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在日本发现长安
本书主要研究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与长安都城空间的交错性关系，重点虽然是围绕“汉”“和”两种书写系统内的文学文本展开，但也特别关注了绘卷图像、口承说话、僧侣传记等周边文献中的长安记忆及观念史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可被视为一种“尝试集”，它借“长安”这一视角，以十世纪唐王朝的灭亡和长安作为东亚都城典范的失坠为分水岭，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九世纪之前日本对长安都城空间的复制与日本文人长安书写稀薄之间的龃龉，源于中国都城制度及其根底的“中华思想”对东亚周边政权的辐射，这决定了日本对存在着现实外交关系的唐王朝都城进行跨国书写的谨慎；其二是十世纪以降唐长安城的“消失”及日本律令制国家瓦解过程中，“长安”在东亚政治领域成了日本文人建构国家认同并获取假想的“小中华”身份的手段，但在宗教信仰领域又被集体意识共同制造成了一种“神圣空间”。序章“在日本发现长安”是对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学术史、研究方法以及关键词的说明，期待从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出发，阐述古代中日两国的都城空间、王权书写与国家想象之关联。
遣唐使与长安的“不在场”
公元八世纪初，日本入唐僧弁正面对盛唐时期长安城的繁华景象不无感伤地写道：“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1]与弁正同批入唐的山上忆良（660～733）离开长安时，也留下了一首著名的万叶和歌：“诸公归日本，早作故乡人。遥想御津岸，滨松待恋频。”[2]弁正的诗收录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山上忆良的和歌则收录于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中，两位遣唐使关于长安的苦涩体验由此被写入了日本“汉”“和”文学史的扉页上，而且是与“日本”国号同时登场。
如果将他们汉诗、和歌中的情感单纯地理解为客居异域者思怀故国的惆怅，那对这一代遣唐使入唐经验的处理可能就过于平面化了。大宝二年（702），释弁正、山上忆良跟随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多至比广成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团入唐。使节团于大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从博多大津港入海，七月中旬到达扬州，十月辗转抵达长安。翌年正月，使者在长安城蓬莱宫正式朝贺谒见。这批遣唐使是自白村江之战（663）唐朝水师彻底击垮倭军之后，日本舍弃“倭国”旧称，时隔三十余年再次向唐帝国正式派遣的外交使者，国号“日本”由此正式登上了东亚外交舞台。
日本使者看到的长安城，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唐帝国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兴建的都城。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上以人口超越百万而自豪的国际大都市，其繁华景象从唐诗各种脍炙人口的描述中就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日本大宝四年，即武周长安四年（704）春，遣唐使完成了外交使命准备归国。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欢送日本使者。大明宫位于长安城宫城东北部，麟德殿是大明宫最为壮丽的宫殿之一。则天皇帝为表示对日本使者的友好，特意释放了四十年前白村江战役中被唐军捕获的三名倭国俘虏。在七世纪东亚海域的那场战事中，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士兵，如今却已成白发老人。
山上忆良等使者回到日本的第四年二月，也即和铜元年（708），元明天皇（661～721）颁布迁都诏书，[3]并在两年后的和铜三年（710）三月十日，正式从藤原京迁都至奈良盆地的平城京。当时迁都工程极为匆忙，甚至连平城宫的中心建筑大极殿都没有修好，平城京内的条坊道路大部分在迁都三年之后才陆续完成。[4]大宝年间派遣的这批使者是从藤原京出发的，建于持统八年（694）的藤原京，以《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都城为原型，[5]是日本营造的第一所条坊制都城。藤原京从兴建到废止仅存在了十六年，至于其间原因，日本学界长期的通说是，任命大宝遣唐使的这一年，日本朝廷制定了“大宝律令”，藤原京作为律令制国家的都城，显然过于狭窄。然而，近几年随着对藤原京的发掘调查，显示其京域面积之广远在平城京之上，因此学界开始指出，大宝年间遣唐使带回的长安城见闻，才是促使这次迁都的重要契机。[6]
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条坊形都城，这被认为是粟田真人等使者入唐收集信息的功劳——他们滞留长安城期间，目睹了长安城的都城空间和王权礼仪，认识到要营造出能展示日本列岛统一和天皇绝对权威的律令制都城的必要性，并带回了唐长城的都市设计图。[7]粟田真人是特设的执节使，押使多治比广成归国后被任命为平城宫的造宫卿，而迄今为止的大量考古遗址也证实了平城宫是仿照唐长安城含元殿而来。[8]平安宫建筑的完成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都城的诞生，这在日本古代国家成立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界诸位前贤已经充分肯定了大宝度遣唐使在唐日外交史上的分水岭意义，[9]但日本真正大规模地摄取唐朝文化，则是得利益于在玄宗朝（685～762）入唐的三批使者——养老元年（717）出发的第八次遣唐使、天平五年（733）出发的第九次遣唐使及天平胜宝四年（752）出发的第十次遣唐使。如此说来，玄宗朝对于日本遣唐使而言真是意义非凡。
养老元年（717）日本派遣使者共五百五十七人，分乘四艘大船，从难波（今大阪）三津浦出港至博多，经奄美大岛入海发往唐朝，同年十月一日抵达长安。时值唐玄宗治世的开元五年（717），年轻有为的玄宗皇帝在姚崇、宋璟等名相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创造出了“开元盛世”。《旧唐书》特别记载了玄宗为嘉赏遣唐使的笃学之心，命大学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传经授学之事。[10]养老年间到达长安的这批使者中，不仅有号称奈良朝“翰墨之宗”的藤原宇合，更有赫赫有名的留学生吉备真备（695～775）和阿倍仲麻吕（698？～770）随行，养老律令的编纂者大和长冈（689～769）也在其列。留学生吉备真备是奈良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日本史上罕有的两次踏入长安的人物——分别于养老元年（717）和天平胜宝四年（752）。吉备真备在长安滞居十七年以上，研览经史，遍涉众艺。他从长安归日本时，带回了数目浩瀚的经史典籍，如《唐礼》《大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对奈良朝政坛影响极大。同行的阿倍仲麻吕是中国史书上最有名的遣唐使，入唐时年仅十九岁。阿倍仲麻吕以留学生身份进入长安，进士及第之后，任司教局校书。《古今集》卷九羁旅歌所收“天之原”和歌，据说是羁旅唐土多年的阿倍仲麻吕回归日本时，在明州海岸所咏的望乡歌。现在这首和歌译作的汉诗被刻于西安市兴庆公园湖畔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上，诗曰：“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井真成也是与阿倍仲麻吕同批入唐的使者。2004年9月，井真成墓志在西安东郊出土，一时成为中日学界关注的焦点。墓志上出现的“日本”二字，为史学界讨论“日本”国号的出现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井真成病故于长安，当时客居长安的日本使者们安葬了这位同胞，并在墓志结尾作辞悼念：“寂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11]
与多年客居长安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井真成不同，副使藤原宇合在养老二年（718）回到日本，翌年便升迁正五位上，任常陆国守。养老五年（721）九月，藤原宇合之兄武智麻吕任造宫卿，负责修葺整备平城京宫殿。《武智麻吕传》特别记载了这次修缮的目的：“由是宫室严丽，人知帝尊。”[12]众所周知，通过宫殿的庄严华丽显示帝王尊贵与仁德的理念，早在萧何营造未央宫的时候就说过了：“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13]养老八年（724），日本朝廷又下令将平城京内的贵族、庶民住宅，从之前的板葺草舍统一改成了白墙瓦舍朱栋的中国风建筑。《续日本纪》记载了当时太政官的奏请：“上古淳朴，冬穴夏巢。后世圣人，代以宫室。亦有京师，帝王为居。万国所朝，非是壮丽，何以表德？其板屋草舍，中古遗制，难营易破，空殚民财。请仰有司，令五位已上及庶人堪营者，构立瓦舍，涂为赤白。”[14]藤原宇合被任命为慰劳持节大使，他的长安体验在平安京视觉景观的改造过程中一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天平五年（733）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从焕然一新的平城京出发入唐。临出发前，多治比广成曾造访山上忆良，向这位入唐前辈请教在长安的生活经验。看到即将启程的又一批遣唐使，年迈的忆良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的长安岁月，于是作和歌《好去好来歌》相赠。反歌部分以祈祷遣唐使船顺利归航到难波津为主题，描写了迎接者的欣喜之态。
大伴御津畔，松原扫地迎，吾将来立待，愿早上归程。[15]
闻道难波津，尊船泊海滨，衣常虽解纽，疾走竞无伦。[16]
日本作家井上靖以遣唐使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天平之甍》，重写了多治比广成听前辈山上忆良等人讲述长安见闻的这一幕：“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消除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麟德殿接见，内殿赐宴，然后又在中使的使院中举行盛大宴会——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7]
这批使者共五百九十四人，分乘四艘船从大宰府出发，秋季到达长安。时值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国力到达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18]的盛世局面。一直客居在长安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和僧人玄昉等人，看到故国来使欣喜感慨不已，并在例行的朝贺仪式结束之后，准备一起归国。遗憾的是，遣唐使船在海上遭遇猛烈暴风雨，吉备真备等人所乘的第一艘船虽然偏离航道漂流至种子岛，但在翌年（734）三月辗转回到了平城京。第二艘船遇难又漂回了唐朝，等再次回到日本已经是两年后的天平八年（736）深秋了。最为悲惨的是判官平群广成等人乘坐的第三艘船，遇难漂流至林邑国，船上一百五十人，大多遭土著虐杀或死于恶性热病，逃离生还者仅有四人，最后于天平十一年（739）初冬乘渤海使船回到平城京。第四艘船在海上遇难后，全员葬身海底。而山上忆良的《好去好来歌》也成了最后的诀别之歌。
事实上，当时因航海技术低下，遣唐使船在海上沉没或漂流遇难的事件频有发生，因此被选中入唐的使者及其亲属，往往只能祈求神灵佑护。《万叶集》中收录了大量与遣唐使相关的送行歌，如天平胜宝四年（752）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第十次遣唐使出发之际，在春日神社举行的祭神仪式上，藤原太后为外甥藤原清河祈求平安作歌：“大船多楫橹，吾子大唐行，斋祝神灵佑，沿途总太平。”[19]藤原清河返歌曰：“祭神春日野，神社有梅花，待我归来日，花荣正物华。”[20]“春日”即奈良平城京东春日山下的春日野，今有春日神社，为藤原氏之祖庙。遣唐使出行，例必于春日山下祭祀天神地祇，以祈海路平安。
藤原清河到达长安的时候，正值大唐天宝十一载（752），杨贵妃一族迎来全盛，杨国忠继李林甫任右相。帝国看似繁华，实则暗流涌动。三年后，安禄山举兵叛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旅居长安多年的阿倍仲麻吕受唐玄宗之命，以秘书监身份陪同故国来的使臣观摩唐王朝的皇家书库和三教殿，检视其中所收藏的经、史、子、集四部及儒、佛、道三教图书。其后，年近不惑的阿倍仲麻吕请求与藤原清河一起归国，玄宗恩准，授之为遣日使，当时长安诸多文人名士均赋诗话别。[21]然而这批遣唐使回程的航行也不顺利，仲麻吕与藤原清河乘第一船，遇强风被吹到安南国。使船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曾经与阿倍仲麻吕有过交游的文人，以为其已经溺亡，纷纷作诗悼念。[22]不料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奇迹般生还，辗转又回到长安，再仕唐朝。日本天皇曾专程派人和船只迎接清河回日本，却在出航时被刮回而最终停止。二人最终都殁于长安。
自八世纪后半以降，因“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唐王朝北方陷入混乱，国力日益衰微，故不断限制遣唐使上长安的人数，日本的遣唐使制度也逐渐进入尾声。日本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向日本朝廷汇报了安禄山举兵造反，玄宗及唐朝皇族避祸西蜀之事。这份报告震惊了朝廷，淳仁天皇（733～765）下令大宰府迅速部署兵力，并命吉备真备设奇谋，以防安禄山攻打日本。[23]宝龟八年（777）的遣唐使很快就将战乱之后唐帝国的消息带回日本，这批使者中的记录员上毛野大川在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战乱给唐帝国带来的经济问题，以及政府无力修缮馆驿，呈现出一派凋敝不堪的景象。[24]
九世纪后，日本朝廷又在延历二十二年（803）、承和三年（836）派出了两批使者，这也是最后成行的两批遣唐使，他们出发的时候日本都城已经迁至平安京。九世纪的遣唐使中出现了所谓的“入唐八大家”，[25]他们的长安体验不仅影响了其归国后在日本的传教活动，也对日本寺院等宗教设施的营造影响深远。事实上，僧侣向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白雉四年（653）入唐的道昭，在长安大慈恩寺跟随玄奘法师受教，归国之际带回大量汉译佛典，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大宝二年（702）入唐的道慈，在唐朝生活了近十六年，于养老元年（717）回到日本。他以唐长安西明寺伽蓝为模板修建了日本的大安寺，对日本佛教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外，许多入唐僧侣还兼具律令制国家官僚身份并实际参与着中央朝廷的政治事务，如养老元年（717）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同期入唐的玄昉，在长安期间受玄宗皇帝特别嘉赏，并赐紫衣袈裟。玄昉归国时，不仅携带了唐朝最新翻译的佛典5046卷，为日本的写经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又以僧正身份参政，成了奈良政坛举足重轻的人物。据说圣武天皇建立国分寺的设想，就是玄昉依据中国的大云寺和开元寺等寺院体制建议的结果。[26]
被誉为“入唐八大家”之一的空海（774～835），在延历二十三年（804）随大使藤原葛野、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入唐。[27]空海在长安期间先访于西明寺，后至青龙寺跟随惠果修习真言密宗。同时，他又广泛涉猎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空海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其编纂意识当与他在长安的文化交游活动密切相关。圆仁（793～864）本在最澄门下修习天台宗，跟随承和五年（838）六月出发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圆仁在长安期间先跟随大兴善寺元政修习金刚界大法，后至青龙寺跟随义真修习胎藏界大法。圆仁在中国度过了近十年的请益僧生活，其用汉文写成的日记体行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誉为“东洋学界的至宝”，不仅是研究中日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九世纪唐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佐伯有清对于圆仁的入唐求法如此评价：“我们作为普通人，感动于圆仁充满魅力的入唐事迹，恐怕就在于从他被选为入唐请益僧起，近十余年间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足迹遍及中国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孜孜不倦地为求法和传来佛典等所做的努力，以及他那种鼓舞人心的高尚品格。”[28]
以上对遣唐使在长安行实及其带回日本的长安经验之赘述，不仅是为了重申遣唐使与长安关系之亲密——中日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颇为丰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如果从舒明天皇二年（630）第一次遣使算起，至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制度，日本先后共派遣出了十八批使者入唐。[29]在这二百六十四年的遣使活动中，到过长安又“文名远扬”的日本知识人举不胜举，在上述的遣唐使、入唐僧之外，享有盛名者还有朝野鹿取、藤原常嗣、菅原善主、丹福成、橘逸势等文人。遣唐使以自己在长安的亲身经历和鲜活记忆，充实了日本文学表现的内容，在尝试用新文学形式创作的同时，也带动了七至九世纪日本宫廷文学的发展。然而，除开篇提及弁正诗句中的“苦长安”之外，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文学中的唐长安城几乎是“缺席”与“不在场”的。尤其是从日本知识阶层对长安城的空间及地名的感知来看，似乎并不缺乏文学想象的材料。因为遣唐使不仅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宗教法具、医药乐器，还将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带回了日本，并模仿长安城修建了日本的条坊制都城——如本书所涉相关文学文本诞生的场所平城京和平安京。
虽然对日本古代知识阶层而言，所谓的“长安”更多是与遣唐使、入唐僧联系在一起，但对于生活在平城京、平安京的贵族文人而言，他们对于唐长安城的空间感知并不陌生，更何况遣唐使的长安见闻在史书中也多有留存。然而，这种种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转化为文学想象。直到十世纪初，随着唐帝国的灭亡和长安的“消失”，日本文学才开始了对长安的延迟表达。如果说遣唐使是一个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那么这一群体对长安的集体记忆是在群体本身消解之后才实现了文学化的。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关于长安，日本记住了什么，这是谁的记忆？
长安与日本都城之源流
从日本看“长安”，最显性、最直接的联系无疑是日本都城对唐长安城的模仿。日本列岛最初并不设都城，也不存在都城的概念。大和朝廷最为强势的豪族作为大王（天皇前身），其宅邸便是“宫殿”。当新的大王即位时，其宅邸就会成为大和朝廷的新宫殿，这就是日本史上所谓的“历代迁宫”。[30]四至六世纪，因为王权所在的“宫”不断迁移，兼之这些“宫”的选址多集中在以三轮山为中心的奈良盆地东南隅，这一带地形狭窄闭塞，无法大规模地营造象征政权永久性的建筑，因此很难作为大和朝廷的政治和经济中心。[31]这种“一代一宫”惯例的打破，是从七世纪末营造的藤原宫开始的。其间原因离不开遣隋使、遣唐使传入的隋唐帝国情报，使得日本朝廷对于都城的关心在这一时期急剧高升。长安那气象恢宏的都城规划作为律令制国家事业的一环被引入日本，从七世纪末起，日本依次修建了藤原京（694）、平城京（710）、恭仁京（740）、难波京（744）、长冈京（784）以及平安京（794）（详见图0-1）。
图0-1 古代日本都城变迁
资料来源：井上和人『日本古代都城制の研究：藤原京·平城京の史的意義』吉川弘文館、2008、8頁。
二十世纪初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刚开始起步，关野贞就指出了日本平城京与唐长安城的关系。他在1907年发表的《平城京及大内里考》是日本研究平城京的最初成果之一。关野贞通过对隋唐长安城皇城、宫城与平城京宫城及朝堂、内里的比较，指出平城京虽然借鉴了隋唐都城的形制与制度，但绝不是对中国的单纯模仿，而是充分体现了日本特色的都城。[32]1911年，喜田贞吉也加入了关于中日都城关系的讨论之中。他既不满意关野贞只提及平城京与长安城的关系，也不同意关野贞关于日本都城的独创性大于模仿性的观点，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都是以支那长安城为原型营造的”。[33]两位学者发表上述学术观点的时间分别是1907年和1911年，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刚刚过去，1910年日本又吞并了朝鲜。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强调日本都城的中国源流，很是耐人寻味。
西嶋定生以“律令、汉字、儒教、佛教”作为其“东亚世界论”的主要支柱，[34]而日本的都城与律令制国家体制几乎同时诞生。石母田正的观点很能支持这一问题的讨论：“天皇的都不仅是国内政治统治的中心，同时也是诸蕃朝贡的中心，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小帝国皇帝所在的另一个长安。因此与其说日本的都城是模仿中国都城，毋宁说模仿的是国家的体制。”[35]在近江令和飞鸟净御原令之后，日本在大宝元年（702）以唐高宗时代的“永徽律令”为基础，制定了“大宝律令”，由此完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基础建设。大宝律令中也明确规定了“唐国=邻国”“朝鲜诸国=蕃国”“隼人和蝦夷=夷狄”的外交等级，“蕃国”和“夷狄”在理论上应该向日本表示臣服和朝贡。[36]石母田正称日本的这套思想体系为“东夷小帝国”理论——它以中国的“华夷思想”和“中华思想”为基础。尽管大宝律令的理念在现实的外交场合并没能发挥作用，比如遣唐使在唐朝实行的其实是朝贡礼仪，而新罗也因为日本的倨傲态度，在天平年间之后与日本的关系迅速冷却。大宝律令所规定的那一套国际秩序尽管在外交场合近似于“一纸空谈”，但在日本国内却备受推崇，并深刻影响了日本独有的国家观。
日本的律令制国家既以“东夷小帝国”自居，就必须创造出能“超越”唐长安城或至少可与之媲美的都城，来作为“蕃国”和“夷狄”朝贡的场所。因此在日本重现“长安”这一国际之都，就显得意义非凡。尽管“东亚”这一概念经常会被质疑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37]但从“东亚”看唐长安城与日本是极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妹尾达彦先生提出了“东亚的都城时代”说，来解释唐长安城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政权都城营造的影响。随着唐帝国的日益鼎盛，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庞大的都市体系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隋唐相抗衡，周边国家也陆续修建了各自的都城，主张各自文化的正统性。日本与吐蕃、渤海、南诏、回鹘、沙陀、契丹等政权，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东亚诸政权的诞生促使各政权之间在军事上伐交伐兵，在经济上贸易往来，最终加速了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成立。包括唐帝国在内这些新诞生的东亚诸政权，为了以独立的国家形态登上外交舞台，获得世界诸国的承认，就极有必要修建作为外交、纳贡舞台的都城和行政都市网。东亚各政权建造都城的年代依次排列为：（1）隋唐的长安、洛阳；（2）吐蕃的拉萨；（3）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近江京、恭仁京、长冈京、平安京；（4）南诏的太和城、阳苴咩；（5）回鹘的窝鲁朵八里；（6）渤海的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7）新罗的王京。以上便是“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38]
如果说史学界考论的热点是“本质论”问题，即日本为何要模仿唐长安修建都城，其目的和意义何在？那么，考古学界则通过遗址发掘与调查，不断从“现象论”上丰富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本都城与长安城形制设计上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平城京的系列考古发掘中，它与长安城的关系逐渐清晰。岸俊男虽然主张平城京有对藤原京的因袭，而藤原京的都城形制则来自北魏洛阳城和南朝都城，但他并没有否定长安城与平城京的相似之处。岸俊男主要列举了三点。其一，唐长安城中央的朱雀门街，将整个都城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而从平城京的遗址发掘复原结果来看，它与长安城的规划基本一致。其二，在唐长安城东南角区域有曲江池和芙蓉苑，唐代的诗人在此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而平城京在与曲江池近似位置，修建有“越田池”（五德池），此池或许是模仿长安曲江池建造。其三，唐长安城皇城前贯通东西的第五条街，也即东至春明门、西至金光门的大街，与平城京的二条大路相似。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后，一般是在春明门附近的长乐驿站整顿行装，再从春明门进入长安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详细记载了遣唐使从春明门进入长安城的路线。由此可知，从春明门到金光门之间的这条道路，对于日本人而言印象极其深刻，所以才会在平城京修建同样功能的道路——“二条大路”。[39]
井上和人指出，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平城京的发掘调查的结果来看，一个日益明确的事实是日本朝廷在设计平城京时，就强烈地意识到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这说明日本的都城营造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事业，它反映了日本朝廷对唐关系的极度敏感。平城京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东、西两京对称地分布在两侧。作为从外部入京时的视觉象征，宽阔的朱雀大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雀大路的南端有平城京的正门罗城门，它比平城宫的正门朱雀门规模更大，为正面七间的大门。其中通道为中间的五条，柱间距为71尺（5.03米），这与长安城南面罗城的明德门的五条门道、其宽各5米的发掘调查结果相一致。另外，平城京的平城宫、松林宫、越田池也都指向了与唐长安城大明宫、禁苑与曲江池的关联。[40]当然，平城京从规模上看，不到长安城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外郭城没有用来防御的坚固城墙。从这一点来看，平城京可以说是一种单纯借用中国都城理念营造的象征性都城。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讨论平安京。平安京是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十月下诏所迁的新京，在平安朝绵延几百年的政治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如《枕草子》《源氏物语》等，都诞生于平安京。其后，平安京又经中世、近世直到明治维新，在千年以上它都是天皇及其象征的王权所在地。因此如果说藤原京是日本最早的都城，那么平安京就是日本最后的都城。平安京同样是模仿唐长安城而营造的都城——其京域呈长方形，宫殿区和百官衙署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央，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左右两京呈对称分布，街道为条坊制的棋盘式格局，同时设有东、西两市。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中、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平安京兼具对唐长安城与洛阳城的模仿。如王仲殊指出，“古代日本的宫城为唐长安、洛阳的宫城、皇城的结合体”，“宫城南门仿唐长安皇城南门而称朱雀门，而朝堂院外南门则仿洛阳宫城南门而称应天门。”[41]
与平城京主要借助考古资料推测还原与长安城的关系不同，日本古文献中很早就将平安京与长安城、洛阳城联系在一起。在平安京与长安、洛阳的关系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嵯峨天皇（786～842）在其治世的弘仁九年（818），将平安宫的殿阁、诸门改名的事件。嵯峨天皇下令将平安宫的殿阁、诸门名称——如内里的前殿、后殿、马垺殿、若犬养门等旧称，统一改作读音近似的唐风雅称，如马垺殿改称“武德殿”，大安殿改称为“常宁殿”，若犬养门改称为“皇嘉门”，佐伯门改为“藻壁门”，等等，并将这些唐风雅名制作成匾额，悬挂于各处建筑物上。[42]这些唐风美名大多来自唐长安城的太极宫、大明宫和洛阳城的洛阳宫。这次声势浩大的改名事件，与延历二十三（804）年入唐的遣唐使密不可分，这批使团的大使藤原葛野、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均为三部敕撰汉诗集的诗人、显吏。使团中更有学问僧空海、最澄及留学生橘逸势。尤其是回国之后成为文章博士的菅原清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菅原清公是菅原道真的祖父，在唐朝的元日朝贺仪式上，菅原清公与大使一同觐见了唐德宗，德宗特别嘉奖了其文采。菅原清公在长安所见各种新奇文物、事物、风俗及节日活动，在归国后辅佐嵯峨天皇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弘仁九年（818）三月，嵯峨天皇曾数次下诏，命将宫廷仪式、礼法、官服及建筑物名称全部实现唐风化。在改革立法之际，嵯峨天皇特别尊重了菅原清公的意见。[43]这一时期“文章经国”思想盛行，日本由此迎来了最初的汉文学高峰。
十二世纪初，三善为康编纂的《掌中历》（京地历）中记载了平安京的坊门名，如“桃花坊”“铜驼坊”“崇仁坊”“永昌坊”“永宁坊”等（详见表0-1）。另外，《拾芥抄》“京师坊名”条，对于平安京东、西两京从一条到九条的坊名记载得尤为详细。一般情况下，日本都城的惯例是称作“X条Y坊”，如“三条二坊”“四条三坊”等。至九世纪初，史书中更是多采用“左京五条”“右京六条”等称呼。像平安京这样各坊都有固定坊名的做法，很容易联想到中国都城的惯例——毕竟唐长安城、洛阳城之所以需要坊名，是因各坊都设有围墙及坊门，而平安京各坊之间很可能不存在分割的坊门，而且早在长冈京的时代，就改“坊令”为“条令”了。平安京的坊名基本上是来自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由此可知这是在受到唐朝都城强烈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命名的。岸俊男认为，平安京坊名的命名可能与承和十年（847）入唐归来的僧侣圆仁有关。平安京中采用长安城坊名的共有五处，其中三处“崇仁坊”“永昌坊”“光德坊”都是圆仁在长安期间求法、居住或访友之所。另外，圆仁归国之际，曾向朝廷进献《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其中特别提到了“唐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三卷”，由此推测，以圆仁为代表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可能参与了平安京坊名的命名。[44]
表0-1 平安京的中国风坊名
平安京都市空间的变化始于九世纪末十世纪初，这一时期，唐帝国的灭亡以及中国大陆形势的急剧变化，引发了东亚世界的一场巨变。在唐朝灭亡不久，那些与唐保持着册封关系的东亚诸政权因失去庇护，也逐渐走向分裂或灭亡。如新罗自九世纪后半期就不断有豪族反叛，社会动荡不堪，终于在公元935年被高丽降服。受唐册封的“海东盛国”渤海，九世纪末开始分崩离析，至公元926年被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日本虽然不在唐帝国的册封体制之内，但并未能摆脱唐朝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羁绊与影响。天庆二年（939）十一月，东国爆发了“平将门之乱”，平将门不仅袭击了常陆国府，还在下总过猿岛郡石井乡（今茨城县岩井市）建立都城，自称“新皇”。据《将门记》记载，平将门之所以举兵叛乱要建立新国家，就是受契丹灭渤海国新建东丹国的影响。[45]“平将门之乱”及同年在西国爆发的“藤原纯友之乱”，给平安京政权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据史料所载，百济、东丹国、吴越国及新统一朝鲜半岛的高丽等国，曾先后遣使请求与日本国建交，但日本唯恐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动乱波及国内，因此拒绝了一切外交请求，选择了孤立锁国的政策。[46]另外，随着摄关政治势力的登台，日本律令制国家也逐渐走向解体。因此，可以说七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中叶日本国家的建立与变化，与唐朝从建国至外交弱化过程之中东亚世界的重组动向是一致的。
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解体和对外意识的消退，平安京内用来展示天皇权威、接待外国使节的诸种建筑设施开始荒废。从根源来看，日本营造都城的目的，是为了构筑国家权力之象征以保障律令制国家的运转，它必须通过严密的都城计划，设计出一系列视觉表象，来表现“华夷秩序”及“中华思想”，而这样的都城典范就是唐帝国的长安城。平安京在营造之初，就有着极其宏大而详尽的都市计划（详见图0-2），这种雄伟的建都计划能否实现暂且不论，但其对京域的工整设计的意识极为鲜明。以中国都城理念为基础营造的平安京，具有强烈的观念性和象征性。但到十世纪初，随着“长安”的消失，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象征的平安京中枢设施（内里、大极殿、朝堂院、丰乐院、朱雀门等）和外交设施（罗城门、朱雀大街、鸿胪馆等）逐渐废弃，并最终演变成中世的都市京都。
图0-2 平安京复原平面图
资料来源：村井康彦『図説·平安京：建都四〇〇年の再現』淡交社、1994、17頁。
作为平安京精神象征的罗城门，在迁都之前很早就开始动工了。宇多天皇给醍醐天皇让位时的训诫书《宽平御遗诫》中，就记载了桓武天皇曾亲自视察罗城门修建现场的逸话。然而，罗城门在天元三年（980）的暴风雨中彻底倒塌，之后再未重建，逐渐成为废墟。治安三年（1023），藤原道长建法成寺之际，将罗城门的地基础石也拔走了。[47]据说这时候罗城门的建筑材料所剩无几。作为国家宗教设施的东寺、西寺，位于平安京左右京的九条一坊，对称分布在罗城门内的朱雀大路两侧。东、西两寺与罗城门共同构成了平安京都城正门的景观。正历元年（990），西寺烧毁。[48]进入罗城门，宽阔的朱雀大路作为整个平安京的南北中轴线，接待外国使节的东、西鸿胪馆就分布在朱雀大路两侧。九世纪至十世纪初，渤海和日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所以鸿胪馆也发挥了接待外交使臣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在鸿胪馆举行飨宴接待渤海使节的记录还非常丰富，但到了延长四年（926）渤海灭亡，鸿胪馆便逐渐荒废。西寺和西鸿胪馆位于平安京右京，十世纪时这一带都变为了荒野（参考图0-3）。
平安京的中枢设施平安宫，是天皇和律令制国家官僚处理政务、举行国家仪式和飨宴的场所。十世纪之后，平安宫诸设施的荒废加剧了宫都的“空洞化”。平安宫的“空洞化”以宫城内最中心的“圣域”——天皇所居住的“内里”的数度烧毁为发端（参考图0-4）。天德四年（960），“内里”在大火中烧毁，村上天皇（926～967）迁移至宫外的冷泉院。这被认为是“内里”历史上的大事件，其后“内里”的变迁频繁且复杂。[49]贞元元年（976），重建的内里再度烧毁，圆融天皇（959～991）也迁到宫外的堀河院。十一世纪之后，内里虽然暂时得以重建修缮，但常态是放置、荒废或烧毁，至十三世纪则彻底废绝。据平安宫的发掘调查报告显示，内里、朝堂院、太政官、中务省等平安宫的主要设施，在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初虽有翻修的痕迹，但使用的石材等建筑材料，大多是从其他荒废、毁损的宫内建筑收集拼凑而来，这些废弃石材的再利用以及修缮工程本身的杂乱无章，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平安宫整体的衰退。[50]作为国家飨宴设施的丰乐院，位于朝堂院西部。十世纪末期，因丰乐院过于破旧，宽和元年（985）的大尝会便临时改在大极殿举行[51]（参考图0-5）。康平六年（1063），丰乐院在大火中彻底烧毁（参考图0-6）。至安元三年（1177），朝堂院和朱雀门也在大火中烧毁，宫内诸官衙设施和仓廪至此时大半消失。
图0-3 平安京东鸿胪馆遗址
图0-4 平安京大内里图
资料来源：村井康彦『図説·平安京：建都四〇〇年の再現』、35頁。
图0-5 平安宫大极殿遗址
十世纪之前，生活在平城京、平安京的文人大都是律令制国家的官僚，他们可以借《文选》京都赋、唐诗“帝京篇”中描写长安的诗句来夸耀日本的都城，却很难将长安写入诗文。因为伟大的都城很容易被当成国家的象征，壮丽的长安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唐帝国一统天下的最直接见证而被塑造出来的。它是唐帝国向四海使臣展示帝国权势和皇帝威严的礼仪舞台，是以“中华思想”为基础设计出来的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王权空间，这一理念为东亚各国所共有。但在十世纪之后，随着唐帝国的灭亡和东亚世界秩序的重组，日本的律令制国家逐渐解体，律令制国家官僚和文人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人开始将长安写入诗文之中，在文本中再造了一个长安。日本人对于长安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中的想象，毋宁说是在长安的去王权化、去政治化之后才实现的。
图0-6 平安宫丰乐殿遗址
作为方法的都城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系列选题“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空间”，目前已有日本近现代文学与大连、北京、天津、哈尔滨、延安等都市空间研究的优秀著作相继问世。[52]事实上，这一选题的学术背景之一，是战后日本学界随着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一批关注近现代中国的日本学者，率先通过研究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都市书写——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等作家笔下的满洲、上海、杭州等都市景观，来考察日本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如何审视近代中国及发现自我的问题。[53]其中，关于“魔都上海”的诸多研究专著，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范式。[54]李欧梵也曾以“上海”为视角，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从另外几本西方理论著作中得知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城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55]
如果继续扩大范围追溯本书写作的学术史脉络，我们会发现以异国都市为舞台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很常见，尤其是在西方殖民扩张及冲击下产生的近现代文学中。文学与都市的跨界研究虽然起于晚近，但将都市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符号带入文化批评领域，却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关于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中已经形成。本雅明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众多的欧洲城市——柏林、巴黎、莫斯科、那不勒斯、魏玛、马赛等，城市的寓言空间涵盖了他众多的文化思考主题。从1927年直至1940年自杀，他一直在从事“拱廊街”的研究。据说他受阿拉贡小说启发，决定对巴黎的异化景观——拱廊街进行研究，从而展开了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考察。他以1935年提纲为基础扩展出一部书，这就是那部著名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56]他还用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对波德莱尔的诗歌进行了诠释，作为“拱廊街计划的缩影”，其中一篇论文即众所周知的《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
在本雅明之外关注现代与后现代城市空间、景观、体验与想象问题的理论家，还可举出包括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1941-）、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等理论家在内的一系列长长的名单，尤其是福柯的地理学转向为人们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他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观和权力观，使得“空间”凸显为洞察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作为“城市异见者”的迈克·戴维斯对洛杉矶的研究，为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研究提供了范例。
随着文学与都市研究进入跨国界、跨文化领域，尤其是当这些文学文本与帝国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时，以萨义德《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开始大显身手。1978年，萨义德出版了《东方学》一书，提出“东方主义”是一套殖民话语体系，关于权力、话语及后殖民的批评意识开始风靡世界。1986年萨义德《东方学》日译本首次出版，1993年再版，“东方主义”开始成为20世纪末描述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的热门关键词之一。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57]是一部重要的著作。2002年作者以“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为题提交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翌年出版时改为现在的书名，2005年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时恰逢中国学界开始关注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游记问题，其后更多的半文学或非文学文本也被纳入研究范畴，研究方法早已溢出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向文化理论、社会学和地缘政治研究靠拢。在现有的研究格局中，研究者多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统领，通过研究日本作家对上海、北京等殖民城市的书写来阐释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然而，当研究对象被设定为“长安”这一前近代时期的古典都城时，上述关于近代都市的研究范式就很难再适用了。妹尾达彦用人类世界、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神灵）混沌一体作为前近代时期的特征，而将三者明显区分并且人具有了主体性作为近代时期的特征。与之相关，前近代国家的都城与近代国家的首都虽然都是指政权所在地，但是建都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却迥然相异。[58]长安作为前现代的都城典范，其反映的思想意义和现代国家的都城并不相同。长安及类长安都城（包括平城京、平安京等东亚其他都城），首先是君主之都——它的合法性来自天上和神明。在人们心中，君主往往被认为是接受天命或神意来统治人间的圣王，因此现实世界的君主要跟天上的宇宙秩序映照、跟神佛的旨意和庇佑相连，它不仅仅是君主所居，而且是神圣秩序的象征。前近代的都城都是以天文、五行思想为基础，以君主居住的宫殿为中心，将各种建筑配置在不同的方位，以实现宇宙秩序在地上的投射。为了强调统治的正当性，君主往往以都城为主要舞台，通过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即位、婚礼等一系列礼仪表演，将王权及统治秩序视觉化。而现代的首都则从君主之都，变为国民之都。都市合法性的来源不再是来自天上和神佛等超自然力量，而是来自国民本身。从超自然力量赋予其意义，到人本身赋予其意义，这反映的不仅是人们对都城认识的变化，更是人类文明史的演进。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也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理解。
一个必须预设的前提是，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长安”，是前近代时期国家的都城。都城与超自然的宇宙及王权正统性之间的联系，决定了在中国都城制辐射影响之下的东亚周边政权，对存在着现实外交关系的唐帝国都城——长安的跨国书写的态度与方法，即不能忽略“华夷秩序”“中华思想”等古典范畴的理论考察。作为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城的营造思想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密切结合，五行观、风水思想、华夷意识也在长安城得到了充分的演示和实践。唐长安城以棋盘状格局为基点，把天子主理朝政之处放在象征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北天区，外城郭象征周天。以中轴线将城池分作两半，建筑上形成对称协调的方形布局。四面以雄伟高大的城墙相拱卫，充满了审美和象征的意义（参见图0-7）。唐长安城以巨丽的宫室建筑和城池来体现权威，它给日本来的观看者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也伴随着压迫感。
图0-7 唐长安城平面图（八世纪前半期）
资料来源：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0页。
与日本文学描述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的文本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不同，近代中日关系的倒错，决定了近现代日本作家对中国城市的观察，是具有殖民色彩的“自上而下”，其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贬损。因此研究者也多采用后殖民理论或“东方主义”等词展开研究。与之相反，“日本文学与长安”自八世纪便开始产生关联，至今仍繁衍不断，其文本数量之大、时间跨度之长，以及不同时代文本之间错综的互文性，使得这一领域呈现出极丰富的图景。而古代中国作为日本上位国家的记忆，对应的主要城市空间是长安，长安城的营造思想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密切结合，蕴含着深厚的王权思想和华夷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文人对象征唐朝王权的长安的表述，表现得非常复杂。如何将史学界关于“华夷秩序”“中华思想”的研究范式转化为一种文学批评话语，是本书的主要尝试之一。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随着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渗透，交通、信息、经济飞速发展，对神的祛魅以及对自然依赖的降低，人的主体性及个体性不断得以凸显，而都市则成了均质的大众社会的舞台。因为近代国家是通过国民支持而使统治正当化，因此其首都不再是执政者之都，而是要作为国民之都来发挥作用。与前近代都城空间是按照人的血统、身份等级严格划定了活动区域不同，大众时代的都市空间不仅可以任由观察者随意“漫游”，还为漫游者提供了诸如广场、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以及纪念碑等观察都市精神的符号，使得都市成了一种能够被阅读的文本——它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中产生，并以不同形式的“符号”存在。
另外，小说的兴起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发达，出现了“都市小说”，作家们将实际上存在的都市地名，有意地插入小说文本中。对于读者而言，即使从未到达过那座城市，但是通过文本依然可以漫游，并激起另一种充满色彩和声音的想象，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行动，读者可以了解到这座城市的街道、桥梁和小巷，在现实的都市空间与虚构的语言空间的相互渗透中，达到一种审美平衡。与之相反，在前近代都城的场合，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因此都城文学的载体大多是诗歌而不是小说（尽管也有人将唐传奇归入小说），在近现代都市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的叙事学，那一套关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的研究方法，显然也不尽适用于讨论歌颂都城壮丽的长诗或大赋。同样，在近现代语境下产生的都市小说文本所经常借用的那些批评方法——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后殖民理论等，也不适合用来讨论都城文学。但是，诚如前述“中国都市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系列的成果所示，与言语描绘同样重要的图像，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启发了笔者将日本古典文学中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绘卷，也纳入考察范围。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文字很早就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将文字的描述性和图像的视觉性综合起来表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绘卷”。将绘卷及其周边的口传说话、美术史料、考古实物、宗教文献等资料结合，挖掘日本绘卷中的长安图像资料，期待将日本人眼中的长安城具象化地表现出来，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从源流上来看，作为本书第一关键词的“都城”，与汉字、儒教、律令一样，为古代东亚各国所共有。那么，何谓“都城”？《辞源》释义为：“国都。《书·说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59]为了将皇帝的统治正当化，中国的都城往往借助象征性力量，如唐长安城就借助了“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一系列建筑景观的配置，将“天→天子→皇帝→官僚→庶民”之间的等级关系，系统性地描绘出来，并按照王朝礼仪将都城设计中所包含的宇宙秩序可视化地表现出来。[60]因此，都城不仅象征最高统治者权威的王权所在，也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中枢，同时还是体现“中华思想”、展现“华夷秩序”的礼仪舞台。对于日本古代国家而言，导入以中国律令制为中轴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就意味着要建造壮丽的都城作为律令制国家政务、仪式和飨宴的舞台。都城作为“礼仪之场”，以条坊制为基础划定京域空间，以天皇所居住的内里为中心，包括作为国家礼仪装置的大极殿和朝堂，以及向外国使节展示天皇威严和国家实力的罗城门、朱雀大路和鸿胪馆等外交装置。
如果将遣唐使体验到的唐长安城称为第一空间，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通过实证被测量和绘制成地图的物质化的空间，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熟悉的文本和主题。同样类似的物质化空间还有平安京，它是遣唐使通过对长安城的复述、模仿而重建的都城，同样可以被测量和绘制。然而，遣唐使在诗文中通过想象、描述制作出的长安意象，则是一种隐喻的第二空间，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且不仅仅关注可感知的物理空间和地理，还研究认知的、概念的和象征的世界。如果第一空间是地理学家的主要文本，那么第二空间就是一种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discourse），[61]它必然会抬高一些或贬低另外一些空间景观，因此第二空间呈现出的都市形象往往是非均质化的、存在着阶级或性别的差异。
本书关注的是长安在日本的跨文化书写，其实质是研究长安作为“记忆之场”，如何在实在性、象征性及功能性等方面制约并参与日本知识阶层的中国想象。“记忆之场”一词来自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著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是指具体的空间地理与主观情感、记忆体验的综合体，包括象征性的建筑物、纪念活动、典礼仪式等。[62]从“记忆史”研究民族认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的新热点，在“记忆史”领域尤其注重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研究，又对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产生了重大冲击。重复前面的问题：关于长安，日本记住了什么？这是谁的记忆？迄今为止，该领域还是一个先行研究少且较为零散的“冷门”。从日本文学的视角重构日本人关于长安的“记忆史”，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
作为本书第二关键词的“文学考古”，借用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63]主要是就日本古代文学中涉及长安的文本的发掘与阐释方法而言，这也是由本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以及没有明确的界限等特征决定的。对长安与日本古代文学进行遥远关联，事实上是对相邻领域的边缘历史的讲述，因此很多情况下需要关注那些漂移不定的、无定形的文学及次文学作品。本书所谓的“文学考古”，首先是以考古的方式对待文学文献，在构成序列的文学文献——主要是指文学史之外，寻找更多未被列入序列的话语方式。在国别文学史的传统框架内，许多文本被逐渐遮蔽，日久变成“冷门”文本。恰恰是这些处于边缘的冷门文本，对于需要进行跨国研究的比较文学而言，意义非凡。在国与国的文化交流、碰撞之“间”，产生出一种国别文学内部难以滋生的新奇，这些因“创造性叛逆”产生的文本具有强大的“间”性和跨越性，它们往往难以被主流的国别文学史所接受，因此很可能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被驱逐，被淹没在文学史的古层里。“文学考古”的作用，就在于重新将这些文本挖掘出来，在一种新的知识与逻辑框架内，还原它们原有的样貌。
其次，“文学考古的方法是建立在六经皆史、文史不分的诗学传统基础上，是将研究对象、目的与诗学传统、诗歌写作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方法”。[64]诚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要求探究、追问、描述在说什么，并追问描述所采用的话语方式及隐含的权力一样，本书所谓的“文学考古”方法，特别适用于讨论日本的“说话文学”，即将说话者叙述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分开，将真实的历史暂时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那些口传文献是怎样在不同的权力者和宗教势力之间流转、增殖及被不断建构的过程。
本书没有全面地研究日本人的长安书写史，而是选取日本都城史上与长安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座都城——平城京与平安京，以及在这两座都城空间中诞生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时间上以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794～1185）为中心，重点考察了七世纪后半期至十二世纪末期日本律令制国家从建立到解体过程中，长安都城空间与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之间的交错性关系。有些部分为了说明一些必要问题，时间稍微推移至平安末期镰仓初期——这一时期恰逢平安京从古代都城向中世都市的转换期，都市形态与文人书写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中世、近世至近代的日本文学中，尽管也不乏描写长安的文本，但时代越是下移，距离现实与历史中的长安都城也就越远，为了确保问题的集中与论证的纯粹性，笔者划定了一个适度的文本范围，对于中世以后的文本仅在终章部分进行了梳理、概述。另外，附录中的两篇论文，是考察明治时代之后日本的长安书写，列于文后，以便了解近代之后的情况。
本书分为七章，主要研究奈良平安朝的“汉”诗文与长安都城之关系。诚如都城的营造、变迁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一样，汉诗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之升降，也与律令制国家制度的完善与解体密切相关。这不仅是因为汉诗的创作者大多是律令制国家的官僚，还在于“汉诗”这一文体本身在古代东亚世界被赋予了“外交性”的意味——在东亚各国接见外国使节的公宴上，诗赋水平的高低早已逾越了文人个体的自尊，作为检验东亚国家文化成熟与否的尺规，汉诗经常与国家尊严相联系。在平城京及平安京初期，历代天皇奖掖汉诗文创作，在宫廷内频开诗宴，招揽群臣应制作诗。贵族、官僚及文人们通过汉诗酬唱歌颂天皇仁政、赞美海内升平。某种程度上，汉诗又具有了确认天皇统治力的渗透、确保贵族统治的同一秩序的功能。
本书前三章分别以奈良时代《怀风藻》（八世纪）、平安初期“敕撰三集”（九世纪初）、平安末期《本朝无题诗》（十二世纪）几部汉诗文集为对象，以时间的推移为纵轴，探讨了八至十三世纪日本人对长安都市景观的认知过程与知识来源，主要回答了遣唐使时代文学中长安的“不在场”问题，以及十世纪之后文学中如何“再造一个小长安”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平安中期以《本朝文粹》为代表的汉诗文集与长安之关系，岸俊男先生的研究已极为精细，故本书略去这一部分不考。
具体而言，第一章以《怀风藻》为对象，讨论了八世纪遣唐使创作的汉诗与长安之关系。首先稽考《怀风藻》中具有长安体验的诗人及诗作，其次以《怀风藻》中收录弁正汉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弁正《与朝主人》一诗与唐中宗年间发生在长安城的“金城公主入蕃和亲”事件之关系，以及弁正《在唐忆本乡》诗中“苦长安”形象之根源。最后以奈良朝“翰墨之宗”藤原宇合为例，通过抽离宇合多首诗歌中表现“都”时所使用的词汇丛，以及这些词汇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试图考察《文选》“京都赋”与初唐“帝京篇”对宇合汉诗的影响，以及其诗歌中“隐形的”“缺席的”长安形象，如何反映了奈良文人的对唐观与国家观。
第二章以平安初期编纂的“敕撰三集”为研究对象，“敕撰三集”的编撰与遣唐使频繁往来东亚海域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一时代，日本加快了遣唐使的派遣步伐，模仿唐朝都城建立平安京。平安京在空间上对唐长安城的复制与平安朝文学对唐帝国都城表现上的稀薄，其间龃龉，可溯源至中国都城制对东亚周边政权的辐射，长安城与超自然宇宙及王权正统性之间的联系，决定了日本对存在着现实外交关系的唐帝国都城进行跨国书写的谨慎。诞生于初期平安京的“敕撰三集”，对长安的书写极为消极：时间上模糊汉、唐，权力空间上消解中心、边缘，性别空间上采用“女性”观看模式，将长安的故事地图置于宫室内部，通过描述都城对女性的压制，实现了唐帝国与周边政权关系的隐喻。与其说“敕撰三集”文人用“长安”典故创作汉诗，毋宁说他们试图在书写中获得一种假想的文化身份，而获取文化身份的最便捷的方法即是移植长安的物质场景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他们通过营造“小长安”——平安京实现了。
第三章以平安朝最后一部汉诗集《本朝无题诗》为研究对象。十世纪以降，随着唐帝国的衰落，长安城屡遭兵燹，迅速衰颓。长安既不复为东亚政治文化的中心，却以一种古典都城典范的隐喻在文学中复活，这一时期可称为“后长安时代”。长安经历了从王权之都到地方都市的历史跌落，这种现实格差给东亚各国文人带来了精神上的震荡，于是他们在文学中对长安的衰落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反应。日本文人的具体做法是，在平安京内部再造一个“小长安”，并通过不同的文学修辞将这一表述普遍化。在《本朝无题诗》中，“长安=平安京右京”与“洛阳=平安京左京”模式的建立，将平安京描述为囊括唐帝国长安、洛阳两大都城的巨大存在。同时，利用平安京与长安城建筑景观的同名现象，用中国的诗文为书写日本都城作注。引用汉唐长安城的文学典故，通过词汇的位移，试图在一种错位的时空中书写平安京。
本书后四章以平安中后期至镰仓初期的说话、绘卷、物语为研究对象，研究“和”文献体系中的长安记忆。期待能在横向轴上，揭示日记、绘卷、物语等不同文类在表现长安都城空间时的等级关系。有些时候为了说明问题，也会部分地引入汉文文献，如第四章为了追溯圆仁说话的来源，对圆仁的汉文日记也进行了部分的考察。整体而言，与前述作为东亚转换期的“十世纪”相关，这一部分文献大都出现于十世纪之后。十世纪东亚世界格局的变动，并非只是单纯的各地区王朝的兴亡更迭，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的话，十世纪也是东亚各国社会形态发生质的转变的分水岭。[65]西嶋定生指出，十世纪东亚世界的崩溃，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出现松弛，汉字文化与东亚各国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以此为契机，东亚各民族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字。如契丹人创造了契丹文字，西夏人创造了西夏文字，日本人则创立了假名文字。[66]所谓假名文字是相对“真名”——汉字而言，尽管假名文字在十世纪宫廷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逐渐成熟、定型，但汉字依然在男性主导的“公”的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外交作用。可是随着律令制的瓦解和摄关政治的出现，日本逐渐脱离了“唐风文化”而进入了所谓的“国风文化”时期。[67]
本书第四、五、六章围绕平安中后期产生的圆仁、吉备真备、空海的说话及绘卷展开，作为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遣唐使、入唐僧，他们的入唐体验对日本文化、思想、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章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部分的长安叙事为中心，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阐释圆仁对长安的“描述”如何影响了日本知识阶层的长安记忆。第五章以《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为研究对象，绘卷的全部场景几乎都在唐都长安展开，不仅描绘了唐都长安的宫殿、高楼、宫门等建筑，还表现了唐帝王、文官、武将、仆役等群像，以及唐车、令牌、弓箭、太刀等工艺品，相比起日本题材绘卷对平安京风俗史的描绘，《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对长安的表述毋宁说是观念化的，贯穿其始终的是宣扬日本国威的强烈意识及对唐国的对抗之心。第六章以日本东寺藏《弘法大师行状绘》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绘卷“入唐部分”中的青龙寺图像，揭示唐长安城的宗教景观在中世日本佛教改革中被神圣化的过程。随着空海真言宗的影响日巨，日本后世的许多说话文学都以青龙寺为舞台，将其不断神秘化、神圣化，使之成为古代日本人想象长安景观的重要符号。
第七章以日本镰仓初期古文献《松浦宫物语》为研究对象，该物语以遣唐使渡唐遭遇战乱为主线，不仅沿袭了《长恨歌》中的诸多地名，甚至原封不动地挪用了“玄宗奔蜀”场景。然而，《长恨歌》描写地形的高度凝缩与省约，以及中国诗文惯用的夸张、铺陈、超现实等修辞手法，对于身处闭锁时代的镰仓文人而言，并非一个能将异国地形有效视觉化的范本，因此《松浦宫物语》在描写长安地形时，尽可能地采用抽象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日本想象中国的方法。《松浦宫物语》对长安郊外的构想，是以“海外—仙山”这样一种复合景观为主基调，将长安描述成一座海岸都市。这种构想的源头既可向上追溯至遣唐使时代日本的集体记忆，又可寻根于上代日本对中国神仙思想的摄取。物语作者对长安的浪漫想象，折射了平安末至镰仓初期为战乱所笼罩的日本知识阶层将遥远的中国想象成政治乌托邦的思想史背景。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以长安城为原型建造的平城京、平安京，在日本文学中往往与长安城以叠加影像的方式出现，如何剥离其间的同质与异质关系，如何描述长安城与平城京、平安京的对立与融合，以及其间弥漫的日本的自国意识与对唐观，是涉及观念史的表述、思想或想象的复杂问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图表资料和考古资料，或作为基本文献和证据直接使用，或作为辅助以补充文字部分的论述，所有图表的资料来源也一并在注释中列出。期待能像徐松《唐两京城防考》序言所云：“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盖阙如也。”[68]书中涉及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大部分没有中文译本。凡是没有注明译者的场合，皆为笔者自译。采用他人译本者，均已注明译者和出版信息。和歌的翻译向来争议颇多，无论是采用中国古诗的形式还是采用“五七调”都会或多或少添加或偏离。尤其是和歌中的歌枕，往往蕴含着特殊的含义与文化意义。文中和歌译文仅为笔者试译，原文随注释列出。囿于个人学识见闻，又兼此项研究所涉广博，书稿中恐有雾中观花、未洽真谛之处，乞闻人达士赐教。
附录 遣唐使派遣一览
遣唐使派遣一览-续表1
遣唐使派遣一览-续表2
遣唐使派遣一览-续表3
[1] 小島憲之校注『懐風藻 文華秀麗集 本朝文粹』佐竹昭広等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9』岩波書店、1964、98頁。
[2] 《万叶集》，杨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8页。
[3] 参考《续日本纪》卷四和铜元年二月戊寅条：“朕祗奉上玄，君临宇内。以菲薄之德，处紫宫之尊……揆日瞻星，起宫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斯在。众议难忍，词情深切。然则京师者，百官之府，四海所归。唯朕一人，岂独逸豫，苟利于物，其可远乎。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安以迁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详见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3巻 続日本紀 前篇』吉川弘文館、1976、34頁。
[4] 渡辺晃宏「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の成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紀要』2003年6月、18-19頁。
[5] 岸俊男編『日本の古代 第9巻 都城の生態』中央公論社、1996、34-36頁。
[6] 森公章『遣唐使の光芒：東アジアの歴史の使者』角川学芸出版、2010、103-109頁。
[7] 井上和人「日本古代都城の出現と変質」妹尾達彥編『都市と環境の歴史学 第4集』中央大学文学部東洋史学研究室、2009、494頁。
[8] 杨鸿勋：《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研究报告——再论含元殿的形制》，载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六、七合辑，1994，第30页。
[9] 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対外政策』吉川弘文館、2008、20-46頁。
[10]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日本”条：“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中华书局，1975，第5340～5341页）
[11] 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書 新赤版）岩波書店、2007、4頁。
[12] 延慶「武智麻呂伝」山岸徳平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 8 古代政治社會思想』岩波書店、1979、35頁。
[13] 详见《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第64页。
[14] 《续日本纪》卷九神龟元年十一月甲子条。参考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3巻 続日本紀 前篇』102頁。
[15] 《万叶集》，杨烈译，第193页。
[16] 《万叶集》，杨烈译，第193页。
[17] 〔日〕井上靖：《天平之甍》，楼适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4页。
[18] （唐）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66，第866页下。
[19] 《万叶集》，杨烈译，第770页。
[20] 《万叶集》，杨烈译，第770页。
[21] 阿倍仲麻吕在长安生活近五十七年，又为唐朝宫廷侍臣，自必与朝官多所交往，只可惜能得确证者仅五人，即《全唐诗》录载有赠诗的储光羲、王维、李白、赵骅、包佶。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十月，以藤原朝臣清河为大使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自中国苏州出长江，取南岛路渡海归国，鉴真和尚应约东渡，仕唐已久的阿倍仲麻吕及旧日至交吉备真备同往。
[22] 最著名的当属《全唐诗》卷一八四收李白《哭晁衡卿》：“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中华书局，1980，第6册，第1886页）
[23] 《续日本纪》卷二一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戊申，遣渤海使小野朝臣田守等奏唐国消息曰：“天宝十四载，岁次乙未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举兵作乱，自称大燕圣武皇帝。改范阳作灵武郡，其宅为潜龙宫。年号圣武。留其子安卿绪，知范阳郡事。自将精兵廿余万骑，启行南往。十二月直入洛阳，署置百官。天子（玄宗）遣安西节度使哥舒翰，将卅万众，守潼津关……”于是，敕大宰府曰：“安禄山者，是狂胡狡竖也。违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海东。古人曰：蜂虿犹毒，何况人乎？其府帅船王，及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俱是硕学，名显当代。简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状，预设奇谋，纵使不来，储备无悔。其所谋上策，及应备杂事，一一具录报来。”参考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3巻 続日本紀 前篇』、257-258頁。
[24] 《续日本纪》卷三五宝龟九年（778）十月乙未条：“臣滋野等，去宝龟半年六月廿四日，候风入海。七月三日，与第一船同到扬州海陵县。八月廿九日，到扬州大都督府。即依式例安置供给。得观察使兼长史陈少游处分，属禄山乱，常馆驿凋敝。入京使人仰限六十人。以（来）十月十五日，臣等八十五人发州入京，行百余里，忽据中书门下牒，樽节人数限以二十人。臣等请更加四十三人。”参考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4巻 続日本紀 後篇』吉川弘文館、1976、443-444頁。
[25] 所谓的“入唐八大家”，据凝然（1240～1321）《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百一卷）卷下记载：“古来诸徳入唐传密，前后连续总有八家。一传教大师、二弘法大师、三小栗栖常晓和尚、四灵岩寺圆行和尚、五叡岳慈觉大师、六安祥寺慧运大僧都、七叡岳智证大师、八圆觉寺宗叡僧正。名之总为八家真言。”
[26] 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書 新赤版）岩波書店、2007、124頁。
[27] 東野治之「空海の入唐資格と末期の遣唐使」『文化財学報』第22、23合併号、2006年3月、15-20頁。
[28] 佐伯有清『円仁』吉川弘文館、1989、32頁。
[29] 关于遣唐使派遣次数的问题，中日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分别有20次说（东野治之、王勇）、19次说（森公章、岑仲勉、迟步洲）、18次说（森克己、吕思勉）、16次说（刘淑梅）、14次说（郭沫若）、13次说（范文澜）等，本书采用18次说。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三次（665、667、762）为送唐朝使节回国派遣的“送唐客使”，且667年的遣唐使仅达朝鲜半岛的百济，未及唐都；一次为迎接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而派遣的“迎遣唐使”（752）；还有两次任命（761、762）因终止而未能成行。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遣唐使仅有13次。详见本章附录《遣唐使派遣一览》。
[30] 仁藤敦史『都はなぜ移るのか：遷都の古代史』吉川弘文館、2011、12-25頁。
[31] 北村優季「日本古代の都城の形成をめぐって」『年報都市史研究』第9号、2001年10月、60頁。
[32] 関野貞『平城京及大内裏考』『東京帝国大学紀要 工科第3冊』東京帝国大学出版、1907。
[33] 喜田貞吉「帝都」『喜田貞吉著作集 第5巻 都城の研究』平凡社、1979、10頁。
[34]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399頁。
[35] 石母田正「天皇と『諸蕃』——大宝令制定の意義に関連して」青木和夫等編『石母田正著作集 第4巻 古代国家論』岩波書店、1989、16頁。
[36] 石母田正「天皇と『諸蕃』——大宝令制定の意義に関連して」青木和夫等編『石母田正著作集 第4巻 古代国家論』、15-18頁。
[37] 鈴木靖民「東アジア世界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論」鈴木靖民編『古代日本の東アジア交流史』勉誠出版、2016、405-406頁。
[38] 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12，第296～311页；妹尾達彦「東アジア都城時代の形成と都市網の変遷」『アフロ·ユーラシア大陸の都市と国家』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73-217頁；妹尾達彦「東アジアの都城時代と郊外の誕生——羅城·禁苑·壇廟·葬地」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比較都城史の試み』東亜比較都城史研究会、2013、171-230頁。
[39] 岸俊男編『日本の古代 第9巻 都城の生態』、39-54頁。
[40] 井上和人『古代都城制条里制の実証的研究』学生社、2004、547頁。
[41] 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
[42] 笹山晴生「唐風文化と国風文化」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 第5巻（古代4）』岩波書店、1995、268頁。
[43] 後藤昭雄「勅撰三集と入唐僧の文学」『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26巻第12号、1981年9月、42-49頁。
[44] 岸俊男「平安京と洛陽·長安」岸俊男教授退官記念会編『日本政治社会史研究 中』塙書房、1984、33-34頁。
[45] 吉田孝·大隅清陽·佐々木恵介「9—10世紀の日本——平安京」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 第5巻（古代4）』、58-59頁。
[46] 石上英一「日本古代一〇世紀の外交」井上光貞等編集『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 日本古代史講座 第7巻（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学生社、1982、97-146頁。
[47] 《小右記》治安三年六月十一日条。藤原実資『小右記 2』笹川種郎編『史料通覧』日本史籍保存会、1915、351頁。
[48] 《日本纪略》正历元年二月二日条：“戊申，西寺烧亡。”黑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11巻 日本紀略後篇 百煉抄』（新訂增補）吉川弘文館、1965、985頁。
[49] 西山良平『都市平安京』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30頁。
[50] 山本雅和「平安京の変貌 都の変貌」西山良平、鈴木久男編『恒久の都平安京（古代の都3）』吉川弘文館、2010、138-157頁。
[51] 《日本纪略》宽和元年十一月廿日庚寅条：“于大极殿大尝会，依丰乐院破坏也。”黑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国史大系 第11巻 日本紀略後篇 百煉抄』（新訂增補）、985頁。
[52] 如柴红梅《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1；柴红梅《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人民出版社，2015；李炜《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等等。
[53] 如竹内実『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春秋社、1966；村松定孝·紅野敏郎·吉田熈生『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中国像』有斐閣、1975；川西政明『わが幻の国』講談社、1996；等等。
[54] 赵夢雲『上海·文学残像：日本人作家の光と影』田畑書店、2000；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の「近代」体験』講談社、2000。
[55]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6] 〔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7] 西原大輔『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中央公論新社、2003；〔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
[58] 参考妹尾達彦「前近代中国王都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アジア史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183-229頁；妹尾達彦「中国の都城とアジア世界」鈴木博之、石山修司、伊藤毅、山岸常人編『記念的建造物の成立（シリーズ都市·建築·歴史 1）』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151-222頁。另外，从前近代国家到近代国家转变过程中，关于都城功能及象征性变迁的思考，参考妹尾達彦「都市の千年紀をむかえて——中国近代都市史研究の現在——」『アフロ·ユーラシア大陸の都市と宗教 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叢書 50』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63-140頁。
[59] 《辞源》释“都”义为：“国都。《书·说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疏：‘立国谓立王国或邦国，设都谓设帝都及诸侯国都，总言建国立家之事。’”《辞源（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2006，第3108页。
[60] 〔日〕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第36页。
[61] Edward W. Soja，“Third Space：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lan Read，Ed. Architecturally Speaking：Practices of Art，Architecture and the Everyda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13-30.
[62]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3]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4] 张哲俊：《杨柳的形象：物质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14～15页。
[65] 旗田巍「十—十二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日本」家永三郎等編『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第4（古代第4）』岩波書店、1962、337頁。
[66]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617頁。
[67] 笹山晴生「唐風文化と国風文化」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 第5巻（古代4）』、274-275頁。
[68] 徐松：《唐两京城防考》序，李建超增订，三秦出版社，1996，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