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饮料之一：茶

第一节 茶的生产

一 茶的分布

元代，饮茶已成为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一种流行嗜好。农学家王祯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1]元代民间谚语：“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2]可知茶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王祯在他的著作《农书》中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皆有之”。这句话实际上是从前代有关著作中抄录的，但对元代大体上是适用的。从现存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的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江浙（包括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其次是四川、云南等处。当时茶的生产，主要是在江、淮以南地区，元朝政府有关茶叶产销的规定，便称之为“江南茶法”。管理江南茶税的榷茶都转运使司设在位置适中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江南重要的产茶区，有浙西的湖州、常州，福建的建宁，浙东的庆元，江西的龙兴等。四川也是一个产茶区，川茶是北方茶叶的重要来源，至元五年（1268）“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3]元代在四川设盐茶运司，兼管井盐和茶的产销。四川的雅州（今四川雅安）以产茶闻名，著名的蒙山就在其境内，但后来雅州划归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4]。此外如达州（今四川达州）“州南西山产茶”[5]。陕西金州石泉县有“茶园”[6]。广州路（路治今广州）“茶诸县并出”[7]。云南亦产茶，“金齿百夷”（今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8]。

二 茶的产量和运销

元代茶和盐一样，都是国家专卖物资。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管理茶的销售。大体说来，茶的销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收茶，给予茶户一定代价，然后“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另一种是“官为置局，令客买引，通行货卖”。“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9]“引”就是政府机构颁发的销茶凭证。两者之中，以后一种为主。

至元十七年（1280），“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一锭折合50两（贯），按此计算，茶税所得为120万两（贯）。上税的茶应为50万引左右。每引90斤，50万引应为4500万斤。但是，到下一年茶课便“增二万锭”[10]，亦即44000锭，这就意味着上税的茶已达90万引左右，折合8000万斤左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增引税为一十贯”。元贞元年（1295），茶税收入达83000锭。至大四年（1311）为171131锭。皇庆二年（1313）更增至192866锭[11]。按此折算，上税的茶已近100万引。延祐五年（1318），元朝政府“用江西茶副法忽鲁丁言，立减引添课之法，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通办钞二十五锭。七年，遂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一锭”。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江西茶运司上报说：“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另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100万引为9000万斤，加上另斤草茶1308万斤，则江西茶运司管辖范围内上税的茶已在1亿斤以上。加上直接上供宫廷的贡茶和四川、云南等地的茶，无疑为数更大。

元朝统一以后，全国人口登记在册的有1319万余户，5883万余口。以后再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登记。若以此数计算，每年每口平均饮茶应有2斤甚至更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元朝政府的“茶课”，是政府规定的指标，并不符合实际，“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客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12]。即使如此，我们将它打个对折，平均全国人口饮茶亦在1斤以上。茶叶产量之巨，反映出当时饮茶之风的普及。当然，数量的巨大，必然带来质量的降低。

茶商从政府所设机构中买到茶引，便可到指定地点取茶，然后再运销四方。客商运茶到江北，要另行纳税[13]。由于茶叶生产过多，加上百姓穷困，买不起茶，以致茶叶滞销。元朝政府有时便采用强行派购的办法。买茶饮茶竟成了一项封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