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秦族群迁徙与淮河流域的族群演化

早期的女娲部族主要活动在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西部一带，而伏羲部族则为东夷族的一支。当这两支部族因迁徙而相会于以周口为中心的河南东部地区以后，便产生了大融合。随着部族的融合，两种不同体系的神话传说也在相互交会中得以丰富、发展和变异，并产生新的“洪水逃生”“龟为媒”“滚磨成婚”和“抟土造人”等系列神话传说。新的神话传说使二人由部族英雄上升至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神话的传播与变异反映了早期民族迁徙与融合过程。

神话传说中的帝俊是崧泽—良渚文化区的始祖神，良渚文化中的神人、神兽、神鸟三位一体的“族徽”是对帝俊神话传说中一些重要因素的具体注解。当崧泽—良渚文化北渐之后，其代表着原始宗教意义的族徽也随着族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而被带入大汶口文化区，并为大汶口文化所吸纳、改造，将良渚部族中关于帝俊与十日的传说继承下来，并把鸟与太阳组合起来，从而形成了鸟负太阳或三足乌载太阳飞行的文化意象。这种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信仰被后来形成的东夷族群所继承，从而成为东夷原始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先秦时期，随着周代华夏文化圈的逐渐形成，各族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感也随之加强，于是就形成了以中心区为华夏族，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四方异族的五方观念。其中东夷族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族群的先辈在新石器时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夏、商时期多次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所以夏、商也曾数次出兵征伐东夷，并为此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在商王朝后期，商纣对东夷的征讨间接地加快了商人灭亡的进程。西周初年，东夷部族参加武庚之乱，使周成王下决心解决东夷问题，所以命周公东征。经过三年的征讨，消灭了以奄等为核心的东夷叛乱的主要力量，并将徐国等原来生活于鲁中南的东夷国家驱赶至淮河中下游一带。经过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与中原诸侯的多次征讨，东夷族群发生大分化。由于不断迁徙，使东夷族群的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不同时期便形成了夷、东夷、淮夷和南淮夷等多个不同的称谓和概念，这种称谓的变化也反映了东夷族群在夏、商、周三代族群演化的历史。

东夷族群并不是由单一的氏族、部族而发展形成的，它是由多个不同的部族最后经过漫长时期融合而成的。由于生活于同一区域，在文化上从相互碰撞，到自觉交流，又到相互学习、吸收、融合，最终实现文化的趋同，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同一文化基础的庞大群体。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都可以视为东夷族群所创造的史前文化。

早在夏商两朝，淮河流域就是方国林立的区域，夏商王朝对之或安抚、分封，或武力征讨，但这一带仍然没有能纳入夏商两代的核心统治区域。周代采取分封制，大量的姬姓子弟和其他族群后裔被分封到淮河流域，诸侯国的族源几乎包括了上古时期大部分古老的部族。如周王室姬姓的息国、蒋国、赖国、道国、顿国、蔡国、应国，炎帝族的弦国、许国、胡国，东夷族嬴姓的黄国、江国、养国、莒国，东夷族偃姓的英国、六国、舒国、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舜之后裔妫姓的陈国，柏皇氏之后裔柏国，尧之后裔祁姓的房国等。

在整个西周时期，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依然是威胁周王朝的主要外部势力。经过西周历代君王的东征和齐、鲁两国的讨伐，原本生活于胶东半岛和鲁中南的东夷族已不足为患。然而从这里迁到淮河流域的东夷族和原本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则形成了另一庞大的势力，这便是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史书和金文中多次提到的“淮夷”和“南淮夷”。当以炎、黄等为核心的“中原族群”业已逐渐形成且在文化上基本达到共识的时候，而淮河流域除姬姓以外的很多诸侯国仍然保持着其各自的族群文化习惯，有着深刻的族群意识。

当代表着强大的南蛮势力的楚人进入淮河流域之后，吞并了淮河流域的诸侯国，占有其土地，在其国土上设立郡县，或将其王室成员南迁至楚国本土，或就地疏散、安置，并让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们混居、杂处。经过500多年的经营，不仅结束了淮河流域诸侯林立的局面，同时也有效地使这一区域不同部族、族群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为秦王朝“编户齐民”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也使这一区域在汉代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汉民族文化圈。