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学术研究的若干思考

笔者在整理爬梳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学术前史之后，结合当前的研究态势，在史料、理论、具体内容、分析模式、研究区域及时间段等方面产生些许思考。

（一）“新史料”的发掘为晚清湖北现代化之纵向推进奠定史料基础

史学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学的根基在于史料。“新史料”主要为以往研究者并不太重视，或近年来新编纂整理的史料。近年来，一批与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的重要史料相继整理出版，一部分以往忽视的史料也陆续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为晚清湖北现代化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其一，2001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的合作下，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册《中国旧海关史料》，为研究晚清湖北社会经济转型提供了一座丰富的史料宝库。近代海关不仅全面负责海关税收，承担着诸如征收关税、稽查货物、缉拿走私、货运管理、海关贸易统计等职能，还履行了部分港口和城市建设的公共服务职能，建设了一批近代市政基础设施。从1860年开始，各地海关在海关总税务司的监督和指导下，按照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统计方法，创建了一整套科学、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就海关贸易报告而言，年报和十年报告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对海关所在区域的贸易、生产、交通、社会状况、地方政治、文化教育，以至影响贸易的诸多潜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这些诸多方面的资料往往为近代中国人所不注意”[83]。其实，之所以“往往为近代中国人所不注意”，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旧海关史料过于庞大，并且十分分散，研究者利用极为不便。以往研究者利用较多的主要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等史料汇编，而这些史料汇编关于湖北地方对外贸易、海关税收等方面信息并不十分丰富。《中国旧海关史料》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已经引起部分湖北早期现代化研究者的注意。例如，张珊珊的博士论文《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和吕一群的博士论文《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等研究均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作为基本史料。随着这座史料宝库的深入挖掘利用，可以预见，湖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将会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其二，张之洞督鄂十八年之久，“一生精力，几全用之于鄂，而成功亦以鄂为最大者”[84]，对晚清湖北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关张之洞的史料，特别是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现代化相关的史料必须进行全面收集和深入爬梳，否则必定会影响研究者对某些历史面相的论述阐释。以往的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主要依赖民国版的《张文襄公全集》和河北版的《张之洞全集》。如台湾学者苏云峰的专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所使用的“张之洞史料”主要为20世纪20年代张之洞的门生王树楠等整理编辑、1963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由于各种原因，民国版《张文襄公全集》约350万字，存在“全集”不全、真伪杂糅的缺憾。20世纪90年代河北版的《张之洞全集》在民国版《张文襄公全集》的基础上增加了450万字，但仍有不少遗漏和谬误。而2008年的武汉版《张之洞全集》虽然仍以民国版《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却增补了大量新史料，字数竟多达1275万字，“比民国版《张文襄公全集》多了7802件，也比做了大量辑佚工作的河北版《张之洞全集》多了3473件。仅拿奏议为例，底本收奏议732件，该书收3108件，是底本的4.3倍，而且81.3%是新增的”[85]。当然，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亦存在某些瑕疵，但该版本是目前研究张之洞最权威最翔实的资料，对与之相关的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外，除了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之外，2008年吴剑杰编著的《张之洞年谱长编》[86]、2012年广州图书馆主编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87]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藏的部分“张之洞档案”[88]都为近年来张之洞相关研究的纵向推进提供了史料基础。

其三，与湖北早期现代化相关的报纸杂志史料，诸如全国性的《时报》《申报》《东方杂志》和地方性的《汉口中西报》《湖北商务报》《湖北地方自治会研究杂志》《湖北官报》等都记载了大量关于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地区的政经情形与社会风俗，是研究湖北早期现代化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全国性的《时报》和《申报》，如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引用了大量的《申报》史料，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则引用了大量的《时报》史料。相比之下，对近代湖北地方性报纸杂志史料的挖掘则略显不足。不过，“略显不足”是与《申报》和《时报》的充分利用相比较而言，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湖北地方报纸史料也十分重视，如周积明等即利用《汉口中西报》发掘出的“新史料”来探讨湖北咨议局的若干历史细节和晚清湖北的立宪运动。[89]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四，由日本人编撰的湖北地方论著或报告是研究湖北区域史必须关注的珍贵史料，近年来这部分史料的翻译也有了重要进展。从19世纪60年代起，日本逐渐加强了对华的情报搜集工作，内容细致、丰富之程度令人瞠目。例如，由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1907年写作的《汉口》对后世影响颇深。《汉口》的写作目的在于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情报服务，史料价值极高，“与其说是一部方志，毋宁说是一份实现报告，即：把百年前的汉口绑上手术台、装进试管里加以精细解析和检验的实验报告，这样说毫不为过。张择端从视觉上以‘清明上河图’这一艺术形式，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盛景；而水野幸吉则从实证的、客观的角度，通过运用大量的数据揭示了晚清汉口的实况”[90]。《汉口》一书最早于1907年由东京富山房出版，1908年上海昌明公司出版了中译本。但是，上海昌明公司出版的中译本并不易于学人搜寻，在翻译上也有些许瑕疵。而2014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武德庆的《汉口》译本，极大地方便了今后的研究者。另外，2011年李少军编译的《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91]也十分有裨于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研究。然而，必须指出，还有一些日本人收集写作的湖北史料，诸如《游历鄂省西北部》[92]、《支那省别全志·湖北省》[93]等，或因查阅不便，或因语言障碍，并未得到大陆学人有效利用，一部分研究即使引用，也多为转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中译本，以惠及学林。

其五，以往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成果中，民国版的《湖北通志》作为史料利用较多，其他的地方志，如汉口、武昌、汉阳、黄州、荆州、宜昌等地方志挖掘利用并不充分。另外，湖北的地方档案中，如汉冶萍公司档案、湖北咨议局档案、武昌起义的档案等，也蕴含着关于晚清湖北现代化历史的丰富信息。以卷帙浩繁的汉冶萍公司档案而言，它涉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包含大量的会议记录、账册、条约、函电、公牍等，都是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近年来，湖北的地方史志重新得以整理和出版，如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收录比《中国方志丛书》湖北府县志部分更加全面，不仅有拾遗补阙之作用，而且便于学人搜集查阅。档案整理史料方面，一些新的档案史料整理已经完成或正在开展，这些工作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二）构建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现代化理论是首要难题

既然是区域现代化研究，首先应阐释“现代化”，而阐释“现代化”，则首先需厘定“现代性”，“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定义，部分学者完全照搬布拉克（C.E.Black）的学说。布拉克指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系指诸先进国家（即现代化社会）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共同特点。因此，所谓‘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形成这些特点之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指西方传统社会体制，自十五世纪科学革命以后适应迅速变迁之功能的过程。人类就在此求变过程中带来空前的知识累积，并有能力用之以控制随科技革命而来的四周环境。”[94]可以看出，布拉克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理解和阐释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迹。“现代性”主要指“先进国家（即现代化社会）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共同特点”，而“先进国家”毋庸置疑是指西方国家，这样，“共同特点”其实就是西方的特点。“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源自“先进国家”的“共同特点”在其他非先进国家形成的过程。如此，即是把现代化看成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或者扩散的实践过程，从本质上讲则是一种西化的过程。

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总结深化而来的，并不一定适合研究中国历史。值得欣喜的是，现代化理论虽然源自西方，但经过中国学者诸如罗荣渠、董正华、虞和平、杨念群、章开沅、冯天瑜、周积明等学者的咀嚼消化，已逐渐呈现中国化特征。但是，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等诠释定义依然众说纷纭，而如何将其应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研究之中则更是难中之难。构建适合湖北之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现代化理论是摆在任何研究者面前的首要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仍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努力。

（三）“两对关系”是深化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的关键点之一

“两对关系”是指“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笔者认为，如何阐释“两对关系”是深化湖北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关键点。

“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存在一种既为“因”又为“果”的复杂重叠关系，将“革命”纳入到现代化整体研究框架之下，探讨“革命”的现代化价值和意义，正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和理论贡献。[95]

“革命”与“现代化”的联系紧密，不关注“革命”，就不能完整地、深入地了解“现代化”。胡绳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96]还有学者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本身即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运动”[97]，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考察其是否到位？是否过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98]

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汉，因此，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更应该将“革命”纳入到现代化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下。不仅要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意义，也要论述“革命”的现代化价值和意义，系统地考察“革命”与“现代化”之间既为“因”又为“果”的复杂重叠关系，可以拓展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直以来，在现代化视野下对武昌起义的探讨并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论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往的研究者多把“传统”因素简单地看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忽略了“传统”对现代化的有益促进作用。罗荣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具体的传统中，“有很多东西是阻碍现代化的；有不少东西则可以促进现代化或可以转化为适应现代化的因素；还有一些东西具有广泛的相容性，与现代生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还有一些东西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对现代化起正面或负面的影响”[99]。

“传统”并非都是僵化的形态或者注定被现代化浪潮所涤荡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传统还是现代化进程的主动要素。思考湖北现代化进中“传统”对现代化的能动作用，特别是以往研究中常常忽略的“传统”对现代化历程之正面作用，可以深度解读“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联系。同时，还能够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价值，“无论‘现代化’包含什么别的东西，它一定包含社会认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现代化包含社会记忆的感受和制度。社会记忆的制度创造了‘无时间性’，而这种‘无时间性’即我们习惯认定之‘传统’”[100]。

（四）从内部探寻湖北近代变迁是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应该从外力冲击里寻觅，还是应该从内部脉络中探找，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从外力冲击里寻觅湖北历史的近代变迁，理论依据是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冲击—回应”诠释模式。该模式对中国本土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卷，1860—1916）》为例，从该著的研究框架来看，“冲击—回应”的取向统而贯之：第二章用部分篇幅介绍了外力的冲击之后，核心部分的第三、四、五章则为充分论述冲击之后湖北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和社会上的反应。

“冲击—回应”诠释模式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若不能限定解释对象的范围边界，必然会导致对此诠释模式的滥用。柯文把19世纪的中国历史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三个不同层带。最外层带，“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人侵略的回应，或者是入侵产生的后果。这一层带包括的现象颇为繁杂，例如通商口岸，近代兵工厂与船坞，像王韬一类的报人，基督教徒，像总理衙门和海关这类机构，向外国派遣的中国学生与使节等”。这一层带最适合使用“冲击—回应”的分析模式。中间层带，“包含的历史侧面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太平天国，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宫廷和官僚政治，排外主义和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等现象都可以包括在内”。这一层带西方的冲击只限于产生某种影响而已，按照“对受西方影响的局势做出受西方影响的回应”思路更恰当。最内层带，“所包括的晚清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则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在这个层带中我们可发现，除了变化缓慢的文化属性，诸如语言和书法外，还有本土的思想，宗教与审美的表现形式；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与风格；以及古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风俗习惯与制度”[101]。这一层带则必须摆脱“冲击—反应”诠释模式的桎梏。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柯文关于三个层带的解释，但也认为不能滥用“冲击—反应”的诠释模式。“冲击—反应”可以用于解释湖北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现象，却不能统而贯之。“冲击—反应”诠释模式很容易误把冲击湖北的外力因素归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冲击湖北的外力因素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变量。汉口开埠之初，最先来到湖北拓展势力的是英国，其后是俄国、德国等，日本则为后来者。50年间，各个国家在湖北的实力并非不变，而是此长彼消，相互博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冲击—反应”诠释模式掩盖了晚清湖北现代化历史的阶段性特征。从汉口开埠之始到张之洞督鄂之前，湖北现代化以通商口岸汉口为中心，主要为商业现代化，基本没有波及湖北其他地区。张之洞督鄂之后，湖北的现代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系列工业化建设在汉口以外的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现代化也开始向湖北腹地推进。张之洞离鄂后到辛亥革命之前虽仅有短短4年，湖北的现代化却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表现为政治的现代化革新与转型。因此，从汉口开埠到辛亥革命的50年间，湖北的现代化历史可以分为特征明显的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风格迥异：“汉口的近代转型是内生型的，具有深厚的传统商业基础，先于张之洞督鄂而启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是移植型的，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及机器得以完成，可以视为英国模式的翻版。客观而论，汉口的近代转型与张之洞‘湖北新政’分别代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相互推引，又风格各异，共同构成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102]而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由于滥用“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看到的只是冲击之后湖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整齐划一的回应，完全不能窥视晚清50年间湖北现代化的动态进程和阶段性特征。

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进程，若从外力冲击因素着手，不仅忽略了一些与“冲击”无关却对湖北现代化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侧面；而且这一思路很容易把某些与外部“冲击”只有部分关联的事件全部归结于对外力冲击的“回应”，其实，这些事件相当程度上是对本土力量的“回应”，外力冲击仅仅作为一种触媒诱发了本土力量的“回应”。以笔者熟知的光绪十七年（1891）宜昌教案为例，该案貌似一起偶然突发的涉外案件，实质上则是由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密谋煽动，利用、操纵民众的“排外情绪”，既获得了教会大量的不义之财，又致使朝廷为此付出巨额赔款，甚至奢望中外因此开战从而能够趁机取而代之。“从表面上看，清政府可以迅速控制诸如宜昌教案之类的突发事变，社会控制效能看似卓有成效，其实未必尽然。仔细深思，控制的背后也显露出更大的失控，社会危机亦愈加严重。”[103]诸如此类事件，虽然受到“外力冲击”而发，甚至被冠之于“涉外”，却不也能以“冲击—反应”取向分析解释。

因此，笔者认为，从内部脉络探寻湖北历史的近代变迁是研究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五）非武汉地区的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是今后的重要着力点

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客观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湖北现代化研究必定要出现区域性研究的失衡。以往湖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视野过度集中在武汉地区，偶尔涉及受外力冲击较为明显的通商口岸宜昌、沙市，忽视了湖北其他的广大腹地。

罗志田曾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近代中国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益明显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104]。这段论述以整个中国为空间范围，其实，由于近代湖北省境内各个地方受到西方的冲击强度差异明显，省域内各个府县之间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并非整齐划一，亦呈现出“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笔者认为，以现代化的进展情形观察晚清之湖北，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以汉口、汉阳和武昌为一个“世界”，汉口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宜昌、沙市及其传统的商业重镇老河口、樊城为一个“世界”，除此以外的地区诸如郧阳府、施南府等则又是一个“世界”。这三个“世界”在湖北现代化的语境中，表现出多层次不同的历史具象，不仅三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各异，而且三个“世界”现代化发展速度也并非同步。

毋庸置疑，研究者把目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汉口、汉阳和武昌是必要的。虽然晚清湖北省域内的现代化进展情形从地区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但这三部分中汉口、汉阳和武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亦最为重要。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即具有典型的极化效应，率先起步的汉口、汉阳和武昌形成了湖北现代化的核心区。然而，湖北现代化的核心区形成之后，扩散效应却并不显著。湖北的区域现代化并没有迅速由核心区域向周边辐射和传导，相反，湖北其他地方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点举步维艰。晚清湖北现代化进程为何出现这种极化效应显著而扩散效应不彰的现象？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汉口、汉阳和武昌之外的地区入手研究寻找答案，这正是研究那些地区的价值所在，也是今后晚清湖北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以上五点，仅是笔者一家之言。由于学力尚浅，多有不浅陋之处，以期抛砖引玉，投砾引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