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学术研究的回顾

肇始于晚清的湖北现代化历程曾经强烈地吸引着学人的目光，相关学术成果层出叠见。经过爬梳整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两个方面：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研究和与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研究

1.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

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研究，首推台湾学者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该论著是“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集体计划之一，其目的在于“研究中国沿海及沿江地区于清季至民初数十年间，受西方冲击以后发生现代化变迁的过程及其成败的原因”[14]。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推出之后，既受到不少学者的称赞，也遭受一部分学者的批评。而首先质疑苏云峰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恰恰是来自现代化理论滥觞地美国的汉学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Rowe）便在《美国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3年5月号的书评中给予批评。针对罗威廉的批评，苏云峰也进行了反驳。

罗威廉首先指出，苏云峰所采用的现代化理论完全仿自西方，并且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时。面对罗威廉的诘难，苏云峰在“再版自序”中回应：“我认为现代化理论，乃是东西方已开发及开发中国家共同经验的特征。它于1970年代之所以受到美国学术界之批评，系受到当时兴起的左倾批判意识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行现代化。所以我以它作为研究湖北现代化的分析构架，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罗威廉还指责苏云峰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存在问题。苏云峰则以绪论部分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论述予以澄清。苏云峰指出：“‘传统’与‘现代’并非二个截然对立的名词。它们仅代表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受到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某种冲击以后，发生了某种有历史意义的一连串变迁。从较为长期的观点看，这些变迁之总和，已造成此一社会结构性及功能性之殊分，与发生变迁以前大不相同。因此，为了强调此一变迁的重要性，而指变迁以前为‘传统’社会，变迁以后为‘现代’社会。实际上，它们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即在传统社会中，多少已隐伏着一些现代性因子；而在现代社会中，仍可随处发现传统的网络。这就是历史与社会的延续性（continuity）与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15]

平心而论，罗威廉的批评可谓正中鹄的。其一，苏云峰强调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世性，这一点笔者也实难认同，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总结深化而来的，并非一定适合研究中国历史。恰如桑兵所指：“欧美的中国研究，面向中国的实事，却处于本国学术的边缘，必须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观念方法，才能取得与主流对话的资格。而其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及观念架构，并非因缘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读中国，往往似是而非。”[16]如果照搬域外理论，将西方现代化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工具，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则仅仅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地区性注脚而已。其二，苏云峰虽然在绪论中将“传统”与“现代”表述为“延续性”与“不可分割性”的关系，但从论著的分析模式和整体框架来看，两者依然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情形。苏云峰整部论著统而贯之地采用“冲击—反应”之分析模式，而这一模式的理论预示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其论著的整体框架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除了第一章的背景介绍和第六章的结论外，第二章简单地论述外力对湖北的冲击，作为核心章节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门别类地阐释了湖北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事业，整个结构完全看不出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性”和“不可分割性”辩证关系。

但瑕不掩瑜，作为湖北现代化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对湖北区域现代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发掘，为其后湖北现代化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苏云峰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令后学者敬仰。

2.武汉地区的现代化研究

武汉地区的现代化研究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的焦点。由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汇集了多位学者分别撰写的近20篇关于武汉现代化的研究论文，时间跨度从明清直至民国，涉及现代化所包含的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等各个方面，“仅从‘城市化’这一意义言之，武汉市的现代化研究，便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17]。该论文集也附录了4篇国外学者汉口研究的译文，为其后武汉现代化研究的纵向推进提供了域外视野。

冯天瑜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一文中阐述了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特征：之一，中国现代化首先是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防御性反应；之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三，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资本步履维艰。在论及武汉早期现代化时，他还指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后来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18]

任放提出了“汉口模式”的概念，认为该模式区别于英国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是“汉口在其传统商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走上现代化道路。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19]。汉口模式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口经历了从传统市镇到国际都市的巨大转型；汉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中商业化道路的代表；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商业。任放进而强调，由于各种缘由，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多种不同的模式，诸如天津模式、汉口模式、上海模式等，需要不同对待。

姚会元的《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和《近代汉口钱庄研究》主要考察了近代汉口钱庄的演变过程，指出鸦片战争后汉口钱庄的性质发生改变，兼有封建性、买办性和民族资本主义性，其中民族资本主义性不断增长。[20]姜铎在《洋务运动与津、穗、汉、沪四城的早期现代化》中指出武汉的洋务企业起步较晚，但在张之洞的大力推动下后来居上，对武汉地区乃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姜铎还提道，“张之洞之所以能在武汉大规模兴办洋务企业，同清廷最高当局有意识地对他提拔、重用和信任，以便达到为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势力培植一个对立面的目的，是密切不可分的”[21]。傅才武专门探讨晚清到民国期间汉口地区娱乐业的发展轨迹，涉及经济结构、政治文化环境和艺术风格等的变迁，为人们窥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为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研究提供典型的范例。[22]邓正兵和欧阳君以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的“洋务新政”为切入点，论述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两个不同阶段，试图对武汉现代化的早期历程有一个系统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总结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及其对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23]刘德政主要介绍外来人口与汉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汤黎运用社会史的视角，以人口发展为主体，层层展开，探讨人口发展、空间建构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突出了近代汉口的城市特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4]王春雷剖析了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工商业的早期现代化，分析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和不足。[25]袁北星的《客商与汉口近代化》从客商群体与汉口城市的互动关系着手，多侧面立体地阐释了客商群体在汉口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催化作用，同时通过对客商社会组织的分析，阐释了客商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26]汪苑菁从城市现代性理论视角出发，以汉口和《汉口中西报》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立体地、动态地审视了近代报刊、城市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27]

需要特别提及，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两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是国外学者汉口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价值不仅在于较为完整地展示近代汉口城市转型变迁的历史图景，更在于突破以往国外汉学关于城市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新思路。[28]《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选择清嘉庆元年（1796）至光绪十五年（1889）作为研究时段，“除细致阐述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有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转输起着总揽大局的作用之外，特别对商业行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证与精辟的分析”[29]，试图打破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早期城市发展理论的桎梏，采用大量史实论证汉口并不缺乏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而且存在很多可诱发独特的区域现代化的自足因素。《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是罗威廉教授关于19世纪汉口社会经济综合研究的第二部分，研究时段的上限同前书相同，起于清嘉庆元年（1796），下限却做出调整，止于签订《马关条约》之时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部关于汉口的研究论著借助“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等社会学概念尝试理解汉口社会冲突的结构与进程，更加关注汉口与其腹地之间的经济、社会等关系，以及发掘作为自发性、内聚性的社会单元的城市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同时，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中国与欧洲进行严肃认真的比较，从而有助于将中国历史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30]。《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对美国的汉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既被赞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里程碑，也受到来自其他汉学家的诘难和批评。魏斐德质疑罗威廉对汉口基层组织的自治程度和状态评价过高，认为晚清汉口的“自治商人”从本质上只是官商经纪人，产生于国家的商业垄断，而新型的行会组织，其实是在外地旅居、在上海买办的监督下建立的，并且始终与国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31]罗威廉关于汉口的两部著作虽然毁誉各半，杨念群还是强调其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毋庸置疑，主要表现在“罗威廉为了回避‘市民社会’理论中受价值判断过深受影响而形成的暧昧与模糊含义的支配，提出在中层判断上估计中国历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也就把含义纷繁难定的概念分解成一些具体把握的研究要素，这些要素不是范式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判断，而是一些易于呈现的社会经济特征”[32]。

涂文学和李卫东的《武汉首义与武汉早期现代化》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史观，借城市革命的概念，从一个崭新角度评析辛亥武昌首义，内容包括市政体制的转型、民族工业的演化、城市功能转型与再造、城市空间的“现代形态”推进、城市文化的更生、城市社会的变迁等。《武汉首义与武汉早期现代化》既阐释了武汉早期现代化对于武汉首义的历史作用，同时论述了武汉首义对其后武汉现代化的历史反作用，它指出：“作为一场典型的城市革命，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而是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进一步革新城市中的旧制度、旧势力和旧文化，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城市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33]

3.张之洞与湖北现代化研究

张之洞与湖北现代化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的另一个兴奋点。陈钧和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虽然名为“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实为张之洞洋务实践的个案研究，内容不仅仅涉及晚清湖北经济，还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着重于探讨张之洞对晚清湖北现代化的作为和局限，文笔洒脱，思想深邃。[34]

2002年9月2日至4日，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一书包括日本、美国、法国和国内一流学者的近50篇论文，“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又提出了若干新的论题，如张（之洞）梁（鼎芬）交谊与晚清政局、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清末湖北水患与张之洞的洋务新政、张之洞在武汉的民间形象、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的财政基础、张之洞建构‘湖北新政’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外才引进、近代权威主义与张之洞效应、张之洞的湖北模式、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博览事业、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幕府、张之洞与芦汉铁路建设资金的筹措等等，在研究对象、方法及论点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拓展。”[35]冯天瑜和陈锋主编的另一本论文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虽然是探讨张之洞与中国现代化，但由于张之洞督鄂长达19年之久，最大的功勋也树于湖北，因此该论文集多数文章仍是探讨张之洞与湖北现代化之间的关系。[36]

袁为鹏分析了汉阳铁厂从广东迁往湖北的原因，指出铁厂移鄂虽非张之洞的初衷，而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等人文因素和湖北地区资源、交通、环境等自然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对晚清湖北的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37]章开沅以独特的视角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两个开拓者张之洞和张謇进行比较，认为两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现代化追求充分体现了坚守儒者传统的共性，具有过渡时代的典型特质。[38]章征科和刘学照论述了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政治文化特色，提及“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是两重性的，但其主要政治品格是一种应对‘大变’、‘全变’历史趋势的新的‘不变’论”，同时还强调“中体西用”论是一种单一、单向的思维模式，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体用论”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共识。[39]武汉大学刘薇的博士论文《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兵工企业》通过对张之洞在广东、湖北和江南三地兴办兵工企业历史脉络的考察分析指出中国近代兵工企业发展的瓶颈，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兵工企业做出的卓越贡献。[40]宋徽论述了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对晚清湖北出版业的现代化企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也提及张之洞严格控制出版业的政治思想动向，限制湖北民间革命期刊的发展。[41]

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备受学人关注。高钟认为，湖北新政之所以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主政湖北的总督张之洞能够由政府导引和聚集社会力量，更新政府机构，合理配置财政资源，从而使湖北从落后省份一举成为可与上海、广东齐驱并驾的发达地区。[42]江满情探讨了湖北新政的财政基础，他指出，在张之洞督鄂之前，湖北省级财政已初具雏形，张之洞督鄂期间，由于湖北近代商业的发展，湖北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为湖北新政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由于并未建立现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经常失衡，从而导致新政面临财政危机。[43]冯天瑜和周积明从“振兴实业”的角度分析湖北新政的失败原因和历史启示，指出张之洞在湖北营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名震一时，但是管理者不懂科学、以衙门作风指挥生产和贪污横行、靡费浩大致使湖北洋务企业弊端重重，而与同时代俄国和日本的官办企业相比显得黯然失色，根源在于“他是把西方技术之花，嫁接到封建制度之木上，只能得到枯萎的果实”[44]。宋亚平也认为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政纵然使湖北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中心之一，而最终不仅没有达到富强的目的，甚至成了辛亥革命的首义之省，失败的原因在于晚清统治者对改革开放的驾驭不当，“不仅使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改革开放而更加尖锐激化起来，同时又裂变出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由于本来属于改革开放副产品的这些矛盾问题不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得到有效的解决，终于导致了辛亥年间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45]。涂文学和宋晓丹的《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论述了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造就了武汉城市的崛起，但张之洞离鄂之后武汉现代化事业未能赓续前规，呈江河日下之势，究其缘由，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独特交通区位优势的丧失、稳定环境的缺乏、人治化与权治化的制约和码头城市性格的阻碍。[46]涂文学还指出，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使武汉地区一举成为华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这些成就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即和平的发展环境、直通外洋的交通便利和张之洞的个人能力。[47]

刘天旭的两篇文章《张之洞新政“屠财”与湖北的辛亥革命》和《清末湖北财政危机与武昌起义的爆发》主要从财政危机方面论述了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与武昌起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张之洞在湖北新政中偏好“屠财”，酿成了湖北的财政危机，从而影响新军的经济利益，最终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48]

4.其他相关的学术研究

其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为窥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益视角。李建刚和谭道勇探讨了黄石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龚兴华的《宜昌城市近代化之进程——宜昌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一》和贾孔会的《宜昌城市近代化之进程——宜昌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二》则简要论述了宜昌城市近代化的特点和弊端。[49]

湖北教育现代化方面，台湾学者苏云峰亦是该领域研究的先行者，他于1976年出版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深入地介绍了他在湖北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影响，内容涉及传统教育的改革、新式教育的诞生及其从省城到州县的推广等。[50]余子峡从学制、教育行政、教育经费、留学教育四个方面论证晚清湖北教育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还指出张之洞离鄂之后，教育经费锐减，部分学堂撤停，留学教育紧缩，湖北现代教育江河日下，“自是而降，尤其民元以后，湖北地区教育的成绩更是远不如前，全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地位，再也不为其有”[51]。董宝良、熊贤君主编的《从湖北看中国教育现代化》既考察湖北教育现代化的共性，又指出了湖北教育现代化的特性。[52]王雪华阐述了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认为两湖地区成绩斐然的新学教育正是该区域实业大兴、革命活动勃兴的重要原因。[53]

湖北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同样为学位论文的选题热点。[54]朱省媛的硕士论文《湖北师范教育与区域现代化进程研究（1902—1927）》以师范教育为视角，考察师范教育与区域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汪国军的硕士论文《晚清湖北新学研究（1889—1911）》探讨了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新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湖北新学发展的历史局限和对湖北教育近代转型的意义。汪琬的硕士论文《从〈湖北教育官报〉（1910—1911）看新政末期的湖北教育》从湖北辛亥革命前两年的《湖北教育官报》入手，论述新政末期湖北的教育发展情形。胡丽的硕士论文《清末湖北州县教育改革述论》主要是对清末湖北州县的教育改革展开讨论。刘和平的硕士论文《嬗变中的两湖书院——以课程变革为中心》分析传统书院的近代转型。曾崇贵的硕士论文《晚清湖北武备学堂研究》则是对晚清湖北武备学堂的个案研究。

晚清湖北立宪与政治改革方面，吴剑杰着重探讨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55]肖建东指出湖北咨议局在立宪运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向革命转变的历程，强调湖北咨议局政治立场的转变对武昌起义成果的巩固和辛亥革命的扩大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56]陈橹分析辛亥革命前期湖北咨议局的政治趋向的转变，认为咨议局从宪政转向革命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奋争。[57]周积明和胡曦从《汉口中西报》对湖北咨议局的监督和批评着手，着重论述晚清舆论界对湖北立宪运动的推动，并借此窥视晚清湖北立宪运动的历史轨迹。[58]

另外，江凌考察了近代两湖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他认为虽然一些沿江港口城市迅速崛起，工业化和商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造成后劲不足，总体上呈现出被动性、开放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59]杨华山分析了厘金与湖北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晚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早期现代化启动之时，厘金确实充当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功用。但是，厘金主要征诸工商，这又与其振兴近代工商、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愈到后来，厘金愈成为晚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60]。熊月之和沈祖炜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首先梳理了近代沿江城市发展脉络，指出长江作为黄金水道对沿江城市的意义和开埠通商给沿江城市带来的影响，最后从九个方面谈及沿江城市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61]夏振坤和张艳国论述了长江文化在近代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社会主体层面三次重大变革，由此形成了外发催生、同社会变迁的主体紧密相连、非过程性与不彻底性三个历史特征，在阐释近代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时，作者指出：“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全方位向内地辐射型的；近代长江文化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长江文化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近代化比较，有同有异，但异大于同；近代长江文化向西方学习，有吸收、消化和传递，但消化吸收多于传递。”[62]

（二）与现代化相关的晚清湖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除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研究之外，部分晚清湖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没有冠之以“现代化”之名，却是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必要借鉴。

论及晚清武汉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穆德合等通过对江汉关十年报告的解读，分析武汉地区近代的社会经济变迁，也是较早充分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研究武汉社会经济史的学者。[63]任放探讨19世纪80年代之后印度茶的崛起对汉口茶叶市场的冲击，指出汉口茶叶市场虽然经历了阵痛，但俄国对砖茶的庞大需求、欧美市场的青睐和国内需求的增加导致茶叶整体贸易依旧保持繁盛。[64]张珊珊以茶叶和桐油的出口贸易为中心论述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的变迁，强调了汉口作为一个内陆口岸的特殊性。[65]吕一群将汉口放在了宽阔的世界视野之下，通过对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进行详细的梳理，认为汉口一方面被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外国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武汉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66]廖建夏分析指出武汉1889—1937年经济地位从第二降至第十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政局和近代化进程中经济整合的结构调整。[67]方秋梅对湖北新政前夕汉口官办市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出美国学者罗威廉论述的“间接领导作用”存在问题，认为当时政府对市政事务的直接领导依旧存在并且必不可少。[68]

除了武汉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外，徐凯希的《略论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近代长江中游通商口岸研究之一》论述了甲午战后地处川鄂贸易枢纽的沙市在国外和国内双重环境的影响下经济的近代变迁过程，由于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商人地位上升，商人组织发展，呈现出了许多近代化特征。[69]徐凯希还呼吁对长江中游通商口岸城市进行系统研究，为实现“让长江流域这条巨龙活起来”提供智力支持。周涵则从码头经济带的形成、棉纺织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三方面考察了沙市开埠后20年经济形态的变革。[70]刘世扬分析了1877—1919年宜昌近代贸易地位的演变和口岸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认为开埠后宜昌的贸易地位虽然有一定的提升，但由于过于依赖转口贸易，后劲明显不足，并且因为鸦片贸易的繁荣经济趋向畸形化。[71]

关于湖北全省的社会经济转型变迁，陈钧的《论湖北近代经济的崛起》一文探讨了湖北近代经济的基础、崛起的两个高潮以及对当代的影响与启示。[72]周群从现代化和经济变迁的视角度阐述了清末民初的湖北农村经济社会的变更。[73]宋亚平论述了1890年到武昌首义前湖北地方政府和社会经济的建设。[74]徐凯希和田锡富主编的《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一书以汉口、宜昌、沙市相继开埠为主线，强调外国冲击对湖北社会，特别是对农村社会的影响。[75]高钟阐释了清末湖北社会结构的裂变，指出晚清湖北“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迅速崛起，成为清末湖北社会的主导力量。[76]宋亚平等著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充分吸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湖北地方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涵盖政务、工业、商贸、市政卫生、农林水利、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民族宗教和社会生活十个方面，于史料性与系统性方面都达到一定高度，在史识、理论、内容等方面也有所创新。[77]徐凯希等编的《招商局与湖北》全面介绍了近代著名企业招商局和内陆航运中心湖北之间的百年不解之缘；周德钧考察了近代湖北城镇的转型变迁；另外，吴佳佳的硕士论文对预备立宪时期湖北的绅士阶层进行群体研究；郭坤杰的硕士论文则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湖北的民变问题。[78]

还有部分学者将湖北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放置在两湖的区域背景下进行考察。任放发表了一系列两湖地区社会经济近代变迁的学术论文，诸如《近代两湖地区的工业格局》《近代两湖地区的金融业》《近代两湖地区的交通格局》《近代两湖地区的矿业》《近代两湖地区的市场体系》等。[79]杨国安探讨了明清期间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周荣则揭示了明清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貌和两湖社会保障的区域特色。[80]权郝秀的硕士论文主要考察了“东南互保”时期两湖地区的教案，尹依玲的硕士论文阐述了晚清两湖地区的对外交涉。[81]另外，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一书系统地论述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变迁，其中有专门篇章阐释汉口镇的近代转型。[82]

综上所述，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而这些研究成果也为笔者重新勾勒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基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