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起

首先，必须提及，将“现代化”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主要得益于业师何晓明教授的指点。

“现代化”一词虽然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却起步于晚清。[1]自19世纪中叶开始，清王朝衰败之相渐趋明显，农村土地兼并严重，人地关系失衡，局部性民变、匪患和骚动及大规模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然屋漏偏逢连夜雨，也正值兹时，来自不列颠军舰的隆隆炮声震惊天朝。更加可怕的是，这次侵略者不再是以往历史上某个粗蛮不文、很快被自己同化的马上民族，而是一个文明高度发展，对自信的中华文明产生强烈震撼和冲击的海上强国。

在此内部危机与外来冲击的交织之下，中国开启了步履蹒跚的现代化历程。晚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酝酿、肇始和早期发展阶段，其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挫折、障碍、机遇以及道路选择等重要问题都可从中发现最初的历史基因。寻根溯源，阐释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但是，若笼统地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整体探讨，初学者往往力不从心，甚至无所适从，很难形成一个基本框架来整体论述和系统诠释。中国幅员辽阔，其历史发展虽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但也呈现出差序格局，在现代化的某些共性之下许多具体的面相差异明显：在中国内部，现代化的发轫与发展并非整齐划一，出现了多种风格迥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例如晚清上海现代化道路与天津现代化道路显然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各区域的现代化发展速度又非同步，在同一时段内可能会呈现出一种空间性的时间差异。

相对可取的方法，即是以晚清为研究时段，对中国的现代化史进行分区域研究。[2]也唯有切实把握各区域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才能更全面真切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共性，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明清以降，中国许多制度的推行与改革都是以行省为单位分别展开的。特别是在清季，“省”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若分区域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以行省作为区域单位相当合适。

自然而然，笔者的目光投向了负笈求学的荆楚大地。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舞台”[3]，这个曾经长期默默无闻的中部省份在晚清展现出了别样的气质。鄂省深处内陆腹地却因长江航道而直通外洋，既不同于其他腹地区域的闭塞，亦有别于沿海地区的外向；虽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却又于近代遭遇巨大外力冲击，然历经艰辛坎坷后，不仅荣膺晚清现代化的榜样之区，更是一举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省。

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内容丰赡、气势宏阔，举国曾为之瞩目。

一方面，晚清湖北现代化成就斐然。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晚清湖北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曾一度“开风气、拔头筹”，“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振，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观听”[4]，是晚清中国现代化史上最有亮点的少数省份之一。其中，汉口开埠之后迅速崛起为内地最大的商业中心，“一度几与上海并驾齐驱”[5]。汉阳和武昌则以工业为重，“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6]。

另一方面，晚清湖北现代化特征显著。特征之一表现在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由两种类型迥异的力量相互推引而成：一种是以通商口岸汉口为中心的商业力量，一种是张之洞所主持的“湖北新政”。前者属于内生型，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商业基础，在外力的冲击转型下发生现代化变革，“它代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商业道路”[7]；后者则是移植型的，在强人政治的推动下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及机器发展壮大，现代化成就基本集中在汉阳和武昌。特征之二表现为现代化直接催生了城市革命。辛亥首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孕育发生在近代文明发达及近代人群汇集的大都会武汉，是一次由新型革命知识分子发动领导、以革命化新军为主体的城市起义，它的爆发并成功，与汉口开埠、张之洞督鄂以来近代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传播发展密切相关”[8]，“晚清湖北现代化”与“武昌起义”之间存在一种既为“因”又为“果”的复杂重叠关系。

精彩的历史本相，必然催生了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晚清湖北现代化并不缺乏学人的青睐，相关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但经过仔细爬梳，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尚存有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后来者继续倾注心力。另外，笔者生于豫楚之间，在武汉求学三载，对湖北风土人情比较熟识，也享有收集查阅湖北区域史料的地利之便。

不过，笔者深知，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由于近代中国的多变性与多歧性，各种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划分都具有相当大的局限，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功力和敏锐的辨识度，很容易陷入条理越是清楚系统则离真相越远的尴尬。新时代的现代化研究也呼吁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的现代化研究若仍然集中在对生产力、经济增长、工业化等‘硬指标’的讨论，显然不够了。一般地探讨现代社会发展的原理和总结既有发展与现代化的经验事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变化面前，在社会学等学科具体而微的相关研究面前，也会显得苍白，失去曾经有过的前沿地位，甚至逐渐被‘边缘化’。”[9]更何况前贤已经在晚清湖北现代化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若想在局部有所超越并非易事。[10]

诸多挑战，让笔者总是感到异常的紧张和莫大的压力。幸好，耳畔总能响起一段鼓舞的话：“治学的大道，是继承前贤的未竟之业，聚沙积薪，继长增高，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登高望远。所以接着做比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却是治学的必由之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