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概念界定

晚清：对晚清的上限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本书所指的“晚清”，上限起自汉口开埠的1861年，下限为清朝灭亡的1911年，时间跨度50年。

湖北：清康熙三年（1664），湖广省分为湖北、湖南二省，湖北作为“行省”而诞生。本书所探讨之“湖北”，为1861年到1911年间之湖北。这50年间，湖北的行政区划变化较小：1861年，湖北省辖10府、1直隶州、7散州、60县。1899夏口镇升为隶属汉阳府的散厅。1904年鹤峰州升为直隶厅[12]。

现代化：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众说纷纭。早在1932年英国学者托尼就指出：“‘现代化’是一种‘通用而又意义不明的表达’。”[13]国内不少学者，如罗荣渠、董正华、虞和平、杨念群、章开沅、冯天瑜、周积明等都对“现代化”有过诠释定义。笔者学力甚浅，仅就国内多位学者对“现代化”之阐述爬梳总结，得出以下基本观点：（1）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剧烈、深远的社会飞跃，并且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避免。（2）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3）现代性并非西方所特有，现代化也并非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与扩散过程。（4）“传统”不应该都是僵化的形态或者注定被现代化浪潮所涤荡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传统”还应是现代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要素。（5）现代化理论最早源自西方，但经过中国学人的咀嚼消化，已逐渐呈现出中国化特征。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不仅关注“结构—功能”的静态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探讨。以上基本观点，正是笔者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