而20世纪80年代编号为1193号墓的大墓中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力证实了召公封燕，令长子就封的史实，填补了文献中武王封召公奭于燕之后的历史空白，其铭文可与堇鼎铭文相互印证，初步确定首代燕侯，考古研究意义重大。
《史记》中“世家”第一为吴太伯，第二为齐太公，第三为鲁周公，第四为燕召公。除了吴太伯为让贤于弟仲雍避于南方成为吴国先祖外，其余三人都是武王灭商与西周开国重臣，作为周王朝军事、政治、文化礼仪的奠基者功不可没，故司马迁将这四家列为世家之首，这一安排有深层次含义。武王始封诸侯，“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3]。司马迁也是按照这个分封顺序罗列的世家。召公与太公、周公并为周之“三公”，属于周初政治权力核心人物，其封地也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齐、鲁、燕在分封之初是周王室统治北方、东方的诸侯国，自初封传至战国末年历时700余年，齐、燕更是位列战国七雄。《史记》中对于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的描述均详于燕召公世家，独燕国仅存惠侯之后的史料，大约相当于共和之年，自召公封燕到惠侯间的九世燕侯均已失载。琉璃河西周大墓发掘的丰富考古成果及出土带有长篇铭文的克盉、克罍两件珍贵文物，为我们描绘早期燕国的生动形象，为了解西周初年燕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商周遗址考古发现之一。
对房山区琉璃河西周遗址的考古发掘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发掘中。遗址位于琉璃河镇东北2.5公里处黄土坡村旁，京广铁路穿过遗址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范围包括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落及其周边，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为5.25平方公里。1973年对遗址开始全面勘察发掘至今，陆续清理发掘出300多座墓葬和近30处车马坑，多次发现古代居住址、贵族及平民墓葬群、祭祀坑等遗迹。1974年前后253号墓出土了北京地区发现的体积和重量均最大的青铜器—堇鼎，另有12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4件为圉氏家族所有。1986年1193号墓中出土了克盉、克罍两件具有重大考古学意义的青铜礼器。1995年北京市文研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对琉璃河的合作发掘中，在遗址东北部新发现了城墙、排水沟、宫殿区夯土台基、祭祀坑及卜甲等，这些都是判定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证据。
1193号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墓道”分别位于墓室四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方向，这一形式的墓葬属于该地区首次发现，详情见《考古》1990年第1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中所绘墓葬剖面图。
经发掘，该墓葬已遭盗掘，有盗洞位于墓室北部中间。“此墓出土各种遗物共200余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铜、玉、骨、角、蚌、漆等器类，包括礼器、工具、兵器、马器、漆器、货贝、装饰品等。”[4]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盉和铜罍铸有43字长篇铭文，这在这一地区同时代考古发掘中属于首次发现。铭文中记载的关于周初分封燕国的有关史实，被很多学者称为自琉璃河遗址发掘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青铜时代历史意义重大。
二 克盉、克罍相关研究
（一）器物外形特征
墓葬椁室东南部出土的这两件铜盉与铜罍铭文内容相同，两器应为克所做，故学界通称之为克盉、克罍。青铜罍在古代作为酒器，流行于商到西周。此罍弇口、平沿、方唇、短颈、圆肩，有半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凸出圆形捉手，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各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有一兽首形鼻，圈足外撇。纹饰方面，器物颈部有两圈外凸弦纹，罍盖与肩部各装饰涡纹4个及6个，腹部有一圈内凹弦纹。43字铭文位于盖内与器口沿内部，两篇铭文内容一致。
青铜盉是古代用于盛水或盛酒的器物，用以温酒或调和酒的浓淡，一般前有长流，后有鋬和盖。此件出土盉器上有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半环型钮，盖沿处亦有一小半环状钮与鋬以链相连，侈口、方唇、直颈，管状流，兽首形鋬，鼓腹，略分裆，裆底近平，下接4个圆柱形足。纹饰方面，盉盖和颈部装饰4组对称的以云雷纹为底的凤鸟形纹，盖顶部钮上饰有一对凸出的由双目和兽角组成的兽面纹，流上为山形云纹，鋬作兽首状，有目与角。43字铭文位于盉盖内侧及器沿内侧，两篇铭文内容相同。
（二）此类器物的时代特点
由纹饰造型的风格特点可判断两件克器具有周初器物基本特征，其年代定为成康时期是比较合适的。1193号墓发掘简报中提道，“从两件铜礼器看，罍为小口，短颈，圆肩，圈足较矮，以弦纹、圆涡纹为装饰；盉体圆鼓，分裆不甚明显以及鸟纹的长尾不分段等特点，这都是周初器的特征。后者比灵台白草坡1号墓所出的盉（1：17）还要早一些”[5]。
白草坡1号墓的盉（1：17，图3），又称
盉。它与克盉器形相似，整体纹饰风格极为接近，应属于同一时代器物，年代被定为康王时期。“二墓的出土物与成康时期标准器对比，可推知其年代约在康王时期……盉（1:17）与臣辰盉几乎不易区分，后者属于成康之际……
伯盉（2:7）与穆王时期的长
盉相比，显然也是穆王以前的作品……总之，1号墓、2号墓具备成康时期特点，其中属于墓主人自作或墓中最晚的器物，都属康王时期，墓葬年代亦应以康王时为宜。”[6]联系克盉、克罍铭文内容与史料记载，召公受封燕地不会早于武王，至迟不晚于康王，器物纹饰风格与铭文时间是吻合的。
图3 盉（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 铭文研究
（一）内容及释义
克盉、克罍两器所铸铭文相同，详见图4、图5。自考古报告发表以来，学界对这篇铭文的解读众说纷纭，近年来虽整体上有统一，但对于铭文中的主语指代与个别文字的识别、训诂仍存有疑点。现择其善者而从之，结合各方说法试译如下。
王曰：“大保，惟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
（使）羌、马、
、驭、微。”克宅匽，入土眔有司，用作宝尊彝。
译文如下
周王说：“太保（召公），我表彰你的贤明和畅达，向你的君主进献祭祀。为了赞颂并表扬你的这种行为，我让你的长子克做燕国的侯，统治羌、马、、驭、微六个部族。”克到了燕地，管理这片土地和民众，并制作这件器物纪念周王的这一次分封。
（二）铭文内容研究
对于铭文中“克”的解读，学界有两种解释：一作人名讲；二作助动词，意为使、任也。主张第一种解释的主要学者有李学勤、赵光贤、陈公柔等人；第二种论者有张亚初、尹盛平、刘起釪等人。其中第一种为学术界主流观点，下文采用以“克”作人名说研究铭文（大多数情况下，“名从主人”是青铜器研究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器物名称的确定要依照器物原称，也就是从器物铭文本身来考虑）。
1.揭示召公与克的关系，与堇鼎相互印证确定一代燕侯
铭文中记载了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元子克为燕侯，管理六支部族（即授民授土），燕侯制作了克盉、克罍来纪念这次分封的事情，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召公封燕，以元子就封等史实。
克盉、克罍铭文中记述的召公封燕之事是继太公封齐、周公子伯禽封鲁后第三位重要人物的分封，《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索隐］解释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7]。而《檀弓》上《正义》引郑玄《诗谱》，召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如司马贞和郑玄的解释，如果召公虽受封燕但并未就封，实际上是让长子到燕做首代燕侯的话，克器上记载的“克”就应该是召公长子，第一代燕侯。
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周公因为成王年少，建国之初政局不稳而留在宗周摄政当国，派长子伯禽就封于鲁的经过。“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8]在《诗经·鲁颂·閟宫》中，也有关于成王封周公长子于鲁的记载，“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周公长子伯禽代封于鲁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近年考古发掘和出土青铜器等证据也证实了《史记》与《诗经》中的记载。而《燕召公世家》中关于召公的记载相对较少，封燕一事也只用一句“封召公于北燕”带过，召公亦以长子封燕也是从其他史料中间接分析得出的，未出现直接证据能够证实。
图4 克盉铭文拓片
图5 克罍铭文拓片
此外，在《鲁周公世家》中有关伯禽、太公受封后报政于周公的记载，未提及召公受封燕地后报政之事，这对于与伯禽太公同时受封的召公来说，未免有些不合常理。有后人据此推测召公并未封燕。克盉、克罍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史书的真实性，确定了第一代燕侯为“克”，周王为褒奖召公而分封其长子为燕侯，克做器以纪念这次册封。“令（命）克
（侯）于匽（燕）”，这是周王对召公的授土，“使羌、马、、驭、微”，这是对召公或克的授民。“克宅匽，入土眔有司”，是克来到燕地并统治管理这一地区的表现。在克器出土前，学者大多认为堇鼎中记载的燕侯是周初燕国第一代燕侯，他令堇到宗周给太保敬送食物，堇受到太保赐贝，做了太子癸宝鼎以纪念这次朝见活动。克盉、克罍的出土确定了第一代燕侯身份，他应是召公奭的长子克，据此推测堇鼎铭文中提到的燕侯应是克的继任者。
“匽（燕）侯令堇
大（太）保于宗周，庚申，大（太）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尊
”堇鼎的这段铭文揭示了燕侯与太保之间的关系，据此推测燕侯乃太保后辈，堇是燕侯派遣的朝见官员。克盉、克罍的出土解决了堇鼎的时代问题，其年代必晚于克器，约在康王初年，当时召公仍然健在。堇鼎中的燕侯是克的子孙辈，不可能是首代燕侯。代表
的族徽证实了堇是殷商遗民，“此族徽在商代铜器上常见，可见堇的祖先在商代有相当地位”[9]。
2.历史上的召公其人
召公姬姓名奭，与武王、周公互为兄弟，西周初年位列三公之一，因受封于岐周召地而被称“召公”。他是周初重要的开国功臣和政治家，历文、武、成、康四朝，参与了从武王灭商至成康之治的西周早期各项重大历史事件，并起到重要作用，被司马迁给予“仁”“烈”的评价。公元前1122年牧野之战后，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辅助武王举行了灭商祭祀之礼。武王去世后，召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和之后的康王，开创了西周著名的“成康之治”。他奉命营建洛邑（成周），与宗周一同构成周王朝统治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枢纽。《诗经·甘棠》中也歌颂了召公举政贤明，在棠树下听取百姓意见、明断政事，深受百姓爱戴、纪念的事迹。作为开国重臣的召公在受到周王封赏燕地后并未就封，而令长子克去做了燕地的侯，自己留在周室继续辅佐周王理政。从此，地处当时偏僻北方的燕国与中央便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一地区正式纳入周朝的统治范围。我们从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都可一窥当时燕国与宗周的密切交往与相互影响。
3.西周初年燕国地理位置
《左传·定公四年》点明了周初分封的目的是安定边疆部族，管理役使宗周四方的殷商遗民，稳定中央统治。“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召公封燕、太公封齐、周公封鲁都出于这一目的。燕为北疆，远离西周政治中心，位置偏僻，王子禄父曾北奔至这一带，箕子奔朝鲜时也经过燕地，亦有不少殷商遗民逃难至此。武王伐商后天下初定，周朝急需在北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封国来稳定北方局势，开拓疆土拱卫宗周。司马迁曾评价：“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耶！”[10]可见燕地虽偏远，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其战略意义仍不可小觑。
《汉志》所记西汉晚期之广阳国乃召公封燕之地。“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莽曰广有。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莽曰伐戎。方城，广阳，阴乡。”[11]“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12]《汉志》所载西汉时的广阳国疆域规模远大于西周初年的燕国，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的发掘验证了《汉志》所记，遗址确实位于燕之蓟、西汉之广阳国境内。出土的克盉、克罍是琉璃河西周墓葬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们的铭文确定了西周燕国建国地点与诸侯墓地位置，明确了召公封燕，其长子就封的史实，填补了史书中对于燕惠侯上九世无记载的空白，对探索西周前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4.民族关系与铭文中的六个方邦
燕国处于北疆，地理位置决定了此地从召公封燕始便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燕国是西周的北方屏障，在此建立一个强大的燕国能够起到以藩屏周的作用。“在这里不仅可以监视北方诸族的动向，而且还与齐、鲁、卫等国形成掎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维护东土的安宁与北方的稳定方面是有特定作用的。”[13]铭文中提到的羌、马、謯、、驭、微六个方邦经多位学者考证属于商晚期的外服诸侯，名义上臣服于商王统治，实际与商关系并不紧密，也曾协助武王伐纣。“这些国族在周人灭商前后，都已经臣服于周，有的还是周人灭商时的同盟者。但它们对周人是否忠诚，周人也未必放心。它们的政治背向，对有周政权的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对它们进行管辖，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它们和商人的旧族或东土诸侯一起反叛，对周初的政局就尤其严重了，所以，周王封太保为燕侯，主要地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14]
根据沈长云先生的说法，周代的分封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王灭商之际的“褒封”，另一种是正式授民授土性质的封建分封。“当武王克商之际，大多数夏商旧国慑于周王朝的威势，自要前来表示归服，周室乐得给他们一个王朝封爵的名义，便坐享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像这样的‘封国’在武王克商时涌现一大批，是毫不足怪的。第二种分封则是真正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分封对象是周室的亲戚子弟，其办法是对那些不服从周人统治的土邦，用武力压服之，残灭之，然后将其土地人民分割，分别授予周室子弟亲戚，成立一种新的共同体。这新的共同体虽或沿用被征服地原有之国号，但早已换了实际内容。建立这样的封国洵非易事，昔日崔东壁说，周‘灭一国始封一国’，即是说，这类封建是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的。燕国的分封就是属于这第二种封建。”[15]周王将这六支方邦划分给燕侯，确立了周宗室对其的绝对领导地位，扩充了燕国实力，这六支方邦提供了开垦北疆的劳动力，也成为这一地区抵抗戎狄入侵的战斗力量。
四 围绕克盉、克罍的疑问
由于出土两件克器的1193号墓曾遭严重盗掘，除这两件带有长篇铭文铜器外，还有一件“成周”铭戈及少量“燕侯舞易”铜泡上记有铭文，除此之外未有其他留下墓主姓名信息的文物被发现，这使得这座拥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墓主问题仍未解决。专家至今对此墓墓主意见不一，曾有召公之墓说、燕侯克说、召伯父辛说等，无论哪方观点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问题尚待更多出土资料解决。
关于1193号墓是否为国君墓地的观点，有多位学者凭借墓葬的四条“墓道”认定这是燕国国君级别墓葬，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一推论。不同于已发现有四条墓道的王墓为“
”形，1193号墓的“墓道”位于墓室四角呈放射状，平面呈“
”形，与传统意义上的王墓差距甚大。就墓葬规模来说，“墓室口长7.68、宽5.25—5.45米，加上墓道总面积不过55平方米左右，其规模不仅远小于商周时期其他四墓道大墓，而且连同时期的某些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也不如……在1193号墓所在的墓地里，就有‘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总长达30米’，其规模就比这座所谓的四墓道墓葬还要大”[16]。赵福生先生曾参加墓葬发掘工作，他认为这四条“墓道”发掘时宽度均在0.5米左右，深度远未到达墓室底部，有可能是棺椁下葬时牵引绳子的拖拽痕迹，与已发现的其他西周墓的墓道有很大区别。
笔者认为，1193号墓不同于商周之际王陵，四条“墓道”也不能被视为“天子之隧”的证据。且周初礼制森严，诸侯之墓绝不容许有逾越天子的用制，就算1193号墓是燕侯之墓，也不会出现“”形的天子之墓，应是“甲”字或“中”字之制。对这座墓葬的主人，学界仍然存疑。
五 小结
琉璃河西周遗址及克盉、克罍的出土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铭文对研究早期燕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既验证了《史记》相关记述的真实性，也填补了史书中诸多空白。首先，克盉、克罍的铭文确定了召公封燕的史实，验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封燕，元子就封的有关记载；揭示了燕国第一代国君确切名字为“克”，为确定早期燕国世系提供了线索；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其他带有“燕侯”铭文的器物排序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研究历史上著名人物召公的世系问题提供了真实史料。其次，它为了解燕国早期民族构成与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直接依据，为追溯燕侯直接管理的六支部族周初东迁北移过程提供了资料，反映了周王“以藩屏周”的分封思想。克盉、克罍两件器物连同整个琉璃河西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确定了燕国分封的具体位置，明确了这一遗址是周初燕国都城及燕侯墓葬性质，将北京建都年代上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促进了北京地区建都、建城史的研究。相信凭借考古科技的进步与更多实物资料的出土，史书中缺失的早期燕国面貌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1]《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9，第127～128页。
[2]《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89，第1549页。
[3]《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9，第12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24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31页。
[6]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124页。
[7]《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89，第1549页。
[8]《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89，第1518页。
[9]于力凡：《燕国重器—馆藏琉璃河遗址出土堇鼎》，《文物天地》2016年第8期，第14页。
[10]《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89，第1561～1562页。
[11]《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中华书局，第1634页。
[1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中华书局，第1657页。
[13]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第71页。
[14]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第71页。
[15]沈长云：《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郾侯”的周初青铜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26页。
[16]孙华：《匽侯克器铭文浅见—兼谈召公建燕及其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