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程小强兄的博士学位论文《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这大约是因为我以前出版过《张爱玲传》《张爱玲十五讲》两部著作而引起小强兄注意的缘故。不过最近这些年，由于研究志趣日益转移到相对“偏僻”的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我对张爱玲的关注不免减少，对其“晚期写作”的研究现状就更缺少深入观察了，故而面对小强兄条理清晰而又裁断精准的新著，就不敢以年长者自居，而更多是作为读者与同道，谈几点新鲜的阅读感受。

历来学术研究，皆注重从基础文献入手，或从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或从旧材料“别有心裁”而另出“高明论断”。小强兄这本张爱玲研究新著，于这两层都有明显的收获。源出萨义德的“晚期写作”概念，近年在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激活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有关沈从文、孙犁、周作人、茅盾等文学大家的“晚年写作”，已颇见专门之研究（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些研究，不但深化了有关作家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叙事世界的研究，也往往从不同侧面挑战、重构并丰富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比较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埃斯卡皮说，人们对于作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三四十岁时的样子，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目前读书界心目中的“张爱玲”形象主要是由她二十二三岁时（1942—1944）两部薄薄的集子（《传奇》《流言》）建构的。但以创作数量论，目前可见的张爱玲“晚期写作”其实已大幅超过其“少作”。更重要的是，张爱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只有经由晚期文学的研究方能澄清，如《金锁记》是否代表张爱玲写作的“主流”、主体经验介入的成败得失等，倘若缺乏前后“对照”是颇难辨析清楚的。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就张爱玲“晚期写作”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自己撰写《张爱玲十五讲》一书时，虽然也涉及《小团圆》等“晚期写作”，但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她1955年赴美之前的作品之上，对她后来辗转美国、中国香港之间的诸多剧本则缺乏关注。

这部新著正好弥补了目前张爱玲研究的缺失，其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张爱玲“晚期写作”发生在她移居美国之后，其时她不仅个人生活步入“哀乐中年”之境，写作环境也从上海时期的“左”“右”互搏变换为异域写作的文化冲突/隔膜。虽然欧美（主要是欧洲）一度是张爱玲的向往之地，但那多少是“想象的异邦”，一旦真的身临其地，跨语境叙事的压力可想而知。这种变化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迄今尚未在研究中得到必要呈现。因此，小强兄新著的出现是敏锐而及时的，对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乃至现代文学史研究皆有补足“短板”的意义。这部书稿，由张爱玲而涉及的重要文学史问题颇为纷繁，如死亡、爱欲、绝望、虚无、国家主义，等等。对这些深浅不一的文学/哲学问题，小强兄都予以了体系化、反思性的解读。其中尤令我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妥协主义”概念。以前章学诚论学，言天下学问，莫不出于“沉潜考索”“高明独断”两途，而“妥协主义”一说，大略近于后者。这是小强兄从张爱玲自己的论说中提炼出来的。在与友人宋淇的通信中，张爱玲说：“人生本是compromise[妥协]，有许多时候反而因祸得福”“美国人总说要really live[实在地活]，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尤其在动荡的乱世，更应该享受”。这一概念，抓住了张爱玲人生与写作中的核心秘密，颇可以用以理解张爱玲之于普通人现实安稳的喜悦。而我自己一直用以阐释张爱玲的“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叙事哲学也可以从“妥协主义”找到根据。而由此，更可以找到与晚期张爱玲“对话”的通道。小强兄认为，1956年之后的张爱玲，其文学关键词就是回忆，追忆往昔，“重新创造失去的时间”。这亦是精当之见。实则“妥协主义”在张爱玲写作中是贯穿始终的。妥协主义者，“妥协”于现实，无论这现实是个人受挫还是政治专制。他们无意于改革，疏远于不甘屈服的反抗，而着眼于眼前温暖可触的一切。自然地，随着青春的流逝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家”的丧失，承载着曾经“透亮”的生活过的记忆，就成会成为张爱玲写作的主要用力之处。她早期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已有这种“回忆的诗学”的倾向，晚期写作系念于此就更是势所必至了。

亦因有“哀乐中年”的万般体验为底，晚期张爱玲甚至多了一些青年时代还不曾有的单纯与深沉。这部新著援引的张爱玲《易经》中的一段话，同样令我感慨系之。这里有青年时代张爱玲不曾陈述过的爱之体验与人生嗟叹：“她觉得过了童年就没有这样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对此，小强兄略有批评之意，将之命名为“隔世感”：“人生就如一出古戏，从过去到未来，永远唱着，永远的死寂，永远的局外人；人生也如一场梦，梦醒了却不知今世今时何地何年何月；人生就是那些走完了残台破阶之后的终极无路。”不能不说，这是敏锐的判断。不过在人到中年的我读起来，仍然是“心有戚戚焉”。

这些精当贴切的见解与阐发，无疑是建立在小强兄对研究对象“同情之了解”的基础上的。不过，就“贴合”而论，在张爱玲研究中还不能完全构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实在而论，在当今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张爱玲不仅是一个文学史上业已完成“经典”建构的作家，而更是一个被消费的文化偶像。然而在消费潮流之下，小强兄并未泥陷其中，相反，他的独立不羁的研究个性如此鲜明地不苟同于时代。这在两点上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对张爱玲投降主义的剖析与批评。他认为，妥协主义者若生逢乱世，譬如异族入侵，是很容易沦为投降主义者的，如北平沦陷后的周作人，如港战时期的张爱玲。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态度上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影响到了张爱玲的文学书写，譬如当“失去责任的底线”时，“好多滑至边缘的软性人生——人性样式就被不负责任地推出，如《色，戒》大抒汉奸作为普通人的人性之弱与人性之常”“（张爱玲）缺失的正是人性应有的基本底线和对责任意识的维护，即文学应该召唤一种健全、优美、自在的人性，具备严正的担当意识，即使叙写人性之恶，起码也应具备基本的批判性视野。这点也正是张爱玲文学叙事的根本缺失。”二是他对张爱玲晚期写作的整体价值的判断。他认为，“张爱玲晚期文学最大的功用在于解决了其一生文学叙事的发生学问题，晚期文学成为其一生人与文的最重要注本”“这是张氏晚期文学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意味着，张爱玲晚期文学的独立性不足，创新度不够”。这种判断多少会引起同行之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价值的怀疑，但小强兄唯以客观、冷静的判断为追求，这多少体现了青年学者不多见的不阿世、不趋众的批评原则。刘勰所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大约亦如是矣。

这部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只是小强兄的博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他的研究还涉及“十七年文学”研究和路遥研究。我与他的结识，也因为在研究领域和趣味上的多重相近。记得是在去韶山毛泽东旧居的途中，他给我推荐过从维熙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并大力称赞从维熙的“见证式”叙述及思考。这是偶然的相逢，日后又因为其他事情而有了不少交集，我深深感受到了他埋藏于心的有关历史的澎湃热情，以及精细沉静的学术气质。两种不无矛盾的性格特征，兼具于一人，令人称奇、称赞。这无疑是他走向更宽阔的学术道路的保证。

是为序。

张均

2018年3月30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